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性的分析与思考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具体而言，在中国场景下，社会转型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从强人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从伦理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从人情社会向理性社会的转变；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等。

一、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认识和梳理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社会转型的起始时间点则存在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起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理由是在此之前虽然现代因素渐渐显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向纵深发展，对社会转型起始点的争议开始出现缓和与趋同迹象，主要表现为：（1）坚持不同起始点的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一致的，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只不过前者将其称为“快速转型期”，后者直接将该阶段统称为“转型期”；（2）坚持1840年为起始点的大多是较早开始研究社会转型的学者（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而即使是在这部分学者之中，在其后续的研究中，也承认“1978年至今，中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3）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直接用“社会转型”探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转型”问题。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尚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现代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显现但仍不十分明朗，此时提出社会转型的概念并探讨社会转型的起始点，通过划分历史阶段进行比较，将社会转型的起始点上溯到1840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该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以下两种情况：（1）从世界现代化历史长波进程看，假设中国社会转型起始于1840年的观点成立，那么，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社会转型的时间起始点该如何界定呢？假设“硬”界定，界定后能说服人吗？（2）从中国本土社会转型看，1840年之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仍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社会转型只是处于“萌芽”、“点试验”状态，而非有效地“开始”、“展开”。例如，1978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82.1%；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对外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等。因此，中国社会真正开始转型应该是起始于改革开放之后。鉴于此，我们认为，社会转型期的起始点应界定为社会整体“开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相较而言，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较为合适，而社会转型期的时间跨度则应界定为从1978年至中国进入现代型社会。至于1840年到改革开放之前，可以概括为“社会转型准备期”或“社会转型预热期”。

关于“何时”进入现代型社会及其“量化指标”。首先，关于“何时”进入现代型社会。对于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相对比较明朗，因为无论是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到“21世纪中叶”，社会总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是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到十七大号召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都表明我们党对“何时”进入现代型社会的认识是成熟的、明确的、科学的和坚定的。其次，关于现代型社会的“量化指标”。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虽然评测方法、内容、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城市化程度、中产阶层规模、基尼系数、平均预期寿命等方面，一些基本的共识已经达成，令人遗憾的是，官方目前尚未对此进行明确和统一。

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并进而向良性运行阶段转化的过程

一般而言，社会运行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所谓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指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社会的中性运行指“社会运行有障碍，发展不甚平衡，包含较多明显的不协调因素，但它们还未危害、破坏社会的常态运行”；而社会的恶性运行则是指“社会运行发生严重阻碍，离轨、失控”。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社会的良性运行、中性运行，还是恶性运行，它们都是相对的，区分主要看当时的社会是以哪一种运行形式为主。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三种运行形式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以建国以来中国社会运行状况的起伏历程为例，在上世纪50 年代中前期，党风端正、民风淳朴、政治清明、人们思想觉悟高、生产恢复发展快、社会障碍等因素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可以说，那时的社会是处于一种初级的良性运行状态之中。然而随后，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等“左”的，甚至封建的不协调因素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愈演愈烈，致使社会由良性运行退化为中性运行，并在三年困难时期，让人们初步感受到了社会的恶性运行及其后果，乃至在“”时期社会全面退化为恶性运行。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就更能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改革，才能使社会摆脱恶性运行的状态，并进而向中性运行，乃至良性运行转化。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运行状况。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 多年了，中国各领域的转型都已经全面展开，并向纵深发展，差别只在于先后次序及其程度。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审视中国社会转型，可以说，在总体上，社会转型处于中性运行的状态。一方面，促使社会由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因素和力量在不断增多增强，比如，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极大增强，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和提升，基本制度建设的框架已经成形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由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但另一方面，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的增多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等等。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的前景确实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的，我国社会成功地由传统型社会转型为现代型社会，社会运行状况也由中性运行进化为良性运行；另一种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由于原来的运行机制已被打乱，而新的又不能有效运行，结果可能引发社会的长期动荡，社会转型前景黯淡，社会有可能从中性运行退化为恶性运行。这后一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现实中也存在大量这样的例子。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 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200 美元。在这个“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需要我们以百倍的努力，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在这个阶段，也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抵制、权钱勾结行为，痛恨那些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的行为，警惕道德滑坡、见利忘义、制假贩假、坑骗他人等不良乃至犯罪的行为，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社会的顺利转型。

三、从转型的主体内容看，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来看，我们可以依据改革的主体内容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将社会转型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但并不是说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而是指在这一阶段，其他领域的改革是辅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主体改革的顺利推进。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标志，但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强调的是解放思想、政治民主，是政治改革“打头”，然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才有市场经济。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并深化，同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等理念亦渐次提出并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十七大上首次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独立章节进行重点叙述，并在随后的战略部署和规划上将社会建设置于“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此为标志，转型开始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新阶段。

转型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首先，从现代化的一般经验来看，当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社会矛盾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已经表明，当前我们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社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水平，落后经济发展大约15~18 年。因此，及时调整转型的主体内容，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与问题，促进社会转型稳妥、顺利转化的关键一步。其次，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来看，不论是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还是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都呈现了社会建设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国，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给我们以启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建设，摆脱当前“经济发展成就突出，社会矛盾问题尖锐的困境”，努力破解一些长期制约发展又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三，从中国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来看，由于在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GDP 主义广为盛行，致使许多非经济方面的发展被大大忽视，导致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自然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很显然，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依靠发展经济就可以解决的，而且这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解决，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社会转型进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客观上也要求我们从社会建设的高度去认识矛盾和问题，用社会建设的手段去解决矛盾和问题。第四，从社会转型的后续发展来看，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凡是基本社会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就会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也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勉强( 不管是借助外力还是依靠内力，抑或二者结合)推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民主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缺失社会制度情况下，进行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动乱频发的政治局面，而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转型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亦是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

（严振书，总参炮兵基地政教室副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