中国杜绝“日本病”的方法

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在2009年末已经持平甚至略微超越日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沾沾自喜，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忧思。最直接令人担忧的事情，就是中国会否染上“日本病”。

所谓“日本病”，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赶超美国经济时逐步染上的严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体制僵化等病症，它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

“日本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内需不足，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因此，日本和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本国货币升值压力持续存在。在此情况下，外资、游资不断涌入，使本国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不断高涨，导致本国竞争力长期难以提升。

二是在本国高储蓄率及外资期待本币升值的背景下，资产价格长期处于超高水平，资产泡沫持续膨胀，导致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内超常规繁荣，而泡沫一旦破裂，又反过来导致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破损，使金融机构背上沉重的呆账负担；而政府没有恰当地救市，又导致本国金融机构不能创造贷款、不能提供流动性，最终使得实体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泥潭。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日本病”的征兆。首先，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经济在其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例。中国目前的水平在65％～70％之间，而日本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比重也未超过30％。再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已经达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的1983～1987年间，这一比重最高也不过是4.1％。

其次，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09年未、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达35～40倍左右，这与日本经济高峰时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相差不远；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的房价与租金比已高达30倍以上，许多大城市的住宅售价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例已达到15倍以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中国的投资率在近年来持续维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投资率也在39％以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达到50％以上，而日本很少达到这一水平。

尽管如此，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染上“日本病”，而且，中国有两个理由可以杜绝“日本病”。

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时期低许多，因此。经济调整的空间也要大很多，中国完全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自身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理由，中国经济的规模潜力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以上，蕴藏着比日本大得多的国内市场，只要我们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启动国内的大市场，走出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从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

大国与小国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既可以产生大企业，也能够催生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产业和技术，它们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动力。

为了根治“日本病”，我们必须坚持走大国发展道路。为此，急需两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想方设法提高内需。从短期来看，这有赖于通过坚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带动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上升、内需的提升，并相对较快地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这有利于改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

第二是必须在资本市场上下工夫，不断扩大这一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为占GDP比重高达170％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资方向。以此化解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

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通过资产供给扩张的方式，使深沪两市A、B股的总市值从2009年底的24.39万亿元提高到50万亿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同时，巨大的资本市场也能够自如地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冲击。到那时，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就可以最终放开，人民币国际化的美好前景也将成形。

当然，杜绝了“日本病”，中国也可能患上自己的病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结构和体制上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最终在人均发展水平上赶上日本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