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综述

【摘 要】中国高新区历经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发展的核心地带。文章基于国内外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和重要研究成果，主要从国内外高新园区发展和演化、区位与布局、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产业集聚与创新以及园区功能定位与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分类总结与评述，以期为理论研究者和高新区的实践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评述

我国从1988年始着手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在针对高新区的研究方面，已经初步完成了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与应用的转变。本文将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立论至今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并在综述过程中对其进行分类，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参考。

1.国外研究综述

1.1国外高新区研究情况

由于国外对于高新区的研究起步较早，因此，无论在理论或者实证分析方面都更加的广泛、丰富和成熟，总体说来，主要集中在园区建设发展与演化、园区区位选择与规划布局、园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等五个方面。

1.1.1 园区发展与演化

纵观整个世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建起步和慢速发展时期（1950年―1980年）。这一阶段以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创立为标志，启动了世界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进程。1959年波士顿128高速公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至1980年，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成立了20多个科技工业园区。在英国，以剑桥工业园为起点成立了一批高科技工业园。1960年，日本实施筑波科技园建设计划。在这一时期，园区建设发展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且数量极少，发展缓慢。同时，在这一阶段，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与园区发展与演化相关的基础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的“苗床理论”（又称孵化器理论）；1955年，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增长极理论”，随后1957年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8年赫希曼（a.o.hischman）、弗里德曼（John. fris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对佩鲁的理论进行发展和扩充，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论”、“空间极化发展理论”、“核心―边缘扩散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H・J・埃韦斯和R・惠特曼提出了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想。这些理论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和演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时期（1980―1990年）。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地高科技园区迅速发展扩张至640多个，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首，大力发展高科技园区，一些后来崛起的国家和地区也不甘示弱，科技园区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第三阶段：稳定发展时期（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角，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各自的高科技园区，如1991年成立的印度的班加罗尔科技园在建设发展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关于高新区发展的“三元参与理论”；同时，世界各地学者对高新区的发展与演化也由理论研究转入实证研究。1994年，Saxenian对硅谷和128公路两个高技术开发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硅谷良好的竞争环境是其业务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1]；2003年，Link和Scott对美国三角研究园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三角研究园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即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2]；2005年，Finn Hansson等以丹麦和英国的两个科技园区为例，认为在未来发展中，科技园区的重点应该放在园区互动以及内部网络结构的创新和组织之间的交互学习之上[3]；2008年，Anonymous从发展成就、历史经验及战略等方面探讨了中国高新区的发展[4]。

1.1.2园区区位选择与规划布局

在国外，有关科技园区的区位选择与布局规划备受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最早研究区位理论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年，他在《孤立国对于农业和国民经济之关系》 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区位论[5]。到了20世纪初叶，韦伯（Alfred Weber）分别于1909年和1914年发表了两篇名著：《论工业区位》和《工业区位理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阐述了三条区位法则，形成了著名的产业区位理论[6]。随后，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分别于 1933年和 1940年提出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区位论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扩充，区位论得到了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园区的迅猛发展，随着研究的需要，国外很多学者依托区位论，对科技园区的区位选择与规划布局进行了研究。1984年，日本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技术城”的选址的七个条件；1982年，布鲁诺和狄柏基（Bruno and Tyebjee）概括出对高新技术产业影响较大的12个因子[7]；1988年，Nijkamp和Malecki提出了高新区特殊区位选择的六个条件[8]；1996年，Markusen从环境、交通、产业集聚、社会政治等四个方面对科技园区的区位条件进行了研究分析[9]；1997年，美国伊利诺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张庭伟提出高新区选址的10条原则；Vedovello以英国剑桥科技园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个人和企业访谈，指出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不能只靠单纯的地理临近[10]；2002年，Lofsten和Lindelof对瑞典科技园区内273家企业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园区区位选择和规划布局对技术型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11]。

1.1.3园区产业集聚与创新

在园区产业集聚与创新，国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集聚动因研究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产业集聚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1817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依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经济集聚问题；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产业聚集的概念，并指出外部经济性与规模经济是产业聚集形成的原因。

1909年，韦伯（Alfred Weber）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并从工业区位论的角度阐述了产业集聚现象，指出产业集聚一是源于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二是是由于大企业完善自身组织方式引起；1934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产业集聚理论；1955年，佩鲁从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对非均衡增长战略进行了阐述，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1975年，Hoover对韦伯的区位论进行修正，提出了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产业集聚进行了解释与阐述；1985年，August Losch认为形成集聚的原因是公共基础设施、外部经济与基础工业等为辅助工业提供的生存前提和历史偶然性；1990年，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产业群的概念，认为产业集聚加剧了园区企业的竞争，集聚区内的企业更加具有竞争力。

1992年，Scott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释了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12]；1993年，PeterGwynne在分析亚洲的日本与中国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成功历程后，认为高科技产业群聚是高新区发展的关键[13]；1997年，Amit和Glaeser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研究产业集聚的成因，认为产业集聚与公司生命周期相关，公司破产的速率决定着产业集聚[14]；1999年，Baldwin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认为降低货物交易成本的政策有利于产业集聚；2001年，Carrincazeauxetal认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涉及技术创新和复合的企业活动具备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15]。

（2）产业集聚优势研究

1990年，波特研究了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认为集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了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推动了集聚区内企业的创新；三是集群促进新企业和新服务的形成。1991年，Krugman认为集聚经济具有外部规模和范围经济优势：在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集聚经济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化。1998年，Baptista和Swann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处于集聚内部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16]；1999年，John Phillimore对西澳大利亚科技园区内的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行了研究，指出园区内的企业与高校之间的网络关系及相互作用对技术创新知识的传播速度具有显著正面效应[17]；2001年，Suma S. Athreye将剑桥高科技园区与美国硅谷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剑桥高科技园区之所以不如美国硅谷成功主要是因为其没有形成高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18]。

（3）产业集聚对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国外涌现出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技术溢出、网络关系、合作创新、技术贸易等。1920年，马歇尔研究了经济外部性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指出产业集聚中的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977年，Unctad认为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联盟，进而进技术创新活动；2000年，Lucia Cusmano研究了产业集聚中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作用机理，他对产业集聚情况下下，合作企业的性质、知识和能力以及技术溢出的成本进行假设，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决定了企业对技术溢出的利用程度，而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其自身的知识存量和R&D呈正相关性[19]；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聚通过增加产业内的技术贸易，促进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GabrielYeguel和MartaNovickand对阿根廷企业生产网络与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产业集聚能够以网络为媒介促进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经济绩效和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Meyer stamer通过对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合作模式进行分析，指出可以通过企业合作的方式来营造集聚区内企业的创新环境，进而提高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20]。

1.1.4园区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

园区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也是国学者研究的又一大热点。1985年，Cooper Arnold C.分析了技术性企业进驻科技园区的动机，认为促进其进入园区发展的重要原因是科技园区提供了适合企业发展的技术和政策环境[21]；1994年，Manuel Castells等对世界各地不同科技园区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不同科技园区发展程度不一是因为它们所在国家、地区的政策环境有所差异[22]； 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M・卡斯特尔和 P・霍尔在《世界的高科技园区》一书中提出的四种管理模式：高技术公司产业综合体、科学城、技术园区、日本的高技术城，并提出了园区政策制定的原则，指出协同作用和创新网络是制定园区政策的关键；1998年，Storey D.J.和Tether B.S.以欧盟科技园区为样本，研究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欧盟国家对园区内技术型企业的技术扶持政策，着重分析其博士供给、产学研合作、政府财政支持以及技术咨询服务等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23]；2003年，Dijk， M.P. van 对印度的班加罗尔科技园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其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很多针对性的政策实施[24]。

1.1.5园区评价指标体系

最早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园区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埃井雷特・M・罗杰斯和朱迪恩・K・拉森，1985年，他们在《硅谷热》（《Silicon Valley Fever》）一书中运用定性分析方法考察了硅谷的成长与起步过程，对硅谷形成“凝聚经济效应”的原因及条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1987年，美国学者Makecki设计了8个指标体系的评价系统，从科技人才和风险资本的流动性等方面对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估[25]；1999年硅谷网络公司设计了硅谷评价体系，这套评价体系是由三级指标组成的，并且依据设计出的新指标评价体系来考察硅谷每年的综合发展情况。

1.2研究评述

国外对高新区进行的研究涉及学者众多，地域广泛，研究范围较大，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比较成熟，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园区发展和演化方面，国外学者研究理论基础雄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为科技园区的发展和演化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苗床理论”、“增长极理论”、“区位论”、“创新理论”、“竞争理论”、“三元参与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为国外高科技园区的发展与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园区区位选择与布局规划方面，国外学者理论研究基本成熟，实证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大多数学者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注重硬环境的支撑研究，如高科技园区所在地的选址条件、智力与技术条件、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和生活环境等，极少数涉及到园区的软环境支撑能力，如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

在园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方面，国外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性的研究。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外部经济理论对产业集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其对园区内企业的动态变化考虑不够；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对经济落后地区产业集聚现象解释匮乏；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将复杂的经济活动进行简单的归结而忽视了跨国贸易对其影响；其他一些著名的有关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理论虽然以上学说有所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漏洞，总的来说，国外的有关科技园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之中存在差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实证案例研究，进行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大致是对某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科技园的产业集聚程度或者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探讨，也有二者相结合进行研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解释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园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关联探讨不够深入，尚待进一步发展。

在园区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方面，国外学者虽然对其有所研究，但是涉及较少，诸多文献只是对园区管理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在园区政策环境方面，国外学者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不仅从理论上对园区政策制定和环境进行研究，而且从实证的角度，对园区的政策环境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措施。

在指标评价体系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对园区进行评价，这种从微观层面进行定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缺陷，无法从宏观层面上对园区的发展和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和协调性进行评价；从宏观层面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能够全面的反应高新区的发展情况及其功能，但是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它们不能从微观上对园区进行评价和剖析，而且评价指标体系中静态指标运用较多，动态指标较少，因而在反应园区的发展速度方面也有一定的缺陷。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专家针对高新区的研究大多数以发达国家为背景，很少有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是方法运用还是模型测度与建立，都基本趋于成熟，虽然在分析过程中，针对指标的选择和模型变量的运用于敲定方面也存在诸多的主观判断，并且常常出现有争议的结论，但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2.国内研究综述

2.1国内高新区研究情况

在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研究起步虽晚，但经过20多年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总的说来，主要集中在高新区的形成和发展、高新区区位选择与布局规划、高新区管理体制与政策制定、高新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以及高新区功能定位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五个方面。

（1）高新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自1984年建立高新区以来，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酝酿阶段（1984―1988年），1984年6月，国务院提出要制定新技术园区的和企业孵化器的政策，1985年7月，我国第一个高新区诞生，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第一个部级高新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颁布18条优惠政策。

第二阶段：创办形成阶段（1988―1991年），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建立26个部级高新区，至此，我国国家高新区数量达到27个，初步形成一定规模。

第三阶段：成长与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25个国家高新区，1997年，陕西杨凌国家农业高新区成立，2007年，宁波高新区升级为部级高新区，至2012年底，我国国家高新区已有105家，发展走向稳定和成熟。在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高新区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993年，我国学者白克明总结出三种模式：优势主导模式、优势导入模式、优势综合发展模式；1996年，朱名宏、杨茹提出三种可供我国高技术开发区选择的模式：高技术产品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技术多功能综合开发区[26]；1998年，顾朝林、赵令勋研究认为，我国高新区应该采取以内生型为主导，内生型和扩散型并举的模式；1999年，牟宝柱研究认为我国高新区应该视情况选择发展模式[27]；2000年，刘洪彬、陈静率先探讨我国高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28]；2004年，汪婷从横向和纵向对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29]；2008年，马希才等以大连高新区近年来的发展为例，总结出我国高新区发展的新趋向[30]；2010年，赵英、汪海凤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高新区进行综合发展水平的分析[31]；2013年，欧光军等运用DEA方法剖析了我国高新区内生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32]。

（2）高新区区位与布局规划

关于高新区区位和布局规划的研究在我国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93年，魏心镇、王缉慈等编著了《新的产业空间―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一书，研究了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空间区位的软资源要素系统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揭示了由这些要素组成的高技术产业区的优势区位，为高新区区位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6年，姚凯研究了影响高技术产业区位的主要因素，指出集聚因素、智能密集区、环境和生活质量、交通运输条件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区位的最重要因素[33]；1997年，王建安认为地理条件、企业衍生以及经济集聚是高新区区位模式形成的三大原因[34]；1999年，许陈生认为智力资源密集区、开发性技术条件、风险资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六个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区位的影响最为显著[35]；2002年，何坤指出我国高新区发展不均衡实质上是因为规划布局不合理[36]；2004年，安士伟等对我国高新区的空间布局进行探讨，认为我国高新区在空间布局上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作为重点开发对象[37]；2006年，潘洁等提出我国高新区选址应该考虑智力密集程度、开发技术条件、信息资源、基础设施、生产和生活环境等因素[38]；2011年，杨英在讨论世界高新区布局一般规律和分析我国高新区布局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应该在粤港交界处布局与建设一个跨越两地的高技术产业园区[39]。

（3）高新区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定

我国关于高新区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的研究是在借鉴和发展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的研究理论和经验基础之上，结合我国高新区发展实际进行的：1990年，赵文彦在《新兴产业的摇篮一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一书中，指出了我国高新区的三种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混合型管理体制；1991年，国家科技委和体改委颁发《关于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对建立和完善高新区管理体制作了阐述；1993年，我国学者白克明提出了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三种模式：政府管理型、民间合营型、政府和民间联合经营型；1999年，牟宝柱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理论与实践》一书中阐述了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中应该把握的8条原则和5条改革措施；2002年，张鸿认为我国高新区现有政策立法层次低、内容不完备、政策功能不强以及政策执行不力等缺陷[40]；2003年，黄志敏认为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41]；2004年，郭胜伟研究指出我国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较好的管理体制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将其规范化[42]；2009年，邢飞、徐永香等提出了我国高新区管理模式的创新构想：增强高新区管委会的独立管理权限，精兵简政、完善服务，改革用人制度、择优录取，注重软环境的建设[43]；2011年，汪涛等分析了1988年以来国家有关高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和协调状况，指出我国高新区政策的延续性和互补性较好，但是也存在政策缺失和矛盾的现象[44]；2013年，王方考察了我国高新区从1984年到2011年间的政策变迁并对其进行了分类，认为我国高新区政策在未来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政策定位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培育重点向打造创新集群转变，从软环境建设向培育创新文化转变[45]。

（4）高新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

我国对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最早研究产业集聚的是王缉慈教授，1993年，她在《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一书中，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进行分析，认为高技术综合体内的交易活动是导致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1998年，徐飞等研究认为高新区形成产业集群关键在于技术开发者与网络创新与共享之间的联动效应[46]；1999年，仇保兴对我国高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进行了研究，指出了阻碍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因素[47]；2001年，丁云龙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归纳出产业结构升级的四种模式：资源重组模式、产业提升模式、产业跨跃模式、产业集群化模式[48]；2002年，陈剑锋等提出产业集群中的技术创新集群的生命周期的概念[49]；2003年，台湾学者胡太山以新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例，对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创新网络和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了专门研究[50]；2005年，杜宇、赵艺学提出产业集群形成因素的三维度分析原则，从三个方面解释了集群形成的原因[51]；陈旭从产业集群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创新扩散问题[52]；2008年，何骏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53]；2011年，谢子远研究发现产业集群度对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负面影响[54]；2013年，文婷等研究发现，混合集聚方式才能使园区集聚产业拥有持续创新能力[55]。

（5）高新区功能定位和指标评价体系

1994年，国务院明确了高新区的“七大功能”，为我国高新区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1999年，李廉水研究认为，只有明确高新区的类型，合理对其功能进行定位才能更好地孕育和发展高科技产业[56]；2000年，李金华从经济效益、创新能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设计了一套高新区发展评价体系[57]；赵玉林、汪芳从经济科技实力和宏观区位条件两方面对高新区进行了评价[58]；2003年，曹敏娜等从产业、区域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对高新区功能进行定位[59]；常玉等运用变异系数法对我国西部13个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作了评价研究[60]；2004年，梅姝娥等人应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新需求，以技术创新水平、孵化器建设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国际化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五个方面为一级指标设计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新区的发展水平进行了考察[61]；2005年，王林雪等以园区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关于评价高新区竞争力的指标体系[62]；2007年，邵学清构建了包括产业发展水平、技术创新力、创新环境和国际化水平4个方面为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63]；2008年，闫国庆等人从创新角度出发构建出高新区创新水平测度体系[64]；2009年 ，陈家祥从创新能力和绩效两方面出发建立创新型高新区的评价体系，对当时全国的53个高新区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一些高新区出现了功能异化现象[65]；2011年，胡树华等从支撑能力、创新能力、贡献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四个维度构设了国家高新区竞争力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7个有代表性的国家高新区进行了实证检验[66]。

2.2国内研究评述

由于我国高新区的成立和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国内对高新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才陆续针对高新区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学者在高新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高新区形成和发展方面，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基础之上，结合我国高新区发展实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很多研究着重介绍国外高新区发展模式，对如何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及国内高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适合我国高新区的发展模式的研究尚不充分。

在高新区区位选择与布局规划方面，我国学者引进国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但是与国外研究类似，只是注重硬支撑环境研究，对软支撑环境进行研究的较少，多数依托国外区位理论，而对于适合我国高新区发展实际对其区位选择及布局规划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在高新区管理体制和政策制定方面，我国学者虽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在高新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演变和改革方面研究不够细致，尚且停留在对国外高新区相关理论的总结和诠释上，很少针对国内情况进行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研究，在政策制定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只是简单对我国高新区形成发展以来的一些政策进行总结介绍，只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和分析，前瞻性不强，这样使得我国高新区在此方面指导理论匮乏，因此，在实践中制定政策出现诸多偏差，对高新区的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

在高新区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方面，我国涌现出大量学者，也获得了很多价值较高的成果，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结合国外相关理论挖掘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内涵。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对于高新区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是“事后”分析，很少结合地区差异性和各自的形成背景进行对比和跟踪研究。此外，诸多研究对我国高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研究不够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新区在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成长效率。

在高新区功能定位和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由于对我国高新区实际发展情况把握不够准确，所以在功能定位方面出现异化和偏差，在指标评价体系方面，虽然已经出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但是由于定性指标主要靠专家打分进行，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再者，指标体系建立后，有数据挖掘那多较大，很多细化的数据难以获取，这使得其应用性难以实现，第三，应用方法过于单一，很多研究只是就事论事，对高新区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很少有针对高新区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对高新区的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介绍国外高技术园区的理论以及对国外理论的吸收、借鉴的层次上，虽然与国外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本身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也有一定的缺陷，但在我国国内也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支撑我国高新区健康和谐科学发展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3.结束语

从现有的对高新区的研究资料来看，由于国外起步比较早，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并且对高新区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分类也比较细致，在研究方法上更是灵活多变，常用的主要有：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博弈分析、图分析和案例分析；此外，国外学者的研究数据相对完整，能针对研究问题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上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研究的准确性。但是在分析指标和模型变量的选择方面也存在很多的主观判断，也常出现有争议的结论。而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情况参差不齐，由于信息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目前研究与国外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国内关于高新区的研究已经由理论研究完全转入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由定性转入定量，由单一的研究方法转向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高新区自身的功能、如何实现二次甚至三次创业以及高新区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此推断，未来有关高新区的研究视角会更加的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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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一君（1971-），男，四川大竹人，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

王伟（1989-），男，陕西渭南人，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项目“区域创新系统与高新技术开发区互动机制研究”（2013ZR0125）；自贡市科技计划项目“自贡市新型工业化科技支持能力研究”（2012R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