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之路:1979―1992―2012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南巡讲话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关键的一页，其地位几乎等同于1978年底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今2012年，时隔南巡20周年之际，年底将举行的中共十，也极可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事业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得先从1979年回顾起。1978年底之前的30年，中国走的是（1）计划经济、（2）公有体制、（3）闭关锁国三合一的体制模式，这条路让八亿老百姓解决不了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明显走不通。所以邓小平说，摸一条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摸的这一条路，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将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将公有体制改向民营体制，将闭关锁国改向开放外向。当时，市场经济（为了避讳，只能称“商品经济”）及民营体制显然不为旧思想所接受，邓小平因此讲了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作为第一步，把思想解放了一些。

毕竟由于没有经验，靠摸索，加以体制的转型的确并不容易，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尽管经济与生活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但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也着实不少，如贫富差距拉大、物价开始上涨、权力寻租现象普遍等等，终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持续积累，发生了1989年的事件。1989年之后，连续三年，经济气势明显转弱，邓小平于是决定要作出一些扭转，特别是在经济改革方面。然而当时已出现思想上“左”的势力的返潮，对一度勉强接受的“商品经济”及“个体户”等所谓资本主义色彩的事物相当排斥。很明显，这样的社会氛围是不利于改革的推动的，邓小平不得不在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之前把这些障碍与阻力排除，这即是1992年南巡的背景。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经典句子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又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南巡，终于把“反改革”的“左”的声音及势力压制了下去，为邓后来起用的朱基铺平了进一步改革的道路。朱也不失时机、不负使命地全面展开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与外汇体制的改革；稍后，还推动了难度更高的国企改革与军企分开改革。但必须看到，相关改革基本上均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属于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很少。这种经济改革一马当先，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相形滞后的现象也未在后邓小平时代出现明显变化，以致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又再度出现许多发展上的麻烦与问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等现象，普遍而又严重，说明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与日俱增。不仅如此，许多表面上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例如拉动内需、住房问题、民企发展等等，之所以未见根本的改善与解决，核心关键亦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最近世行提出《中国：2030》报告，向中国政府含蓄地建议必须推动“深层次改革”，亦为同一思路。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社会矛盾积累，贫富差距恶化，无论社会民间及党政内部又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潮的返潮，加以当前形势与20年前相比，还多了一股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于任何进一步改革的抗拒，由此对改革而言，无疑更为复杂与艰巨。但中国别无选择，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必将得而复失；《人民日报》也有评论文章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有危险”，说明中国的改革形势，在十前后，又到了关键时刻。2012，继1979及1992年之后，或将又是一个中国改革关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