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社会土地两权关系问题研究

[摘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决定下，受阶级利益关系的作用，我国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经历了共占共用的统一-王室和诸侯占有的两权分离-封建地主所有农民经营的两权分离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107-04

一、原始社会的土地两权关系

原始社会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世界民族都已经经历的发展阶段，它是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是后来各阶段社会发展的最初基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靠打猎和采摘野果生活，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劳动技能很低，所以只能靠群体共同生产与生活，才能维持生存。最初的原始人不会贮藏食品和生产食品，原始人群常常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迁徙和游荡，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极其简单的原始关系，并没有产生占有土地的欲望。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定居，并且开始学会农业生产，这样，土地就成为人们的住所和生产的基础。受原始社会落后生产力的限制，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以部落为基础的，部落成员共同占有土地，共同使用土地，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土地两权关系是集体公有制下的两权统一，更确切一点说应该是土地集体占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而氏族之间会有互相交换剩余产品的现象，部落之间常常也会有争端和战争，战胜的部落则会占有战败部落的土地及劳动产品，在这个时候，对于土地的占有欲望就会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在同一部落内部，土地是共占共用的，而在部落之间，则存在着土地占有界限的划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始部落开始运用基本的劳动分工来进行劳动管理，而对于土地的管理，在原始社会主要由公社进行管理，原始公社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其层次划分上和管理的民主性上都并不相同。有些公社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次的公社负责管理家庭的土地生产，较高层次的公社负责管理整个部落共有的土地的生产，包括产品的积累与再生产等；有些公社在管理上更为专制一些，有些公社在管理上更为民主一些。

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农村公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这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是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转变的组织形式。在父系氏族公社后期，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虽然还是以木器、石器、骨器为主，但劳动工具的制作更为精细，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由于冶铜业的发明，铜器工具的出现更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为个体劳动提供了可能，这样就引起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私有制或私有观点开始萌生，氏族组织结构发生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的产品剩余越来越多，这样，就逐渐产生了部落首领侵占公共剩余产品和共有财产的现象。同时，父系氏族和家庭关系的组织结构也产生变化，婚姻关系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并且这种一夫一妻制逐渐从家长制的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生产经营单位以小家庭为主。这说明血缘关系在氏族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公社成员之间出现了流动的现象，人们更多地以地域为基础结合在一起，农村公社就是以地域关系把居民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第二，出现了土地的两权分离。在原始村社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加，引起了氏族公社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促进了个体生产的可能，使得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细胞。同时由于私有观念的出现，人们占有剩余产品的欲望增强，氏族内部的共耕制逐渐被家庭私耕制所取代，从而产生了土地公有和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当然生产关系的变化都是逐渐产生的，在原始农村公社内部的家庭私耕制和土地的公有私营也是逐渐产生的，在大家庭人数众多，以至于共耕无法进行时，大家庭就会破产。而土地的分配也是逐渐形成的，由于生产力落后，个体劳动在某些环节上还无法实现，因此所谓的个体劳动也不是绝对的。

可见，在原始农村公社内部，出现了组织结构的变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私有制和土地两权分离，但这些并不是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因为，在农村公社中所出现的个体家庭耕种，是不彻底的，同时，农村公社中还保留有大量的土地进行集体耕种，特别是森林、草场、牧场等，公社依然需要组织成员集体劳作和分配产品，这是公社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功能。即在农村公社内部出现的私有制和土地两权分离，是次要的生产关系，是在原始生产关系下逐渐产生的局部生产关系，并不足以占有主体地位，原始社会的土地两权关系从总体上看依然是集体占有下的两权统一。

总之，在生产力较为缓慢发展的作用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由游荡迁徙到定居；由无长幼的群婚制到长幼自然分工、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由摘野果捕获猎物到学会基本的栽培农业和畜牧业的过程。而原始社会的土地制度，虽然在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但受极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其主要的性质是共占共用。虽然在氏族公社中，土地的占有分为部落、氏族、家庭公社分层次占有，但不管在哪一个层次上，人们都是共同占有土地、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劳动产品、共同生活，土地两权关系是统一的。只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时期，开始出现了土地公有关系下的两权分离，但这种两权分离也不彻底，是一种次要的关系，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变的一种过渡形态。

二、奴隶社会的土地两权关系

虽然对于中国的井田制，学者们还都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相当多数学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社会确实存在过井田制。中国井田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主要起源于黄帝到夏禹时期，这段时期正是前文所讲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时期，即学者们认为，井田制的原始形态正是农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正如我们所说的，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井田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生产力决定的，是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利建设相适应的一种土地规划形式。当时农业生产普遍采取耦耕的方法，即“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之耦。一耦之代，广尺深尺，谓之畎”（《周礼・考工记》）。耒耜是一种当时普遍使用的简陋耕作农具，两人一对使用这种农具，倒退着耕作，一趟耕作后就形成了一个长条状的耕地，这样的耕作方法，使土地自然形成一些长方块或正方块的耕地。井田制的另一种技术因素在于当时普遍使用沟洫制的水利系统，学者们对于沟洫制的作用的研究结果并不相同，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治理洪水的系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灌溉系统，有的认为这是防洪抗旱相结合的水利系统。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认为沟洫制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水利系统，并且井田制与这种沟洫制有很大的相关性，受地理和水流的影响很大。《周礼・考工记》中对沟洫制有这样的记载：“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记载中的遂、沟、洫、浍为由浅而深、由窄而宽的水渠，夫、井、成为一定大小的进位，也是由水渠隔成的一定面积的土地，在这些土地规划上又有六种水路与五种旱路相伴而行，这样土地就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方块田。

井田制的原始形态起源于农村公社，而正如前文所述，原始农村公社时期的土地两权关系开始出现分离，土地归农村公社共同占有，有一部分土地逐渐开始由家庭个体经营，出现了土地共同占有与家庭经营的两权分离，但并没有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共耕与私耕同时存在，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井田制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开始逐渐演变。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先以血缘关系在家庭公社内分配，逐渐演变为向个体家庭分配。分配的土地的等级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在生产力较为低下且人口较少时，人们的生产能力有限，所以分配的土地都是已开垦的肥沃土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分配的土地等级由优等地发展到优等地和劣等地搭配，分配的方式也是不同等级的土地搭配起来分配。当时土地分配的原则基本是平均分配，这也体现了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精神和平均主义传统。

中国奴隶社会正是在原始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这种原始农村公社的某些特征一直贯穿于奴隶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仅对奴隶社会，甚至对中国封建社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原始农村公社时期的土地有共耕和私耕，既有共有地又有私营地，土地两权关系是共同占有下的占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与分离并存，且统一居于主体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私有思想不断发展，部落首领、公社领导人等上层人士凭借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占有包括共有地在内的共有财产，这种速度较快，而下层社会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其分化速度较慢，从而使得奴隶社会一直保留着原始农村公社的生活方式。社会阶层分化之后，就形成了贵族阶层和公社农民，并且贵族阶层的财产开始出现世袭制，他们在经济上占有着生产资料，政治上也开始行使专制统治，出现了社会的统治与被统治，中国社会由民主社会逐渐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王是这个国家奴隶主阶级的代表。

在夏、商、西周的奴隶社会中，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谓的土地国有实际上是土地王有，但也并不是由国王一人独占，商周时期的土地是在等级王权制度上的奴隶主阶级占有。在商代就开始出现了分封制，在西周时期，分封制实现了制度化，国王所拥有的土地有些直接占有，有些通过分封制分给各诸侯国，国王通过政治权力实现着对土地及各诸侯国的经济控制。各诸侯国对于所分得的土地只有占有权，没有处置权，没有王命不能私自买卖、转让土地，只有周王才具有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周王可以收回分封的土地，各诸侯也要向国王交纳具有地租性质的税――“租税合一”的贡品。奴隶社会沿用了原始农村公社时期的井田制，因为，虽然这一时期的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农业生产工具和施肥技术都有所改进，并且实行了一定休耕制，但农业排灌方式和耦耕方式并没有改变，因此井田制也保存至奴隶社会，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与原始社会末期的井田制相比，出现了质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是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着土地和生产资料，还占有奴隶本身，并且通过政治权力的保障实现着对奴隶的剥削。国王将一些土地的占有权分给各诸侯，同时也将农村公社分给各诸侯，诸侯所占有的土地的经营都是通过农村公社来完成的，农村公社是奴隶主土地的具体占有者。奴隶社会农村公社的土地经营方式都要服从于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奴隶主通过对农村公社的控制和管理实现对劳动者的剥削，农村公社的剩余产品由原始社会时期的共同占有转化为由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剥削占有。中国奴隶社会发展不充分，并不具备古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农村公社的土地经营也保留着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继续存在着一定的“私田”和“公田”，但这种“私田”也既有原始社会的性质，同时更是受奴隶主剥削下的“私田”，土地经营的方式都要服从于奴隶主的意志。奴隶社会的劳动者也具有村社农民和奴隶的双重特征，既有自由又无自由，既有独立性又无独立性。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在土地两权关系上，存在着土地公社占有权和“私人”经营权的分离，笔者认为，奴隶社会的“私田”制度可能是构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奴隶社会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人类步入了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井田制的经济性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私有制和奴隶主阶级国家的建立，土地由共同占有转变为私有。虽然从所有权的权能分割来看，奴隶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关系表现出了等级制下的、多层次的、较为复杂的关系，但从总体上来看是土地王有和各奴隶主占有的两权分离及奴隶主占有和村社农民使用的两权分离。总之，这是一种两权分离的关系，是由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并受中国诸多特定因素所影响的。

三、封建社会的土地两权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动的时期，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崩溃，封建地主夺取国家政权，剥削方式变为以实物地租为主的封建剥削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

（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土地国有制下的两权分离

奴隶社会末期，随着周朝王室权力的衰弱，周王的土地最高所有权受到冲击，各诸侯国逐渐将自己分封的土地的占有权变成了所有权，不再向周王交贡税。周王权的衰弱，使各诸侯国不仅侵占周王的土地和掠夺农作物，各诸侯国之间还经常互相争夺土地，而争夺土地的结果是进一步削弱国王的土地所有权和瓦解奴隶社会的分封制，从而各诸侯国也开始逐渐拥有土地的处置权，虽然还没有实行土地买卖，但土地已经可以开始作为报酬、赔偿和贿赂之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所有权向各诸侯下移，土地王有转变为诸侯所有。

除了上层社会的变化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农村公社逐渐瓦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农业生产普遍使用了铁制工具――犁铧，并且采用了牛耕的方式，农田灌溉工程也得到了大发展，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为个体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刺激了村社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要求。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产品也纳人商品交换的行列，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春秋末期，还出现了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农村公社的经营方式，村社农民的私有观念特别是对土地的私有欲望越来越强烈，促进了家庭经营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破产。

经济上的变化引发的政治上的变动，村社农民长期受战争、兵役、徭役、高利贷的折磨，对于奴隶主的剥削与压迫强烈不满，大量劳动者逃出公社或在公社的劳动中消极怠工，致使大量公田摞荒，加速了农村公社经营的破产。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使得奴隶主阶级用原来的方式剥削村社农民变得越来越困难，奴隶主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危机中。同时，奴隶主之间又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些就促进了奴隶主阶级的分化，从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了一些新兴势力，这些新兴势力为了吸引劳动者，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他们收留大量的奴隶或村社农民，分给这些劳动者一定的土地进行耕种，采用征收实物地租的方式来进行剥削。这些从奴隶主阶级分化出来的新兴势力后来就演变为封建地主，这些奴隶和村社农民就转变为封建农民，而征收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正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剥削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村社农民对土地的诉求及新兴势力的新的剥削方式都在进一步地瓦解着奴隶社会制度，统治者也开始效法而行，通过“彻法”、管仲的“相对而衰征”、“初税亩”、“初租禾”等将剥削方式由劳役地租变革为实物地租，并且开始逐步承认劳动者对于所耕作土地的占有与使用，从而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春秋战国之交，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和变革（变法）两种方式夺取了国家政权，在政治上取代了奴隶主的统治地位。封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政治上废除了分封制与世袭制，代之以郡县制与官僚制；在经济上废除了井田制，中央把土地的权力集中起来，将土地由原来的诸侯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建立了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这时的土地占有和经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所有和国家直接经营，这样的土地数量所占比例较小；另一种是国家把土地通过授田的方式分给农民、徙民、有军功的人、官吏、出狱的犯人等，国家向授田的农民征收具有地租和赋税双重性质的费用，国家授田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中占有的比例较大。虽然战国时期的封建土地国家所有制下，国家依靠政治权力垄断了土地所有权，而向授田的农民征收的费用具有租税合一的性质，但具有一定地租性质的实物地租，确实反映了国家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是一种典型的两权分离。

（二）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两权分离

战国时期，中国建立了封建土地国家所有制，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在秦汉时期这种个人所有制确立为封建时期的主体所有制。

在封建土地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占有土地的两个层次分别为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大土地占有者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占有者。从上层社会来看，由于官位和军功都不能世袭，这些地主在任时有稳定的土地和收入，而后代却没有保障，这样，这些地主们就要求土地的所有权，以期能够世袭，保障子孙后代的生活。从下层社会来看，个体化经营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家庭向小家庭的分化，国家授田数量有限，新分化出来的家庭得不到国家授田，只能从大家庭中分田，或者去开垦荒地；个体经营的发展，使农民出现了贫富分化，有些农民离开土地，有些农民通过多种方式占有土地，这些都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另外，在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土地的买卖，这也为封建土地国家所有制向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各阶级对土地私有的要求及土地兼并的产生，使国家对已经存在的土地私有开始了制度上的认同，秦统一以后，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私有权，西汉初期，国家开始向各个阶层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同时伴随着土地买卖的普遍化，使封建土地私有权在制度上得以确立和巩固。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对土地制度或税收制度进行过改革，有些限制土地兼并，有些也实行了放任土地兼并的政策，不管制度在具体环节上有哪些差异，都未能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根本。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各段时期来看，土地所有制有三个层次：国家所有、地主所有、自耕农所有。从时间发展来看，土地国有的数量越来越少，而自耕农虽然在封建社会末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却也不能成为主流，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始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体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从土地经营方式来看，自耕农是自有自耕，土地两权关系是统一的，当然这种关系是次要的；而地主阶级的土地采用的租佃经营的方式，土地两权关系是分离的，这种两权关系才是居于主体地位的关系。

综上，从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演变来看，土地两权关系经历了不同所有制下的演变历程：从原始社会土地共同占有下的两权统一，发展为奴隶社会下土地王有的两权分离，发展为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期的土地诸侯所有制下的两权分离，再发展为封建社会时期土地私人所有制下的两权分离。土地两权关系时而分离时而统一，从根本上来看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在生产力的决定下，在生产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利益关系的作用下，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两权关系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