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如何迈过“坎”

中国近百年的经济有无数道“坎”，过得了，就发展；过不了，就发难。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近期在中国台湾发表演讲，开场白是：“中国经济现正面临我加入投资银行研究中国经济18年以来最困难、最不确定的时期”。

陶冬认为，今时中国有三道“坎”：影子银行、经济不长、通胀压力。

1.影子银行

2012年前，内地银行内的贷款被有效卡紧，无大问题。2012年起，内地银行通过信托公司贷出了巨额资金予地方政府和地产企业，影子银行的规模约等于GDP的44%。在2015至2017年间，将是这些贷款的还款高峰期。要担心的是：届时地方政府和地产企业能否还钱？之前会否通胀升，逼央行加息，因而引致大规模债务违约事件？

2.经济不长

内地首季出口增长14.7%，但其中有很多水分。比如，3月份内地出口到中国香港的金额为483.7亿美元，但香港海关数字只谓从内地进口了279.2亿美元。内地企业的库存仍高，汇丰公布的5月PMI初值为49.6，是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50的盛衰分界线。而PMI新订单预览值也只有49%，创8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3.通胀压力

H7N9迫使内地养殖农户提前杀鸡杀猪，数月之后，就会不够鸡、不够猪，通胀就会上去。年底时CPI有机会升至4%，明年会上5%。那时央行就要加息，一加息，虚高的楼价就会受压，影子银行、房地产一并串烧起来，就不好应付了。

陶冬提出了这三道“坎”，但也指出可能的解决方法。

第一是中央反腐只影响到高端消费，老百姓消费仍是有的，可以撑住经济增长于6%至7%间。

第二要进行体制改革，要打破国企垄断，开放服务业与民间投资，医疗、教育和文化产业都是有前途的行业。要发展服务业就要改革户籍制度，开放城市户籍与农民，让农民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所有的医疗、卫生、教育及退休基金等服务，拉动农村人口的消费。推动户籍改革是要资金的，开始最少要5000亿元，几年之后就是7万亿到13万亿元。这些钱最终可能要由国企承担，中央可能要求提高分红。这又涉及到既得者利益，怎样摆平？

对于陶冬所提出的“坎”，我也有些看法，不是“坎”有多大，而是怎样过这些“坎”。

首先，不要过急地去搞开放金融市场，也不要过急地将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产品的价值，不在于以快闪交易来谋取刀锋上的微利，而是在于要以投资来创富。这个富不是炒卖得来的富，而是将产品做好，能利民生始能兴邦。

其次，整顿中国这间“世界工厂”。中国今时需要的，是制造业的道德，不做害人的产品，而专心做好产品。工业要靠技术，但更要靠的是把产品做好的向上心。如果中国的产品做得好，你还忧人家不换人民币来买你货？中国不是没有这个做好的条件，不少世界名牌不是在中国OEM？如果中央能集中科研队伍，对一些高端科技攻关，三五年后，中国的制造业科技应有另番面貌。掌握了技术后，便要公开于民企，再由他们发扬制造，但要求其每年要拨出一定盈利去支持自己科研和中央科研。

第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一场金融海啸揭示，放任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会出乱子的。

第四，重习中国道德文化。日前内地公布，会引入中国台湾地区的中文教材，因为要借之以重习中国道德文化。笔者认为，这是天大喜事兼财路。比如，环球人口老化。要解决这问题，不是建病床，而是要使老人的机器不易坏，可以延迟几年才坏。中国养生知识源远流长，亦跟中国的儒释道思想结合。只要中国有系统地做好养生祛病，全球老人家都要来求医，那时我们只收人民币，你想人民币不国际化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