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如何参与改革决策?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许多重大决定的诞生，都离不开为决策者出谋划策的重要力量——智库。他们被称为“影响决策的人”，无论是官方智囊还是民间智库，总会受到领导层的重视。

“命题作业”和“自选动作”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时间跨度从1981年到2013年。

84岁的高尚全记得，中改院的一份改革建议递交后，国务院总理在一天之内让总理办公室主任打来两个电话，称“这份意见很重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则做了批示：感谢尚全同志的关心支持，请起草小组酌阅。

高尚全见证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巨大阻力下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经历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最终采取了几位“智囊”的意见，把“劳动力市场”写入文件。

在30多年里，中国为政策出台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意见的学者不计其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如何为决策者提供支持，往往蒙着一层面纱。

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是中央和国家部委向研究机构交办课题，“布置作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对记者说，中心所做的课题，有的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交办的，有的则是与各部委协作。

此外，研究机构自己会有大量的“自选动作”，结合特长对相关领域的公共政策进行研究。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农村改革一直是中改院长期关注的话题之一。1998年，中改院的课题组提出了要尽快“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期间，中改院递交了这份建议，“当时担任副总理的进行了批示。最终我们看到，决议中采纳了这一提法。”迟福林说。

咨询报告不超3000字

接受采访的多位学者表示，和一般研究的学术报告不同，智库向决策机构提交的建议报告，必须简明扼要，同时要提出站在全局角度的观点，不为任何既得利益代言。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原则上每篇决策咨询报告字数不超过3000字，“必须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 倪红日说，一般来说研究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广为流传的“383”报告为例，它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重大课题，大概是两年前启动的，当时很多部门和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

智库的“兴奋”与“遗憾”

在一次座谈会上，迟福林给时任国务院总理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次去农村的调研中，迟福林看到一位老人只有一条腿，家里还有一位老太太卧床不起。他问乡镇干部这样的家庭是否能得到补助，得到的回答是申请了3个月给了5元钱。“我当时和总理说，这事我听了很心酸。农村应该尽快建立最低救济制度”。

2006年，迟福林在参加总理主持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时，再次提到农村救济制度的问题。

第二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比原计划提前了四五年。“我们感到很高兴。无论是不是我们提的建议起了作用，但我们的建议和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迟福林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却有些遗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财政政策上面临选择：是继续适度从紧，还是调整为适度放松。时任总理朱镕基，要求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有关部委提出建议。

“我们建议应该扩大国债。”倪红日说，国务院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了国债发行用于基础建设。可是发债是有界限的，虽然中央重视风险控制，但后来一些地方政府突破了限制，大量靠发债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导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倪红日说，一些建议虽然在当时解决了问题，但如果智库人员在政策跟踪上做得不足，不能够连续地提供决策建议，可能就会留下遗憾。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