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歧视了外企什么

9月13日，天津绚丽。在此举行的第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向国务院总理有礼节地抛出了一个问题，“最近有人指出，中国的经商环境似乎在恶化，这观点是因为信息错误呢，还是他们误解了中国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关政府采购和自主创新有关文件呢？”

这已是今年第九次面对同样的问题。围绕中国商业环境的“非议”，俨然成为了外商的集体心理。

歧视了什么

就在达沃斯论坛前，中国欧盟商会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0/2011》，这是该商会自2000年以来的第10版对华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就中国24个行业、8个城市和地区，以及11个具体横向议题进行了漫长的建议，以至浓烈地“带有异乎寻常的批评口吻”。

“中国在控制经济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方面一直功不可没，许多欧洲企业都将中国视为未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但在这一商业群体中日益弥散的沮丧情绪，使得他们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市场前景所持的乐观态度大打折扣。大多数行业的企业都担心，越来越多的中国政策实施不平等，有可能置外商投资企业于不利地位。”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戴杰在建议书中显得颇为“焦灼”。

中国到底歧视了什么，在外商及利益团体眼里显然有一本细账。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丁凯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欧盟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两个障碍是过于严苛的市场准入和监管框架及其执行方式。他解释，虽然中国多个部委和政府机构去年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有了明显改进，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让外商抱怨诸多。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金声介绍，几乎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其会员企业要求商会对其提供支持的信函，原因是他们的知识产权被中国企业盗用了，而当他们企图向中国的法院提出诉讼时，却遇到搜集证据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无法估算他们的整体损失。

响应这些抱怨的，还有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针对本田汽车、丰田汽车等日本制造企业在中国的工厂掀起了罢工热潮，冈田克也警告说，除非中国使其商业规则更加透明且具有连贯性，其中包括处理劳资纠纷的法律框架，否则中国有可能失去外国投资。

在法律起草方面，虽然在2009年及2010年上半年期间，中国欧盟商会为73部法律和法规草案提供了意见，但仍有一小部分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公开征求意见期过短，甚至在未事先征求意见的情况下便予以公布，导致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来不及提出建设性意见。

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和通知有时具有追溯效力，在外商看来，这随时给法律状态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也为外企投资增加了风险。

让外企颇为困惑的，还有各个地方对于中央法律法规执行的不一致。“有时候你在一个省经营会非常顺利，而同样的事情在另外一个省去做，则会遇到很多麻烦。”丁凯说。

与执行不一致相关的还有一个概念“自由裁量权”，在外企眼里显得更为头疼，过去三年一度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时面临的最大的法规挑战。其中一个意见是，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有关的法律过于含混和广泛，容易造成困扰。一个震荡至今的案例是美籍汽车引擎工程师胡志成因被指涉嫌侵犯商业秘密于2008年在天津被羁押。

而在市场准入方面，强制性认证和许可体系成为了外企的门槛。丁凯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虽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哪个文件显示外企不可从事石油产品业务，但2007年1月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要求，获得石油产品批发许可证需满足两项要求：拥有一家中国炼油厂和获得进口许可证。就前者而言，由于炼油厂被中国政府视为战略性资产，因此外商控股不得超过49%；而对于后者，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向任何外商企业颁发石油进口许可证。

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在欧美商界升级。2009年11月中国的关于拟行国际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认定目录的第618号通知明确将“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挂钩，这一政策让外商感觉到这将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在华研发创新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失落的心理

外企的集中式抱怨，有着隐蔽的心理。

2010年4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延续的对外资各项优惠投资政策正式画上句号的标志，外企在华投资的超国民待遇时代终结。

在之前的30年间，为了走出发展资金匮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困境，中国采取了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在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方面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在税收上，外资企业缴纳18%的企业所得税率，远远低于内资企业33%的高税率。并且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直到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为25%，老的外资企业可享受5年的过渡期照顾。外企在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由此退潮。

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在商业中所起的控制都比危机前有所加强。其中很多关于政府采购方面，导致适用于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缩紧。

环境的另一面是，“经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对于外企而言，其他市场不景气，而中国市场却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且增长率最高。因此他们愈发强烈地想在这个市场赢得最大自由度。”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此外，相对中国内资企业，外企自身竞争力的下降，也使其对中国的政策变化非常敏感。

这导致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华外企对中国商业环境的集中抱怨。“2009年底与2010年初的时候他们突然感觉到了现在的政策走向不太一样了，他们感觉到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市场准入都有明显收紧的感觉，这让他们觉得未来的生存状况很是不确定。”华金声表示。

在大陆，2010年上半年给外界的感觉是欧美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关注大于其他纠纷。但华金声表示，虽然人民币升值问题被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可这相比起其他方面，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甚至排不到影响美商在华投资因素的前十位。

9月3日，华金声参加了一个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在钓鱼台举行的会议，会议邀请了几个商会和跨国公司代表。华金声在会议上跟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美资企业并不是在中国寻求超国民待遇，这些在华美资企业公开把他们的担心说出来，目的是让中国继续保持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九驳“恶化论”

自2010年年初以来，已就“投资环境恶化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9度发声。

在今年3月14日的“两会”记者见面会上，《华尔街日报》记者面对提问，“谷歌表示要退出中国市场，去年中国逮捕力拓公司4名员工也引起了担忧，中国将采取何种措施让外商企业放心？”此时的回答，还只是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提供公平环境的层面。

说，“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我同外商的接触还不够紧密。在我今后三年的工作当中，力求能多增加一些同外商接触的机会，使你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策，同时我也愿意听取你们对中国吸引外资的意见。”

此后的六个月，确实加快了与外商代表见面的频次。不仅在4月29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谈后，专门与欧盟企业家座谈，5月底出访韩国首尔时，约请韩国经济界人士，更在7月17日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西安时，安排了与中德企业家的见面对话。

最近的一次与企业家接触，是在9月13日天津达沃斯论坛后，温出席了论坛的企业家座谈会。

这4次与外商的座谈内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大陆“投资环境恶化”的议题。此外，分别在天津、深圳调研中，两次特意询问当地外商企业有关投资环境的问题，并在两个公开场合就投资环境表态。

对于这一议题共计9次回应的微妙变化，也勾勒出大陆政府对此的认知过程。

与4月底欧盟在华企业家谈话时，也就是在两会时被记者问及“投资恶化论”后46天，温第一次确立了“所有在中国经过法律注册的外资企业，我们都视同于中国企业：他们制造的产品都视同于中国制造；他们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创新的各种产品也都视同于中国产品的创新”，“基于这三点，这些外资企业就享受与中国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这样的论述基调，此后不同场合的密集表态，都是基于这一基调。

在7月与中德企业家谈话时，对于“投资恶化论”的回应已经系统而精确，他将“投资恶化论”称之为“目前世界上有一种舆论”，然后首次以商务部的数据，来批驳这一舆论。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9.6%，其中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为39.6%。总结到，“一个投资环境不好的国家，不会出现这样大批外资蜂拥而至的情况。”

而在9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坚持此前的基调与数据，但也委婉而罕见地提出，“最近议论比较多的是关于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和政府采购。这些问题不完全是外国公司的误解，同我们政策不够明确也有关系。”传出的信息是，将目前打嘴仗的部分原因，归结为政府自身的政策纰漏。

这被认为是在4次与外商企业家接触后，大陆政府对外商政策进行自我调整的信号。

外企声音的此起彼伏，令频频回应之外，也使得国家副主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期也在公开场合积极回应，进而形成立体性中国态度。

实际上争议的更深层次，梅新育说，“我认为有些抱怨是把国家的一些整体性问题当成是专门针对外资的歧视性待遇。我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很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只针对外资解决，而是面向所有企业。”

政治魅影

纠结的商业环境风波，还隐隐绰绰地溢出了商业范畴。

就在2010年1月至7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459家，同比增长17.9%的时刻，《福布斯国际投资环境排行榜》却将中国排名由去年的第63位下调至第90位，这让梅新育感觉极为讽刺，“世人不能不怀疑，《福布斯》国际投资环境排行榜项目组对此项工作倾注了太多的政治思维。”

事实上，法律的一些边界隐藏着难以抹去的模糊，这为政治的涉入提供了空间。敏感人士观察到，每次欧美就中国商业环境施压，背后都在本国内进行了一次长长的利益聚集和院外游说，都意图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商业上的一些技术和观念问题。

针对中国鞍钢在美国投资受阻事件，华金声表示，美国的很多州都是非常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但其阻力往往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

说到市场准入问题，梅新育表示，“我不能想象几亿美元的钢丝绳厂收购案会威胁到一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安全。”而在劳工权益和股东权益方面，有些国家也处处给中国企业设限。投资双龙后，上汽作为双龙唯一大股东，却无法行使其股东权利，甚至管理经营决策都由工会主导。

此外，中国在海外其他地方投资还遭到美国等第三方的反对。例如中远、和黄在巴拿马运河投资建设码头，美国指责这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在非洲、苏丹、伊朗等地的投资也遭到美国的指责和制裁。

“中国投资海外不能只看商业问题，一定要有政治考虑。”梅新育表示，不能被其他国家所谓的开放市场的言论所迷惑，特别是投资大、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高，以及战略资源方面的产业，要对这个国家的市场环境、政治环境有清醒的理解，否则就如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南方报业收购《新闻周刊》，最后只能白白浪费财力、精力。

据此，梅新育称，作为一个国家，拥有保障自己经济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所有产业都是无限制放开的，“外企不能打着市场准入的旗号，剥夺中国保护自己经济命脉的权利，剥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先进产业、先进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业的权利。”

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GPA）。中国于2007年12月首次正式递交加入GPA的申请书和初步出价清单，并于今年7月修改了GPA出价清单，虽然美国一直希望中国政府将“地方政府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纳入采购实体名录”。

“那些国际协定都是经过一点点艰苦谈判得来的，如果外方不拿相应的东西做交换，而要我们履行国际协定之外的义务，是无权通过几句控诉和指责达到目的的。”梅新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