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

本刊编者按:由魏玉明和李灏担任顾问、刘向东任主编的《对外开放启始录》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始终得到了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对外开放历史的重要教科书。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特区的建设更是一个艰苦探索的过程。本文作者刘向东亲自参与了当时“两委”的具体工作,后担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在《对外开放启始录》出版后,又亲自撰写了这篇文章并推荐给我刊发表。本文披露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资料,对广大读者了解中国对外开放是怎样起步的?具有十分珍弥的历史和研究价值。

(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设立

(1)实行对外开放,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动和指挥的一场伟大革命。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响亮提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此后,他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还提出“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指出“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省区市和部委的领导带领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出国访问、取经。

(2)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谷牧副总理带领一个包括六位省部级干部在内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部级政府经济代表团。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听取了代表团准备情况的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可见,小平同志当时经过深思熟虑,对实行改革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决心已定,正在思考“如何搞对外开放”。代表团回国后,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汇报。汇报会上,大家讨论很激烈。叶帅、聂帅和先念同志都说:外面的情况,谷牧他们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汇报会后,小平同志找谷牧谈话。听了出访情况汇报后,小平同志讲了一番话,归纳起来一是引进先进技术这件事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

(3)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商讨加快四化建设大计。国务院务虚会大大开阔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会上形成的一致意见多次进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为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提供了思想基础。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4)对外开放,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为审慎做好这项工作,197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由余秋里任组长,方毅、王震、陈慕华、王任重、谷牧、康世恩任副组长。在领导小组下建立进出口工作办公会议,由谷牧主持,处理比较重要的日常工作,办公会议下设办公室。从此,对外开放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5)对外开放是新事物,是涉及国内外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日常组织、联络、协调任务十分繁重,靠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力量远远不够。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并由1979年7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决定:为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理,设立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为加强对进出口、外汇平衡和引进技术工作的管理,设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并任命谷牧副总理兼任“两委”主任。8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的通知》,明确两个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撤销原国务院新技术引进领导小组和进出口领导小组;规定了“两委”的任务、机构和工作要求;任命顾明(兼)、卜明(兼)为“两委”副主任。为抓好日常工作,提高决策和工作效率,不久,中央又抓紧配备充实了“两委”的常务班子。相继调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的、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冶金部综合计划局局长周宣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的卢绪章任“两委”副主任,同志兼任秘书长。这些同志在知识、专业、年龄结构上比较合理,有很强的互补性。

(6)随着“两委”领导班子的健全,为适应新形势,提高决策效率,1981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国家进出口委党组,实行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归口管理的单位为:外贸部、外经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商检局、中国银行、贸促会、中信公司。谷牧任党组书记,汪道涵、周建南先后任副书记。归口管理部门的业务主要负责人为“两委”副主任或委员,同时,相关部门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财政部等,也选派一位领导同志担任“两委”兼职副主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作为组织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归口的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些重大事项,在委员会上集体讨论,统一认识,形成决议,再由归口的各单位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去办,相关单位配合支持。这样就容易统一意志,形成合力,协调行动,提高效率。

(7)“两委”成立后不久,各省、区、市也很快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管理体系。全国除青海省由外贸局行使进出口委职能外,其他地区都成立了进出口委或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般由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编者注)或副省长任主任,陕西、云南由党政一把手兼任。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有关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8)邓小平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在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中,确实有一批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无私无畏,敢闯敢干,不惧困难,不屈不挠,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闯将。

(9)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成立初期,许多业务都是新的,特别是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外资局、条法局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并承担风险。面对报来的合资项目,他们边干边学,学中干,干中学,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经过无数个夜以继日之后,终于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审批外资项目应该注意的事项,并汇编成册,下达全国。后来,又据此提出了较为规范的合同、章程文本参考格式,提出了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草案,提出了中外合资经营法、合资企业所得税法、合资企业劳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其实施办法的讨论文本。

(10)副主任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是全新的开创性的工作,各方高度关注,也是争论、矛盾最多的。坚定执行中央政策,遇事总是挺身而出。1981年10月下旬,他到福建乐平县金丰大队检查打击走私的情况,看到大片的稻田被走私、运私、贩私的人群和车辆碾压为平地,既心痛,又愤恨。他指着陪同的当地领导和海关、边防人员批评道“走私猖獗到这种地步,你们在干什么?难道问心无愧吗?这样下去真要变颜色了!”他向当时正在福建的谷牧汇报后,与省里的领导同志研究布置了进一步重拳打走私贩私的措施。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敢抓敢管的品德和作风,为机关干部树立了榜样。

(11)谷牧作为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前沿的领班人,处在风口浪尖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策果断,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令人敬重。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政策实施不久,有的人对对外开放发生的新变化看不惯,抓住某些细节问题进行指责和攻击,甚至有的影射说“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压力之大,连身经百战的元帅都感到担心。一次,叶帅遇到谷牧关切地问:“现在对办特区有不同的意见啦,你挺不挺得住?”谷牧坚定地回答:“一定能挺住!”叶帅欣慰地说:“那就好!”

(二)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

(1)为使对外开放有良好的起步,需要先试点、后推开。广东省、福建省要求中央给些特殊政策,先走一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研究后认为,从广东、福建开始改革开放的试点是可行的,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

(2)1979年五六月间,谷牧副总理受党中央委派,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和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前往广州,研究制订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方案,具体实施改革开放决策,以求取得突破,取得经验。行前,邓小平叮嘱谷牧: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指示,给了工作组全体同志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5月11日,谷牧副总理带领的中央工作组住进了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次日听取了两省的情况汇报后,立即在广东开展调查研究。广东省虽有许多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但经历“”的破坏,经济管理体制又不顺,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下游的水平。在深圳,老乡们说:1964年、196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的生活比香港那边好,不少香港人都跑到我们这边来,是“”斗来斗去,把人心搞乱了、生产搞垮了、生活搞苦了,盼望中央给想个好办法,改变现在的面貌。回到广州,先是座谈务虚,统一认识。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工作组成员、两省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及主管负责人。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把广东、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是十分正确的,同时群众热切盼望中央赶紧拿出一个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摆脱贫困的好办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紧迫感。但对于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中央部门同地方的同志认识上有不少分歧,有时不免争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有的发言出格的时候,谷牧都要批评、指正,掌握会议的正确方向。会议既有心平气和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不时又会带点火药味。但如何共同努力制订出一个好的改革开放方案来,仍是共同的心愿。

(3)会议真刀实枪的较量是在具体制定政策阶段。首先是财政、外汇改革。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都同意实行大包干。当时在江苏等省实行的财政包干已取得良好的效果和初步经验。但是,如何包干、具体基数如何计算确定等,有明显的分歧。其次,计划、外贸、企业管理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物资、商业体制如何改革,都有激烈的争论。谷牧副总理在听取各分组讨论情况汇报后确定总的原则要体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给予地方更多的自”,部门同志的思想更要解放一些,地方同志也要有全局观念;算账宜粗不宜细。大家要同心协力,共同为改革开放闯出一条路来。当时叶帅正在广州休假,每隔几天谷牧都要去汇报,听取意见。当时在广东省委、广州市委担任第一书记的、杨尚昆,都担任过中央的重要职务,对地方情况又了解。这样,各方意见协调起来也容易一些。最后,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定了这样几条:(一)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外汇管理体制,实行包干制;(二)下放计划、外贸、企业管理等权限;(三)物资、商业体制适当运用市场经济的作用;(四)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行政辖区内划出适当区域试办特区。

(4)上述前三项改革是对原有计划经济的重大突破,是需要勇气的。试办特区更要有大无畏的胆略。首先是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特区属于什么性质?与旧中国的租借有何不同?必须给人们明确的答复。这个问题一时成为会内会外,吃饭,散步都讨论的热点问题。后来有人拿来一本《列宁选集》,查到十月革命成功后,实行“租让制”时,把“租让制”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家领导和控制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私合营经济也曾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这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认为按租让制定性还是可以解释通的。大家认为,我们办的特区与旧中国的“租界”有根本区别:是出口特区,区内全面行驶国家,与在不平等条约下产生的殖民地性质的“租界”根本不同;特区是我国借鉴国际经验,更多地吸收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扩大出口的:试验田“完全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确定了在特区实行以下政策:(一)特区的经济建设要以吸收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扩大出口为主;(二)对外商投资实行特殊优惠税率;(三)对特区商品进出口给予方便和特殊优惠;(四)简化人员出入境手续;(五)特区企业职工实行合同制,由企业自行招聘、试用、解雇,职工工资由企业自行确定,建立职工退休养老和社会保险制度;(六)特区要设立与非特区的严格的隔离设施;(七)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制定特区的各项单行法规,规范特区各项权利和行为。

(5)6月5日,工作组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前往汕头调研,察看了可能开辟为特区的位置。然后到福建省,具体研究讨论了福建省涉及的某些特殊问题。紧接着赶到杭州和济南,分别向陈云、李先念作了汇报。他们对提出的方案表示赞同。

(6)6月中旬,党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开会,听取工作组汇报。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以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

(7)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谷牧于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贯彻实行情况,讨论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会前,由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副主席的,带一个先遣组前往广东调研。他们深入乡镇、企业、商店座谈了解情况,与各级干部和群众个别交谈,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

(8)会议针对两省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认识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到会同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调整农业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建设、切实加强领导等意见。党中央非常重视会议提出的意见,于1980年5月16日以中发[1980]41号文转发给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和人民政府、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执行。文件强调指出,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做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及时的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9)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方针。认为我国办的经济特区吸取了世界上各类特区的有益经验和通行做法,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采取的重大举措。经济特区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特殊渠道,是中国改革的综合实验场所。会议还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特区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

(10)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后,1980年4月1日至5日,根据谷牧副总理的指示,副主任带着一个小组到汕头、厦门进行调查。当时,汕头地委提出建设30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方案,考察组考察后认为,地域空旷不适宜建设。最后选择了龙湖区,这里距汕头市较近,搞建设有物质基础。的主导思想是开始不宜过大,以起步快、见效快为好。在福建省委秘书长的陪同下,考察组经漳州、泉州来到福建省委推荐的琅岐岛。这是一个荒滩孤岛,基础条件太差,不宜开发。后来选择厦门的湖里区。两个特区选点初步定下来后,向谷牧副主席作了汇报。

(11)8月8日至12日,等同志又到深圳、珠海研究两个特区的规划方案和建立特区与非特区的分界线(简称“二线”――编者注)。在深圳,从西边的南山,经过布吉,到东边的大小梅沙,初步确定了“二线”走向。这次考察,有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是,当时深圳还是个小镇,罗湖桥的对面就是香港,那边是高楼大厦,这边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从罗湖桥到我们的边境检查站中间有块空地,地面坑洼不平,正赶上下大雨,到处积水,人们必须挽着裤脚走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客人,女的都脱了高跟鞋,提着鞋子,拿着行李,着水走到我们的边境站和海关。看到祖国的南大门是这个样子,让人非常难过。心情沉重地对陪同的深圳经济特区管委会的秦文俊、黄诗明同志说:“特区的基础设施不抓紧搞好,外边的人能来投资、旅游?特区能很快的发展起来吗?秦文俊表示:我们一定抓紧将发展规划尽快落实。

最后,经与广东、福建两省反复核实,确定那个深圳特区是327.5平方公里、珠海特区6.8平方公里,汕头特区1.6平方公里、厦门特区2.5平方公里,四个经济特区总共338.4平方公里。

(12)1980年7月下旬,广东省秦文俊、福建省蔡长今各持本省的特区条例来到国家进出口委,在副主任主持下进行讨论。进口委条法局和有关部门审议时,决定以广东省人大4月审议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为蓝本,逐字逐句的斟酌修改。如关于税率定为15%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同志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特区重点是“特”,应跟国内其他地区有所区别,从而统一了意见。草案及时报国务院审定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8月21日至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期间,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列入议程。8月21日,委员长主持会议,谷牧副总理列席。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向会议作关于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具体阐述了设置经济特区的根据和经济特区的性质、经济特区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特区企业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建设的实施步骤等;并说明,由于我们办经济特区缺少经验,一下子拿不出一个总的经济特区条例来,因此先搞一个《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8月23日分组讨论,和部分局长分别参加各小组讨论。8月26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举,以国家法律形式宣告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13)1980年9月26日至11月7日,为了开阔眼界,研究世界各国的贸易制度、投资制度和开发经验,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邀请,国家进出口委组团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考察,副主任担任考察团团长。考察团所有同志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考察共43天,大家勤问勤记,还收集了大批资料。这次系统考察的确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了国际经济发展状况。增强了我们创办中国经济特区的信心。这次考察的对象,有的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有的叫自由港。它们创办的历史有长有短,规模有大有小,管理水平有高有低。其中,新加坡的裕廊加工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国后,在支持下,考察团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列出了这些国家举办经济特区的一些好经验。

(14)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省和特区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委和直属机构、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检查总结贯彻执行中发[1979]50号、[1980]41号文件的情况和经验,进一步讨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有关问题,研究提出了进一步落实的措施。

关于特区建设,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借鉴了1980年秋那次考察所得。比如,国外办特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包括某些立法权。中央和国务院很重视这个经验,后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11月26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

(三)在京津沪和沿海地区推进对外开放和扩大外贸自

(1)1979年8月11日至17日,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京、津、沪三市对外开放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三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市委书记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副主任、副部长等,共70多人。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充分发挥三市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问题。

(2)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学习了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分析了形势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具备的条件,认为三市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先行一步是必要的,也是具备条件的。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拟对三市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如下改革:(一)在中央统一的外贸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对外贸业务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以市外贸局为基础,成立进出口总公司,受市政府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以市为主。(二)要根据国际市场需要,按以销定产的原则,由各市编制外贸收购和出口收汇计划。(三)重要的大宗进出口物资和政府间的贸易,仍由外贸部和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组织统一谈判和成交,由各分公司执行;其他商品可由各市进出口分公司直接对外经营,不受口岸分工限制。(四)开展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五)扩大地方审批出国人员的权限。

(3)国务院同意并于1979年9月14日转发了座谈会纪要。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外贸体制改革,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加快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采取的又一重要步骤。

(4)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及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自,在全国许多省区市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对加快改革开放的要求更为迫切。按照邓小平“尽可能快一点”的精神,1979年11月20日,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历时一个月。会议深入研究讨论了推进出口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与会同志完全赞成和拥护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外贸体制改革先走一步”的指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地态度把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全面推开。会议确定了这样几条:(一)把给予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外贸自,扩大到沿海、沿长江等省区,条件成熟一个,批准一个;(二)扩大地方经营出口商品的范围;(三)发挥中央各部门抓出口的积极性;(四)加强农工贸结合、产销结合;(五)把下放地方和部门经营的商品,列入地方和部门的财务预决算;(六)改革外汇结算制度;(七)开放长江港口,先由国轮航运;(八)增开定期班轮;(九)充分利用和发挥港澳有利条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会议还研究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抓好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重视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等问题。国务院专门听取了会议汇报,批准了所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自己的情况,组织实施。

(5)广东、福建两省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客观需要,也具备了条件。在这种形势下,1981年11月16日至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九省、区、市对外经济贸易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广东、福建两省因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未出席此次会议)和国家计委、经委、进出口委、财政部、外贸部、交通部等有关地区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由谷牧主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讨论了如何发挥沿海省、区、市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纪要,以中发[1982]6号文件,转发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四)利用外资和创办合资企业

(1)“”中,“”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把利用外资说成是向资本主义“乞讨”、给社会主义中国“脸上抹黑”。利用外资一时成为“”。

曾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李岚清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思想已经解放,但对搞中外合资经营来说,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属于经济领域的“”。回首过去,我个人的亲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78年10月,我受命参与领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董事长墨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不谈合资经营?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通俗一点说,这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谈判后,我们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了简报,汇报了具体情况。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准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同志传阅。邓小平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关于通用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我们接到邓小平批示,经过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和我们研究,又起草了第二期简报,提出准备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的方案。这个简报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79年1月6日,谷牧副总理作出批示:“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康世恩圈阅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建议同时报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批。邓小平于2月21日再次圈阅同意。随后,一机部立即组织我们进行赴美合资经营谈判的准备工作。

(2)在对关于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的简报作出批示后,1979年1月17,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又强调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10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强调:“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我们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利用外资开始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3)1979年7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此,关于利用外资、可以办合资企业的战略设想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4)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首先是从建设合资(合作)国际旅游饭店开始的。我国开放旅游后,外国游客迅速增加。涉外饭店少、床位缺、住宿难,是改革开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多次指出: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可以利用外资建饭店。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当时,阻力仍然不小,对于要向外国贷款,就有人说:要自力更生,不要资本家血腥的钱;要谈合资经营,就有人指责是“洋买办”。

(5)经过多番筛选,最后确定建国饭店与美籍华人陈宣远、长城饭店与美国的沈剑白、丽都饭店与新加坡的罗新权、南京金陵饭店与新加坡的陶新伯合作。具体落实过程,可谓一路艰辛,几番磨难。以建国饭店为例,相关手续齐全后报请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由国家外资委(筹)上报国务院审批。经登奎、谷牧副总理1979年6月12日批示:“这个项目,经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合作方式与条件较好,造价低,工期短,拆迁与市政问题少。报告中提出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也是可行的。这是我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争取尽快动工,明年建成。拟同意,请总理、副总理核批。”、邓小平、李先念等都圈阅同意。但实施起来仍然遇到很大阻力,几番周折,建设才得以进行。全国各地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取得重大进展,不仅解决了国际旅游者住宿难的问题,还带进来国际旅游饭店的现代化管理和服务理念,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6)在推动合资建设旅游饭店的同时,推动兴办生产性合营、合作企业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从1980年4月21日,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将合资经营企业第一号批准证书颁发给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并出席该合资公司成立大会开始,以后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共兴办了83家合营企业。

(7)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简单易行的审批方式和制度,即“三段审批、联席审议”:项目建议书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承办方自行拟定,重大事项需经国家综合平衡或配套协调的,也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审定;合同、章程文本则由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牵头会同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审批。审批方式则采取邀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的元老、身居要职的各阶层领导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审议。

(8)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逐渐醒悟了:借点外债特别是政府间优惠贷款,有利于争取时间把经济搞上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成立后,设立政府贷款办公室专司这方面的工作。

(9)争取外国政府贷款,首先是从利用日本政府设立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开始的。1979年5月,日本友人、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在与交通部部长曾生交谈时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应该争取使用。交通部随即以简报的形式将这个消息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阅读后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谷牧批示,请兼任国家外资委副主任的谢北一负责。自此,日元贷款一事正式运作起来。经过多次协调和磋商,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到1984年实施,贷款金额3309亿日元。

(10)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约126亿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此外,还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约合2.5亿美元。这些外资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开创引进先进技术新局面

(1)抓紧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争取时间,尽快改变我国的技术落后面貌,形成后发优势,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一直是邓小平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不仅深刻阐述了引进技术的战略意义,而且对技术引进的方向和应注意的问题作出过许多明确的指示。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9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鞍山市委汇报时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10月10日,在会见一个欧洲国家的新闻代表团时,他又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2)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参与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领导的全国经济问题调查组之一的“技术引进”小组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引进技术、成套设备进口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开辟了技术引进工作的新局面。“两委”组织动员相关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对外贸易公司、引进技术的工厂企业单位等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收集整理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经验》、国际贸易技术资料以及外国技术引进的经验资料等。在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多次情况交流、专题讨论等大小会议,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当时反映和提出了许多情况和数据,总结了很多经验,也摆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提出引进技术必须能满足这样几个条件之一:能发展和生产新产品;能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和耗能;有利于综合、充分利用资源;能扩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利于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有助于提高科技水平,带动科技进步。

(4)我国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引进规模过大,成套设备项目过多,而且都用现汇,国家财力、物力已不能负担,22项重点引进工程不少被迫停建、缓建。当对外宣布因受外汇限制,部分引进合同未经政府批准暂时不生效时,有关国家舆论哗然,与一些国家贸易关系出现紧张气氛。国内也有人批评这是“洋跃进”。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时说:讲四个字,就是总结经验。因为有好多基本方针,比如说改革开放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还要继续;外资利用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利用是蠢事。

(5)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谷牧副总理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国家进出口委还邀请国内法律专家座谈,研究因中方原因造成已签合同不能生效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拟停建、缓建项目的48个合同中,有32个是日本公司的,因此,处理好同日方的关系就十分重要。我国有关部门和公司曾多次派团赴日与之协商解决问题。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周建南与有关方面先后进行60多次交涉。最终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资金贷款,支持上海宝钢、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等有关工程项目,中国银行又筹措到数十亿美元国际商业贷款,用于部分重点项目引进,同时对部分项目进行了一些赔偿。这样,外界的舆论才得以平息。

(6)“两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引进技术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指导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自力更生方针指导技术引进工作;以专有技术为主的多种方式引进技术;技术引进工作要有明确的技术发展政策和长远的全面规划指导;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调整技术引进方式和结构。

(7)在1979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大会报告中,对引进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原则。主要是:今后技术引进的重点是引进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技术;近期引进技术主要用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引进项目,必须进行综合平衡和可行性研究;引进技术要与利用外资相结合;重视引进人才,等等。国家进出口委根据谷牧副总理的要求,接受1978年技术引进工作失误的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重点加强了技术引进工作的计划管理,大力调整引进结构,倡导新的引进方式,加快制定技术引进工作规章。

(8)根据中央关于技术引进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结合当时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进出口委组织并主持制定了1980、1981、1982年三个年度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计划,严格控制引进规模,规范引进程序,鼓励正确的技术引进方式。

(9)国家进出口委通过吸收国外技术引进工作方面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技术引进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实际,制定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崭行条例》,经国务院批准于1981年1月颁布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技术引进工作实行严格管理的法规条例,开创了我国技术引进工作立法之先河。《条例》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工作原则、决策程序以及工作方法等,为我国技术引进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国内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有的外贸管理体制就显得不适应了。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这是对外贸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发出的明确指令。

(2)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对外贸体制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试办特区,扩大其对外贸易经营权,两省可以成立地方性的贸易公司,经营地方生产和地方需要的、不涉及国家规定需统一经营的商品的进口业务。1979年8月召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对外开放座谈会,又将给予广东、福建对外贸易经营自的政策,扩大到这三市。1979年底召开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把扩大外贸经营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开。

(3)由于缺乏经验,试点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改革试点没有强调权、责、利的统一,在价格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同时,外贸行政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分头经营后,在对外步调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讨论。一致意见是,改革由于没有经验出了乱子,要想办法解决。方向必须坚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4)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进出口委、外贸部就外贸体制改革问题,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会后,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共同制订了《关于改革外贸体制的初步意见》,印发1980年12月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征求意见。之后,又经过讨论,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上述《初步意见》的基础上,于1981年10月提出了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设想。总的设想是,应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企业经营和行政管理分开,以企业或企业联合体为外贸的经营实体,工贸结合,产销见面。按照权、责、利三统一的原则,由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企业联合体)直接承担国家的外贸计划任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5)改革开放前,由于机构体制的原因,外汇管理不集中,贸易外汇、非贸易外汇,与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往来,外汇综合平衡等业务,分别由外贸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主管,中国银行也承担了部分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开放后,这个局面就不能适应了。所以1979年初,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定为副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明确它是国家外汇主管机构,行使外汇管理职能。

(6)从1979年开始,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着手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当时的外汇管理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委党组成员卜明,国家进出口委汪道涵、周建南等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把条例起草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修改好。为此,把条例草案交12个外汇管理分局局长座谈会讨论,同时还把条例草案列入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文件征求意见。经过不断修改最终定稿,于1980年12月18日由国务院,并于第二年3月1日起实施。

(7)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一条要求:“改变出口贸易结算办法和兑换牌价”,“要研究制定一个较为合理的外汇结算价格,在内部实行”。这项改革任务关系重大,涉及许多方面,一个部门难以完成。经请示国务院领导,由国家进出口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外贸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国家物价总局组成汇价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各单位派人参加工作,拿出实施办法。经过二十多次领导小组和专业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座谈,分别听取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意见,达成一个共识:改革现行汇价制度,对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实行两种价格结算势在必行。

(8)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不对外公布。与此同时,仍保留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但只限于非贸易外汇汇兑结算。这一举措,对调动各方面出口积极性,增加外汇收入起了重要作用。

(9)1979年11月19日,外贸部门向国家进出口委报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海等地货船运往香港的中秋月饼等时令商品,因国内港口装货时间拖的较长,两个月后才到港卸货,全部霉烂变质。第二件事是中国外贸运输公司的租船到港已超过一个月,不让靠泊卸货。有关港务局说:“先国轮,后租船。”外贸部十万火急,要求解决。国家进出口委、经委、计委及外贸部、交通部、外经部在国谊宾馆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谷牧副总理指出:“搞好外贸运输,这是完成外贸任务十分重要的一环。港口压船、压货情况虽有所缓解,但仍很严重,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要加快交通运输的发展。我们准备利用外资,来加快港口码头建设。”根据这一指示,外贸部和国家进出口委共同起草了开放长江港口、迅速开航“三定”(定期、定港口、定航线)班轮、允许各地自筹资金建设专用码头和组建运输船队、加强进出口产品在内地省区的代运工作、改进对香港的铁路运输工作、尽快建设一批仓库增加仓储能力等改革外贸运输的6条建议。尔后由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邱纯甫主持召开运输工作会议,上海、天津、山东等省市的领导和国家经委、国家进出口委、交通部、铁道部、外贸部、名航总局等部委的领导参加。会上,研究并讨论了6条建议,建议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会后,这些建议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全国执行。

(10)允许地方和外贸部门自营船队的政策深得人心。从1980年2月开始,山东、江苏、浙江、河北、上海、广东等地陆续建立了地方船务公司或船队。需要特别讲一下天津海运公司成立的艰难历程。当时,天津市领导决心建立天津市的船务公司,既不与外贸部门联合,又不与交通部门联合。在当时交通和外贸部门都垄断经营的情况下,天津市政府多次上报,国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没有同意。1981年6月1日,天津市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向中央领导反映。当时的总书记批示:请谷牧同志迅速拍板。这份材料批转给国家进出口委。6月18日,谷牧副总理批示:“请泽民同志约交通部一位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是否派联合工作组,彻底查明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同意天津市办船队,并会签交通部上报中央,此事才得以解决。

(11)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负责研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法令、方针、政策和规章;组织制订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规划;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1982年4月,对外经济贸易部正式挂牌办公。从此,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两委”坚定贯彻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决策,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后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