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意义的生成与流变

[摘要]电影《被告山杠爷》表现了传统的乡村秩序与现代法制秩序的内在冲突，乡村治理从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艰难与复杂。电影《马背上的法庭》表明现代司法体制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前行。两部影片表达的意义具有生成与流变性，表现在场景、结构、情感、语言与侧重点等方面。

[关键词]人治；法治；电影意义；生成与流变

一

2006年9月9日，在意大利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中国电影《马背上的法庭》荣获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这是导演刘杰的处女作。这部影片还被作为建党85周年的献礼片。影片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描述在云南宁蒗地区，法官们执法的艰难历程。五十几岁的法官老冯，因政策变动而离开工作岗位的摩梭族书记员杨阿姨，还有第一次下乡参加马背法庭的彝族大学生阿洛是影片主人公。该片描述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与冲突，以及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与当地村民以及他们的习俗、村约之间的冲撞。

由此，让我们联想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电影《被告山杠爷》。该片是1994年国产片的扛鼎之作，荣获第18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该片同样也是范元的导演处女作。该片描述了一个叫做堆堆坪的地方――“一个具有化石意义的小村庄”。这个村庄的支书，也是这里的最高党政领导人山杠爷，在处理村民事务的过程中，以传统的人治方式处理了强英虐待婆婆的事情，逼其自尽，县里法院苏琴等前来调查，发现了一系列山杠爷的作为与法律相冲突的事件，最后山杠爷被法院的车带走。

这两部影片都是关于中国法治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被告山杠爷》描述了中国由人治到法治过程中的阵痛，即“人治的黄昏与法治的朝阳”。而《马背上的法庭》所描述的，正如导演刘杰所说，“在这里现代司法体制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前行”。两部影片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所传达的意义存在着一个生成与流变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脉络中，两部影片的结构、情感、语言、场景与侧重点等方面构成了其意义生成与流变的内容。

二

山杠爷在中国乡村是一个典型的人治的代表人物。强英因虐待婆婆引起了公愤，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当众处罚了她。强英既不服处罚又不改正，被捆绑游村示众。当晚，脾气倔犟的强英就上了吊，死在山杠爷门前。苏琴在调查中了解到，因种责任田，私拆了明喜给他妻子的信，以证实地址；王禄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被山杠爷派民众关押；腊正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被山杠爷当众打了耳光，还被停止了党员登记。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山杠爷作为以伦理文化为根基的人治典范，完全是以家长式的和宗法制度的代言者的身份来行事的。山杠爷受到以苏琴为代表的法治权威的挑战，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律的惩罚。

《被告山杠爷》揭示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感情上经受了煎熬与阵痛。这部电影作为“一部出色的政治文化寓言‘非常’富于历史深度与现实冲击力”。影片所传达的意义是很明显的，突出传统的乡村秩序与现代法制秩序的内在冲突，乡村治理从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艰难和复杂。

《马背上的法庭》，作为一部构思巧妙的电影，也十分具有典型意义。影片源自现实生活，然后高度浓缩与艺术化。象影片中所描绘的地方，在中国有近千个。影片在描绘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的生活习俗、美丽景色的同时，表现了法治在实行过程中的艰难。妯娌俩个为争一个泡菜坛子也要闹上法庭；罐罐山（坟地）被猪拱了，也要法官出面解决；办案过程中，国徽与马被盗；阿洛岳父的村民公约与法律发生冲突。在这里，小事对于村民来讲往往就是大事。

《马背上的法庭》与《被告山杠爷》在所传达的意义上具有转承性。山杠爷是中国社会由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过渡的典型代表，而以老冯为代表的法官在实行法治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阻碍与困难。老百姓虽然基本具备了进行法治的观念与行为，但是旧的习俗、传统、公约还在制约着法治化进程。“马背上的国徽”，在此极具象征意义与深刻内涵。总之，《马背上的法庭》揭示了“文明边缘地带法律与乡俗的碰撞”，表现了法治化进程的艰难。

三

上述两部影片在传达意义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也表征着其生成与流变的内容。两部影片在场景、结构、情感、语言与侧重点等方面存在着相似与共同之处，同时亦存在着变化与差异之处。

《被告山杠爷》与《马背上的法庭》所选场景极具有相似之处。前者所选场景是四川偏远山区的一个村庄，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落后，但很淳朴。村民都习惯了山杠爷对村子的治理，把他作为“父母”来看。后者所选场景是云南一个偏远贫穷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这里还残存着母系社会的遗迹。人们虽然相信法律，但是当地习俗、村民公约、女长老还是很有权势。此外，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地方方言，一方面与场景相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影片存在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影片在传达意义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结构也具有相似之处。《被告山杠爷》采用了散文化的结构，运用顺时与闪回的手法，围绕着苏琴等调查的深入与山杠爷查找“告状者”的主线展开，叙述了一系列有关山杠爷对山村治理的事件。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冲突，一个是明的冲突，即山杠爷的人治和心安理得与苏琴等法官的法治和步步紧逼；另一个暗的冲突是山杠爷与其孙子虎娃之间关于法律的讨论，山杠爷不信法律，而虎娃想弄明白事情真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闪回手法的运用也回应了传统的根深蒂固。《马背上的法庭》也是采用了散文化的结构，运用顺时的手法，围绕他们行走的路线展开故事。这里也存在着两种冲突，一个是法官与当地村民之间关于法律方面的；另一个是老冯与阿洛关于执法方式上的冲突。

两部影片都自觉运用情感的力量，来更好地表达意义。《被告山杠爷》中，山杠爷在治理村子的过程中虽然采取了一系列非法治的手段，如游街、关押、私拆信件等，但是村民对山杠爷怀有很深的感情，大部分都自觉服从山杠爷的指令，把他作为家长来看。当调查组来时，村民都不理解，认为山杠爷是好人。在片尾，当山杠爷被法院的车带走时，一句“杠爷”的画外音，撕心裂肺，增添了影片的悲剧性与感染力，发人深思与反省。山杠爷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山杠爷的痛亦是民族的痛――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

《马背上的法庭》的主人公老冯，表征着新时期法官的形象。但老冯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以致妻儿都离他而去。而老冯与杨阿姨若有似无的情愫更为打动人。二人在工作中配合十分默契。夜晚，燃着火炉的小房间里，杨阿姨沉默的背影；清晨，老冯离开之前扔到房顶上的那颗刚刚掉下的牙；山路上，老冯与马渐去渐远的身影；房间里，杨阿姨悄然垂下的眼泪；都在诉说着这段如山谷般静寂悲凉的感情。这段感情，说明了法官生活的境况，也表明了中国法治化进程的举步维艰。影片通过“对人与人之间不露声色情感的描绘”，使得本片的主题更加鲜明而生动。

两部影片叙述与表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被告山杠爷》重点描述了由人治到法治过程的艰难；《马背上的法庭》则重点描述了法治化蹒跚前行的状况。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前者是后者的背景与基础；两部影片拍摄的时间间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老冯一行的马丢了，国徽被盗了，他们束手无策；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女长老，结果国徽找到了，马也给送来了。阿洛的岳父自行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村民公约，致使其他村民不再相信法官。这都说明，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人治的痕迹与影子。另外，两部影片中对主人公文化程度的交代也是别有意味的。山杠爷没有上过学，而老冯大专毕业。这说明文化教育对推进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四

从《被告山杠爷》到《马背上的法庭》，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两部影片所表达的意义是一个生成与流变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两部影片意义的生成与流变性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中国社会法律的普及、法治的构建，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需要许多人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与艰难的探索。作为电影艺术，在传达这样的意义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自身的艺术性，从而使电影的内涵更加丰富、深邃与厚重。电影拍摄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影像来记录与洞察事实、启示与表现意义，从而使影像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厚重的意蕴。

最后，说一下《马背上的法庭》对结尾的处理。通过影片最后的影像与声音，观众已经分明知道了老冯已坠落山崖。当然，编导的意图是想增添影片的悲剧性，表现法官的艰难与法治化的困境。但我认为，从表现意义的角度来讲，应该让老冯和马孤独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马背上驮着国徽，然后用长镜头表现出来，老冯和马的身影渐去渐远，最后定格结束。这样处理，一方面表明了老冯的坚强意志，同时也是中国法官与法治化的意志；另一方面，老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马背上驮着国徽，更符合导演刘杰所说的“现代司法体制在颠簸中缓缓前行”。

[参考文献]

[1] 耿国阶.《人治的黄昏和法治的朝阳》，《读书》.2006年第10期，第95页.

[2] 尹鸿伟.《马背将现实驮到眼前》，《南风窗》.2007年第2期，第85页.

[3] 周星.《20世纪90年代嘈杂多样的电影现实表现――百年中国电影现实表现概述之四》，《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6卷第1期，第7页.

[4] 王志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电影新作》.1999年第3期，第47页.

[5] 杨远婴.《中国电影中的乡土想像》，《电影艺术》.2000年第1期，第75页.

[6] 三错.《二元对立：2006年度中国电影全景扫描》，《艺术评论》.2006年第12期，第28页.

[7] 陈唯玮.《解读〈马背上的法庭〉之剧情篇：天然去雕饰》，新浪影音娱乐之自由评论，2006年10月24日.

[作者简介]邵建德，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