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经济思想探析

摘要：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回族经济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内容进行初步分析，从而展现世界两大文明碰撞下经济思想的独特性。

关键词：经济思想　文化　宗教性　融合

一、回族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宗教背景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作为一种新兴宗教文化，凭借其教义本身的优势和教规的简单，很快就在与其他宗教的抗衡中取得优势。它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其思想内容丰富，全方位引导和影响着穆斯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伊斯兰教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思想。穆斯林在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中都是以为基础，以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为准则。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传入我国，在漫长岁月里，伊斯兰教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方式、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并逐渐在中国扎根、传播和发展，最终成为回、东乡、保安、撒拉、维吾尔、哈萨克等10个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

(二)文化背景

回族的经济思想是在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背景的极大的文化空间内展开的，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合体，其中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当伊斯兰文化以宗教为核心传入中国的时候，儒家学说已有千年的历史，深入人心，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的主流。伊斯兰文化逐渐吸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改造和吸收的工作，使那些被吸收的优秀成分，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二、回族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商业思想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中，有关商业经济、商业道德的论述占有相当的分量。《古兰经》中多处提到“出外奋斗者”“大地上寻找财富者”，主要指的就是商人，并认为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职业，鼓励教民远行经商，“谁为主道而迁徙，谁在大地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财源……真主必报酬谁”，此外伊斯兰经典中还多处提到了商业经营思想，包括互惠交易、严禁重利、合理竞争、严禁投机等原则。

中国回族典籍中较少涉及明确鼓励经商的问题，经济问题多从商业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论述。明末清初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说：“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是可谓公正也矣”。刘智深受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虽然承认商业的流通作用，但是依然将农业列在首位。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商业道德的论述明显多于汉族学者，可以明显感觉到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痕迹。

(二)福利思想

伊斯兰教提倡人人有享受所赏赐财富的权利，教民应该对贫穷者、鳏寡孤独者、残疾者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给予帮助和救济。并规定了许多宗教义务比如缴纳天课(伊斯兰教以真主名义向穆斯林征收宗教课税)、提倡在自己的财力范围内的施舍、建立瓦克夫制度(财产所有者以奉献的名义永久性捐献他们的固定资产给清真寺)、减免贫困者的债务等途径，

中国回族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五常之二。日施。施有二：曰‘己之施’、曰‘物之施’，己之施，乃身心智慧之于主也，施之于亲也，施之于君也，施之于天下也；物之施，乃以财帛谷粟之类，施于危困，济于饥寒”，王岱舆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阐述了施济的内涵。而且精神上的“施”，增加了“施之于君”的内容，这同儒家忠孝君主的思想相一致。

从注重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回族学者同经典伊斯兰思想的观点相同。严厉禁止高利贷行为，认为这是与真主的意愿是相违背的，“因人之身命财物，本非自有，皆真主之恩赐也，所以仁者爱人，若不爱人。将何以验其感恩也。凡仁义之施有二：仁者推己及人，当有人己之殊，不分人己而言仁义者谬矣。若民物皆与己一体，惟知爱己奉己，而不推之人者，即小人耳，何也小人直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岂得称仁义乎?夫德之厚者，在远而不在近，若近爱自身，以及其亲爱，虽异类亦能，况小人乎?惟智人君子，能施远爱，包括宇宙，无所不及……”王岱舆把感恩真主与仁爱、施舍与仁爱相一致，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伊斯兰原教旨义与儒家“仁”的精神是一致的。

(三)分配思想

伊斯兰教反对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认为真主赐予的财富人人有权利占有和享用，不容许个别人的聚敛和囤积，以免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差距，天课制度，禁止高利贷、提倡施舍等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财富过度集中。但是《古兰经》中也有大量章节说明个人财富占有的合理性，“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由于个人能力、健康状况、机遇等的不同，事实上又承认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回族学者从伊斯兰教义出发，结合儒家伦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论述了寻常百姓“聚敛”的恶果：“聚敛之家，鲜克有终”。“贪积不舍谓之聚；科取无道谓之敛；鲜克。犹不得也；有终，谓永享而有后也。今世得好子孙承受之，后世得好福报安享之，皆谓有终。贪积不舍，不仁也；科取不道，不义也；不仁不义，而欲永享有后，自古无闻也。”刘智从儒家的“仁义”角度剖析了何谓聚敛，并以教义阐释聚敛必造报应。从而既用儒家伦理思想解释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伦理道德，同时又规劝教民依照原教旨以减少贪欲，求得“两世吉庆”。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阴阳必不可缺，天地必不可同。贵贱必不可一，君子小人必不可少。高者高之，下者下之。因才而用，各得其宜。”这与上述伊斯兰教中容许财产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占有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是这更明显的体现出与中国封建社会“高低贵贱、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社会不平等秩序相吻合，与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是同源的，不同于伊斯兰教从人的本性差距角度肯定贫富差距。

(四)消费思想

伊斯兰经典中有关消费的具体论述十分丰富，不仅有关于消费价值取向、基本原则。而且专门论述了饮食、服饰、家庭用具、招待客人和婚丧嫁娶等具体的消费原则。伊斯兰教的标准是“中道”原则，要求消费行为与一般居民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相适应，没有浪费或炫耀方面的压力，而儒家的消费原则为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即二者都主张在一个适度的标准范围内消费。“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你们当吃真主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真主”凡是有助于提高人类社会生活、风气、秩序、人的健康和良好精神风貌的消费，以及宗教消费都是应当提倡的“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

《古兰经》、《圣训经》和伊斯兰教法中较详细地规定了

穆斯林的饮食禁戒。包括有关食用动物的规定。有关酒和麻醉品的禁戒规定以及服饰的规定等，其中对猪肉的禁忌在回族穆斯林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强调得格外严格。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回民逐渐开始穿汉族服饰，采用汉族姓名，生活方式逐渐疏远于先民，为了防止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淹没在汉文化的大海中，唯有在饮食方面保持伊斯兰教法，谨守民族文化特性，才能保证回族的独特发展。

三、回族经济思想的特点分析

(一)宗教性

回族的经济思想是从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中衍生出来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以伊斯兰精神为最高原则，通过各种内在和外在手段来规范个人与团体从事生产、交换、分配以及对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在民族聚居地区，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我国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心目中仍具有相当神圣的地位。对其仍怀有深厚的眷恋之情。无论生活环境、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回族穆斯林社会浓厚的伊斯兰文化特色始终存在。

(二)民族性

据统计，在我国2369个县和市当中，约有2310个县和市有回族人居住，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分布也较多，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态。这种分布格局为回族独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小聚居”提供了伊斯兰教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自然、社会屏障；“大分散”又决定了可以更多地接纳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渗入与熏陶，但是这种学习并不是以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为代价，他们始终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个性。

(三)伦理性

回族伊斯兰思想家们几乎都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关心经济活动，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是从整个物质生产过程的角度来思考生产和经营的纯经济问题。原教旨义虽然在经济思想中也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但是也十分重视经济发展的问题，而回族经济思想的伦理化色彩同中国传统儒学不从生产、经营、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注经济问题的特征有着相一致的方面。在回族传统经济伦理道德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伊斯兰教经济道德规范在回族的思想意识中始终没有淡化，其人伦范围所涉及的人的道德及其社会制约得以合理的彰显，它既具备伊斯兰教的品格特质。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

(四)交融性

众所周知，汉文化具有较强的同化性，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都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但是回族却并非如此，回族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非主流文化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得以存续和发展，主要源自回族文化能够积极正视和努力接受汉文化。从汉文化中吸取养分。回族伊斯兰学者经过消化、理解和改造。使中国传统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融合，这种做法既有利于本身文化传统的提升，又避免了被同化的命运，这是一种文化的适应。溶伊斯兰教文化与汉文化为一炉，以汉文化再造伊斯兰教文化，是摆脱文化危机、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