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离散者

菲律宾裔移民是当代国际移民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可以在世界130多个国家中发现菲律宾裔移民的踪影。最大的海外菲律宾人群体生活在美国，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已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中增长最快的一支，是仅次于美国华裔的第二大亚裔群体。因此，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仅仅是美国政治、文化和地理边界内受到各种限制的少数族裔吗?本文将以“现代离散者”是在跨国层面上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群体这个构想为基础，对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做出另一种解读。

一、“现代离散者”解析

很久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便把“离散者”(diaspora)这个词语与公元前70年因被罗马人击败而不得不离开故乡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涌向欧洲、海湾地区和北美等地的劳工移民潮愈演愈烈，一些学者开始从“离散者”的角度探讨国际政治中的移民问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可以被视为“离散者”。根据“理想的代表”离散的犹太人的情况，“离散者”这个“移居国外的少数民族群体”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从最初的“中心”流散到两个甚至更多的“边缘”地方，二是保留着“关于祖籍国的集体的记忆、想象和神话”，三是他们深信自己不能或不完全能被移居国的社会所接受，四是他们深信自己以及后代会在适当的时候返回祖籍国，五是共同承诺拥护或重建祖籍国，六是因与祖籍国持久的关系而拥有集体意识和团结。虽然只有离散的犹太人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下列几个因素为标准来辨别现代移民潮中的“离散者”：移居他国但与祖籍国保持密切的情感、物质联系的族裔群体。

“现代离散者”是在跨国层面上由社会建构起来的群体。

首先，从活动范围来看，“现代离散者”具有跨国性，也就是说，我们以离散的视角观察某一族裔移民群体时，不仅仅着眼于他们在移居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境，更关注他们与祖籍国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同族裔群体的跨国关系。“现代离散者”在移居国经历过最初的安置阶段后，往往会通过人员、货币、商品以及信息的流通等方式，与祖籍国以及其他同族裔的海外群体建立起各种文化、经济以及社会联系。

尽管各个离散族群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和宗教差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跨国舞台上非常活跃。他们会建立并维持与移居国、祖籍国以及移居其他国家的同族裔的各种政治、社会团体的多边关系，卷入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宗教等事务。他们还会为此建立各种专门组织，并在移居国宣扬和保护本群体的语言、文化、、经济利益。总之，离散者建立和维持的跨国关系是他们日常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离散的视角研究国际移民，必须强调“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以及“移民建立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的社会舞台的过程”。

其次，“现代离散者”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换言之，离散者是由“人类的集体行动”创建与维持的，并不仅仅是国际劳动移民和跨国资本的宏观经济活动的结果。纵观国际移民史可以发现，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总是带着一件“社会文化行李”，其中有预先确定的社会认同、、语言、习俗以及家庭成员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在离散者确认与祖籍国以及其他同族裔离散群体关系的情况下，该“社会文化行李”会创建并扩大离散者的社会空间。

20世纪90年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使得离散的人们可以跨越千山万水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但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移民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资源来维持与家乡社会的联系?为什么交通、通讯系统只连接特定的地点，而不连接某些其他地点的现象?因为这种技术革新只是为“现代离散者”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移民对祖籍国的感情以及他们创造并维持跨国联系的意志才是“现代离散者”出现和发展的主要根源。例如，美国的希腊裔移民虽然身在美国，但却十分关心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争端。他们通过其跨国网络与活动，向美国政府、希腊政府乃至国际组织施加压力，反对土耳其介入塞浦路斯问题。美国希腊裔移民对祖籍国的这种感情以及创建并维持跨国联系的意志标明了“现代离散者”的特质。

可以说明“现代离散者”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要在定居国建构、维持和展示自己独特的集体认同。“现代离散者”既希望在移居国获得定居权，又力图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与社团组织，拒绝被移居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后殖民地时期英国的黑人移民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既要为留居英国而斗争，又要保持自身有别于英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传统，想成为混合了非洲和美洲某些文化特点的“不列颠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离散族群从移居国的少数群体中单独列出来，因为离散族群是移居国境内的少数群体，但并不是所有的少数群体都是离散族群。离散族群会向移居国的同化和文化提出挑战，转而以“社会文化行李”为基础，在跨国层面上来对其身份认同进行社会建构；而大多数的少数群体则在不同程度上融进所居国的社会，他们不具有跨国意识和自己独特的认同。据此，笔者将通过考察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群体的发展及其同美国其他族裔的关系，在时空和种族划分的场景中解读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群体。

二、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通过各种经济、文化形式与祖籍国保持联系，具体做法是：

(一)汇款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经济表现形式是给居住在菲律宾的亲戚、朋友汇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菲律宾是世界上二十大海外汇款受益国之一，在2002年流入整个亚太地区的270亿美元汇款中，寄往菲律宾的约占25％。2004年菲律宾海外劳工向菲律宾汇款达85.5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美国是菲律宾海外汇款的最大来源国，2004年来自美国的汇款占汇款总量的43％。根据菲律宾中央银行的报告，2007年前两个月海外菲律宾劳工向菲律宾汇款总额达21.84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5.62亿美元)，其中47.1％来自美国，这使菲律宾政府对于实现2007年经济增长目标充满信心。一般来说，这些官方统计数据都会低于实际汇款数额，因为海外菲律宾人经常通过其他渠道将钱带回菲律宾，例如让回国的亲戚、朋友带回家乡。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向菲律宾的汇款总数估计要比官方数据至少高出两倍甚至三倍。

移居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菲律宾人向菲律宾汇款使菲律宾的经济受益良多，对于推动菲律宾的国内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曾几次将菲律宾的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普遍遭受沉重打击，而菲律宾的经济却因为海外汇款的“输血”作用而只受到轻微的影响。菲律宾央行行长曾表示，过去二十年来，尽管全球经济历经数次周期性的波动，但菲律宾的海外汇款一直有力地支持了菲律宾国内的金融市场，并 使它欣欣向荣。菲律宾国内的失业率很高，就业不足的人更是无以计数，但首都马尼拉的各大商业场所无论平时还是节假日，总是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许多菲律宾人已经失业很长时间，却天天购物消费，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海外亲属会定期汇回美元。因此，海外菲律宾人特别是菲律宾的海外劳工已被誉为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从1995年起，菲律宾政府把每年的6月7日定为“海外劳工日”。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可以通过菲律宾银行设在美国的支行将钱直接转入菲律宾收款人的账户，也可以通过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汇兑机构，在一天或几天之内将钱(美元或者比索)送到居住在菲律宾的收款者手中。向菲律宾的亲友汇款是海外菲律宾人“模糊身份”的象征：“既不在民族国家之内，也不完全游离于民族国家之外，他们徘徊在民族国家意识的边缘，利用他们由美国驱动的往复展示民族国家边界的缝隙。”

(二)通讯联络

通讯联络是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维持与祖籍国关系的另一重要手段。美国一些经营国际长途电话业务的电讯公司(如AT&T公司)设立了专门针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广告部，它们在流行于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社区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了大量广告。这些广告常常以菲律宾文化为背景进行设计，一般会先描述家庭成员的分离，如展示祖孙三代同堂而惟独妈妈缺席的照片(暗示妈妈正在美国工作)等；然后利用强调维持家庭紧密联系的菲律宾传统文化价值观而提出吸引人的他加禄语口号，如“为了家庭的幸福”、“从出生地到新的家乡”等。AT&T公司还在面向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广告，广告画面为菲律宾裔移民正在用电话与菲律宾国内的家人愉快地聊天，并示意菲律宾裔移民只要拨“1―800”就可以得到他加禄语服务。美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公司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些“被遗忘的亚裔美国人”，是因为其市场调查和研究部门已经确定，重视亲人、朋友间跨国联系的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是公司有利可图并正在不断扩大的客户群。事实上，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已经成为美国一些电讯公司国际业务的主要客户。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以及其他海外菲律宾人为了避免因长时间相隔而导致与亲朋感情淡化，他们便利用国际长途电话与家乡的亲属、朋友保持频繁、紧密的联系。通过经常、及时的信息交换，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可以积极地参与家族的决策以及其他需要他们建议和支持的家族事务。这样，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就可以确认他们与家乡亲人以及其他离散群体间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途电话通讯赋予菲律宾人传统的“热闹大家族’’观念以新的含义，因为它的成员无论流散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克服各种限制，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维持大家族的存在和团结。

(三)回乡探亲

对于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来说，回乡探亲无疑是对家乡文化的“朝圣”。每年圣诞节期间，马尼拉的阿基诺国际机场人潮涌动，聚集了从世界各地回乡的海外菲律宾人和迎接他们的亲友。在持续一周的圣诞节期间，为了感谢海外菲律宾人对家乡的经济贡献，菲律宾的许多城市都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数千人参加的大型宴会以及音乐演出，政府官员发表演讲赞扬海外菲律宾人。回乡使海外菲律宾人拥有了新的社会地位，无论他们出国前的社会地位多么低微，这时他们都会成为受尊敬的、有名望的人。

在回乡的长途旅行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菲律宾人相遇、交流，这使他们进一步构建起全球“菲律宾裔离散者”的意象。有如穆斯林在赴麦加朝圣的旅途中了解到，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分享着伊斯兰教的信念，形成一个共同体。许多海外菲律宾人也许很久没有回乡了，也不很了解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其他菲律宾人，但是，回乡探亲使他们了解到，许多像他们那样来自偏远小村庄的人同样在遥远的地方工作、生活，这使他们觉得彼此之间有一种联系。“只有真实的人群能够想象他们的生活与其他真实的人群的生活类似时”，“想象的菲律宾离散者”才能在历史上出现。

包括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在内的海外菲律宾人的回乡探亲使离散的诱惑力具体化了。海外菲律宾人回乡时的风光形象会诱使同乡加入他们的跨国迁徙队伍。大批菲律宾人的离散虽然不会威胁到菲律宾民族的延续，但会因为建构了另一种菲律宾人身份而危害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虽然“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或其他国家的菲律宾裔移民)与“菲律宾人”具有不同的文化含义，但在菲律宾“离散者”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海外菲律宾人”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身份。

三、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团体的发展

(一)二战前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

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那时，菲律宾处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一些被迫在西班牙大帆船上工作的菲律宾劳工在墨西哥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小海湾逃离登岸，到新奥尔良的郊外建立起村落，以打鱼、捕虾为生，定居下来。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菲律宾向美国的移民一直以零星、少量为特征。

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菲律宾人作为美国殖民地国家的公民在法律上被视为美国国民，可以自由进入美国。这样，20世纪初出现了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的第一次浪潮。这次移民浪潮大致由两部分菲律宾人组成，一部分是在美西战争后退伍的一些老兵的“战争新娘”，另一部分是美国最早的菲律宾留学生。190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补助金法》(The Pensionados Act)，决定资助年轻的菲律宾人到美国接受教育。大约500名菲律宾学生因此被哈佛、斯坦福、康奈尔、加利福尼亚等大学录取，进入美国学习。不过，这些最早的留学生学成后大都返回了菲律宾，并成为菲律宾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袖。

1910年以后，出现了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的第二次浪潮。受到早期留学归国人员成功经验的鼓舞，大量没有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菲律宾年轻人也开始寻求去美国留学。但因缺少资金，许多在美国留学的菲律宾人不得不中止学业。由于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和1907―1908年与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严格地限制了华裔和日裔移民，因此那些被迫中止学业的菲律宾人很容易在美国本土的农场、夏威夷的种植园或阿拉斯加的罐头厂找到工作，进而定居下来。另外，还有一些菲律宾人作为农业工人或普通劳工从菲律宾移居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地区。从1920年到1930年，在美国定居的菲律宾人迅速增多，从0.5万人增至4.5万人。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的第二次浪潮大约持续到1935年。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泰丁斯一麦克达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允许菲律宾在1945年正式独立(因菲律宾在二战中被日本侵占，直到1946年7月才宣告独立)。该法改变了菲律宾人的“准美国国民”地位，不再允许菲律宾人自由进入美国，代之以每年给菲律宾50名移民的限额。1935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菲律宾人遣返法》(The Filipino RepatriationAct)，规定在美国的菲 律宾人可以免费返回菲律宾。根据这部法律，大约有2200名在美菲律宾人返回了菲律宾。二战前的菲律宾移民除主要集中在夏威夷外，还分散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以及中西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

(二)1945―1965年间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

二战期间，美国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菲律宾裔移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征召许多菲律宾人入伍，他们多半充当美军的侦察兵和炊事兵。作为一种鼓励，美国政府承诺给予这些菲律宾裔士兵以美国公民的身份。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于1946年放宽对菲律宾人的移民限制，准允菲律宾人加入美国籍。从1946年至1965年，大约有3.3万名菲律宾人进入美国，其中半数是美国士兵的妻子。这些菲律宾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定居在夏威夷，他们的到来使美国菲律宾裔的人口增长了44％。

(三)1965年以后美国的菲律宾裔“新移民”

1965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移民与入籍法》(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该法废除了以往美国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条款，根据不同国家来分配移民数额，允许为了家庭团聚的外国人以及美国所需要的技术工人进入美国。这从法律上废除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对亚洲移民的种种歧视政策。

美国1965年移民政策的变化对菲律宾移民有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菲律宾裔移民数量急剧增多。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从33.7万人增至77t4万人，1990年达到140万人。菲律宾成为仅次于墨西哥的美国外来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地。2000年，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突破200万人。菲律宾成为美国1965年以后外来移民的主要来源国有两个原因：一是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人熟悉美国的语言、习俗、文化，被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有更大的动力移居美国。二是美国在菲律宾有许多军事基地。从1970年起，每年有5000至1.1万名菲律宾妇女作为美国公民的妻子移民到美国。1992年美国关闭设在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后，通过婚姻移民到美国的菲律宾人大大减少了。

其次，菲律宾裔移民在构成上也出现了很大变化。1965年后，菲律宾向美国的移民主要由两类人组成：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和父母)和优先选择制度下的其他申请人。除了考虑家庭团聚外，美国1965年《移民与入籍法》的主要目标就是吸引美国所需专业人才的职业移民。1966―1976年间，进入美国的菲律宾移民中50％是职业移民，占这一期间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总数的1/3。这些菲律宾人大多受过高级训练，是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专业人士和可能成为企业家的新移民。

人们一般以为菲律宾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例如希望获得高收入和高生活水平)而移居美国的，但调查显示，菲律宾人主要是因为家庭团聚而移民到美国。1986年，对2077名持有美国移民签证的菲律宾成人进行问卷调查，排在前三位的移民原因依次是“家庭团聚”(占41.8％)、“工作/生活/收入”(占28.7％)和“其他”(占20.2％)。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是典型的“链条移民”，就是在已经移居美国的亲戚的帮助下迁入美国。先期移民到美国的菲律宾人一般会为刚获准移民的亲戚提供飞机票、最初的住所以及找工作的信息与帮助。这种“链条移民”过程中的支持与帮助表明，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十分重视家庭纽带关系。

“链条移民”除影响菲律宾人的移民决定外，还是刚到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选择最初定居地的决定性因素。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亲戚所在地是他们挑选在美国的居住地的首选之地。由于血缘和家庭关系，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越来越集中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占50.6％)、夏威夷州(占10.6％)、伊利诺伊州(占4.4％)、纽约州(占3.8％)和新泽西州(占3.1％)是主要的聚居地。

四、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生活状况

(一)职业地位与收入

美国菲律宾裔新移民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族群中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重来看，在美国以外出生的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受教育的程度比白种人和其他三个主要的亚裔群体(华裔、日裔和印度裔)都高，这与1965年后菲律宾裔移民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系。1990年，25岁以上的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数比例为82.8％，高于美国全国人口的平均值(75.3％)和美国亚裔的平均值(77.8％)；25岁以上的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数比例为38.9％，也高于美国全国人口的平均值(20.5％)和美国亚裔的平均值(38％)。其中，美国菲律宾裔妇女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比例特别高，为41.6％，仅次于美国印度裔妇女的水平(48.7％)，而后者是美国妇女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受教育情况中存在着某种矛盾。虽然1965年以后来到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但是这些新移民的孩子和其他在美国出生的菲律宾人一般不能达到这种高教育水平，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虽高于白种人，但远远低于其他的亚裔群体。一些教育专家认为，第二代菲律宾裔美国人只接受过较低水平的教育以及社会经济成就不大，是受他们父母所表现出来的殖民地心态影响的后果。由于受殖民地心态的影响，第二代菲律宾裔美国人认为他们作为“次等群体”而受白人的剥削和压迫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般菲律宾裔美国人的工资待遇比较低，这种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平衡使他们失去对教育投入的兴趣；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和祖籍国文化的疏远，第二代菲律宾裔美国人不再相信“教育是成功的关键”这种传统的菲律宾文化价值观。

许多人认为，由于1965年以后移居美国的菲律宾人具有相对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在职业特别是在管理、专业工作领域以及经济生活方面已经逐渐与白人等。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把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看成一个整体就不难发现，他们正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1990年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职业分布显示，受雇为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医生、律师、科学工作者、教师等)的占27％，受雇为技术人员、销售人员、行政人员的占37％。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从事管理与专业工作的人所占比例与白人的这一比例(26％)相近，但是低于亚裔美国人的平均值(31％)。

在美国，从事管理、专业工作的菲律宾裔移民多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职业，是因为他们接受过高水平的教育。但是，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从事管理、专业工作的人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菲律宾国内接受过同等教育的菲律宾人的同类比例。这意味着菲律宾人移居美国后，通常其职业调整趋势是向下滑动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菲律宾人可以在美国找到和他们在国内的职业相类似的岗位。198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菲律宾裔居民中有21.1％的男性和34・2％的女性在移民的前一年拥有职业或者技术职位，但是在移民到美国两年后这一比例有了明显的下降，分别为9％和15.3％。在美国出生的菲律宾人因为受教育情 况远远不如新移民，所以从事管理和专业工作的人的比例更低。

和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从业状况不佳相反，与其他族裔的美国家庭相比，菲律宾裔家庭的总收入比较高。1989年，美国菲律宾裔家庭平均收入(47838美元)高于美国其他亚裔家庭的平均收入(41583美元)和美国所有家庭的平均收入(35225美元)。但是，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人均收入(13616美元)要低于美国全部亚裔的人均收入(13806美元)和所有美国人的人均收入(14143美元)。这说明菲律宾裔家庭之所以有较高的收入是因为家庭成员中就业者多。有关这一点，美国菲律宾裔妇女的就业率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政府198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68％的成年菲律宾裔妇女参加工作，而同一时期美国妇女的平均就业率是49％。菲律宾裔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高固然有文化传统、受教育状况等方面的原因，但家庭经济的需要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通常来说，美国的亚裔群体比同等教育水平的白种人的工作收入少，而菲律宾裔工薪低的问题更加严重，甚至比其他亚裔群体的收入还要低；同样是接受过大学四年或更多的教育，美国菲律宾裔中只有20.5％的人的年薪在21200美元以上，而具有这种收入水平的美国白人的比例为51％、美国日本裔的比例为45％。

由于受到就业歧视，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成为“收入低、职业地位低、工作灵活性低及行政权力小”的族群。二战前，学者也是这样描述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看来，1965年后移居美国的菲律宾裔，其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改变他们的职业地位和收入。

(二)文化与民族认同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作为离散的族群反对完全同化于美国的社会，他们通过一些象征性的事物保持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身份特征。例如在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社区，特别是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城市菲律宾裔社区，房子都以西班牙式风格进行装饰：铁篱笆，红色的瓦屋顶，菲律宾出产的紫檀木雕刻的厚重大门，庭院里种植着各种可食用的植物。美国菲律宾裔移民还将文化的传递从菲律宾扩展到美国，菲律宾的报纸、流行周刊、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在出版或播出不久后就会出现在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社区中，在那里可以很容易地买到从菲律宾进口的音乐磁带和激光唱盘、录像带、加工过的食品等。正如南加州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社区的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在不断变化、人力无法控制的世界中，这些菲律宾人利用社区报纸将彼此重新连接起来……将他们生活中分立的各个方面重建为与众不同的习俗习惯。”的确，作为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离散文化和离散认同的特征，这些房屋以及菲律宾商品的流通象征着美国城镇中菲律宾裔移民社区的边界。

由于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人的英语听、说水平一般比较高，有91％的美国菲律宾人能够在交流中熟练地使用英语，但有71％的美国菲律宾人在家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不是英语。这表明大部分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并能讲英语的菲律宾人依然宁愿在家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菲律宾人还曾积极向“工作场合只使用英语”的政策提出挑战。1990年1月，华盛顿、西雅图等地的医疗机构曾出台一项“英语是惟一的工作语言”的政策，并规定违反者将被解雇。这项政策主要是针对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一些美国菲律宾人。因此，菲律宾裔雇员通过工会和地方社团提出抗议，最后迫使当局取消这项政策。

为了成为“与众不同的美国人”，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开展了各种“认同运动”，强调菲律宾文化和历史的重要性。有学者将这种认同的建构看作“选择、剔除，然后重新解释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种族’概念和主流观念的过程”。美国的第二代菲律宾裔移民经历了这种认同的建构。他们称自己为“再生的菲律宾人”，认为自己“缺乏菲律宾的文化知识”，因此“试图回归种族划分”，根据菲律宾民族语言、古代音节字母、传统武术以及其他被带到美国的菲律宾文化传统“重新确定他们的认同”。“再生的菲律宾人”提出“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菲律宾人”的口号。美国第二代菲律宾裔移民对离散意识和团结的宣告清楚地证明了离散群体认同在时空方面所具有的跨国维度。离散群体认同建构的基础是菲律宾的文化和历史，对菲律宾离散者的构想是由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来表述的，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到过菲律宾。

(三)政治参与

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政治地位低于其社会经济地位。据估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只有100名菲律宾裔担任政府官员。只有在夏威夷州，美国菲律宾裔移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更多的承认。1994年，夏威夷州经选举产生了第一位菲律宾裔州长。而且美国的第一位菲律宾裔议员、市长、州政府官员、州高等法院法官都出现在夏威夷州。1996年选举后，夏威夷州议会中有五位菲律宾裔众议员、一位菲律宾裔参议员。但是，其他州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三个州(华盛顿、马里兰和西弗吉尼亚)的州议会中有菲律宾裔议员，而在菲律宾裔聚居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议会中却没有菲律宾裔代表。基于美国菲律宾裔的这种政治地位，有学者认为，美国菲律宾裔移民是“北美最边缘化、最被误解的少数民族的选民”。

近些年来，许多美国菲律宾人感觉到他们仍遭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开始建立各种组织，以便增强他们的政治、经济影响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加布里埃拉网络(Gabreila Network)是一个以19世纪末反对西班牙起义中的妇女领袖加布里埃拉・赛朗(Gabfiela Silang)的名字命名的女权组织和致力于铲除“邮购新娘”的机构；而“反对187议案的菲律宾人”(Filipinos Against Proposition 187)以及“赞助行动的菲律宾人”(Filipinos for Affirmative Action)组织则向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提出挑战，因为政治保守主义者拒绝给予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平等机会；美国菲律宾裔全国委员会(National Filipino American Council)包括3000个社区与民权组织，它一直在为合理的移民法进行院外游说活动。另外，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已经成为“亚洲法律核心小组”(Asian Law Caucus)、“亚洲太平洋岛屿裔美国人健康论坛”(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Health Forum)这类美国亚裔组织机构的领导和积极的参与者。随着美国菲律宾裔人口的迅速增长、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族群文化认同的加强，他们的政治意识也会大大增强。

五、结 语

自18世纪后期开始，因务工、求学、家庭团聚等原因，越来越多的菲律宾人移居美国。尽管这些菲律宾裔移民身居美国，但他们通过汇款、通讯联络、回乡等方式维持着与祖籍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族裔群体的密切的跨国关系，并在遭遇种种不公与歧视的美国社会中，通过日常社会活动保持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身份特征，以此建构菲律宾裔群体的认同与意识。可以说，美国的菲律宾裔移民不仅是定居在美国的少数族裔，更是在跨国层面上由社会建构起来的“现代离散者”。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资本的扩张以及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继续存在，美国菲律宾裔移民将继续维持他们的离散生活。

总之，以“现代离散者”的视角对美国菲律宾裔移民进行的考察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从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角度探讨国际移民问题，更需要从跨国主义的角度探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移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