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一种新乡土文学实践

在全球化消费时代，城市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文学也不例外，当今城市文学的繁荣和壮大大有席卷一切文学题材之势，而有关乡土和乡村的书写实在太少，似乎已被遗忘正在退出我们的时代。但贺享雍推出的“乡村志”系列，仍在关注和书写消费时代的乡土社会和乡村经验。贺享雍的乡村经验书写不是虚幻想象的，而是继承和发扬了自“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来实践它，而具体体现为“承诺和实践三个关联互动的文学命题，即民间立场、地方性叙事和人文忧患意识”。{1}“乡村志”中的《村医之家》便是“从医疗卫生视角透视农村伦理道德的演变”，叙写了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强烈反差，渺小的生命个体在强大的物质力量压迫下表现出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一

《村医之家》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和乡村道德伦理变化的小说，借村医贺万山之口讲述其在贺家湾行医的经历。1960年代村民贺万山成为村里的赤脚医生，在改革开放中成为一名具有合法行医资格的乡村执业医师。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治病救人，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赢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拥护。他的两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事业，但大儿子一心只想赚钱，毫无医德，当游医卖假药；小儿子在城里开了一家个体医院，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下，也不得不做出许多违背亲情和良心的事。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的现状和社会转型时期人性的嬗变，采用民间叙事的手法大胆呈现了当前农村医疗领域存在的不良现象。“‘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的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2}虽然故事自一个村医口中道来，大多只是关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状况，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不难从贺家湾看出中国农村这一时期的普遍状况。

贺万山是《村医之家》的主人公，自幼经历了无数的不幸，幼年丧父、随母改嫁、继父虐待、少年丧母、孤儿返乡、有病无医等等，我们可以想到的所有灾难似乎都降临到了他的童年时代。也许他的遭遇是个别的、特殊的，只是一个偶然，但是我们知道造成他所有不幸的缘由却是有根可循的，是旧社会的政治黑暗造成的民不聊生、治安不良、土匪当道，是中国农村经济落后造成的缺医短药，根本的可能还是一个“穷”字。贺万山的童年时代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有着千万个“贺万山”，农民也一直在与贫穷作着艰难的抗争。

新中国成立后，贺万山成为一名村医，有着行医这一技之长的贺万山比一般的农民经济条件要好一些。那时十里八乡的人都到他那里看病，有时候忙得都顾不上吃饭，靠着行医，他修了自己的房子，娶妻生子。但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十里八乡就再也没有几个人来看病，连药都在药橱里被虫蛀了，收入也大不如前。可生活的担子并不会因此减轻或消失，两个儿子上学的学费，长大后建房、娶妻的花费，贺春创业时所需的资金，甚至是后来小孙女的零花钱无一能免。作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贺万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像贺世凤这种十几年看病挂账的人，还有苏孝芳那样因贫穷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去医院生孩子的人。更有深意的是，即使是到了苏孝芳的儿媳桂琴这一代，这个家庭因为贫困仍然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家生孩子也不进医院。那种“耕一春，收一秋，病一次，汗白流……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一人生病，全家受累，卖了猪鸭，不够药费”{3}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益强盛，人民普遍富裕了，但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农民――至少像贺家湾的许多农民并未因此而改变贫困的状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变得更加艰辛，生存的压力也更大了。经济负担的加重是其一，更主要的是来自心灵的孤独这可能是贺万山或者更多老年农民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农村里普遍存在的老年丧偶、儿孙不孝现象，注定了他们这一辈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是要孤独终老的。从贺万山在《村医之家》前几章里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虽然贫穷但和睦友爱的乡村，尤其是第一、二章中充满了传奇色彩，展现给我们的乡村场景固然贫穷却依旧坚韧，民智愚昧仍不弃善良，村民软弱但义气可嘉，不由让人联想到人类的原初状态，或许人与人之间原本就是如此充满了脉脉的温情。这种近乎传奇故事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是民间文化的精髓，从作家对所描述的农民形象的尊敬和喜爱来看，更是贺享雍民间立场的表达。“民间立场不是单纯的乡村立场或者乡村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根植于乡村命运之中的写作者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内涵是主体关于乡村经验及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4}在《村医之家》中，贺享雍借贺万山与“大侄子”的聊天，让几十年的故事平和的呈现，但隐藏在这平静下的是作者汹涌的呐喊，是他和他身边的农民们真实的生活。随着讲述的继续，贺万山流露出来的对儿子贺春、贺建这类见利忘义之辈的失望；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心痛和无奈，我们都可看出贺享雍情感的扬弃。

二

作为一部乡土小说，贺享雍的笔触没有停留在对温情脉脉的原乡的怀念和幻想里。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农村医疗卫生的发展现状和乡村道德伦理的变化。“乡土小说要关注和表达乡村社会被全球化消费主义劫持过程中出现的多元、丰富、复杂甚至诡异的地方经验……地方性经验叙事最根本的含义是强调乡村叙事的真实性和价值取向。”{5}在《村医之家》中，主人公经历了从土匪打劫、到化，从再到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实的、不断变化的乡村，也是不断变化的、真实的乡村经验的描写。作品中真实地叙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医疗设备落后，医院缺医少药，农民生病往往得不到救治而丧失生命的情形。讽刺的是，当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之后，农村医疗设备依旧落后，医院照样缺医少药，农民有病仍旧得不到医治，而城市医院繁多而又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只能听天由命，任病魔随意夺走生命。相似的结局里面却是不同的时代经验书写，《村医之家》真实地描绘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状况，不同于亘古不变的苦难叙事和原乡赞歌，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变化的，而且就是当下的可感可触的乡村，是“去传统的”有时代性的地方经验展示。

从人物的塑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贺万山一家从其祖父开始，四代行医，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悬壶济世的良医；他自己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也是治病救人，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赢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拥护。而到了儿子贺春、贺健这一代，金钱利益就是唯一的信仰，行医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贺春当游医，卖假药，表现出来的那种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不忠不孝、违法乱纪等行为，绝对不是唯一现象，在现在的农村，也许不止农村，像贺春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其卖假药不正是受到他同学的哥哥的“启发”吗？这一切应该说是当今消费时代物质化的产物。

而贺健的行为则体现了消费时代的另一种产物，他主动融入城市，最终完全被消费社会改造，在他身上明显地体现了消费社会对道德人伦的戕害。不同于贺春自小的顽劣，贺健原来是个善良孝顺的人，想当初贺春在伤了父母的心之后，他说：“爸，你放心，哥哥不认你，我认你！他今后不养你，我一个人养你和妈！”{6}但是这样一个孝顺懂事、善解人意的贺健最终在消费时代渐行渐远，在利益的诱惑下迷失了自我。虽然他在城市开了医院，安了家，但我们能发现其实他并未真正被城市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他和普通的农民工是一样的，城市只是他们获取可以利用的价值的场域。他与人合伙开医院，但却没有任何实权，只是别人赚钱的工具而已，并始终对分账不均耿耿于怀；为了利益背弃朋友，给人看病私下收受红包，而不论对方的经济如何拮据困顿；他的婚姻也只是一场交易，在家里处处要看丈母娘和妻子的眼色，连借钱给父亲也要偷偷摸摸。

生活在城市里的贺健面对的是自己身份的缺失，在贺家湾人看来是如此的风光，但他一直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在城市里找不到真正的归属，同时在乡村也得不到回归。身份即人的身世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明确自己的身份亦即认识真正的自我，换句话说就是明确自己到底是谁？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是‘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产物，‘本我’意识中没有价值观，没有善恶……‘自我’则把本我社会化，并加以保护……‘超我’则代表一定的社会规范来监督自我的表现。”{7}在小说中贺健因身份缺失带来的行为失当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本身拒绝了回归乡土，因为他已经被消费时代物欲化了。当初贺万山让他回家接手诊所，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再找不到工作，也不会回来和你一起开诊所。’其原因呢？‘你一辈子承担了多少责任和风险，可收入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城里叫花子都不如！’”{8}其次，在村里人眼里，他也不再属于农村，是“有本事”的城里人，所以他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游子”。由此，“作者把一种地方性的乡村经验投放到了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中，使地方经验演变成全球化的地方性经验，成为超越地域的，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化消费时代的中国经验”。{9}这也是现如今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的一种普遍生存状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无根的飘荡，哪里都找不到停下来的地方。

三

《村医之家》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过去、现在中国农村的医疗状况，表达了“有病的乡村，无药的村医”这一主题，不论社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革，仍是没有打破这一现状，似乎社会无论发展到了哪一步，农民永远都是在社会底层。一切文学皆人学，“人文忧患意识应当是文学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熔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根植于乡村沉重的土地，与乡村经验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察和反思乡村的现实故事，把乡村故事放到全球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乡村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表达文学对于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政治和伦理诉求，以文学的理想之光照亮混沌的乡村事象”。{10}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各种分配的不平衡（当然也包括医疗资源）亦是愈发严重，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总流溢出作者对这种现象的忧虑。

“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药生尘”是贺万山祖父时代追求的医德；“做一个好医生，技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是叶院长在赤脚医生时代的坚守；到了贺春、贺健的时代，却是一个卖假药一个收红包。从这几十年从医人的追求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德沦丧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性嬗变的过程。在消费文化狂潮的席卷之下，良知让步于利益，人性的嬗变、道德的沦丧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消费时代，该如何抵御物质与欲望对我们人性的侵蚀，不失自我永葆纯真，是作者思虑的，亦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追问的。作者塑造了贺春、贺健这样完全被消费时代物质化、欲望化了的形象，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冬梅这样寄托了作者对人性期待的人物。冬梅虽由乡村进入城市，却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那种纯朴善良和自尊自爱的品质，为了不给贺健添麻烦，她把自己“卖了”给母亲筹钱，哪怕是去做连自己都不齿的事情。但她不会为了金钱而堕落，一有机会便抽身而出，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踏踏实实过日子；她善解人意，懂得感恩，在彩虹死后，她哭得最伤心。或许这正是作者在看到人性的堕落之后，仍不愿放弃追求美好的希望所在，仍旧相信人性的光芒可以穿透物质和欲望的重嶂，回归纯真。

贺万山有一只叫“孝子”的狗，他觉得狗比他两个儿子都好，狗养大了还知道报恩，一直都呆在他身边。而两个儿子一个要与他断绝关系，一个在城里压根不愿回来，两个媳妇在婆婆死后没掉一颗真心的眼泪，这时的家庭关系很是疏远，儿女根本不关心父母，父慈子孝的人伦早已被遗忘，贺万山的余生必将在孤独中度过。这也是当下农村绝大多数老人正在经历的生活，贺享雍怀着极大的伤感在作品中给我们透露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故事最后，贺万山一定要把自己祖传的药瓶、药戥和药碾送给“大侄子”。这几件东西虽不是稀世珍宝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他知道给贺春是糟蹋东西，给贺健只会被遗忘。也许在当今时代像贺万山开设的乡村诊所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但仁医仁术的传统，还有像贺万山拥有的“医者父母心”，愿意全心全意守护万千农民的信仰不应该就此消失，特别是在消费时代尤其显得弥足珍贵。贺享雍也许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深意，才要以这样的细节来结束全书，以引起读者的反思。

《村医之家》作为一部关注乡村和乡土的作品，书写了消费时代的乡村经验，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传统，并从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上去实践它。作品中的民间立场之下隐藏的是作者的呐喊，是他所处的乡村和他身边的农民真实的生活。作者真实地描绘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状况，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变化的，而且就是当下的可感可触的乡村，是“去传统的”有时代性的地方性叙事经验。同时，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忧患意识，塑造了贺春、贺健这样完全被消费社会物质化、欲望化了的形象，但也给我们提供了冬梅这样寄托了作者对人性期待的人物。作者仍旧相信人性的光芒可以穿透物质和欲望的重嶂，回归纯真。

注释：

①④⑤⑨⑩向荣：《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 239页、第239页、第227页、第243页、第239页。

②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③⑥⑧贺享雍：《村医之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196页、第197页、第199页。

⑦魏全凤：《边缘生存――北美新生代华裔小说的存在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杂志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