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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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践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求达到本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新疆是我国欠发达省份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本文从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的角度出发,力求探索一种适合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新疆和中亚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寻求一条适合新疆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大的互补关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的空间。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采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这里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最大的亮点。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7.6%,每年有4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年石油进口量可能会在3~4亿吨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需求量的74%。而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的程度,已由1993年的5%上升到2001年的30%,200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5%左右,且总体走势是上升的,预计2020年将达到60%。①新疆与中亚各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无疑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与中亚各国处于同一层次,但是双方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关系。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基础比较好,素有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基地之称。但是,受到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片面发展资源型重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新疆的农产品、纺织品、家电、棉纺等轻工业产品是中亚各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新疆和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从中亚各国进口初级工业品,出口轻纺产品和食品的贸易格局。到2006年为止,新疆向中亚各国出口贸易额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82%,并且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一批知名的龙头企业。正是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多层次、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优越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边境线最长、邻国最多的省份。新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不毗邻,但也是近邻。因此,与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面向中亚各国拥有开放一类口岸12个(包括2个空运口岸),二类口岸11个,这些口岸成为我国向中亚各国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横贯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最便利、最廉价的运输通道,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乌鲁木齐空港可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新疆有与哈、吉、塔相通的公路,已初步形成了与中亚各国相互交流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于中国来说,新疆是向西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于中亚各国来说,中国的新疆是这些国家走向世界的东大门。

(三)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政治保障

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多国领导人在谋求区域稳定的同时又寻求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相继签署了多份有关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为新疆与中亚各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方向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对新疆的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亚各国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合作的领域日趋广阔。尤其是在2000年欧亚共同体成立以后,中亚各国都注重区域整合,建立以关税同盟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原有的经济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中亚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推动其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除土库曼斯坦以外中亚国家均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当中。2005年9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宣布:从2006年起,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将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制度。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最终形成统一商品市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降低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传统贸易优势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很大差异

新疆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而且又是连续多年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中亚各国的内陆边境省份,中亚各国的经济整合必然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产生排他性不利影响。从中亚各国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中亚各国占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远远超过新疆占中亚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2006年,中亚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为925亿美元,其中与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74亿美元,占中亚进出口总额的8%;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91亿美元,与中亚的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81%,这说明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很不平衡,新疆更依赖对中亚各国的贸易。②而且,随着经济整合的不断加深加快,这种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

中亚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加强与国际经贸关系,中亚各国在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设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新途径。与此同时,在中亚各国中,新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逐渐认为,虽然两国贸易的80%是在新疆完成的,但是新疆属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疆每年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由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即使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商品,与内地生产的商品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③因此,更多的哈国企业与商人开始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进行贸易联系,这严重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来说,这种贸易形式增加了贸易转移,减少贸易创造效应,使新疆仅成为一个中亚与内地的商品物流中转基地。

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是,伴随着中亚各国产业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整合进程的加快,这种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务之急,新疆必须制定一条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自由贸易区是新疆与中亚各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具体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④

优惠贸易安排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低形式,只需在协定国之间签订有优惠关税安排即可。优惠贸易安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模式,不足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⑤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已经在优惠贸易安排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达成了共识。2004年4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四国在乌鲁木齐达成协议,按照四国政府签署的《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对过境运输车辆各成员国免征政府规定的过境费和通行费。

哈、吉、塔和乌虽然已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且向“一体化”的目标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达到共同体要求的目标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各成员国的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在区域内也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和冲击。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国际商品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冲击本国内的民族产业,对本国传统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其次,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国家的国内产业多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产业为主,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和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使各成员国难以分享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后,2005年,中亚各国GDP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都不大,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无法大量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各国仅有有限的产品能在区域内得到关税同盟带来的收益,而大部分产品仍然要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所以,关税同盟这种合作形式更不能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目标模式,基于关税同盟之上的更高级的合作模式就更是无法实现。

目前,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主要特征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完全免除关税,并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消除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得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并不规定共同关税,成员国可自行确定对区域外国家的税率。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区域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设定科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地避免区域外商品通过区域内其他低关税国家流入本国市场,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和损害。建立一种外向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优形式。

四、采取渐进策略推进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开展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可行的操作性。采用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这种渐进式的合作模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是最佳选择。

(一)借助地缘优势,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

在中亚各国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说,哈萨克斯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有7个一类贸易口岸,而且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的82%以上。为了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哈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地缘优势,优先设立和扶持边境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区。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设立阿拉山口边境自由贸易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应该给予充分的论证和政策扶持。喀什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在喀什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不仅能提升喀什综合性城市的功能,而且能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喀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制造中心。

(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各国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障碍也就有所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是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

中亚各国均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对内实行互惠关税的政策。所以,关税壁垒主要存在于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消除关税壁垒是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促进商品流动,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应该把标准一致化、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确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便利化的主要领域。在投资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软环境建设。建立以更高层次的“乌洽会”为主的多种经贸交流平台,设立边贸发展和对外开放专项基金,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和会晤机制,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机制,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环境。

(三)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磋商,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促成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以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为前提,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区域内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达到跨国界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最佳配置,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注释:

①何一鸣、刘广慧.加强中印能源合作的可行性研究[J].2006,(06).

②王海燕.新时期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的地位[M].新疆社会科学,2005,(03).

③黄一超、贺湘焱.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中亚论坛,2007,(07).

④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2篇

一、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www.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据WTO的相关规则,正式启动的FTA政府谈判必须在10年内完成。因此,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对相互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在政府出面进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关各方的权威民间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议。这样既可以使政府决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时又能够有效利用民间机构的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我国应当借鉴这些经验,鼓励具有国际合作研究能力与经验的民间机构加强和各国相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并经常保持政府部门与这些机构之间的意见沟通。

(四)大力宣传与普及FTA相关知识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3.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商品和人员通过边界口岸的费用的增加降低交易成本。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4篇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参考文献:

[1][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06-208.

[2]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R],2008-06-19.

[3]赵伟,汪全立.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3);程玉鸿.泛珠三角

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2005,(3).

[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5]潘向东,廖进中,赖明勇.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

[6][比利时]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74.

[7]光.制度分析的误区及其校正[J].经济研究,2005,(10).

[8]朱厚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4-78.

[9]张二镇,等.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8-210.

摘要: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相比,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对外经济战略融合的理性选择。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3.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商品和人员通过边界口岸的费用的增加降低交易成本。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6篇

一、经济协作带的含义和一般特征

经济协作带是由跨区域的地理上相互连接的经济单元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基础和内在经济联系的经济区域。一般具有四个特征:

(一)它是地理上相互连接的带状区域。不同区域在空间上具有多样性,由此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域,比如经济圈、经济带和经济区等。在地理上相互连接的带状区域既是各种经济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也是经济带区别于经济圈和经济区的重要方面。(二)拥有相互联系的便利通道。经济带上的不同区域之间能否进行经济交流和联系,不但取决于是否具有交流和联系的内在要求,还取决于实现交流和联系的可能性及其成本。包括交通、通讯在内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跨区域交流的制度保证等,对于经济协作带的形成及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带内地区之间具有垂直分工的现实和可能的基础。经济带不同区域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优势,并且在产业链上分居于不同的环节。垂直的产业分工也同时意味着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通常是有差异的。

(四)彼此之间以互补性经济结构和协作性经济联系为主。同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通常是以竞争为主的,而异质区域之间则以协作为主。经济协作带的不同区域之间基本上属于异质区域,彼此之间以互补性经济结构和协作性经济联系为主。

二、中国正在形成四条横贯东西的经济协作带

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加强,全国由南到北正在形成珠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陇海———兰新经济带和京津———呼包银经济带,四条连接东西部的经济增长轴线将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种以经济带建设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新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地区经济在更高的程度上协调发展。

(一)珠江经济带

珠江是中国南方连接东部和西部的天然纽带。珠江经济带是沿珠江干流形成的连接粤、港、澳、滇、黔、桂6省区的经济区域。珠江经济带将流域内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核心区、华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等有机地连为一体,对于加强粤港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腹地的建设、对于珠江三角洲产业向内陆的转移和市场的纵深扩展、对于加快西南地区经济的国际化步伐和资源优势的转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良好前景和切实步伐,使得深处西南边陲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区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连接东盟地区的前沿阵地。而泛亚铁路建设和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进又使得这种前景正在成为现实,这一外部条件的巨大变化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整合区域优势,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的局面,成为珠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内容。新的形势也使得加快珠江经济带建设步伐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二)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是沿长江干流形成的横贯中国东、中、西部7省2市的经济区域。长江干流西起四川,经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至上海入海。沿途与8条南北向铁路干线交汇,流域内公路网密布,是沟通中国华东、中南和西部四川盆地的天然纽带(福建省不在长江流域,在现有的长江经济带区域性合作中参与也较少,但由于该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交流和联系比较密切,属于长江经济带的主要辐射范围,这里在四带划分中也将其列为长江经济带的范围)。由于黄金水道提供了发达的内河运输通道,该经济带各区域之间的合作较早,也较为密切。同时,该经济带集中了中国40.8%的人口和48.6%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区较多地集中在该经济带,其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扩大。上海取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举办权将进一步带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将为沿江地区之间的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三)陇海———兰新经济带

陇海———兰新经济带是依托欧亚大陆桥,东起江苏省的连云港、沿陇海兰新铁路经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到达中国最西端的新疆所形成的经济区域。该经济带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的跨度最长的经济带。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和贯通(目前欧亚大陆桥共有四条,一条是东起俄罗斯海参崴,穿越西伯利亚至西欧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江苏省连云港,沿陇海—兰新铁路出乌拉山口,穿越中亚地区至西欧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天津,沿京包铁路出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穿越蒙古国至欧洲的铁路,一条是东起中国大连,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口岸,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至欧洲的铁路),形成了构建经济带的相对完整的点———轴体系,又因为陆桥在连接欧亚两大洲方面的特殊地位,沿线各中心城市之间采取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形式,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和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合作为畅通这条经济带向西开放的通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该经济带所经地带长,欧亚大陆桥过境国家多和受中亚地区局势影响深,以及带内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东部的龙头作用尚没有形成,西部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尚未显现,带内各地区之间协作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还不甚牢靠。

(四)京津———呼包银经济带

京津———呼包银经济带是以京包———包兰铁路和110国道为主轴线,以北京、天津、唐山、大同、呼和浩特、包头、银川等节点城市为依托形成的经济区域。该经济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宁夏6省市和陕西的北部地区,是横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中国北部地区的联系纽带。该经济带腹地是中国著名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晋北、陕北、蒙西是中国最主要的煤炭和石油天然气产区。东部包括京津唐在内的大北京地区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并称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北京申奥成功和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将进一步带动信息、知识和资本密集的大北京地区的腾飞,加快以北京、天津为龙头的京津———呼包银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

各经济带的基本情况、相关指标和主要辐射地区如表1和表2所示。

三、建设四条经济协作带的重要意义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加强东、中、西部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建设上述四条经济带是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四条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

表1四条经济协作带及其主要辐射带动地区的范围、人口、土地面积及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表2四条经济协作带的主要节点城市及联系通道

大。比如位于珠江中上游的云南、贵州、广西3省区,与社会经济发达的广东省相比,差距就相当大。2001年,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广东是广西的4.8倍,是贵州的9.8倍,是云南的5.1倍;人均GDP,广东是广西的2.9倍,是贵州的4.7倍,是云南的2.8倍;进出口商品总值(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广东是广西的98.2倍,是贵州的273倍,是云南的88.8倍;外商直接投资额,广东是广西的31.1倍,是贵州的421.8倍,是云南的184.8倍;固定资产投资,广东是广西的5.3倍,是贵州的6.5倍多,是云南的4.7倍。其它方面彼此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的缩小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国家政策性支持外,更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协作。因此,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合作。抑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

(二)有利于促进全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7%以上。长期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和对能源的大量消耗为条件的。这在对中国能源工业的发展提出了很高要求的同时,也意味着能源工业将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的增长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立国家生态安全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将继续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东部地区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有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市场支持。中国的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滞后和较低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意味着这里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潜在市场需求。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四条经济协作带内部跨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正在进一步改善。同时,西部地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包括长江源头、黄河源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内蒙古沙地等在内的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然在加剧,并日益影响到东中部地区,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因此,加强东西协作经济带的建设是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客观需要。

(三)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生产要素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东部在自然资源方面相对处于劣势,但在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社会资源以及工业基础、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省份在自然资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且中西部省区有些重点城市的工业基础也相当雄厚,但在无形资源方面却存在着相对劣势。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存在,为经济带各地区开展经济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优势,提供了可能。目前,经济协作带的东部地区在经过多年以来的经济扩张以后,经济总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对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加工产品形成了较大的市场需求,原来支撑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而有向周边地区转移和扩散的要求。相应地,与之毗邻的中西部地区则具备提供能源、劳动力和各种初级产品的条件,也具有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能力和需求。同时,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基础。经济带上下游地区之间在农副产品、旅游产品和能源产品等领域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关系,“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等合作正在有序实施。因此,经济协作带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各地区在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构筑具有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结构,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协作关系,促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四)有利于建立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目前,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体制保障已经基本形成。第一,在全球体制方面,中国是WTO成员;第二,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是APEC的积极推动者;第三,在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正在与东盟进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同时,中国还参加了东盟与中日韩的定期对话机制。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正在迈向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崭新阶段。从空间上看,一个由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区、省会城市直至内地各开发区所组成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沿海和沿边的对外开放边境环带也初具规模。向东、向北、向南和向西全面立体开放的总体趋势也基本明确。在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四条经济带的建设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珠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加强向南开放和实现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带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和实现与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陇海———兰新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向西开放,推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京津———呼包银经济带的建设对于实现向北开放和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四、政策建议

———把加快这四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作为21世纪中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首要任务,而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尽管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带内各地区之间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但由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将受到政治、财税、文化、体制以及交通、信息等方面的制约,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依然需要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进行协调和推动。因此,应当将加快这四条经济协作带的建设作为中国21世纪区域政策的重要目标。

———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资源约束将存在于其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方面要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源。做好国土开发空间规划,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利于各经济带之间以及经济带上下游之间形成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利于克服资源开发的盲目性,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和突破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约束。

———加强经济带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整体规划

经济带的建设要求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划为主导模式下的区域功能分工,应当从城市群和经济带的发展着眼,从整体上考虑全区域的发展问题。这就需要超越行政区划的界限对经济区的功能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安排。同时,对经济运行效果的度量和考虑也应当更多地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应当引入全区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这就要求在规划上实行联合编制,共同构建经济带产业发展和布局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整体框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理分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沟通区域间联系的网络型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电力和通讯等的规划与建设。要统一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对重大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区域协调和配合,使经济带形成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整体优势。

———引导和鼓励带内的产业分工、转移与调整,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应当进一步加强经济带内各地区之间的协调,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通过制定一些共同的政策,鼓励和引导要素流动,促进带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为充分发挥区位和经济优势,加快区域性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要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梯度互补的产业体系。各地区不宜强调在自身行政区划内培育和形成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以避免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现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区域性的产业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各地要着力于发展特色产品,提高某些重要的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消除地区封锁和贸易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在中国具有深远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是制约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因素,长期看对地区发展是一种损害,更不利于全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进一步破除地方保护和地区封锁,通过区域内部的统一协调,打破在资金、人才、技术、资产重组、人口和产品流动方面的各种障碍,确保形成区域内部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内部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以及与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竞争、有序、统一、开放和面向世界的开放型经济带。

———建立上下游之间的生态建设利益补偿机制

保证生态安全是经济带上下游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目前,这四条经济带上游地区生态的退化,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生态安全,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改善上游地区的生态状况,将施惠于整个经济带。然而,上游地区的生态建设不仅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还有可能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上游地区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为了保证生态建设的持续性,必须建立上下游之间生态建设的利益补偿机制,使下游受益地区也承担一定的(甚至是主要的)生态建设成本。

———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形成经济带建设的组织保障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10+1模式)这一经济课题研究已经过了十多年的历程,有必要对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对次区域合作的十年的历程进行回顾,对次区域合作的成就和阻力进行总结,对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对策进行探讨。其中主要是次区域合作的对策探讨,分别为政府对策、企业对策、“桥头堡”对策和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对策等。次区域合作的前景展望主要包括合作范围、合作方式、应采取的合作对策等。

一、理论基础

(一)规模经济理论

所谓规模经济,实际上就是机会成本递减的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单位要素投入量所耗费的成本比由这种投入所带来的产出量或收益少。规模经济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外部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于产业或行业的规模大小。即当一国的某个产业或行业规模比较大时,相互在技术方面的影响和节约成本方法上的影响比较容易传播和推广,因而可以起到规模经济的作用,其结果是在同样单位要素投入的情况,得到更多的产出。内部规模经济则产生于某个企业内部的生产规模的扩大。

在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主要指的是外部规模经济。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是自由贸易区后,可以使产业或行业规模大大扩大,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同时由于国际分工的细化和比较优势的作用,也可使某国的某一强势工业或某一企业大大扩大内部生产规模,产生内部规模经济。

(二)区域相互依赖理论

这一原理的基本点是:(1)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2)这种相互依赖、日益扩展到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扩展到各个方面,而不只是哪两个国家、哪两个民族的相互依赖,也不是在某一领域内的相互依赖,既包括物质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3)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单方面的;(4)经济上这种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促进了某些民族隔阂和民族利益对立的消灭,有利于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相反,孤立的状态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落后状态的主要原因。

相互依赖的本质原因是:(1)生产力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力;(2)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分散、狭隘、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在广阔的空间内代之以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3)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各自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形成各自的经济社会特色;(4)在加速率的作用下,技术的空间推移规模大大扩大,推移的速度大大加快,技术的更新期大大缩短;(5)资本的国际化。

(三)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

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经历了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等一系列的演变阶段。

马克思主义地域分工理论要如下几个要点:(1)社会生产专业化以至商品生产各个阶段的专业化,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地区专门化,导致地域分工。地域分工是在广阔的区域内,按商品分工实行生产的专门化。这种分工,把一定的生产部门固定在一定地区;(2)地域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3)地域分工的性质及其进步意义;(4)地域分工的作用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性与阻力

(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必然性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环境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

1.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和多边贸易谈判的艰难推动了开放性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2.经济发展多样性和互补性,推动了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3.APEC的阶段性成功,推动了开放性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

4.社会文化上的亲和或联系以及地缘关系促使不同国家或地区结成区域市场。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阻力

1.目标定位的模糊。东盟合作首先是从政治层面上起步的,至今为止,仍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但“10+1”却要求从经济层面上展开合作。

2.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在东盟内部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甚至对立。

3.主导力量的错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有经济上占优势的强势国家或联盟来主导,但“10+1”模式框架下,因为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却在相当程度上由东盟来主导,但东盟各国却经济上和中国有相当的差距。

4.政治关系的滞后。在中国东盟的合作中,政治关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济上的迫切要求合作却遇到政治上的领土纠纷、“中国”等的阻挠。

5..美国、日本等的干扰。东盟的联合和发展,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控制了以及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东盟和中国的合作更加会削弱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会加剧与日本在资源争夺、产业扩张方面的对立和竞争。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来

(一)区位优势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亚和中国大西南的结合部,面积2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5亿,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农业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特别明显,在资源和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充满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深入一点看,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腹地涉及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大约拥有20亿人口,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地,有望成为21世纪世界和亚洲新兴的巨大市场。

(二)亚洲开发银行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GMS)自1992年起开始实施,提出交通、能源、电讯、环境、旅游、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和农业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该合作机制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部长级会议,其二是司局级高官会议和各领域的论坛和工作组会议。

(三)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

1996年举行了第一届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东盟倡导的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每年召开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其目的是将东盟与湄公河流域地区经济联系起来,以老东盟成员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带动新东盟成员的经济发展,形成扩大的经济增长圈。确定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工业及中小企业发展、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和科学技术等合作领域。

(四)湄公河委员会(MRC)

新湄公河委员会是在1957年成立的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湄公河下游的泰、老、柬、越四国于1995年在泰国青莱签署了《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整个湄公河的水和相关资源以及全流域的综合开发制定计划并实施管理。

四、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

(一)政府对策

1.建立澜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利用好有关国际协调机制,编制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发展规划,研究和制定次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简化贸易程序,减少非关税壁垒,简化签证手续、货币兑换方式等。应把这一地区建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一个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政策一体化。

2.加大投入,尽快改善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彻底改善交通现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尽快建设我国进入东南亚、南亚陆上国际大通道,重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形成我国西南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加快疏浚澜湄水上通道、建设泛亚铁路等工程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重点放在旅游、环保、人力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等领域。

3.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高科技。在发展边境贸易、互市贸易以及易货贸易中,非国有经济发挥了轻便灵活的优势,扩大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新增长理论创始人罗默说“一些亚洲国家的增长主要得自于他们从工业经济国家中得到相关的技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用于国内经济,以提高生产率”。

4.更新观念,进行区域创新,加强生态环保,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应跳出梯度转移和资源的约束,以创新要素积聚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理论来指导区域经济的发展。培育区域网络,建立区域创新系统,积聚品牌企业,发展“产学研”三螺旋模式,重视环境保护和保护生物多样化,建立自然保护网络,保护珍惜物种,有效治理环境污染。

5.开展跨境“科技示范区”、“自由贸易区”试点,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在政治上,消除次区域国家间历史和现实的矛盾,消除对抗和冲突。建立经济特区以促进边境贸易应该是澜湄次区域经贸合作的一种有效形式。

6.建立次区域信息网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应大力建设区域信息网络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可首先集中于旅游和物流。

(二)企业对策以基础设施建设的TOT项目方式为例

1.TOT项目方式简介

TOT(Transfer/移交Operation/经营Transfer/移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兴起的一种最新的项目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领域中正被广泛的应用。中国企业以TOT项目方式把大湄公河次区域缅甸、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五国(项目的拥有者)已经投产运营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一定期限内(特许经营期),以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现金流量为标的一次性从缅、老、泰、越、柬五国获得其经营权,特许经营期满后,再把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无偿移交回缅、老、泰、越、柬五国政府。

2.中国企业以TOT项目方式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中国企业通过TOT项目方式应用,可直接参与解决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发展速度慢、管理落后、技术滞后、资金短缺等的问题;可以为其引进资金;可以为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改善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管理水平,帮助中国企业可持续的在该区域占据领导地位;巧妙地回避了缅、老、泰、越、柬五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控制权,易于满足缅、老、泰、越、柬五国特殊的经济及法律环境的要求,易推广使用;有利于盘活缅、老、泰、越、柬五国现有公共基础设施的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缅、老、泰、越、柬五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发展;可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中国的劳务输出和技术贸易发展;可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培养“中国导向”人才;可为中国实现“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和发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对策以云南为例

云南拥有多样性资源和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在中东自贸区的进程中,云南可以与东盟国家开展广泛的合作。

1.建立贸易通道和边境贸易区。可利用中国与东盟国家良好的经济互补性,以澜湄次区域合作开发区、昆明曼德勒发展走廊、昆明河内发展走廊等“一区两走廊”为依托,沟通中越边境水运通道和口岸通道,为双方创造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条件。

2.建立金融中心。1998年12月东盟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99年1月起,外国投资者可在投资范围、资本货物进口、出口配额、经营税收、审批程序等方面,在不同东盟国家中所有行业向区域外投资者开放,并给予新的投资优惠。

3.建立信息平台。在昆明和河口、磨憨、瑞丽三个主要边境口岸城市分别建立技术先进、信息全面、内外相通、能够便捷交流的信息枢纽,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4.产业合作开发。利用云南和东盟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实施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跨区域、跨国界合作,提高双方经济层次和产业水平,促进贸易的良性发展。积极引导国内资金、技术、人才、管理通过云南参与东盟国家开发,加大基础产业发展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5.开发生物、边境旅游资源。加强云南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加快退耕还林还草和污染治理步伐,为中东自贸区建设提供生态屏障。充分利用云南和周边国家的旅游资源,推出边疆风情、原始森林、独具民族文化的旅游精品路线,共同构建世界级“中国大西南与中南半岛”黄金旅游圈。

6.开发水电能源。云南边境经济区具有地质地理条件好,水库淹没区人口少、耕地少、电站建设投资少、效益高的特点。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国际的投资规模,实施水电能源综合开发。

7.在昆明构建国际公共事务办事机构及商贸交易中心。

(四)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对策以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自由贸易区为例

1.建立次区域局部自由贸易区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指导思想,总的来说,就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扩大对外开放,把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是建立与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合作机制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发展。

2.建立战略

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实施四大战略:

(1)大经贸战略。即边境贸易和大经贸、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一起上,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

(2)走出去战略。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对越南及东盟国家的投资,以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

(3)发展特色经济战略。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树立新的发展观,改变过去有什么资源就开发什么产品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发展本区域内有比较优势、有特色的产业及产品。

(4)“内外合作”战略。通过河口老街自由贸易区把大西南联合起来,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及东盟合作开发。

五、结束语

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是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成为必然而又在现阶段无法迅速实现的情势下,由各方努力而所作的先行试点,同时也是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现时期政府要经济扮演“铺路者”和“先行者”的角色,开展对话、磋商协调、编制规划、放宽政策、加大投入、示范拉动、更新观念、信息共享等;企业也应积极介入到次区域合作中去,尤其是抓住前期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龙头的契机,以TOT或BOT项目方式参与并占领次区域合作中的经济领域制高点;在地缘上有得天独厚优势的西南省份更要立足西南,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将“西部大开发”和“走出去”战略结合起来,积极开展传统意义上的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合作;局部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试点和必经阶段,各方应慎重把握机会,更新观念,制定宽松的政策环境,积极争取局部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和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林其屏,《开放性区域经济合作一种新的世界经济合作模式》,《亚太经济》,2004-3,P2-5

[2]叶辅靖,《关于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综述》,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历程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虽然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既是实现“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目标的基础,更是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加快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本质需求。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

(一)以双边经济协定为基础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GDP增长占整个东亚的40%,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仅限于与相关国家签订经济协定。

1991年,中国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同时成为APEC成员。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同年,在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开始与东盟对话。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意识日益增强。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和力度,积极投入到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二)以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以APEC作为依托,通过APEC的集体和单边行动计划不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创立以来,我国领导人多次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则,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

为了达到《茂物宣言》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承诺和实际行动:从1995年11月起,中国开始降低关税的行动,到1996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由35.9%降到23%。1996年底,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1997年,APEC温哥华会议上,我国承诺在2005年前,将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降到10%左右,取消185个税号的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个别产品到2007年),并逐步取消所有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非关税措施。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采取切实措施,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外国投资提供更多的便利。这些具体行动,既迎合了APEC的要求和宗旨,又为加入WTO做了充分的准备和铺垫。中国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巩固和发展了与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到2000年,我国同APEC成员的贸易总金额高达3445亿多美元,同比增长30%,占我国当年外贸总额的73%。APEC成员实际对华直接投资达301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74%。

(三)以WTO多边贸易体系为基础

加入WTO之前,中国与东亚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主要依靠投资导向和市场推动,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宗旨,采取非歧视的原则,而政府并无突出的战略设计和干预。加入WTO以后,中国在获得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为了突破国际多边体制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双重制约,避免被边缘化的风险,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制度性区域贸易安排。

2001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曼谷协定》,这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制度性区域安排。2005年《曼谷协定》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四轮关税减让的谈判。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实施全面降税。2006年1月,我国对东盟所有国家的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东盟老成员也对我国的早期收获产品给予了零关税待遇。2007年1月,双方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并于2007年7月顺利实施。2006年11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7月,《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进程全面启动。2008年4月7日,《中国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此外,中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冰岛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中,与日本、韩国、印度、挪威和秘鲁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联合研究也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各类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图们江开发计划、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

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行动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从2001年中国加入《曼谷协定》,到2002年签订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以至2005年以来,中国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等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协定的签订,中国的双边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在与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等国的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及与海湾合作组织、南共体、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过程中,都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对待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其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

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把东亚区域合作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随着1997年“10+3”框架的形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把区域合作的重点放在东亚,既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

制度性合作与非制度性合作并举兼顾,多边和双边合作协调进行。就多边看,有WTO体系下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和APEC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双边上,中国已经与东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巴基斯坦、智利和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东亚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协定也正在谈判之中。中国参与的制度性合作主要是东亚地区的“10+3”、“10+1”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同时,对东亚地区的非制度性合作,如:湄公河、图们江、环日本海、环渤海、环黄海等多个次区域合作,中国同样积极参与、鼓励和推动。

中国与现有的RTA对象国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在中国贸易总量中仅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中国已经签署的中国—东盟、中智、中巴和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还有中国正在商谈的对象,如海湾合作组织和秘鲁等,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有利于贸易双方在RTA建设过程中,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产生明显的贸易效应,还有助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参与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展望

近年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快,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经济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世界发展格局之下,“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扩大市场准入,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

综上,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我国以及世界各国依靠地区优势,实现区域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选择。从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将以东亚地区为依托,在深化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针对不同地域、政治体制、经济构成以及文化宗教氛围的国家,开展更加务实而有效的区域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陆建人.论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J].当代亚太,2005(10)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次区域经济合作边界效应边界动力机制

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两侧、地理相邻的一部分地区间跨国界和跨国境的经济合作,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涉及国家边界两侧较小范围。所以,与普遍意义的经济合作相比,这种方式受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一种动力机制,边境区相互合作的经济行为体构成了弱化边界屏蔽效应增强中介效应的动力机制,对合作动力机制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研究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途径。

一、边界效应的双重性

边界是两个经济地域系统的分界线,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集中体现,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边界两侧基础设施的不配套、海关规制的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信息传输的障碍,使其限制了跨边界生产要素、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接触面,由边界所带来的经济合作的机会,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具有天然优势。对此我们将边界效应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

1.屏蔽效应。在著名经济学家埃文斯(Evans)的模型中,交易成本变量是屏蔽效应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单独解释46%的屏蔽效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频率是屏蔽效应下交易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行为体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体收集与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并做出理性选择是不可能的,而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性。从边界屏蔽效应来看,跨边界信息的传递往往比一国内要困难的多,它阻碍了边界一侧经济行为体对另一侧信息的获得,比如,市场信息、合作方的资信水平等,增加了信息的不完善性和不对称性。此外,经济交往中主体的数量越多,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就越严重,交易的障碍和交易成本就越高。涉及边界提高交易成本并引起其屏蔽效应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边界往往是不同语言、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分隔线。

2.中介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它具有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它通常是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的中介面,是两国间接触和交往最频繁的地带。(1)自然地理的连续性往往使得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语言、文字、文化习俗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中有许多属同一族系,具有边界无法阻碍的血缘关系,这无疑可以大大降低双方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2)资源要素禀赋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区域间相互联系的频率高,即区域间作用的强度随着区域间资源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增大而增强。(3)过境需求的增大为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要素流动,将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当然,过境需求主要来自于边界口岸的腹地区域,因此边界区腹地范围的大小、边境口岸与腹地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界口岸的过境需求的影响巨大。

二、边界效应的动力机制

边界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它带来了国家间贸易的增长,使过境需求更加旺盛,同时,经济行为体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市场和寻求生产要素,使得边界更容易利用其两侧的梯度势能,在这一过程中,边界势必由经济“分隔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从而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具体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各参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1.中央政府。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接受其他国家资源要素的空间扩散或者向其他国家拓展市场,使其经济发展战略从内向转向外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进口依赖的保守型转向出口指向型,最后,除能使其自身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利用外,还可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各参与国家中央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中央政府间的协调,为边界效应转化提供一个有利于降低跨边界经济交往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减小甚至取消、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等,都有利于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

2.地方政府。次区域经济合作参与方往往是一个国家的边缘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表现为加强相互协调,使彼此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配套,为跨边界经济交往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相互联系,加强信息交流和组织建设,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3.企业。条件优越的成熟型企业往往不太热衷于国际化经营,而条件相对不太优越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则急于寻找资源、扩大市场,因而更易于从事国际化经营。边境地区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开展跨边界经济交往可以扩大市场和要素获取范围,改善生存环境,是其国际化的有效途径。

次区域经济合作受边界影响强烈,边界效应分析框架可以为在理论上研究这样一种合作产生和发展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可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是国家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其动力来自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体。

三、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几点政策建议

1.在多边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双边合作地区,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该地区合作向深层次发展,待双边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多边合作的开展就具有了较好的合作基础。

2.培养边境区相同的文化、社会属性,使经济交往的社会规则就明确化,经济主体对潜在的经济交往利润的分割就有着较好的包容和预期,交易成本就有可能趋于最小化。

3.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商品和人员通过边界口岸的费用的增加降低交易成本。

区域经济合作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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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王维然/著2014年12月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被中亚国家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自独立以来,中亚地区也先后建立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因为各国认识到以自身实力,无法解决远离世界市场、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等缺陷,所以采取抱团取暖来应对困难。

中亚国家的经济结构及相互矛盾决定了彼此间难以真正形成经济一体化,尽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性较高,但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并无多少需求,而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力和中亚其他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其无力独自推动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因此中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借助大国的力量。

目前,中亚地区的一体化组织只有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不但已形成关税同盟,且于2015年将关税同盟升级为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普遍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的困难。就目的而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都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一体化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各国能否从中创造并获取经济利益。当前,俄罗斯在中亚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其传统影响以及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安全和基础设施等区域性公共产品所决定的。

长远来看,中亚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供给、联系欧洲的通道以及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合作现状与中国对其的战略需求并不相符,如不能建立与中亚国家的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在西部的利益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当前上合组织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考虑到上合组织存在与发展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中亚国家紧密的经济往来,为上合组织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尽管俄白哈关税同盟已建成并于2015年建成欧亚经济联盟,但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相互间经济往来诸多方面甚至未达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现有经济基础是否足以支撑一体化程度的提升需深入研究。需分析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贸易结构,研究双方可实现双赢的经济合作的领域,而不是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以往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不成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各国所得利益的不均衡和各国的政治考量影响了经济合作,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超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很容易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中心一”效应并引发中亚民众的不满,而这不利于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

中国需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直接投资、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等方式促进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条件成熟时推进中国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的经济融合。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发挥了其他大国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国要想在中亚地区顺利推进经济合作,必须取得俄罗斯的合作,为中亚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也与俄罗斯的中亚政策及在中亚的利益重合。当前,中国在中亚并未发挥大市场的优势与作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制约了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应通过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来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化解其对中国的担心,从而使中国能够推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

在推动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时,中国亦需转变思维,树立大国意识,把将中亚作为能源和原材料产地的思维转变为向中亚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发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外溢作用从而带动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思路。只有如此,才可使上合组织得以发展,上合组织真正的生命力在于它应是一个能为本地区国家创造利益和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平台,而不是中国获取中亚资源和市场的工具,当中亚国家将上海合作组织看做能够为其创造经济利益和带来安全稳定的机构时,中国在中亚的利益自然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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