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新近发展

1879年,弗朗西斯・沃尔克――后来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篇短文中想解释“为什么普通人往往看经济学家不顺眼”。是因为,“传统和信念把人及其职业、环境联系起来,并令他们做出有违经济理论预测的行为”。

一个多世纪过后,普通公众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经济学家。同行们大多辩解说,这种态度至少部分源于我们在诸多重要公众政策问题上的观点理解不到位。

比如说,经济学家一般提倡拍卖空气污染权,批评家闻之哀叹道,“他们的良心简直是给大企业污染了。”这未免把规范企业行为的力量理解得过于简单了。

企业污染环境,并不是因为从弄脏空气跟水源中享受到了什么乐趣。它们那么做,只不过是因为干净的生产流程比肮脏的成本更高。强迫企业购买排污许可证,给了它们采用清洁生产流程的动机。为避免购买昂贵的许可证,能够使用相对廉价、清洁生产方法的企业定会立刻采纳之。除非确实没有这种替代生产方法,企业才会被迫购买排污许可证。

拍卖排污权合情合理,因为它把缓解污染的重担放到了那些能以最低成本办到这一点的人手里。它将实现具体空气质量指标的总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显而易见,是否能达到该指标,关系到所有人的利益,无论贫富。证据显示,人们对拍卖法越是理解,就越少对它提出异议。例如,环境保护组织尽管曾一度激烈反对拍卖排污许可证,现在却对它热情拥护有加。

但这类的误解并不是经济学家挨人白眼的主要原因。对经济学从业者的怀疑态度,至少还有其他三种重要来源。一是经济学家的传统人类行为模型强调狭隘的自私自利,许多人觉得这太过愤世嫉俗了。自私诚然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动机,但其他的动机也很重要。比方说,哪怕投票事关成本,一张选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可我们还是会参加总统选举;我们给绝不会再度光顾的餐馆留下小费;丢失的钱包物归原主,里面的钞票分文未动。只谈自私不仅显得卑鄙,而且使得我们无法在人类行为的这一重要方面发表任何有趣的看法。

怀疑态度的第二个源头,是经济学家的传统模型假设,消费者决策是孤立做出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否定了这种意见。事实上,所有的评估都极大地取决于社会背景。例如,同一辆车,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驾驶员会觉得它加速灵敏,今天的大多数驾驶员却觉得它迟钝不堪。同样,900平方米的房子,在1980年对企业老总来说大得不得了,今天却显得微不足道了。再者,说一件面试专用的套装得体大方,总是跟其他应聘者相比得出的结论。

一旦我们承认背景以上述方式影响着人的评估,我这一行里不少最受珍视的主张就该扔出窗外。例如,传统模型说,理性人在权衡每周工作多少小时、花多少钱在不同商品上的时候,所得结果往往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的利益。可考虑到背景因素,情况并非如此。

就拿花多少钱买一套面试专用套装来说吧。实验证明,要是一名候选人穿得比其他人更好,他更容易中选。这就为多花钱买套装创造了显而易见的动机。然而,倘若所有的候选人都将服装费提高3倍,同一份工作还是会落入先前那名候选人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减少置装费,多花点钱购买预防疾病用的药物,或者买辆更安全的汽车,恐怕结果会更好。

对经济学家持怀疑态度的第三个源头,在于我们的传统假设认为,人在进行选择的时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和前述“背景不重要”的假设一样,这一假设同样认为,倘若人们不受限制地自由交易,社会将获得有益结果。

然而,自从人类有成文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认为最好是禁止这类放贷契约――因为人们并不像传统经济模型里假设的那样理性和冷静。人们经常对将来招致的成本和收益权衡不足,错误地认为借钱的好处大过了偿还的成本。这就是高利贷法的基本立足点。它斩钉截铁地禁止互交易――至少禁止了一部分。很少有哪个社会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废除高利贷法的。从不少人无法权衡当前收益和将来成本这方面看,下令禁止高利贷没什么神秘的地方。

简而言之,民间对经济学家所提建议持广泛的怀疑态度,很大程度或许根植于人们对建议出发点的合理担忧。既然传统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行为假设上,那又怎么能把根据这类模型做出的建议当真呢?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思考人类行为方面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行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研究者们努力采集现实生活中同理模型相矛盾的异常现象。近些时候,他们又引入了新的模型,更准确地描述人们碰到经济选择时会怎样采取行动。在这些模型中,狭隘的自私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人类动机;背景环境影响评价;此外,它们明确地考虑到了系统化认知偏差造成的后果。

尽管以上创新使得行为经济学家能够以更实际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民众对经济学仍然残存怀疑,这妨碍了我们到公共论坛上进行讨论。由于传统模型的预测太常出错,碰到它们对的时候,读者往往也对其意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2008年夏天,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女士提议缓征美国联邦燃油税,ABC新闻台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请她举出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赞成这种做法。希拉里倔强地回答说,“我才不要上经济学家们的贼船呢!”民意调查显示,参议员女士把经济学家们扔下车的决定,帮助她在随后的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州初选中取得胜利。

有了行为经济学,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讨论经济选择,又不侮辱读者的智慧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在撰写专栏谈及此类选择。有些讲的是华盛顿政策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决策;另一些谈的是华尔街涌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还有一些以普通消费者日常所遇选择为题。尽管我写它们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尚未宣誓就职,但它们无疑和未来几年里我们要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和人事决策直接相关。

读者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碰到大量的问题――从约翰・肯尼迪的《不要问⋯⋯》为什么如此深得民心,到人们为什么要自愿曝光不利信息。然而,倘若有人接受我的看法,认为经济学谈的无非是稀缺背景下的选择,那么,所有的选择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抉择。

行为经济学革命并未改变这些选择背后蕴含的基本经济问题,也即人类的欲望固然无止无尽,满足欲望所需的资源却是有限的。结果便是每一回合我们都面临着权衡与折衷。要想更多地拥有一件好东西,必然要放弃其他一些好东西。

不明智地加以权衡,就会造成浪费。传统经济论述――比如已故经济学家阿瑟・奥肯1975年出版的《公平与效率:重大的抉择》――让我们习惯性地以为,效率和公平这对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故此,不少人相信,为了追求公正,免不了要忍受一定程度的浪费。但这里,我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管何时何地,效率总是推动公平的最佳途径。

光从定义上来看,这种说法站得住脚。毕竟,任何能做大经济蛋糕的举措,都有可能让每个人分到更大更厚的一块。当然,它并不保证人人都自动得到一块更大的蛋糕,故此再分配是有必要的。

可哪怕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效率和公平也往往和谐一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尽管累进税收制度有利于公平,但却会扼杀创新和活力,令国家陷入贫困。行为经济学新近的研究却暗示,累进税收的作用恰恰相反。诚如我在论及金融顾问行业的文章中指出,降低收入最高者的适用税率,恐怕会增加对冲基金经理的从业人数,减少教师和工程师的数量。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合格的教师太少,想当基金经理的人却太多太多,减税政策肯定会让经济蛋糕缩水。

行为经济学新近的发展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保守党人和自由派人士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争议。因此,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发展,支持了自由派人士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只不过立论基础和自由派人士所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要立法保障工人的安全,使之免受掌握了市场力量的企业的剥削;保守党人却一贯认为,这种法规往往会对传统上看来竞争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最强的冲击。但这里还有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工人支持安全法规,原因和冰球选手支持戴头盔的比赛规则一样。

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谢林解释说,冰球选手不戴头盔滑冰能获得竞争优势,大概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听得更分明。可是,倘若所有选手都不戴头盔滑冰,每支球队取胜的几率跟所有选手都戴头盔时一样。这样一来,头盔规则的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摘编自《牛奶可乐经济学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