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虚幻与日本的真实

日本在不计算其超过国内资产的海外资产的前提下，2010年的GDP总量仍能与中国打个平手或稍逊些许，但全世界的诸多主流媒体，不仅将其庞大的海外资产无端抹去不计，还不顾其人口不及中国人口十分之一、中国GDP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事实，大肆宣扬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稍具国际政治洞察力者，把“中国第二季度的成功超越”与紧随其后的日本在事件上的公然挑衅（先是9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召见日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无果而终，继而是9月10日外交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碰软而回，再是9月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不奏效，最后才是9月22日国务院总理亲自出面“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拖拖拉拉两天后于9月24日“冲绳县地方检察厅宣布放还中国渔船船长”）、美国政要在多个场合公开宣称将高调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在事件发生后公开安慰日本“问题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语）等事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极有可能陷于“捧大棒杀”的尴尬局面之中。

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中国与日本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日本迅速崛起并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中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近日读吕理州著《明治维新》、唐津一著《中国能否赶超日本》、依田熹家著《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李培林著《重新崛起的日本》、德鲁克与中内功著《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艾米・蔡著《大国兴亡录》诸书并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研究中日差距文章十余篇与网络文献若干，有如下个人识见，呈读者与学界同仁斧正，并给那些自我陶醉的国人们提个醒，我们现在的日子很艰难，未来之路依然满布荆棘。

最近有两条消息很重要：其一是“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官方证实了这一消息。日本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的二季度GDP为1.33万亿美元。”其二是“格林威治时间2010年10月6日9时45分（北京时间6日17时45分），美国科学家理查德・赫克和日本科学家根岸荣一、铃木章获得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

前者对于一向强大不分的国人来说，多少带来一点阿Q式的沾沾自喜和自我陶醉。但稍具宏观经济与国际政治常识者，只要稍作理性思考，这种数字繁荣不但不能给我们带来期望的荣耀和光辉，反而是危机四伏和各种隐忧。

后者对于数量上已然成为世界第一的四千多万科技工作者及其所属机构来说，其存在的价值和社会的公信力又再遭质疑：日本是一个人口、国土分别不足我国十分之一和二十五分之一、历史上曾将我国视为学习好榜样的“蕞尔小国”，仅在代表科技最高水平的物理、化学和医学三个自然科学领域就诞生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且其中的14位为地地道道的日本科学家而非日裔科学家。与之相比，人口十数倍于日本人的华人中仅有李政道等8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且他们中无一为中国国籍。

自主创新能力既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又是其第一推动力，所以，一国或地区所拥有的以自主创新成果为标志的顶级科学家（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乃是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性指标。按照这个标准，中日两国不仅现实差距巨大，在可预期的未来，两国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差距依然存在且还会不断扩大。

走出中国“数据”经济的虚幻：

饮鸩止渴、量大质低

自2000年以来，由于我国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投资拉动与外贸出口鼓励政策，我国的GDP总量相继超越意大利（2001年）、法国（2005年）、英国（2006年）和德国（2007年）。且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在2010年实现GDP超越日本几成定局”，于是海内外一片哗然，纷纷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据笔者所见所闻，即使我国的GDP总量真的在若干年后超越了美国，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强大，相反，如果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本质改变，不仅人均的赶超永远都是空中楼阁，甚至还会给世界人民留下愚昧和无知的“野蛮追逐”形象。

首先，GDP总量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有“硬GDP”才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把我国以靠出口玩具、纺织品和烟酒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和走不出国门的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强行拉动所创造的GDP视为“软GDP”，那美国、日本等国靠汽车、造船、航空、电脑芯片等新兴信息产业标准和技术的把控所创造的GDP就可称为“硬GDP”。

“软GDP”PK“硬GDP”，结局早有定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大清国由茶叶、蚕丝和瓷器等土特产构成的GDP是世界总量的33%，比美国和欧洲等国蒸汽机、铁甲舰和大炮等工业品对应的GDP总和还要多，其时号称日不落世界帝国的英国GDP只占世界5%。即使中日开战的1894年，大清国的GDP仍然是日本的9倍，但这丝毫不影响欧美日列强轻松洞开中国大门，反反复复的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还被殖民的下场。

细细分析我国目前的GDP构成，本质上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汽车作为拉动我国内需的最重要支柱产业，没有一款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大型军舰和飞机的发动机，几乎都是进口的；电脑很普及，但电脑核心技术都在外国人手里。以这样的GDP构成，即使总量成了世界第一，一旦发生以太空战和网络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悲剧岂不会重演？答案不言自明。所以，谈论GDP总量毫无意义，只有“硬GDP”才有现实意义。

其次，我国目前的GDP充满血色，是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换来的。

技术之于“硬GDP”贡献的重要性与关键性，世人皆知，但真正先进的技术不能靠进口，也不能靠市场来交换，只能靠自主创新，在这个方面，我国的教训可谓惨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并积极推行市场换技术，试图通过“摘桃子”的方式充分用好用足西方发达国家雄厚的技术储备来提升我国的产业水平，这种做法听起来不仅幼稚可笑，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艾米・蔡在其《大国兴亡录》一书中对此有精辟论述：

通过举起进入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诱人的奖励大旗，中国政府有条件地与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9亿美元的涡轮发动机合作项目，前提是后者必须和中国分享相关技术。不过，通用电气公司并非唯一享受这一“殊荣”的公司。《华尔街日报》曾经刊登了一篇题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代价：请求把你的技术也带给我》：

为了能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摩托罗拉公司向中国19个技术研究中心投入了3亿多美元的资金。微软公司在北京的一个中心现在拥有200多名研究人员。西门子公司表示，从1998年开始，它就一直与中国的一家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移动电话技术，投入的资金已超过2亿美元，中国政府希望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行业的国家标准。

……

然而，中国希望从西方换取技术的策略显然远不如预期的有效。那些被迫向中国公开技术的希望公司（为了换取市场准入机会）事先必然会隐藏自己最核心的尖端技术。正如通用电气主席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所说的，尽管通用电气公司与中国签署了共享技术协议，但是在涡轮发动机制造上，中国工程师的技术至少比通用电气落后“两代”。一位中国官员也一针见血而又十分形象地指出：“现在，外国人的确同意告诉我们怎样去钻洞以及在哪里钻，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钻一个洞。”

由此看来，核心技术是换不来的，中国要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体系性滞后，我国GDP的增长尽管在“量的方面”突飞猛进，而在“质的方面”，诸如高性能材料、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于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基础技术十分薄弱，质量水平亟需提高，熟练技工人才匮乏，“中国制造”总体水平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高新技术产品，这不仅与其他诸多发展中国家有差距，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更是天遥地远。由此导致了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仍存在着严峻的结构转型问题，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最严重的制约因素之一。重点钢铁企业吨钢能耗、电力行业火电煤耗、万元GDP耗水量，我国分别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40%、30%与500%，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0%，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我国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2007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0.82吨标准油/千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相当于日本0.1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8倍多，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0.3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2.7倍。

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部分是‘设计和利润留在欧美日，GDP和能耗留在中国’的加工贸易产品，目前我国每年投入到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支出大约占GDP的1.5%。近年来，环保部各课题组连续多年开展了对我国绿色GDP的核算。根据相关研究结果，2004年的环境资源成本占GDP的比重达到3%。在一些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甚至达到GDP的7%―8%，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负数。除了生态环境破坏及其造成的损失，还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其次，还有重复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相关的经济活动并没有给社会带来额外的价值，但却占用了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此外，还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因不强调保养所导致的产品的快速折旧和周转，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

由此看来，我国的GDP增长由于缺乏必要的核心技术的积极支持和牵引，既有的成就多以饮鸩止渴式的资源过度耗竭、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尽管总量已经相当可观，但质量低下，充满血色，常使人感到“成功后更觉得恐慌”，而且缺乏应有的可持续发展性。

最后，我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等指标处于世界100位以后，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下游水平。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比GDP更为全面、更科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主要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三项指标构成)来衡量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根据2007年HDI(2009年公布)对182个国家的统计排名，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72，在182个国家中名列第92位，美国和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956和0.960,名列第13位和第10位。

就其中为国人津津乐道的GDP来看，2009年我国人均世界排名为第100名，不仅远远落后于排名第17位的日本，还落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比如在200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巴西的1/2.6，世界平均水平的1/2.8。就具体的人均收入而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9年日本则排在第32位，美国排在第17位，而我国排第124位，位于拉美和一些非洲国家之后，与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处在同一层次。

直面日本“创新”经济的真实：

根深叶茂、质优价实

与我国饮鸩止渴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对应的量大质低的数据迷幻相比起来，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和质量可谓根深叶茂、货真价实了，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对教育的格外重视。

首先，中日两国之间分野及差距的迅速扩大，始于一百四十余年前的明治维新时期。

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一直都是日本顶礼膜拜的偶像，特别是隋唐时期，“这个时代（贞观之治）的社会，几乎被描写成乌托邦。后世的为政者，都以这个时代为良好政治的典范。日本清和天皇时代就仿效于此，亦定元号为贞观。”（《大唐帝国》，P192）

就在日本明治维新前，日本与中国也基本上不分彼此。在依田熹家所著《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中有如此描述。“（日本）幕府于1825年了《驱逐异国船只令》，决定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其他任何外国船只一靠近日本，就毫不客气地一律予以击退。结果，就连1837年来日本遣返日本漂流移民和进行贸易活动的美国船只也遭到了炮击。当时，高野长英等荷兰学学者和渡边华山等深受荷兰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因站在开国论的立场上批评幕府的政策而遭到幕府的严厉镇压。这一事件被称为“蛮社之狱”。从此以后，荷兰学学者们避开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而转向医学和技术学方面。”（《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P78）

“1838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灾荒，即使是在经济中心大阪，也出现了许多人饿死的情况。富豪的商人囤积大米牟取暴利，幕府的官吏不但不采取对策，反而把大阪的大米运往江户。在这种情况下，幕府在大阪统治机构的下级官吏，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号中齐）于1837年发动了大阪暴动，动员贫民袭击富豪，把大米和金钱分给贫困农民。”（《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P78）

这些现象在我国近代史上似曾相识、随处可见，就在我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之后，日本人也仍然不愿意相信中国的羸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根据南京条约被强制对外开放的消息，很快通过荷兰人传到幕府。因此幕府感到“驱逐异国船只令”是危险的，就下令停止继续执行。然而幕府却极力防止鸦片战争的消息在国内传播，继续实行锁国政策。”（《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P80）

与中国国门被战争打开不同，日本的国门则是因为实在没有还手之力而被迫开放的。“1846年，美国海军司令毕德尔率领舰队来到蒲贺，要求进行贸易，但遭到幕府的拒绝。1853年6月，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到达蒲贺。佩里要求递交国书，让日本对外开放，其态度比以前各国开放港口的要求更加强硬。因此，幕府最初想拒绝接受国书，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P81）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意识到了自己的羸弱，本着“习夷之长以制夷”的思路，中国与日本都同样想到了对外学习来富国强兵，但两者因此所进行的自我反省及紧随其后的国家组织行为却有本质的区别。

当时的清王朝政府为改变自己落后挨打的现状，准备通过对外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经过简短的论战与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与外国列强在海上战事不利，而海上战事不利的原因就是船不坚、炮不利。于是他们向西方技术相对较为先进的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去学习机械制造与军事科学等这些“实用科学”。之所以学习机械制造，回来后可以造枪、造炮、造船；之所以学习军事科学，是要“习夷之长以制夷”。随着留学生陆续回国，且由于国内有识之士的觉醒与强烈倡议，以及当时的清朝政府当政者顺水推舟的策动下，中国诞生了洋务运动，其中兴建现代海军就是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内涵之一。

二十多年后，中日双方在甲午战场上遭遇，尽管当时中方海军实力远在日军之上，但还是被异地作战的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成果瞬间即灰飞烟灭。

而日本人本着“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明治维新著名的“五条誓文之一）的基本思路，经过国民的自觉反省，认为他们之所以落后，主要是日本缺乏一套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国民和政府行为。于是他们向当时哲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德国等国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卢梭、孟德斯鸠、米勒等哲学家的思想。

“与废藩置县同一时期，卢梭、孟德斯鸠、米勒等的思想被人们所接受，出现了国民应有参加政治的权利、为实现这一权利限制君主政治权力的宪法和国家政治应该在由国民选出的代表构成的议会中讨论的思想，并且迅速扩大。”（《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P105）

随着这些留学生学成相继回国，继在日本兴起了“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后，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上的解放运动及紧随其后的自由民权运动，直接激发并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并逐步一点点演化成今日日本之强大。

其次，日本人与中国人对外学习的态度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分野，前者真心实意，舍弃一切；后者三心二意，缺乏血性。

对于中日两国在睁眼看世界上对外学习的差异，吕理州先生将其归为“兰学及科举制度的有无，决定了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明治维新》，P222-223）

“在近代史上，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关键点，便是当两国面临来自西方的冲击时，谁能早日搞清楚状况。正因为兰学在日本的盛行，培养了众多能亲眼看西方的知识分子，所以，日本在了解对手和知己知彼上先下一筹。”（《明治维新》，P234-235）

日本人对外学习 “真诚而强烈”，不仅走出去的步伐超乎想象，如著名的岩仓使节团不仅个个是精兵强将，回国后都得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重用和大用（见表1）。

日本人不仅对外学习的决心和信心超乎寻常，请进来的力度之大也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表2中为明治政府1872-1885年间聘雇的外国人基本情况。

不仅如此，明治政府为了聘雇这些外国专家学者，几乎到了舍命求贤、倾其所有的地步，下列数字可见一斑。工部省（工业部）各局于1874年支付给外国人技师的薪资总共为76万多日圆，占工部省该年经费的33.7%。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设时，全校4个学部（理、法、文、医）的教授总共有39人，其中27人为外国人，日本人只有12人。这39名外国人教授的薪资占当年东京大学预算的1/3强。即使到了1881年，东京大学的教授当中仍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

而与之相对应的明治政府各级官员的薪俸，太政大臣（首相）每月仅800日圆。换言之，明治政府是以首相级的薪水待遇来延聘外国人。而且除了每月的薪水之外，这些外国专家学者来日本时以及离开日本的交通费，以及在日本的居住费用，完全由明治政府负担。日本就是如此咬紧牙根，大量延聘先进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协助推动现代化，这个国家岂有不成功的道理？日本之所以在亚洲各国中拔得头筹，成为亚洲最富强的国家之一，绝非偶然。（《明治维新》，P180）

反观同时期同治中兴时代之中国，在向列强学习的方面，中国人总是三心二意，半推半就，稀里糊涂，得过且过，应付鸦片战争之朝廷命官，其见识思维毫无过人之处，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事过之后亦无奋起学习之热情。太平军事起，曾国藩惊呼：无兵不足以痛苦，无饷不足以深忧，惟欲求一耿耿忠愤血性之士而不可得，此则足以堪忧也。太平军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思想基础却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依照今日之标准，乃是一种。同治中兴之领导阶层，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都无法摆脱小圈子利益之怪圈，国家兴亡、民族存亡终究退居其次。

满洲王公贵族集团之贪婪腐化、鼠目寸光、自私，实在罄竹难书。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其压制思想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之学术文化，完全限于停顿。满清二百多年，学术几无可称之处。所谓乾嘉学者，说到底不过是寻章摘句之腐儒，完全没有经天纬地之伟大创造。其于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国人血性热情，毫无助益。等到列强瓜分中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人干脆将失败之因归咎于传统文化，打倒孔家老店，拥抱欧风美雨，竟成为拯救国家之不二法门。中华文明固有之伟大精神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纵观人类历史，缺乏伟大民族精神而国家兴旺发达者，未之有也。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是千秋大业。

再次，日本的竞争优势其实刚刚显现，在可预期的未来，日本将还会领先中国许多。

李培林在其专著开篇中对值得中国借鉴的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之一就是“重视和加强平民教育、知识立国”。这是100多年来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的奥秘”中“很重要的一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立法要求消除一切文盲，大力推行平民教育，所以日本的平均教育水平和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在亚洲各国中是最高的。日本人那种习惯地收集资料、获得信息、掌握知识、严格的数据分析和制度化的认真程度，为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李培林认为，中国近年在大学争创一流的热潮中，有注重精英教育而忽略平民基础教育的倾向，这是一种必须认真克服和防止的倾向。中国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不仅仅满足于看得见的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和高楼，更重要的是普及不容易看到的每一个乡村小学教育。（《重新崛起的日本》，P10-11）

艾米・蔡在她的专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中国本身的人力资源大多数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尽管中国的教育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出许多，例如，中国妇女的识字率高达87%，而印度只有45%，但是，这一标准与西方国家相比还相去甚远。中国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口只有一半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比例至少为90%。另外，中国的教育制度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教育方式非常机械，根本不重视创新思维。它的教育制度过分强调学习速度和记忆魂涩难懂的事实和数据，教育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环境下快速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不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2005年，中国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批评说：“学生只会死记硬背。他们记住了，但是根本不理解。”

日本还特别重视普通公民的素质教育。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兴衰，不但依赖于资源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实体资本，还要依赖由社会信任、道德和人际关系等构成的社会资本。李培林先生人认为，在“日本制造”品牌建立的过程中，除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因素，日本人对商业信誉的重视、对职业操守的培养、对企业管理文化的追求和对工艺流程的精益求精，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的很多商家，“挣钱论英雄”的短期行为取向很盛。中国人要是“Made in China”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必须从现在起重塑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重新崛起的日本》，P11）

对中日之间公民素质教育之间的差异，一位移居日本的中国妈妈在博客上写到，“看看我们的孩子，大部分精力都在做作业、练钢琴、学奥数，功利性太强，对孩子的细心、耐心和责任心的教育并不重视，培养的都是挥斥方遒的‘天才’却很少脚踏实地的‘匠人’，这背后的隐忧值得警惕。”

日本不仅普通的国民素质教育抓得很好，在顶级科学家的培养上同样非常出色。2001年3月，日本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举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野依良治就曾评论说，日本政府“没有头脑”，纯属“狂妄之言”。但至少目前的事实证明，日本这一目标定然能够实现，因为时间刚过不到五分之一，但任务已经完成了近三分之一（详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共授予了来自10个国家的86名科学家，除了美国科学家（50名，占58.14%）一枝独秀继续领跑外，日本和英国的科学家（各9名，分别占10.47%）当之无愧的位列世界第二方阵，其余法国（4）、澳大利亚（4）、以色列（3）、德国（3）、俄罗斯（2）、瑞士（1）、瑞典（1）等七个国家（共18名，占20.93%）尽管也属世界科技强国之列，但与日本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不仅其原创性的创新能力极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它的商品化能力堪称世界第一。众所周知，许多科技发明往往源于欧美，将这些发明“物化”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产品或试制品，也大多出自欧美人之手。然而，将新产品或试制品最终变成值得批量生产的“新商品”并推向市场的“最终阶段”工作却大多是由日本人完成的。有调查机构对20世纪世界的新发明数、新产品化数、新商品化数做了一次国际比较，其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欧美人虽然擅长于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擅长于将发明“物化”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然而却往往未能将发明创造“进行到底”，真正实现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的全部内容，即开发新商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法和组织、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等。而这些方面，日本堪称世界第一，这从日本人所获诺贝尔奖的情况也可见一斑（见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