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史上的名家全才

许幸之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诗人、戏剧电影编导、艺术史论家。他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而后又跻身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文坛，稍后转至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他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他虚怀若谷，为人低调，因而一直不为更多的人所知。这和他在我国现代文艺史和现代美术史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是不相符的。

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领导者

许幸之，祖籍安徽歙县，1904年4月5日生于扬州，自幼喜爱绘画。尽管家中的长辈希望他学做生意，但许幸之立志长大后要做一名画家。12岁时，他见到江南著名画家吕凤子的绘画，钦佩不已。一年后，经人介绍，许幸之如愿以偿，到了江苏丹阳吕凤子处学习绘画。吕凤子高超的画技和谦逊和蔼、淡泊名利的大家风范，给许幸之深刻影响。15岁时，许幸之经吕凤子推荐，免试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许幸之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和几个同学到上海东方艺术研究所继续进修画业。不久，东方艺术研究所举行师生习作展。许幸之的作品《母与子》、《落霞》、《天光》等参加了展览。这批年轻人清新的画风给上海画坛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参观者络绎不绝。上海著名的进步作家社团“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参观了画展。成仿吾看了画展，对许幸之的作品予以了高度评价，说：“幸之君的《天光》是最浪漫的作品。然而那一束微弱的天光把一只无处投奔的小鸟，只是停留在空际，下界还在沉沦在黑暗里……幸之君的《母与子》、《落霞》及其他都好。”由此，许幸之和郭沫若等相识。此事对许幸之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4年夏，在“创造社”成员的帮助下，许幸之赴日本留学。先是在“川端画会”学习素描，次年考入五年制的日本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由于家庭难以资助许幸之的学习费用，他只得边学习，边打工。他做过餐馆服务员、化妆品推销员，生活十分艰辛。郭沫若知道后，不仅写信鼓励他要勇敢面对生活，还每月汇去20元，补贴许幸之的学费和生活费。然而，半年后郭沫若供职的上海学艺大学解散，郭沫若的自身生活都成了问题，也就无力再资助许幸之。

1927年初，大革命风起云涌，国内迫切需要人才。3月，许幸之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从事美术工作。不料，四一二反革命突发，许幸之也被捕入狱。在关押期间，郁达夫、吴印咸等多次赴狱中探望，并送去衣物、药品、食品等。3个月后，在多方营救下许幸之获释。

出狱后不久，许幸之重返日本继续他的学业。在此期间，许幸之创作了油画《失业者》、《青春》、《绿衣少女》等，并于《创造月刊》发表了抒情长诗《牧歌》。

1928年春，许幸之在日本巧遇正在流亡中的郭沫若。郭当时住在千叶和田町，正被日本警察监视，无法正常活动，只得潜心研究中国上古史。许幸之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并应郭沫若的要求，到东京各书店购买了一些中国上古史资料，为郭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许幸之在日本联络周扬、司徒慧敏等进步文艺青年，发起、成立了“青年艺术家联盟”，从事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并与日本左翼作家、诗人及文化团体取得联系，举办演讲和座谈会，还在日本的筑地小剧场组织演出了话剧《怒吼吧！中国》。

1929年，许幸之应夏衍之约回国，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主任、副教授。上海艺术大学是由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左翼文化的活动中心。在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下，许幸之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并于1929年底在《艺术》月刊上发表了《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一文。该文对以来的美术思潮和活动进行了反思和剖析，指出美术运动的阶级性，美术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映大众生活，满足大众的要求，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美术运动的具体方针。这是中国美术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美术运动性质和任务的文章，它成了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宣言。

1930年2月，许幸之与沈西苓、汤晓丹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许幸之任社长。许幸之还以时代美术社的名义，撰写、发表了《对全国青年美术家宣言》一文，指出“时代的青年应当充当时代的前驱，时代的美术应该向着时代的民众去宣传”。

6月，经许幸之等人的联络，由中华艺术大学、时代美术社、杭州八一艺社发起，联合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上海艺大等学校和进步团体的人士，成立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大会通过“组织参加一切革命的实际行动”，“组织工场农村写生团、摄影队”等十项决议。会上，许幸之当选为主席，以许幸之任教的中华艺大为联盟总部所在地。

“美联”成立后，即着手筹办“朝阳画室”，以期推进新美术运动的开展。然而，由于当局的阻挠，这一工作开展不久便被迫中断。

中国最早的抗战电影导演

许幸之对电影产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于参加进步活动，引起警方的注意。为摆脱盯梢，他经常去一些廉价电影院，看循环放映的美国旧文艺片。好莱坞电影的艺术技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萌发了拍摄电影的念头。加之许幸之曾排演过多部话剧，为导演电影积累了一些经验。1934年，许幸之加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

1935年初，应夏衍的邀请，许幸之与吴印咸一道辞去了天一电影公司的工作，转到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不久，许幸之便接受了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的任务。

《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成电影。讲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袁牧之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冲破个人感情的藩篱，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斗争中去的故事。在当时日寇占领东三省，全国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当局却采取不抵抗主义。所以拍摄一部表现抗日题材的电影，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许幸之和摄制组成员克服重重困难，使这部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电影中义勇军在长城内外与敌人殊死战斗的场景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震撼。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在电影尚未放映时便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

值得一提的是，许幸之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那是电影《风云儿女》正在紧张拍摄之中,一天已近深夜，聂耳拿着谱好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来到许幸之的住处。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许幸之的桌上打着节拍，一连唱了好几遍。突然，聂耳停下来，问许幸之对他谱的曲有什么意见。许幸之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有力。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煞尾？”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提笔作了修改。在结尾处增加了叠句，以三个“前进”加上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收尾。修改之后，聂耳和许幸之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他们自己也被这坚决、勇敢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感染了。很快，这首鼓舞人心的昂扬歌曲响彻抗日杀敌的每一个战场。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除拍摄《风云儿女》外，许幸之还和吴印咸等深入抗日救亡和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拍摄了大量记录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的新闻资料片，包括敌机的狂轰滥炸、民房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无辜百姓的尸横遍野、无家可归的难民逃亡以及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救亡的镜头。特别是在八一三战火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将摄像机架在一高层建筑上，抢拍到了苏州河北岸八百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场景。1938年春，许幸之、吴印咸携带这批资料赴香港剪辑，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然而，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当该片出品人将样片送交当局审查时，检查官以“宣传共产”为由，将底片和正片全部销毁，使许幸之、吴印咸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资料荡然无存。

新四军新臂章的设计者

1940年10月，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华中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发展抗日根据地文化事业，新四军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随后，派人秘密到上海，邀请许幸之来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战文化工作。许幸之慨然应允。在到达盐城时，受到等新四军将领的热烈欢迎。不久，许幸之受之托秘密回到上海，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等人赴盐城抗日根据地，参加筹建华中鲁艺。因当时许广平正在编《鲁迅全集》，加之周海婴身体不好，未能成行。许幸之在上海秘密动员了进步青年20多人来到盐城，参加新四军文化工作。在他们抵达盐城的那一天，、粟裕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不久，许幸之再次冒险返回上海，又带领几十名进步文化青年来到盐城，参加新四军。

1941年，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刘少奇亲自兼任院长。华中鲁艺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除许幸之外，还有陈岛、刘保罗、沈西蒙、何士德、贺绿汀、孟波等。尽管当时学院条件十分简陋，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习气氛浓厚。许幸之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积极参加鲁艺的各项活动，充分展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华。除了在文学、美术、戏剧三个系担任教学任务外，他还指导戏剧系学生排演戏剧节目。此外，他还设计、改建了新四军后方医院，将破旧的盐城大众戏院改建成鲁迅艺术剧院，使其成为新四军和群众的文艺活动中心。

皖南事变后，为反击的高潮，许幸之创作了长诗《打起你的鼓吧，同志！》，在誓师大会上朗诵。在苏北文联成立大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长诗《春雷》，使到会者深受鼓舞。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许幸之和另一位美术教授庄五洲共同设计了新四军新臂章。

现代艺术史上的名家全才

许幸之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全才。他在绘画，诗歌、影剧编导、美术史论等方面均有着较深的造诣，在许多艺术领域都留下了极富价值的作品。

在影剧编导方面，除前面提及的外，1937年，许幸之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为六幕话剧剧本，1940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该剧被屡次搬上舞台，久演不衰。1942年，他的四幕话剧《最后的圣诞夜》由桂林今日文艺出版社出版。1946年，许幸之的独幕话剧集《不要把活的交给他》出版，该集收有他创作、改编的独幕剧4部。在导演方面，抗日战争时期许幸之还导演了《雷雨》、《爱与死的搏斗》、《一年间》等话剧。全国解放后，他导演的电影《海上风暴》，受到的赞扬。此外，许幸之还注重电影理论的研究。在1945年～1948年间，他完成了《电影导演论》、《电影编剧法》、《电影艺术学》、《电影发展史》、《电影概论》、《电影剪接》等著作。

在诗歌创作方面，许幸之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写过抒情长诗《牧歌》，随后有叙事长诗《卖血的人》、《大板井》，抒情长诗《扬子江》、《万里长城》、《飓风》、《不平等的列车》等问世。1941年由上海海石书店出版的诗集《诗歌时代》中，收有他的诗歌60篇。中国诗歌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诗歌艺术评论家穆木天曾撰写诗评，指出：“《卖血的人》和《大板井》确是1934年的两篇极成功的典型诗作。能够把现实的认识和浪漫主义情绪真正融合一起的，《大板井》的作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了。”

许幸之的绘画内容一直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如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失业者》，30年代创作的《逃荒者》、《铺路者》及50年代创作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风景画”系列《海港之晨》、《油站朝晖》、《化肥烟涌》、《巨臂》等，均以朴实的风格真实再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尤其是后来的“工业风景画”系列，以独特的视角和明快的色调，将呆板的工业场景描绘得生机盎然。其中，《巨臂》被中国美术馆收藏。60年代，许幸之所画静物写生系列《芍药花》、《蔬菜丰收》、《银色协奏曲》等，被美术评论家称之为中国现代油画史上静物画的“经典之作”。粉碎“”后，即使是在许幸之晚年，年近八旬的他仍创作了《红灯柿》、《伟人在深思中》、《美目盼兮》、《窈窕淑女》等名作。其中，表现一代伟人风采的油画《伟人在深思中》被永久陈列于总理的生前办公室里。许幸之在创作油画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水彩画、彩墨画和水粉画。

许幸之还是一位艺术史论家。1954年，许幸之回到他阔别20多年的美术教育岗位，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室工作。他组织青年教员翻译资料，编写讲义。不久，就开设了《西欧美术史》、《俄罗斯与苏联美术史》、《艺术概论》等课程，填补了我国美术史论的空白，为后来建立我国第一个美术史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自己不辞辛苦地撰写大量的美术史论文章外，许幸之还培养了一批青年理论教学骨干，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术史论方面的专家。

许幸之1991年12月11日在北京病逝。1992年4月5日，首都美术、电影、戏剧界人士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许幸之诞辰88周年纪念活动，对许幸之的一生予以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