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缺乏原创性理论

若干年前记得就有一位年轻学者谈到“中国学人的宿命：从注释家到翻译家”。认为中国过去的学者是“注释家”，后来的学者就当“翻译家”，都缺乏原创性。而其原因，他总结出两个。当“注释家”，是因为“孔子以后，中国一直停滞在农业文明的宗法制社会中，民族生活无多大变化，自然没有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产生，所以孔门弟子写了一本《论语》，一不小心竟被抄袭了两千多年”；至于当“翻译家”，则是因为近代以来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心态”或“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侏儒心态”：“从洋务派主张学西方技术，到维新派学习西方制度，到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要学他们的精神文明，―直到近年刘小枫提出学他们的宗教，这完全是文化侏儒带着自卑的豪情真心实意地亦步亦趋”。

我知道这是一位相当有见识的学者；但仅仅这样做出结论，还不免失之简单。我想从另一种，也是学术本身的视角谈一下这个缺乏“原创性理论”的问题。

哥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我想说，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很大一部分毛病就出在只是面向理论而不面向“生活之树”。之所以总是面向“理论”，是因为某种理论一出现，很容易被学人“绝对化”：不是“绝对”的错，予以坚决扬弃，就是“绝对”的对，一头拜倒，此后就充当那理论的“注释家”，纷纷在无比虔诚的“注释”中讨生活，不论“生活之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很难再被他收在视野之内。这似乎也反映了我们“忠”的道德精神。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学人们才受到了震动，不得不把眼光从那理论中移出来，于是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强大的外部生活世界。基于此，受影响，要学习，无论是学技术、学制度、学思想、搞翻译，倒是很正常，“见先进就学”嘛，未必这就是“殖民地心态”。问题在于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变。这个“不绝对”好了，再找一个“绝对”好的。于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可是西方思想那么多，选择哪一种呢？最新的也许就是最好的；如果这“最新”的又迎合了我们的文化理想，投合了我们“绝对化”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那就成了我们要找的“绝对真理”，于是立刻就义无反顾地扑向它，拜倒在它面前，奉它为绝对权威。此后，就从“翻译家”又返身当“注释家”了。

当“注释家”有几大好处：首先，它不是原创，不那么费脑筋，花气力，干的活无非是索隐、穿凿、“掉书袋”，一不小心说不定还成了个“大学问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在普遍崇尚“绝对真理”、奉“绝对真理”为“绝对权威”的社会思潮中，一旦离开那“绝对真理”，你自己就不由得心里发毛，有自卑感，再经“众数”和“权威”压迫和禁锢，你哪里还敢越“绝对真理”一步？这时，回到“绝对真理”的怀抱里，当个老老实实的“注释家”是最安全不过的了。你查阅一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书索引，可以发现“文选”、“诗选”、“词选”的注释、索引类书籍占当时图书出版的很大一部分，仅是“诗词”选讲、注释类的书，就不知有多少版本，相当一批学者都汇集到这里。有时大家还可以在一字一词如何诠释的问题上，“争争鸣”，显示一下文场的并不寂寞。记得大学时有位同学，对此现象颇不以为然，曾公开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伟大领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思想，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发展思想。不用说，这观点一出，真是惊世骇俗，也立刻被批得体无完肤：“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发展思想’？”此后他只好灰溜溜地“夹紧尾巴做人”。

仔细想一下，如果一种文化总是追求某种“绝对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很难成为实践性的文化。西方早在公元前5世纪，也即相当于孔子的时代，就有了“一切皆流”的哲思，而我们却造出个“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不是不变，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它的“变”。有“一切皆流”的思想，就要时时面向不断流动和变化着的世界，面向“常青”的“生活之树”，于是反映这世界的任何理论也都不会成为僵死的教条。反之，有了一个“不变”论，硬是把人生世界化作一个“灰色”的理论，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学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就是活动在“理论”中，而不是活动在“生活”中。自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中国向西方学技术、学政制、学思想，事实上中国的“生活”已经在日新月异，例如，科举制废除了，新式学校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了，报纸刊物涌现了，各种思想、理论可以自由言说了，市场式经济也一点点规模化了，共和体制成形了，公民意识也诞生了……可是这些变化了的生活，全不在学人的眼里，他们也不在这个变化着的生活流体中发现“问题”，形成思想，析出价值，构建理论，总是在思虑着中国古老的传统“要还是不要”呢？“不要”，那么“要”什么呢？“要”又该“要哪些”，或怎样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呢？中国老的东西是不需要我“注释”了，那我就“翻译”、“介绍”西方“新”的吧……生活早已经以自己的自然流程超越了他们的灰理论，实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可这实践却完全不在他们视野之内，既不关心它，更不想从中提炼思想。他们总是仿佛“生活在别处”，生活在既成的“理论”或乌托邦的想象世界中。

其实“中国农业文明的宗法制社会”也并非思想就只需孔子一家，“别无分店”；那社会实践本身也不断向“孔家店”提出挑战。比如，绝对王权不是让董仲舒一类大儒很有些担心吗？可是他们的思想就是只在“道”中打转；比如，“等贵贱”的思想，不是已经向“王道三纲”提出置疑了吗？可是中国的士大夫就只是在“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中盘旋：比如，中国古代官场的贪腐问题，早就让历代“皇上”和他的“臣下”们看在眼里，然而，也总离不开儒家的道德说教和法家的“严刑峻法”，绝不从现成的理论中跳出来，在制度问题上有些许的思考……这就是说，中国学人们不能直面生活，不能就人在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境、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思想、已经成了一种积习和深层的文化心理。

到了现代依旧如此。老实说，中国的近百年史，在世界的文明史中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不用说别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义无反顾的追求，“革命的儿女最终被革命吞噬”这种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改造”中的心理、心态问题，对革命领袖的高度崇拜问题，几乎永远不变的“圣王”、“清官”、“权贵”、“草民”、“老百姓”意识，中国百年多的实实在在经历，一代代人的苦难、坎坷和牺牲，几乎像癌一般扩散着的贪腐，等等，等等，不客气说，这种情况混挤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它为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学、法理学、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多么丰厚的思想材料和精神资源是自不待言的。哈耶克、波普尔、以赛亚・伯林这些思想家就人类近现代史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卓越研究，很为我们心仪，我们所提供的材料不是比他们所知道的还多得多吗？不是埋藏着更多思想的矿石，有待我们去开采、提炼，从而发展人类的思想吗？可是你看看我们的学人，如果停留在表面上说一说，议一议，“宜粗不宜细”，大而化之，也就不错了，更多人的“研究”则是一接触现实和实践，一碰到要害或事关重大的问题，则眼睛一闭，或闪转腾椰，天马行空，避之唯恐不及，然后就匆匆把自己的“思想”套到什么“必然性”上，或什么什么人的“理论”上完事大吉。有时也许是为避免上面说的作者批判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侏儒心态”，故意绕开一些价值，搞一点“独创性”的东西，例如什么“新儒学”之类，你看它为“救世”开出的“新药方”，原来不过是老祖宗的余绪，还是从观念到观念，从理论到理论，与中国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害怕实践，哪里还有什么“原创性”可言？

实践是什么？说到家就是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包括自己的苦难牺牲创造的历史。学人的真正责任就是把它学理化，从这里提炼出对人类文明有意义的价值。民族发展方向的全部奥秘，就隐藏在这历史的实践和价值的提炼中。我们经常说“学术世界”，其实所谓学术世界并非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灰色世界，而是一个紧紧与实践相结合的，生气勃勃充满智慧和创造，充满各种思想探讨、交锋、证伪的“生活之树”。这里谁也不是“绝对真理”、“绝对权威”，谁的思想和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谁都可以在实践和学术这个伟大平台上，亮亮自己的功夫，“争一日之短长”，谁也不需要拜倒在谁面前。有了这样一个学术世界，则无论是注释也好，翻译也好，考据也好，致力于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也好，就既不是“避难所”，也不是“精神斗士”的绝望反抗，都只不过是自身才能和志趣的选择，都要以学理证明自身，并在实践的意义上各具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

还是那句话，理论只有结在生气勃勃的“生活之树”上，才是富于生命的思想硕果。理论只在理论中打转，用“真理性”的“理论”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就是人类的停滞和僵死，从“注释家”到“翻译家”再到“注释家”，不过是它的表面形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