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币漫谈之十:银行来了(上)

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同年，黄河在江苏徐州丰县决口。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迫不得已采用了过去一直拒绝考虑的纸币“宝钞”和“官票”。但是清朝的纸币与宋、元、明时期的古代纸币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不可兑现的政府纸币，所以不为社会接受，最后只能作罢。

就在朝廷还为发不发纸币伤脑筋的时候，一种完全新式的金融事物已经悄然进入了中国，这就是银行。

从“BANK”到“银行”

现在我们通称的“银行”这个词，在英语里是“bank”，教经济学的教师通常会告诉大家，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的“板凳”banco。古代的欧洲，大多是小国寡民，一国一种钱币，做生意的人在各国跑来跑去，就要不断兑换钱币，于是在街头就出现了坐在板凳上专门为人兑换钱币的小贩、摊桌，挣个过手费，他们就是最初的“银行家”。所以，银行一词在西方各种语言里都是相通的，法语是banque，德语是bank，西班牙语是banco，俄语是 банк。不过，古代这些所谓的“银行”仅仅是钱币兑换商而已。

文艺复兴时期前后，欧洲的银行家、商人、教会逐渐结合起来，开拓了资金融通的新领域，除了兑换，借贷、汇兑、票据等各项业务也发展起来，真正的银行出现了。因为商业资本的发展，一些银行开始允许某些票据进入流通，但是票据流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有时间限制、地域限制，要付利息，甚至可能还有贴水，在转让之际，需要被转让方认可这些利息、期限、贴水之类的损失条件。1661年，一个叫帕尔姆斯特鲁克的瑞典人想发行一种没有期限、没有利息、可以随时兑现的票券，以便流通， 于是他创办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银行券。从此，发行钞票的银行模式在世界上流行开来。

在中国的古代，却不存在银行发展的这种条件。有两种以上的钱币是钱币兑换商存在的前提。明朝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单一使用铜钱的国家，在地域广大的国土中使用一种统一的货币，不存在兑换问题。明朝中期以后，白银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大宗贸易和缴纳国家税赋要用白银，民间小额流通却是使用铜钱，银铜之间就有了兑换的需求，中国的钱币兑换业也就应运而生，只是这种兑换业务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银行。

“番鬼”来了

1492年（大明弘治五年），意大利水手哥伦布得到西班牙政府支持，首次横渡大西洋，向西寻找印度，却发现了美洲。1522年（大明嘉靖元年）葡萄牙水手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率领有5条船260多人的船队，西经大西洋和美洲，完成了首次环绕地球的航行。这些探险行为从此刺激起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向亚洲的进发。西班牙由此占领了菲律宾，打开了与中国的贸易，葡萄牙进占澳门、荷兰进占台湾也是在17世纪。

1600年（大明万历二十八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它起初是个商业公司，以后利用英国政府授予的特许权，逐渐成为印度的“太上皇”。1773年（大清乾隆三十八年），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在印度设立总督，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时也就成为了英国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基地。

到乾隆、嘉庆时期，也就是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等国的商人不断来到广州交易。当时，清朝政府只开放了广州一个外贸口岸，外国商人到中国，必须在广州与政府指定的行商交易，这些被指定的行商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十三行倒不一定是十三家行商，有时多有时少，一般通称为十三行）。这十三行因为专与洋人打交道，被称做洋商。洋商的商馆都集中在广州沙面一带，他们包揽了清朝所有的对外贸易和关税事务。那时一条外商船只，哪怕只是印度来的商船，也要在海上走个把多月，如果是从欧洲开来的商船，则往往要走上一年。船只要维修，货物要买卖，船员要休整，还要准备返航的粮食、淡水、燃料等，于是外商要求在岸上有个商馆，作为落脚之地，但他们必须向十三行租房。这样，在十三行旁边又兴起了一片所谓的“十三夷馆”，专住洋人。在官员正式奏折中，常把外商称为“夷商”，以区别于中国的“洋商”，而在广州则称外商为“鬼子”或“番鬼”。当时有一位美国商人威廉・亨特，在广州住了几十年，成为一个中国通，他写了一部书叫《广州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详细记叙了在华外商的情况。那时，沙面一带各国洋人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至今在广州，与人民南路相交的还有一条十三行路，就是当年“十三行街”的旧地。

但是，这些洋人来到中国，只能与十三行洋商交易，由十三行估价，由十三行定税，货物发卖给十三行，再由十三行转售给中国商人行销内地。洋人不许在广州自行租赁房屋，不许在市内自由行走，出门不得走出十三行街。而十三行洋商，在独占外贸之利而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封建专营制度的弊病也暴露无遗。道光二年（1822年）和咸丰六年（1856年），十三行街两次大火，彻底衰落了，今天只余一条路名。

“番票”来了

在广州，虽然有不少“夷船”跨海而来，但各国情况并不一致。瑞典、丹麦、法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因为海船要经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一年只有几艘商船到港；西班牙占领吕宋（菲律宾）后，吸引中国商船到马尼拉交易，以避免征税，所以西班牙商船也有限；葡萄牙则利用早已占领澳门的有利条件，并不常到广州。于是在广州的“番鬼”以英国和印度来的商人为最多。

在中英贸易初期，英国方面是由东印度公司经英国政府特许，垄断经营的。它们曾经在广州设立过公司内部的财务机构Canton Treasury，中国人称为“银库”或“番库”。它管理着公司内部的账务，还可以为各商船或船队调剂款项，甚至代办汇兑。

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英国国内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产品猛增，国内已经无法容纳产业的发展，急需扩大海外商业活动，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就成了英国经济发展的障碍。1813年，英国国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3年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于是来到广东和福建的英国商人猛增，更多的私人公司、散商从英国和印度来到中国。

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当中既有采购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货的正当商人，也有鸦片贩子。但不管是什么人，他们既需要从国内或是印度调集资金来收购货物，也需要把在中国赚取的银子运回印度或是英国。仅仅依靠往来船只调运资金，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可靠性上，都大大不能满足商务要求。所以英国迫切期望在中国设立一个由他们管理的立脚点。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又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终于在中国有了支点。1843年，英国正式任命其驻华全权代表和商务监督亨利・波廷杰（Henry Pottinger）为首任香港总督。波廷杰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叫做“甸乍”。不过这个名字也实在不像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国政府也不愿使用这个名字，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译为璞鼎查。于是“甸乍”最后的痕迹就是今天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皇后大道中和德辅道中之间的一条小街“甸乍街”。

璞鼎查就任总督后就开始规划移民点，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建设港口码头，建筑货栈仓库，吸引客商在香港设立公司。中英贸易的重心开始由广州向香港转移。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既已取消，近代银行也就渗透进来。

最先进入中国的近代银行是英商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这家银行的总行原来在印度的孟买，并且在孟买发行钞票。为扩展东亚业务，它把总行迁往伦敦，从一家印度地方银行成为一家英国银行，目标是做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汇兑。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它首先在香港设立了分行，并改名为Oriental Bank。按照字面翻译，这家银行应该称做“东方银行”，可是当时在香港根本没有中国商人与它做业务，它的活动范围仅限英国商人之间。随后它在广州开设了一家支行， 1847年又在上海开设了处。在中国的几个通商口岸，它的钞票事实上已经在流通了。1852年，福建巡抚王懿德在建议发行纸币的奏折里说：“半年以来，体察省城以及外府州县，所用或银票、或钱票、或番票，处处皆然……”可见这时一些中国商人也接受了“番票”。从它的钞票来看，那时它还没有正式的中国名字。在香港和福建，钞票上印了“东藩汇理银行”几个字。我猜想，这个名字大概是华人买办帮忙给起的。汇理，是说明它的业务；东藩，和行名Oriental的汉译“东方”谐音，但是却暗示它是“藩邦”的机构。洋人不谙其中玄机，竟把它印到了钞票上。到1858年（咸丰八年），它在香港正式称为“金宝银行”。

说来也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当时的外国在华银行，主要业务对象还都是洋商，所以他们开设的时候并不懂要起一个正式的中国名称，于是中国人就用各种不同的中国方式来叫这些洋商银行。比如把银行大班的人名当做银行名字。这个东方银行就是其中之一。1845年在香港创办东方银行香港分行的是斯摩莱特・坎贝尔，1858年，又一位姓坎贝尔的人帕特里克・坎贝尔被任命为香港分行经理。按照广东人的粤语发音，坎贝尔被翻译成“金宝”，于是东方银行在香港正式称为“金宝银行”。

现在香港最重要的港币发钞银行之一渣打银行也是一例。这家银行成立于1853年（咸丰三年），总行设在伦敦，1858年起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中国的上海、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陆续开设分行。它的正式英文名称是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直译是“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特许银行”。在上海设分行的时候，经理叫约翰・麦克拉尔，上海分行的中文名字就用当时的译音叫“麦加利银行”；而香港分行的大班叫舍伍德，广东话翻成“些活”，香港分行就叫“些活银行”。但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上印的行名却是“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因为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附近发现了金矿，吸引了大量华人去淘金，于是在华人当中，把美国原来的淘金热点圣弗朗西斯科叫做旧金山，把墨尔本叫为新金山。后来才根据英文“特许”（Chartered）的译音称为汇理银行，而钞票上“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的字样一直用到20世纪50年代。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印度伦敦中国特许商业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这是金宝银行之后第二家在香港开业发行钞票的银行，当时大班叫约翰・科斯特顿，香港译成角士顿，银行就称“角士顿新银行”。所谓新，只是相对已经发行钞票的金宝而言的。以后叫做“印度伦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当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的时候，上海称其为“有利银行”。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也会发现，这些银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名称中都有一个“汇”字。东藩汇理、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印度伦敦中国汇理……实际上不止于此，还有原设在印度阿格拉的呵加剌汇理银行（因为大班叫Turner，也叫丹拿银行），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印度商业银行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法国人的东方汇理银行（印度支那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还有最著名的是香港上海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Corporation），至今仍叫汇丰银行。这个“汇”字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些外国银行最初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是汇兑，特别是在中国和英国以及英国的殖民地之间的汇兑。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把在中国赚取的白银汇回国内。它们在开创之初，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存贷业务，主要依靠汇兑支撑。除了商业汇兑，它们同时又包揽中国的历次不平等条约中的白银赔款，将它们一一汇回母国。自明朝以来，欧洲的老殖民主义者利用美洲的白银资源输入中国，使白银成为中国货币体系的支柱。清朝中期以后，他们又利用鸦片和战争，使中国白银大量出超，货币体系被釜底抽薪。而由这些银行汇回的白银却又支持了欧洲各国的产业革命。

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的古国。近代文明既已带入中国，有识之士就必然要向往先进，追求进步，为自己创造近代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