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范式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