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农民增收贡献的驱动路径研究

摘 要：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评价城镇化程度和探讨农民增收的各种途径方面，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定量关系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区域性差异分析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在充分认清城镇化红利在改革红利、劳动力红利、技术进步红利等多方面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较为准确的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初衷。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收入;红利路径

0 引言

如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中国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一直关心和研究的热点话题。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在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后，要实现2020年目标就需要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以上。如何保持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就成为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主要任务。城镇化是释放内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红利。"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之一，增加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和农村社会稳定，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因而，研究如何有效释放城镇化红利，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城镇化的推进对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处于何种水平？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研究视角主要将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置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的框架之下，重点涉及经济社会由"二元"向"一元"转变时期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就业，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舒尔茨和钱纳里为代表的"二元结构理论"，如;以托达罗和哈里斯为代表的"预期收入理论";斯塔克提出的"相对贫困假说"和巴格内的"推拉理论"等。这些从二元经济结构和行为主体出发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经典理论。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国外研究不仅重视理论模型分析，而且注重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贝里（1976）最先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即城市化水平趋于饱和后，投资风向便从大城市转向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城市人口也向小城镇和乡村居民点回流，从而导致中小城镇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出现回升。钱纳里（1986）根据多国模型得出，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收入存在着密切关系，即城镇化水平越低，居民收入越低;城镇化水平越高，居民收入越高。Micheal Lipson（1987）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政策偏向力度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Crueger（1995）则支持对农业进行征税，因为这可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支持，从而达到经济的总体增长。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方面，任柏强等（2001）认为城镇化严重滞后使得农民收入增幅趋缓。许经勇（2002）认为要使中国农民收入得到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快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镇化步伐。林毅夫（2002）认为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重要的是有赖于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廖丹清、郭慧伶（2002）研究认为城市化具有转移农村人口直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的作用，并且具有缓解人多地少矛盾、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拉动农产品的有效需求、改变农产品价格疲软状态，节约大量耕地用于发展农业，辐射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陈培礼（2003）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王德文、蔡P（2003）认为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而且可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比例。张占贞、王兆君（2010）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2.85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每提高1%，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1元。马远、龚新蜀（2010）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增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梁春梅、肖卫东（2010）认为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大作用，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选择。叶彩霞等（2010）分析城市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认为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各项收入来源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

（三）现有研究述评

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的研究成果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评价城镇化程度和探讨农民增收的各种途径方面，关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定量关系尚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关系的区域性差异分析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在充分认清城镇化红利在改革红利、劳动力红利、技术进步红利等多方面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较为准确的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课题的初衷。

2 计量模型与计算结果

城镇化进程到底是通过什么红利途径促进农民在收入增长的呢？通过对以上国内外观点和近年来农民收入客观情况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途径解释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驱动作用。

（1）制度改革红利途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农民进城落户提供机会，城镇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助于保障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的基本利益。这其中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农民农村要素自由流动，对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2）劳动力红利途径：农村劳动力外流可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质和量的增加。这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3）技术进步红利途径：农业科技向农村流动使农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增长，可以提高土地收益和农民收入。技术进步主要指对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的落后农业技术的改造，这和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技术扩散息息相关。

（4）资源配置红利途径：打破资源配置权力垄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和加强农村金融改革都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城镇化进程进步，必然带来投资的兴盛。而投资的增长也必然会给农民收入增长提供动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适当的计量模型，通过计算来验证四条红利途径是否能有效反映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

①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上述猜想解释了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如何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在指标选取和数据搜集方面，为了突出研究主题并且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部分统计指标发生了变化故舍弃），本文选取了2003～2012年间全国29个省市（、重庆以及港、澳、台除外）的部分统计指标作为衡量城市化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四条红利路径的指标。本文资料均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根据前面的城镇化红利途径作用机理猜想与分析，下面构建全国城镇化对农民增收驱动机制的计量模型：

AI=？茁■+？茁■ln（Ur）+？茁■X■+？滋

式中，AI代表各时点各省市人均农民收入，Ur代表各时点各省市城镇化率，Xi代表各时点各省市所选取的不同控制变量，i=1，2，3，4，？滋代表残差。

以下介绍控制变量。

X■：乡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之差绝对值占户籍人口比重。这个指标能够有效反映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首的农村相关制度改革对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生产力要素流动的推动作用，是反映生产力要素流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

X21：农民工数量增长率。农民工数量的具体计算方法尚存在争议，本文选取农村户籍人口与农业劳动人口差值作为衡量农民工数量的计算方法。农民工数量增长率能够反映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要素在量上的变化。

X22：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百分比。对于农村劳动力在质上的变化，我们一般通过教育程度来衡量。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百分比能够有效反映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的教育水平上的提升，从而为劳动力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

X■：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率。农业机械总动力能有效衡量城市化带来的第二产业进步对农业劳动技术的影响。本文在此处为了计算的方便取其增长率。

X32：农业中间消耗占产值的比重。本指标意在衡量城镇化带来的科技进步对传统农业技术革新的影响。

X■：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着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选取其变化率作为衡量资源配置这一途径的计量指标意在计算方便。

②计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确定控制变量后，先看是否存在强烈的共线性，在得到否定的结果后，对面板数据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计量结果分析。

首先在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对城镇化率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结果：AI=-3.782+3.468ln（Ur）+？滋

这一计量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城镇化率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正向作用，也就在数理上验证了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这一命题。然后，我们对全国范围内城镇化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显示，在2003到2012年间，城镇化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红利通过各种途径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之一。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城镇化红利对农民增收作用的红利路径及其作用力度。

将控制变量依次带入模型中，对比之前仅对城镇化水平和农民人均收入进行计算的结果，如表1所示。

***、**、*分别代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统计结果的对比，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加入控制变量前后ln（Ur）系数与显著水平上的不同。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前，ln（Ur）仅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在依次加入六个控制变量后，ln（Ur）已经可以在1%的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几个控制变量在模型中都是在极高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的结论。这已经表明了四条城镇化红利途径对农民增收作用是显然存在的。其后，我们将所有控制变量带入模型中，仍然能得到显著性水平极高的结论，这证明城镇化进程对农民增收的驱动作用藉由制度改革红利途径、劳动力红利途径、技术进步红利途径、资源配置红利途径等途径完成。

3 结论与政策分析

通过对比四条红利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劳动力红利途径相对于其他途径来说，对农民增收作用的贡献强度是很大的，这也同我国的国情有关。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农民和农村带来了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应看到，技术进步红利途径的驱动作用并不高，可见科技进步对农民增收的引擎作用并不十分显著。

城镇化率的增长，极有可能为经济社会带来利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兰帕德在对美国近百年来的经济社会人口情况作出综合研究后，得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存在极大正相关的结论。这大概是有关城镇化红利问题的最早研究。不过，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城镇化红利为正值。Luisit Bertinelit和Eric Strob就认为城市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城镇化率的提高并非一定能生成城镇化红利。在城镇化红利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具体情况透显出相当的复杂性。这也使得以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无法直接应用于中国。

考究城镇化红利的创生动力，农民转型成为市民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相对于我国国情的原因。在中国，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大量的农民并不能转变为市民，只得以农民工的形式变成准市民。在研究城镇化红利这一问题时，农民工流出省和农民工流入省显然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另一方面，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无法享受标准的市民待遇也是城镇化红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得到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镇化红利产生了，却无法有效"分红"，这应该是将来几十年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任柏强，黄焕文，许经勇.城镇化严重滞后与农民收入增幅趋缓[J].宏观经济研究，2001（3）：30-31.

[2]许经勇.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J].经济经纬，2002（3）：4-6.

[3]林毅夫.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2-15.

[4]廖丹清，郭慧伶.城市化对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2（11）：78-80.

[5]陈培礼.我国农民收入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1-13.

[6]王德文，蔡P.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与农民增收[J].中国农村观察，2003（4）：2-12.

基金项目：2014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硕士生实践创新课题：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增收贡献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4S0203。本文系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