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的劳动者工作价值取向及其影响研究

摘 要： 通过同质样本和异质样本的数据调查，研究了中国文化情境下劳动者工作价值取向（WO）的结构及影响。在此基础上以劳动者整体工作满意度（OJS）及主观幸福感（SWB）为结果变量分析 WO 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情境下劳动者 WO 结构包括呼唤取向、职业取向与谋生取向三个维度，其中呼唤取向内涵与西方差异较大；（2）对于同质样本，WO 三维度对 OJS 和 SWB 的影响均为正，且呼唤取向的影响程度依次大于职业取向与谋生取向；（3）对于异质样本，谋生取向对 OJS 和 SWB 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而呼唤取向与职业取向对它们的影响均为正，且前者的影响程度大于后者。

关 键 词： 工作价值取向；中国情境；呼唤取向；职业取向；谋生取向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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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看待工作的方式和角度也发生了显著地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将试图寻找人生的深层意义，希望通过倾听内心的声音来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因此，从新的视角来探讨人与工作的关系变得十分必要。而工作价值取向的研究正符合这样的社会背景。工作价值取向（Work Orientation，简称WO）是劳动者对自我工作价值与期望的主观定位，也是从工作目标角度研究和诠释工作意义的构念。WO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Bellah等[1]提出。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并非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劳动者是否体验到工作意义与幸福应该成为衡量个人、组织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从此，包括管理学在内的许多理论者与实践者投入到了WO的研究及应用之中。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个人传统性与现代融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新生代员工和知识工作者逐渐步入工作领域并成为劳动队伍的主体，他们个性张扬，渴望展现真实的自己。因此，作者认为，中国情境下WO形成及影响有其文化特征与时代特殊性，研究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劳动者WO结构内容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工作价值取向与工作价值观

工作价值取向是个人自我意识与工作目标的主客观表现，包含了个人对于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以及希望通过它所取得的成就。美国研究者Bellah等首先提出个人WO包含三个方面：谋生取向（Job Orientation）、职业取向（Career Orientation）及呼唤取向（Calling Orientation）[1]，并对不同价值取向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持谋生取向的个人追求经济利益，以获取物质回报为目标；拥有职业取向的个人追求职业发展，目标在于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和比较优势。而持呼唤取向的劳动者不仅仅为了物质回报或职业晋升，而更强调职业本身带来的内在价值与身心愉悦。对于WO的普遍性，从Wrzesniewski等[2]、Dobrow[3]等组织行为研究者的成果来看：WO的三维度，即谋生取向、职业取向和呼唤取向是普遍存在的，而表明了劳动者与工作之间三种不同的本质关系――物质关系、成长关系与情感关系。与WO相近的概念是工作价值观（Work Values），它们之间的本质不同是：工作价值观是劳动者对待工作选择的一种自我意识和看法，或者是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什么是重要的；而工作价值取向则是从工作目标的视角诠释工作的内在价值，本质内涵是：人与工作的交换关系、人与组织的雇佣关系。因此，WO内涵更加明确的工作价值观。近5年来，国内工作价值取向的研究逐渐增多，田喜洲等[4]、李芸苹[5]对华人文化情境中工作价值取向理论及实践开展了有益探究，研究表明：虽然WO三维度适用于华人情境，但是WO的结构内容、形成过程与作用机理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研究成果有较大不同。

1.2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工作价值取向

工作价值取向概念来源于西方，华人文化情境中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而从不同文化环境中引进新概念需要注意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中华文化主要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看重人际关系，表现出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与“独立我”文化环境中成长的西方人相比， “相依我”环境中培育的华人有较多的关系依附与内向收敛。关系取向、家族取向、权威取向与利他取向形成了华人社会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全球化、一体化及社会经济转型也带来了华人文化中工作价值取向内涵的差异。譬如，个人主义文化情境下职业取向主要包括“职业声望”与“工作挑战”，而田喜洲的研究表明[4]，华人文化情境下职业取向则主要包括“平衡和谐”、“关系获取”与“权威依恋”。因此，我国情境下工作价值取向有其独立的集体主义特征。同时，风笑天还进一步提出，即使在同一种文化情境中，所处有历史时代不同，劳动者工作价值取向的内容也有不同 [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中国文化情境中的工作价值取向内涵及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开发中国情境下的WO量表，而量表开发包括量表建构、信度与效度分析三个步骤。首先构建WO量表，然后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究量表的建构效度，通过分析WO 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确定量表中各个题项能够代表潜在理论建构的程度，最后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此外，还根据以上研究中确定的WO量表实证考察WO对整体工作满意度（OJS）和主观幸福感（SWB）的预测能力及影响。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同质与异质两类样本收集数据，这也是国外学者[2]所推崇的样本选择方法。本研究中同质样本是指被试对象学历、年龄和经历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大致相同的样本，本研究选择大学生创业者（N=193）。异质样本（N=242）对象是知识工作者。同质样本的调查方式有两种：纸质版问卷和电子版问卷。异质样本的调查方式有三种：一是与企业有关人员联系，由研究者本人到企业发放问卷，当场或一周后收回；第二是邮寄给联系好的企业管理人员，由其向被试说明研究意义与填写方法，并由其负责问卷的发放、回收；三是通过电子邮件发放问卷。

3 工作价值取向测量

3.1 WO量表建构

构建WO量表的项目主要来自国内外已有的直接成果与间接成果（如工作价值观）。西方大多数研究者证明了WO的三维度结构，其中对谋生取向与职业取向内容的认识也比较一致。比如，谋生取向包括了“经济交换”与“利益共享”；职业取向包括了“职业声望”、“工作挑战”、“职务晋升”等内容[7]，但关于呼唤取向内容的研究差异较大。有学者认为，呼唤取向是单一维度构念[8]；Boyd则认为[9]，它包含了目标感和亲社会性二个维度。田喜洲针的研究发现[10]，中国情境中呼唤取向有二个维度：意义性与自我真实性。与此相对应，目前国外谋生取向与职业取向的测量研究比较一致[6-7]。不过关于呼唤取向测量的研究分歧还很大 [11]。总之，以上成果是本研究问卷项目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国内相关研究中使用的问卷项目[6]。据此，共收集WO测量条目共27项。根据徐淑英的建议[12]，经过三轮反复归类与讨论，27个项目中5个项目因归类意见不一而被删除，其它22个项目归为三大类：呼唤取向、职业取向、谋生取向，项目数分别为8、7、7。据此形成22个项目的WO调查问卷，并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设计，共发出问卷650份，收回有效问卷435份，其中同质样本193份，异质性样本242份。这两类样本分别用作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3.2 WO量表的建构效度检验

首先，利用同质性样本数据对初始问卷22个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共得到三个因子。下面用因子分析的载荷量来判断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是指每一题项在其所属的因子中，其因子载荷量须接近于1；而区别效度是指每一题项在其不所属的因子中，其因子载荷量须接近于0。据此，呼唤取向维度下的第4题项和谋生取向维度下第5个项目不符合以上条件，故删除。我们发现，WO量表仍提取出三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呼唤取向”、“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三因子的一致性检验Cronhach a系数分别为0.681、0.613和0.725，总方差解释率78.7%，显著提高。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后，使用异质样本进行WO维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与聚合效度。二阶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呼唤取向有7个测量项目，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各有6个测量项目。由于国内外呼唤取向内涵的研究差异较大，需要对其结构再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 呼唤取向包含了“目标感”与“意义感”两项内容，没有西方文化中的“内心超越”与“亲社会性”内容。

4 工作价值取向对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确定WO 量表的效标效度， 本研究以整体工作满意度（OJS）和主观幸福感（SWB）为例考察劳动者WO的影响。以下先阐述WO三维度与上述变量的关系及相关假设。

4. 1 理论假设及其依据

WO三维度说明了人与工作不同的关系，其中，谋生取向表明人与工作的经济交换关系；职业向体现了人与工作的社会声望交换关系；而呼唤取向更多体现了人与工作的情感交换。因此，不同WO对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影响也不相同。研究表明，不同WO的劳动者，其工作满意度也不同，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呼唤取向、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Cardador等同样指出[13]，把工作当作回应内心呼唤的人对工作有一种热情，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实的自我。也有研究发现[11]，把职业当成呼唤的劳动者比其它两组有更高的公平信念与满意度。同样Peterson等指出[14]，呼唤取向与工作热情、生活满意度及工作满意度正相关。Dobrow 还发现[3]，把工作当成呼唤的员工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及职业承诺。在国内， 赵敏、何云霞以西方WO量表的调查显示[15]，WO对工作氛围、工作意义、人际交往等三个组织变量有重要影响。风笑天[6]及尤佳等人[16]的调查也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前后参加工作的两代人，其WO都与工作的积极感受有关，具有理想取向（类似“呼唤取向”）的人对工作的积极感受程度最高，而谋生取向的人最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 WO与劳动者整体工作满意度相关

假设11 ：谋生取向与劳动者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假设12 ：职业取向与劳动者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假设13 ：呼唤取向与劳动者工作满意度正相关

假设2 ： WO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假设21：谋生取向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假设22：职业取向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假设23：呼唤取向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正相关

假设3 ： WO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呼唤取向大于职业取向，职业取向大于谋生取向

假设4 ： WO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不同： 呼唤取向大于职业取向，职业取向大于谋生取向

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工作满意度测量选用Brayfield和Rothe编辑，Judge等验证的整体工作满意度量表 [17]， 该量表包含六个项目，采用5点记分法，其信度和效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也得到了验证 [18]。 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763。 SWB测试采用Diener编制的SWB调查问卷[19]， 由5个条目组成，该量表适用于中国情境[20]。

4.3 结果

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检验进行两次，即同质与异质性样本数据各检验一次。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较好， 三维度对OJS和SWB有不同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类样本在WO影响上并不完全相同，就同质样本而言， JO（谋生取向） 对OJS影响为正，且显著；而对异质样本来说， JO对OJS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同样，就同质样本而言， JO对SWB影响为正，且显著；而对异质样本来说， JO对SWB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 这说明， 相比而言， 谋生取向的创业者仍然看重工作对他们的物质意义，主观幸福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而物质报酬并不能给知识工作者带来工作满意与主观幸福。此外， 无论是同质还是异质样本，职业取向与呼唤取向能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者的OJS和SWB，说明职业声望、 职务提升、真实自我对创业者和知识工作者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有重要作用。所以， H11没有得到支持，同样H21没有得到支持， H12和H13得到了数据支持， H22和H23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从表 1 还可知，对于同质样本， CO（呼唤取向） 对 OJS 和 SWB 的影响依次大于 RO（职业取向）， JO（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44**、 0.32**、 0.24*； 0.37**、 0.28**、 0.21*） ；对于异质样本， CO 对 SWB 的影响都大于 RO（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36**、 0.29**； 0.29**、 0.26*） 。 所以 H3 和 H4 没有得到完全支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WO 由谋生、职业和呼唤取向三个维度构成， 即劳动者与工作存在三种关系：物质关系、社会关系与情感关系。 其中， 谋生取向体现了人与工作的物质关系，即劳动者看重工作的经济交换作用；职业取向体现了人与工作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更多地希望获得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呼唤取向反映是人与工作的情感关系，劳动者更多地依赖于工作带来的精神满足。 呼唤取向的目标感与意义性内涵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凸显了文化特征与时代背景。该研究还表明， WO 三维度对劳动者整体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 在同质样本中，谋生取向对 OJS 和 SWB 的影响为正，而异质样本却为负（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大学生创业者面临着生存压力，即使是谋生的工作也可能意味着意义与满足； 而对于异质样本而言，把工作当作谋生手段可能是为了满足工作之外的需要，所以， OJS 和 SWB 不高。 除此之处， 职业取向和呼唤取向对 OJS和 SWB 的影响均为正，且呼唤取向对两者的影响都要大于职业取向，说明具有呼唤取向的劳动者能感知更多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同时， WO 三维度对我国劳动者 OJS 和 SWB 影响的差异性说明，生活幸福与工作满意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社会声望，更取决于劳动者对自己内心声音的追寻以及工作情感的承诺（当然它也可能包含了前两者）， 这对个体职业生涯管理与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提出了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构我国劳动者职业成功观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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