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与大黄蜂

福利国家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基本的经济保障，消除了贫困，把贫富分化降低到了低点。这些成就都毋庸置疑。但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这一切从哪里来？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

瑞典前财政部长、社会人ParNuder用“大黄蜂”来比喻“福利国家”的模式。众所周知，大黄蜂身体甚为硕大，翅膀则非常小，按照物理学常识，大黄蜂是飞不动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黄蜂飞翔性能如此良好，乃至美国的战斗机也以大黄蜂命名。北欧国家就像这样的大黄蜂，其中“过分慷慨”的福利，或者说吃福利的人口，就像大黄蜂的身体；而市场经济，或者说干活的人口，则像那又薄又小的翅膀。如果大黄蜂有其飞翔奥秘的话，“福利国家”自然也有在全球化竞争中制胜的秘器。

在21世纪，这种大黄蜂式的“福利国家”，明确地把“平等与效率相生”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其秘器是什么？在这方面近年来最为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灵活安全”。上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乃至欧洲经济面临普遍的危机，开始向美式的“市场个人主义”借鉴。在美式资本主义的信奉者看来，欧洲经济受困于政府过多的管制，需去除政府对市场的种种规约，鼓励自由竞争。只有采取美式那种“灵活”的劳动市场，大家根据契约来去自由，才能激发真正的市场竞争。但这套美国模式，在欧洲受到强烈的抵抗。最终刺激出一股新潮流，即“灵活安全”。这一派人士认为，完全可以跳出这种二元对立，把两方面所强调的原则结合起来。

具体而言，“灵活安全”发端于丹麦和荷兰，并波及周边地区，但归根结底是北欧“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中的“特产”。欧盟如获至宝，拿来作为“欧盟2020战略”的组成部分，用以指导各成员国改革劳动市场。

“灵活安全”的核心有“三大黄金支柱”：第一，创造灵活的劳动市场，使企业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解雇员工，员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而跳槽；第二，这种灵活，又是以安全的福利保障为基础的。员工一旦被解雇，就会被国家福利接过来，享受着接近原工资水平的收入；第三，职工在被解雇并领取失业福利的时期，立即投入再培训，根据劳动市场的需求学习新的技能。为此，政府与企业必须建构有效的、免费的终身教育体系。

长期研究日本经济的RichardKatz指出，这种“灵活安全”不仅比美国的“市场模式”有效率，比起日本、德国的“社会模式”也显示出了巨大优势。他在论述中指出：日本要走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与其学习美国，不如效法北欧的“福利国家”。他立论的出发点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即经济的增长、技术的进步，最根本的动力就是创新能摧枯拉朽般横扫旧技术和旧产业。这一过程完成得越彻底、越迅速，经济就越有效率。美国一直领导着这样的创新，看看滚滚不断的“外包”潮和人口十年内减少了1/4的底特律，创新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确实是毁灭性的。日本、欧洲一味强调保护工人利益，维持已经丧失了竞争力的企业，无异于作茧自缚。

但“创造性毁灭”的破坏性如果过大将会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企业“外包”愈演愈烈，就会导致几百万上千万产业工人失业，甚至流离失所，那么不仅这些人在长期的失业中会丧失劳动技能，其下一代也因家庭困顿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而陷入贫困。长此以往，不仅国民素质越来越低，而且基本的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事实上，比起欧洲发达国家，美国学生的学业偏差。美国每10万人中的监狱人口达到730，高居世界第一；与此相对，“福利国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及美国的1/10。更不用说，这种如脱缰野马的“创造性毁灭”在民主政治中会激反选民，大家最后干脆用选票终止“创造”。近年来美国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政治势力看涨，就是这方面相当清晰的征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M.Solow在20年前就指出，日本的产业工人之所以比美国同行有更好的技能，在于日本企业有着“终身雇佣”式的保障。当企业知道无法随意解雇员工时，就只能通过提高员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来竞争。德国的制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国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经过由员工选举产生的“工作委员会”批准才行，实际上很难解雇。企业要引进新技术，也经常要提出如何培训被新技术所替代的员工的计划。结果，每个职工的技能培养都有长远规划。在美国“灵活”的劳动市场中，企业没有动机培训职工，怕的是职工很快就跳槽或被解雇，培训的成本收不回来。长此以往，美国职工的素质就越来越低。

不过，日本、德国这种“铁饭碗”模式，也有着严重的问题。企业不解雇员工，就不得不维持一些已缺乏竞争性的职位，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弹性，“创造性毁灭”中那种旧企业不停地破产、新企业不断创生的局面就很难出现。

北欧的“灵活安全”模式，在这里显示了优势。在这种模式中，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对自己不需要的人可以随时解雇，失业者马上从国家福利中领取收入、接受再培训，掌握新的技能，能够适应新经济的需要，很快会被重新雇佣。当然，这样的体系必须通过高福利、高税收来维持。这种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阻碍“创造性毁灭”，而且刺激了“创造性毁灭”，带来的是企业的高效率与经济的高增长。当然，还应记住，“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是建立在低失业率基础上的。只有干活儿的人比例高，才能给暂时失业的人慷慨的福利。这一逻辑本身，刺激了整个社会对再培训的投入。终身教育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国家，国民一生都在学习中，素质当然会高得多。

日本和北欧在上世纪90年代初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然而，北欧国家经过痛苦的改革，进入21世纪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在本次大衰退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日本则陷入了两个“失去的十年”而不能自拔。研究者们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对既有的产业保护过分，企业替代率太低。在美国，IBM早已把自己的硬件卖给了中国，微软、Intel、苹果等代之而起。日本则还是索尼、东芝等老企业的一统天下。日本的创新，往往是通过在既有企业中建立一个分部的形式来完成。在国内市场中，日本的传统企业实际上维持着彼此间没有文字的“互不侵犯条约”，各自守护着自己的领地，避免竞争，推迟改造。研究表明，老企业比起新企业来引入新技术的速度低得多。不竞争的老企业更难进步。再看北欧，丹麦是欧洲企业替换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在这方面虽然远远落后，但比起日本还是高出不少。

“福利国家”的原则，是让国家来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责任，让企业集中精力追求效率。提出“大黄蜂理论”的瑞典政治家ParNuder在回答日本能从“福利国家”学习什么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传统是保护人，而不是保护工作。作为一个依赖出口的小国，我们根本没有本钱考虑保护我们的产业。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我们非常愿意变革。”他在谈及这种竞争性的奥秘时说：“我们创造了一个社会桥梁，使人们从已经不适合竞争的旧环境中走进新的环境。如果你想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你就必须有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他任命的另一位财政官员解释说：“这就像你购买保险以分摊风险一样，我们是通过公共税收所支持的福利，把风险分摊到了每个人身上。在日本，风险仅仅在公司内部分摊。这在我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以丹麦为例。2007年丹麦政府的“社会开支”（即公共福利保障方面的开支）占GDP的26%，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9%。丹麦的最高所得税率为63%，所有纳税人的平均所得税率为40%，而美国最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也不过35%。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只典型的“大黄蜂”。但是，这只“大黄蜂”不仅能飞，而且飞起来异常灵活：每年将近1/3的丹麦人换工作，其中11%是被解雇，另外20%是另谋高就。这种工作替换率在经合组织中是最高的。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