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文化与区域企业成长

[摘要]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然而区域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文章认为优性的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通过资源优化整合效应表现出其对区域企业成长的作用力。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更为具体清晰化。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资源优化整合效应;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59-06

一、引 言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他们之间总能够理想地粘合在一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至于促进要素之间充分粘合的机制,经济学家们往往看作基本假定而忽略考虑。然而,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都差不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悬殊,其原因恐怕很难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因此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并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波特(Michael E. Porter)甚至断言: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不过,区域文化作为区域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本文试图剖析区域优性文化的内涵,揭示区域优性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让企业“快生”、“长大”、“做强”的战略对策。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清晰化,尽管可能不甚完善,但作者意在抛砖引玉。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

从广义来讲,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以及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具体的要素[2]。文化构成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它对于如何有效地转化劳动与资本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3]。陈佛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区域经济文化是一种优性文化,它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弘扬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和不求进取性等区域性价值观念[4]。至于区域文化价值体系所包涵的具体内容,国外学者在该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Hofstede的文化模型将价值体系分为权利的距离(power distance)、对不确定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刚毅(masculinity)4个维度[5];Schwartz的文化模型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分为协作(harmony)、团结(embeddedness)、统治(Mastery)、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平等(egalitarianism)6个维度,然后他们借助这两个分类模型进行了具体量化的平均积分分析[6]。本文遵循Hofstede和Schwartz的分析范式,根据区域经济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将区域经济文化细分为微观层面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与流动偏好以及宏观层面的合作意识、开放思维与信用观念。

1.创业精神。创业是创业者将人才、项目(技术)、想法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或重新组合,创立基业或开创既存事业的新领域、新业绩,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初次创业和二次创业等多次创业过程。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一个社会(包括创业活动过程中的多个参与主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基本态度、行为方式等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创业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造精神;二是指用新方法组织生产要素和发现潜在新市场的创新精神;三是争创第一与不怕失败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是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创业活动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影响。

2. 创新意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的灵魂,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所谓“创新”,就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新产品;(2)开辟新市场;(3)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4)创造和使用新材料和新能源;(5)创立新的企业组织[7]。蓝德沃尔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的互动过程,一个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的过程”。创新的地域性,不但使进行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它赖以进行创新的地域背景一起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而且使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8]。

3. 流动偏好。如果资源不能在正确导向下,进行合理流动,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格局就很难打破。区域文化鼓励资源流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达到动态最佳配置并增进社会福利。开放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如珠三角地区,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珠三角人们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的发展都得益于移民文化。

4. 合作意识。社会分工促使市场容量扩大,但是必须依赖于经济主体的合作协调。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长期合作具有声誉效应。合作大于竞争,共享胜过独占。企业只有在企业团队之间以及与股东、渠道伙伴、客户之间均倡导平等、共赢、和谐、协同的合作文化,企业才能在分工协作中快速成长。

5. 信用观念。信用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当出现有利的信用信息时,企业或个人的信誉在消费者、供应商及合作者或者同事、亲戚朋友和上级之间扩散,将导致其在相关机构和个人中的社会资本上升,最终通过市场途径直接给予奖励,收益以乘数方式上升;相反,将导致乘数性惩罚效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以信用取信于人;二是对他人要给予信任。不讲信用、丧失信任,就失信誉。

6. 开放思维。家族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壮大。福山认为:在家族文化盛行不衰的文化环境下,家族主义企业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在家族文化中,个人的跨家族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的社区内敛性和强烈的利益排他性,导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效应:在管理上重伦理亲情,轻控制手段;在用人制度上,重德重亲,轻才能。相反,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9]。家族管理模式引进职业经理人,网路组织与虚拟团队都体现开放思维这一优性文化理念。在此过程中接触外来文化,形成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作用机理

区域经济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形成一系列调控机制,作用于整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主体,以此实现微观企业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繁荣(见图1)。

1. 激励机制。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界定并保护产权,“追求成功、实现自我”的创业文化能够激励创业者个人开拓创新以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经济活动。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2. 导向机制。创业者们的成功创业史,还会激励许多具有创业优势资源的潜在创业者们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域文化体现在个体的实践与成功会对整个社会的居民心理产生一种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引导社会闲置资源向生产性资源转变,引导一部分配置不当的资源转向合理配置。区域文化的导向功能还表现在舆论导向上。

3. 扩散与渗透机制。区域文化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和渗透放大的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某个群体或某个区域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向其他群体或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其他区域人们的行为特征。区域文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和价值理念,减少了交易成本,导致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区域文化的可持续性存在与发展为整个社会减少了摩擦,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4. 规范与整合机制。区域优性文化具有指导并规范行为的功能。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区域文化所具有的这种软约束功能对于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塑建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良易环境至为重要。

5. 创造机制。埃尔伍德(Ellwood)认为,文化是学习和制造的过程。优秀区域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吸取有机营养,扬弃不再适宜的文化因子,而且表现在创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诞生出来的新的组织、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与新的管理经验[10]。

特别地,区域经济文化中的创业文化创造了企业家阶层。传统上关于企业家的形成有三种理论观点:心理因素观、人力资本积累观和文化因素观。心理因素观强调了个人的天赋在企业家形成中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后天的积累对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意义;而人力资本积累观又过于强调后天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天赋差异在企业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心理因素观和人力资本积累观在解释单个企业家的产生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解释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由此而出现的民营企业簇群时,却解释力不足。相反,文化因素观(尤其是创业文化)对此的解释却恰如其分。

创业文化在促使企业家阶层生成时存在两个作用机制:(1)自上而下型推动机制。它是指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倡导,通过一些中间政策变量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自觉响应并完成创业活动,产生新的组织、产品和服务并因而诞生企业家阶层的生成路径: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发现潜在的盈利机会,进而大力倡导,形成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传递着支持创业的强信号;其二,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在政策信息的诱导下,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其三,与之伴随的是,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2)自下而上型拉动机制。它是指首先由民众发现潜在盈利机会,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而实施创业活动,同时将创业活动的信号经由多种渠道自下而上地传递到政府,政府在认识到该种创业活动的获利机会后,制订相关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政策变量,自上而下地再一次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进行微调以完成创业活动: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民众倡导,形成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其二,获利机会的信息经由各种渠道传递到政府,促使政府发现获利机会、认可创业活动,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支持创业活动;其三,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的企业家阶层趋于扩大;同时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并减少交易成本。

三、区域经济文化的资源优化整合功能与区域企业成长

通常认为,计划机制是通过权威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通过利益导向来配置资源,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作为第三个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选择而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很明显,区域经济文化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在我们看来,没有区域经济文化造就企业家阶层,企业就不可能大量普遍存在。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源是企业资源的两极,那么中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嫁接两者、由此及彼的桥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本充分粘合并促进企业内外资源优化整合?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形成有利于区域企业成长的总体战略。

其一,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增加创业者(企业家阶层)的数量、素质与主动性以促进资源整合。韦伯认为,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不仅与特定的生产技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新教伦理有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宗教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精神气质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守纪律而且能够吃苦,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动力大军;具有寓拯救于创业之中的企业家;理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等等。首先,衡量一种文化能否是优性文化,是否对创业有积极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发挥有潜移默化作用。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帮助创业者发现获利机会以增强创业欲望。获利机会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同时又是稍纵即逝的,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有利于创业者形成高度的职业敏感性,提高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弹性与识别获利机会的能力并身体力行之。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提高了创业者素质。创业活动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干中学”,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全方位综合素质,即使失败了,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硅谷,一个创业者的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是一个奖章;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被各企业争相雇用。

其二,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改变其它生产要素分布而促进资源整合。首先,增加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可使用数量,提高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观念通过判断前提和价值预设作用,影响发展主体对新事物的态度与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影响科技转化速度和科技贡献大小。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家阶层数量增大,一般人力资本数量减少且专业化水平更高,创造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有利于企业家资源与其它社会资源的整合。

其三,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政府和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产生倒逼机制,改善经济活动的软环境以促进资源整合。首先要求政府减少不合理规制,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加优质服务数量,培养有利于企业“快生、做强” 的制度土壤。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要求社会改善软环境。软环境是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为居民是否讲究诚信、理性能力是否发达、是否有较强的社会合作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发达社会公德意识等价值观。软环境的好坏影响到市场秩序、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也影响到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资源的整合程度。软环境能够改善两者的整合效率和整合方式以及发展路径。所以,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把人们的价值观分为“内在的”和“工具主义性的”,他认为“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着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11]。

其四,优性区域经济文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资源整合。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而交易的实质是产权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一切资源,就可以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除生产成本以外的一切实际发生的成本,它对交易实现与否以及交易效率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12]。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生合理预期,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机率,减少监督成本;通过资源优化整合,降低摩擦成本。因此区域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相耦合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区域经济文化把经济规律按照自己的要求复制出来,使之具有地方性的特色。

其五,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制度安排演进并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以乡镇企业为例。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初始阶段,能人企业家凭借地缘、血缘关系和自身能力,通过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利用模糊产权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但模糊产权的效率具有边界性,所以随着价值观念的时空变迁,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产权明晰度不断增强的私营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区域发展模式。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表现为企业家的开放思维能够增加资源数量、提升资源质量并有可能将企业外部资源转变为企业可用资源;管理层的创新意识使内部存量资源通过再配置能够释放更大的能量;员工的合作意识能够使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针对区域经济文化在资源优化整合功能方面的分析,我们形成一个相对简洁的分析框架(见图2)。为了能更为具体地说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之作用,我们进一步选取美国的硅谷模式和中国的温州模式这样两种颇具显著性的文化模式加以分析。事实上,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模式在成功促成区域企业发展的作用途径上具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1.硅谷文化与硅谷模式。硅谷是通过创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典范。从根本上来说,硅谷的成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其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以下六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精神。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硅谷人信奉:败又何妨(It is OK to fail)的价值观。冒险者的失败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最终会推动冒险成功。二是容忍跳槽、宽容“背叛”的流动偏好。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风险的接受比对公司的忠诚更受重视。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这已经被硅谷社会所认同。由大量的外国移民和人才不断流动构成的人力资源是硅谷的重要生产力。三是勇于竞争、重视合作的合作意识。硅谷的竞争者之间有一种协同文化,社会协作构成了硅谷发展的重大外部环境因素。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需要竞争,而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在硅谷,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独立地生产一种产品,其商业模式通行外包。四是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硅谷创业人发扬的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硅谷一些企业如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的思科(Cisco)公司摇篮,雅虎的新世纪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13]。五是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开放思维。六是守约守信、互相信任的信用观念。正是硅谷文化使硅谷模式成为全世界高技术发展的经典模式。

2. 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温州文化有以下特色:一是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自强意识。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二是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和强烈的领先意识。温州人“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三是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有超常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温商”与“潮商”不同的走势在于“潮商”偏重贸易而“温商”则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四是勤劳而又敢冒风险,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市场潜在的需求,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五是竞争而又合作,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占领当地市场。这种“帮带”现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网络[14]。六是敢于离土又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温州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正是温州文化使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

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首先,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一是敢于创业、实现自我的创业情结;二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三是踏实平和、稳健成长的创业心态;四是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创业思维;五是开放创新、沟通合作的创业意识;六是将创业企业做大变强的强烈创业冲动。这两类文化具有优秀文化的显著特征,民众的创业文化能够将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项目和资金进行充分粘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因此在这两个区域,创业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其次,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合作观念与信用意识。一是精诚合作的优秀文化,促使创业者们相互支持,分享技术与市场信息,因而新的创业企业具有许多后发优势,特别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与快速成长;二是由同事、朋友、亲戚等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帮助创业者们分享市场信息,为创业者们提供技术支持并给予财务资助,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运作成本和交易成本。

当然移民文化在硅谷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而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文化在温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两类文化的显著区别。相比较而言,硅谷的移民文化特征有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比较有利于集聚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的高科技演进路径;二是表现在企业治理机制上,有利于突破家族主义的人力资本瓶颈,拓宽资源使用空间。尽管温州模式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潜伏着许多问题。因此,就温州文化和温州模式而言,还需要不断演进。

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推动区域企业成长的战略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众的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主体;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重要有机构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如果民众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政府和社会就应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使民众创业创新活动实施。

同时,笔者还认为企业发展状况是与区域文化相联系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占居主导地位的不是创业文化,而是守业文化;不是冒险创新文化,而是“小富即安”文化。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老百姓清心寡欲,淡薄名利,求稳怕变,甘于清贫,因而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十分典型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性。他们怕担风险,少有开创精神,满足于虽然贫寒,但却安稳平静的日子。计划经济时期的创业文化突出表现了“国家创业、政府指令、民众执行”的特点,在民众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只有从业文化,缺少萌发创业意识的气候和土壤[15]。由于文化观念落后,进而导致民间投资不足、部门协调不足、政策引导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战略层面考虑,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快生”、“做强”、“活长”,就必须弘扬区域优性文化,实现观念转变,以区域优性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应该营造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官本位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亲商文化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求政府和社会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提供制度支持,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转变。要鼓励民众改变“小富即安”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封闭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三是整个社会应该建立鼓励合作、保证合作各方利益的机制体系,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转变。市场经济要求分工,分工就必须合作,忽视合作的分工只会减少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同时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独赢观念的结果是既损害了他人,又损害了自己。现代社会需要从独赢意识向共赢观念转变。四是采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信用文化的渗透扩散,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提高信任度。五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减少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流动壁垒,倡导民众的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封闭静态向开放动态转变。六是减少不规范的商业伦理,促使企业家自身具备精细意识,实现从浮躁盲从向务实坚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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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and Regional Enterprise Growth

Xu Tao1,2

(1.Shenzhen Press Group,Shenzhen 518009,China;2.Busines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mphases on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reviewing social development by scholars,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phenomena of “miracles”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region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arranged by informal system, is beyond in-depth and specific analysis due to its complexity, poor practicability, uncertain economic effect and hidden mechanism of ac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nefit the growth of regional enterprise through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It is particularly mentioned that the objective of subdivided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is just to make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more specific.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effects of optimizing and integrating resources; enterprise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