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报纸的主笔

摘 要：报刊主笔是近现代中国报刊史上至为核心的人物。报刊主笔与近现代中国报刊相始终，一直是报刊最为光辉灿烂的思想的发源人物，他们富于思想，思想超前，意志坚强，百折不挠，学识渊博，以评论议论时政、臧否人物。

关键词：报刊；主笔；王韬；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134-02

中国早期报纸至为光辉的核心价值“文人论政”就是报纸的批评时事、臧否人物，而这一至为优秀的传统的承担者就是每一报纸的主笔。可以说，这些主笔构成了中国早期新闻人物的灵魂，是中国早期报纸的中坚和脊梁。

一、《申报》对报纸主笔的引进和定点

1874年初，第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容闳任用了一个英国人为主笔。但比《汇报》早的《申报》一开始就有担任笔政的中国文人。《申报》的报徽是一个“铎”，这“铎”是《诗经》时代采撷民间诗歌的人为提醒人们伸张自己的吐诉而一路摇响的铃铛。铎有金铎、木铎。也就是说，《申报》从一开始就自告奋勇的继承中国《诗经》的传统，担当起了为中国老百姓说话的角色。创刊号的《本馆条例》就明确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之后，《申报》发表的文章无所不包，由国家政治决策，中外事务交涉，到社会风俗移易，和商人贸易，尤其是发表的揭批社会阴暗面的论说文章，使中国报纸创办伊始就成为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新闻，而是直接关注国计民生。但是办《申报》的美查是深谙中国国情的，尤其是揣摩透了中国统治者的心理，由此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办报的方略：“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撄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因之，《申报》的言论是掂量着的节制着。就此，《申报》也被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奕䜣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将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引用给威妥玛：“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奕䜣并且强令威妥玛：“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可是英国人威妥玛对奕䜣的照会不予理会。奕䜣的愚昧、无知、专横在这一纸照会中暴露无遗。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最初的关于报纸在论政的博弈中英国人的态度，不由得深为英国人对奕䜣的不理睬而感到快意。由此，才有了此后一段时间中国人自己办报时文人论政的顺理成章。

有了《申报》的引进和定位，给文人说话的地方，以后中国的报纸就有了勃勃生机。报纸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和权利，从最初，报纸就自己给了自己这样的权利，把自己的思想端在报纸上给人看，提醒别人同时鼓动人，引导一种潮流。

二、王韬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

1874年2月4日，被呼为“长毛状元”的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循环日报》真正是中国人把报纸独立创办成功的第一张[1]。王韬之后在中国报刊史上的地位林语堂一言以蔽之，名曰“中国报业之父。”王韬自己是有话要说，他积聚了太多自己的思想和憋屈的感情要在笔头倾诉。国家是这样的积弱积贫，官僚是如此的无能愚蠢又贪婪专权，太平天国的力量席卷江南，他向太平天国上书，然而太平天国失败了，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不得不亡命香港。之后他在英华书院翻译了12年中国古籍，同时有两年游历欧洲，也去了日本，正是“眼界宽时无物碍，心源开处有清波”，早年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书馆任职、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报》的积累都在心里发芽开花了，他对报纸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理性的认识。反观中国，有这样一张报纸，其社会功能将不可限量。这一年，王韬46岁，精力、经历和知识准备都达到了要为社会和个人干一番事业的顶点。这些，都是他创办《循环日报》先决因素。当然，他自己就是笔力扛鼎笔锋披靡的巨擘，主持笔政非他莫属。

据有关资料，王韬的《循环日报》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这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而其政论总是被同时代的《申报》等转载。在这些政论中，他密切关注国际时局的演变，鲜明地提出“变法自强”的口号，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他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以至孙中山。他开始无可顾忌的以《循环日报》批评社会，干预社会政治和生活，将他的思想渗透入社会中，并且有形无形的以他的报纸培养、影响他的思想的传人。然而，《循环日报》这样的报纸又是独立的，与官场保持着距离，不以做官为目的，却以报纸和一支笔发出的言论实行另外一种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1883年5月，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报刊评论集，也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距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也已经整十年，十年间，许多人读着他的评论由懵懂少年长成聪慧青年。但是在报刊上公开说话的权利仍然被压抑。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就收编有一则1883年12月20日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后，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的禁止告示，告示谓“私自刊刻新闻纸”是“不法之辈”“伪造谣言”，是“均属有干禁令”，因之威胁“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与其说《循环日报》并不忌讳这张告示，毋宁说《循环日报》在公开的向腐败也已腐朽的清廷县一级官僚机构叫板。当然，这一切做法都是王韬依他的胆略和识见在与专制、专横的位官僚机构和官吏在搏斗。

三、梁启超让主笔成为报纸的灵魂

1896年8月9日，又一张风行全国的报纸——《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相比较王韬，《时务报》的主笔是更加站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时年梁启超24岁，他那“别有一种魔力”的激情四射的笔一连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犀利而理足词壮的政论文章，尤其是《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21期，全文7万字，洋洋洒洒，鼓舞着当时国人变法图强。梁启超用他那一支横扫千军、摧枯拉朽的笔预言性的宣示：“变亦变，不变亦变。”这种无可置疑的口气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对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就是沉重的打击。他不光是预言，还为变法开出改革社会的药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因为梁启超，《时务报》发行到全国18省乃至漂洋过海，发行量最高时17000份，创当时中国报刊发行数的最高纪录，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而梁启超的名声，“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而梁启超自己也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宣称报纸“去塞求通。”总括起来，梁启超一个人在《时务报》发表文章60篇，梁启超本人亦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而“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可见，作为主笔的梁启超自己也为《时务报》倾注了大量心血，几乎要视《时务报》为自己的生命了。也是从《时务报》开始，中国报馆有了经理和主笔的分工，经理是经理，主笔是主笔，各施其职。经理是报纸的经营者主笔是报纸言论的灵魂和主持、最主要的撰述者。中国报刊史上民国时期至为光辉的核心价值“文人论政”，就出于报刊的批评时事、臧否人物，而这一至为优秀的传统的承担者就是所有的新闻记者和撰稿人，而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又是每一报刊的主笔。可以说，这些主笔构成了民国新闻人物的灵魂，是民国报刊的中坚和脊梁。

主笔一直是把握本报观点、立场的掌舵人；主笔阐述本报的文章就是撰写社论。“敢捅马蜂窝”的《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回答女儿“为什么每天非写社评不可？”时，他就向女儿解释写社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说：“不写社评还是什么主笔啊？[2]”因之，也可以说，主笔最为重要的就是撰写本报的社评。

纵观从王韬、梁启超，中经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陈布雷和王芸生，其中的高峰人物是张季鸾[2]。而创办《观察》的储安平是民国主笔压后营殿军[4]。他们组成了民国报刊主笔的辉煌阵容，是自从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后至为敏锐、博大、深刻的时期。

参考文献：

[1] 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 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办报的[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3] ,晓山编.冤案与名人(三)[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