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的文献综述

【摘要】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与本国的出口贸易及国际收支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到本国的引进外资与技术、就业状况与产业发展。它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受到了各国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密切关注。本文以中国为例，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进步中已有文献的总结分析，阐明已有文献中存在的不足，以便我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时有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

目前，国际学术界在研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果颇丰，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国所进行的研究几近于无，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一、与技术要素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产业发展模式，即“雁行模式”，“雁行模式”的起点是引进技术，它所描述的是后起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一种产品循环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利用不完全竞争市场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解释，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但不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对OFDI的产业和区位分布也缺乏合理的解释力。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它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进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并且认为根据产品的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的OFDI应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和经营策略。该理论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OFDI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实际营销中，很难准确的划分产品的生命周期，且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具体决策可能和产品的生命周期不相符。

1970年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本国OFDI实践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成本角度出发，认为OFDI应该从母国的边际产业开始（已经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并依次进行。小岛清分析OFDI行为是站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角度来分析的，此分析仅限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解释，而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逆向贸易投资缺乏必要的解释，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将关于资本国际流动的理论综合、总结在一起，形成了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即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折衷的“三优势”理论（OIL理论）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OFDI必须同时具备这三项优势。该理论可以说从整体上符合各国外资和OFDI的发展现状，但并没有很好地解释OFDI的流向问题。

威尔斯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展O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获取逆向OFDI行为缺乏合理的解释。

拉奥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处于技术劣势的企业可以对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从而形成自身的相对技术竞争优势。这种创新会给开展OFDI处于技术劣势的国家不断提升该国的技术水平，加强产品的竞争力。

坎特威尔等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开展OFDI，不断积累与提本国技术水平的现象，但缺乏对资源寻求以及逃避关税等OFDI现象的解释力。

1991年，Kogut和Chang首先针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研究，他们基于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以Head、Branstetter等为代表的学者也考察了这一论题，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对本国经济具有积极影响。1995年，Coe和Helpman提出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证实了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2001年，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简称LP）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

（二）国内研究文献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FDI逆向溢出流出效应”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

1.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

申朴、刘康兵（2012）通过分析市场化进程与FDI的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即市场化进程水平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有利于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何一鸣、张洪燕（2011）运用R&D溢出回归模型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技术有积极作用。郭凤华（2011）运用格兰杰检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了国内技术的进步。

欧阳艳艳运用平均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技术效率（EC指数）与技术进步（TC指数）在2011年对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外国研发溢出进行灰色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紧接着她在2012年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说明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巩固已有国家或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倾斜。

2.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2012）对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两者表现为正向关联，但在农业方面为反向关联。刘明霞（2010）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欧阳艳艳（2010）的研究表明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三大因素是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人均国民收入和中国的GDP。王英和刘思峰（2008）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逆向技术溢出的四种方式：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邹玉娟和陈漓高（2008）分析显示，我国FDI流出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协同关系会更加明显。

3.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郭凤华（2008）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最后，从国家、产业、企业的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汪思齐（2010）系统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邹明（2008）为中国开展以技术寻求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政策建议。赵天培（2010）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我国技术导向型对外投资提供依据。

二、研究中现存在的问题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进步的研究，可以发现：

1.目前从国外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来看，对发达国家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少，如：Kogut和Chang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国内学者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流出”对国家竞争力、经济增长、贸易等的影响效应。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寻求型的FDI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案例和理论研究阶段，实证研究较少，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论述，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其中王英和刘思峰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但不够系统。

2.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有关的行业分析尚不多见。尽管欧阳艳艳证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其中第二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关联度较强，而第三产业中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但是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不具较高的关联度，但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由于数据有限使得学者不能采用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研发资本存量（包括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郭凤华、邹明等的研究。另外，由于我国改革开发初期和现在对数据的统计口径也不一样，再加上汇率的较大变化，所以有些文章在实证分析时没有对数据采取恰当的处理方法。

三、深化研究的思路

从上述文献不难发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深化，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但是，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还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以中国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2.可以在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协整分析、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实证分析或者考察我国在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

3.可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归纳演绎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搜集数据时要在不同数据库寻找数据，要对数据进行恰当处理，在对比分析基础是尽量做到指标统一，尽量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可靠。在扩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有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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