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报纸副刊与城市关系的考察

【摘要】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近代率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作为报纸组成部分的副刊则由一批中国传统文人开启先河。中国早期报纸副刊除了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规律外，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城市文化的印痕。当然，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文人的频繁流动，副刊的文化特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在融合，另一方面也在顽强地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报纸依托城市而存在、发展的内在本质使然。

【关键词】副刊；城市；文化；关系

副刊，有多种解释。《新闻学大词典》说，副刊是指报纸上刊登非新闻类体裁为主的专版，通常定期出版并有固定刊名。《辞海》说，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每天或定期出版，多数有专名。目前，就副刊内容组合而言，有学者又把副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副刊；一类是专门性副刊，又称专刊。由于专刊现今在一些报纸当中归属经营部门，大多为经营服务，甚至大量刊发软文，与副刊的性质相距甚远，因此，把专刊划归到副刊范畴有些牵强，本文论述也是指综合性副刊。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

副刊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样式。在近代报纸副刊的孕育时期，人们习惯把报刊上刊载的文艺性文字称为“杂俎”“补白”“余载”等。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问世，副刊研究专家姚福申评价说：高太痴善诗能文，但无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虽创造了副刊这种传媒的形态，却没有新型的内容与之匹配，可谓才高识卑。[1]这有些苛求前人了，时代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用现在的眼光要求先贤，是不恰当的。

之后，一些报纸纷纷效仿这张报纸的编辑方式，在报纸上开辟固定的栏目和版面，刊登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们又把这样的栏目和版面称为“附张”“副张”“副镌”。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从此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而后，许多报纸的文艺性版面纷纷改称副刊。

副刊是正刊的补充和延伸，兼有报学特征和文学特征。新闻吸引读者，副刊留住读者，所谓“新闻攻，副刊守”。副刊是中国报纸所独有，冯并说：“把星期刊周刊视为洋副刊是不妥的，副刊作为一种报学与文学交叉的现象，应该是我国独有的。”[2]副刊从诞生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大陆绝大部分报纸都有副刊，港台的报纸仍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在香港注册的大大小小近百家报纸百分之百都有副刊，可见报纸如果没有副刊，竞争力就会大大削弱”，“台湾与香港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台湾报纸的副刊，的东西比较少，刊载秘闻也不像香港那样随便”。[1]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与城市文化关系分析

副刊的诞生与城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密不可分。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差异很大，市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这样，作为城市文化的表征之一的报纸副刊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诞生、发育与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职能的转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副刊产生、发展的文化基因。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现代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城市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广州、天津、汉口、厦门、南京、宁波、大连、福州、青岛等城市及香港地区迅速崛起，这里面，近代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受外力影响较大的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埠通商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新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社会概念，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中国城市原来只是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3]此时兼具了现代工商中心的性质，“以王权和神权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空间格局向着‘以物权为中心，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现代城市转变”。[4]以现代工商业和市民社会为依托，文化出版业也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报纸及其副刊的孕育、萌芽和发展，就是以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为背景的，就市民的文化生活方式来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革命。

近代知识分子大量拥入上海等城市，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结构。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了大规模的身份转变，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为界，前期少数人局部转化，后期整体转化。早期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文人转变过来的，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国学根底深厚，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同时也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与此同时，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19世纪中叶上海仅是长江下游的地区性中等城市，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人口达30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城市。天津在开埠之初，城市人口也仅有30余万，开埠后，工商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城市人口在1935年达到100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上世纪30年代初，广州105万人、汉口85万人、南京75万人、西安12.5万人、太原13万人、兰州9.5万人、成都3.5万人、贵阳8.8万人，[4]这些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市民阶层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中国市民社会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显现雏形，中国现代城市在30年代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市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保守型的传统文化，底层市民喜欢的文学样式也往往是传统型的。”[4]这种文化的需求特性，不能不对报纸及其副刊的办刊方针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一大批新式学校纷纷创办。据统计，至1909年，全国公立、私立学校共38047所，学生人数达1638884人。民国元年到三十五年，全国专科以上毕业生共有210827人，而同期的中学毕业生则在400万人以上。新兴城市的演变及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不断瓦解着传统的意识形态，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方式，从而将中国社会变革的因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文化水平较前有所提高，阅读人数也相应增加，报纸的发行市场增大；特别是民国以来，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报纸本身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内容较前大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报纸的多样化适应了城市社会中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需要，因而获得了很大发展。与闲暇时间相关的是居民对信息和现代知识的需要大量增加，阅读报纸杂志、进公共图书馆、收听广播，成为部分居民日常生活的内容。“得风气之先的上海绅士在19世纪晚期，已出现‘无不按日阅读《申报》的情况。1906年《申报》还专门对阅读者进行了一次调查。被调查的知识阶层普遍把报纸‘视为求学之急务，而不肯一日间断也’”。[5]

但是，这种因城市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副刊文化上的差异，是共性中的差异。比如，著名副刊编辑家孙伏园认为，报纸副刊应该做生活的指导，但“正当作用就是给人以娱乐”，文学艺术这一类作品，“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而《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认为副刊的性质应该是兼容并包，就选材而言，“关注到世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各方面，从大事到小事，随时有讨论的题材，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艺术各部门，从正面以及侧面随处有写述的资料”。二人对副刊的见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时，这种差异性具有隐蔽性、暂时性，在时代大潮面前往往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化都不得不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报纸的副刊同样要反映政治的强音。《申报》副刊“自由谈”从1911年创刊到1932年改革前，历时21年的“消闲性定位”一直没有改变，“进入20世纪30年代，这种消闲性副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30年代的现状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而且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因此作为《申报》读者的国民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读者的关注点也随之转移到时代风云上。而20余年一直定位未变的‘自由谈’，如果继续坚持趣味主义编辑方针，读者对象仍为一小部分文人，就难以实现大众化，就会失去大量青年读者和市民读者。这促使史量才下定决心，通过撤换代表礼拜六的作家和编辑来彻底革新‘自由谈’。”[8]在以后的报纸发展史上，这种转变一再呈现，在都市报风起云涌的时代，由于市民文化再次勃兴，都市报的副刊完成了从高端转向大众化的转身。

对报纸副刊地域化特色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是，地域特色往往与时代特色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副刊的政治功能在城市之间互相转移。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当时有名闻遐迩的“四大副刊”，其中，《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在北京，《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上海。改革《晨报》副刊，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和后来的《京报》副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和新文学运动的园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学灯”创刊不久，编辑张东逊就策划了我所理想的家庭、乡村、国家等重大社会议题，引导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讨论，所刊载的文章文字激扬、指点江山，品位极高。邵力子等人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大胆批评北洋政府的丑恶行经，显示出无所畏惧的政治立场。1927年在北京创刊并生存了3年的著名刊物《语丝》迁往上海，以此为开端，之后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南迁，“1927年，全国各地文化人仿佛受到了神秘力量的驱使，像候鸟一样不约而同地离开原来的栖息之地，成群结队地向上海大规模迁徙”。[9]其主要原因还是政治的影响，1926年北京政府列出50位教授名单预备通缉，致使大批知识分子南下。随后入京，实行文化高压，名记者邵飘萍遇害，被害，加之政府拖欠国立大学的薪资，大学教授纷纷南下，北京文化界一时凋零，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几乎全部去了上海。这时的上海人文荟萃、精英云集，为全面提高上海报纸副刊的政治品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概括而言，在中国近代，外国的一批传教士为了更有成效地在华传教，一方面走上层路线，结交士大夫，网罗一批在科举之路上屡屡失意的文人[10]；另一方面创办了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作为报纸组成部分的副刊则由具备丰厚传统文化素养的中国文人创办，从副刊的风格而言，既打上了创办者的个人烙印，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浓郁的城市文化特质。副刊与城市文化之间关系的互动，构成了一个色彩鲜明的报刊史的侧影。

参考文献：

[1]姚福申，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3]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

[5]孙逊，杨剑龙.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6]谢庆立.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编辑形态的演变[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7]杨东平.城市季风[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王灿发.现代报纸副刊专刊透视――30年代申报副刊研究[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9]周为筠.民国杂志――刊物里的时代风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

[10]皇甫晓涛.明清之际传教士在华传教策略探析[J].新闻爱好者，2012（8下）.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