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1篇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54)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J］.中国农史,1999(1)。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2篇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人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第三，探明经济格局变迁的内在联动机制．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上述各要素组成的经济格局是一个有机结构，各侧面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故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寻求其间蕴含的内在逻辑关系．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与1998年相比，1999年清史研究领域相对活跃，如《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新的理论阵地《明清论丛》创刊，三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等。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时，曾因思想、政治、民族、地域等原因查禁、删改、销毁了3000余种图书，总数达10万部以上，与收录之数几乎相埒。进入90年代以来，三部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巨型文化工程先后上马、完成。继《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工作也于1999年11月杀青，交付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丛刊由王钟翰任主编，何龄修、朱宪、赵放等为副主编，专家学者共100多人任学术顾问和编纂委员，收录禁毁书600多种，分为310册，外《索引》1册。虽不是现存1500余种禁毁书的全部，但已是目前征集到的最大含量，而且对收录内容也作过初步鉴识和整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学术工程，不尽如人意之处是难免的，但《禁毁书丛刊》以其所收典籍的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民族性等特点，无疑将成为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清代学术文化史、政治社会史等专门研究必不可少的独特素材。

通鉴体是我国古代传统史学的三大体裁之一，《清通鉴》的出版，弥补了通鉴体史籍的一个缺憾。全书共有300卷，分为22册，前32卷为入关前历史，正编268卷是从入关至清亡的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贯穿有清一代的系统史迹，继承通鉴体史籍的优点，并吸收今人学术成果，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本书由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戴逸主编的9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著作，由辽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中国放入世界发展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对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边疆民族、农民、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其中，导言卷由戴逸撰写，其他各卷分别由对这些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著。

世纪之交的1999年，俨然形成了清史研究阵地三峰并立的局面。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室主办、张捷夫主编的《清史论丛》，1999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改为大32开本出版（此前，中华书局、辽宁人民和辽宁古籍出版社已先后出版13辑），共收入11篇文章，其中重点文章是高翔执笔的11万字长文《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将1949年以来的清史研究划分三个阶段（1966年以前、1966～1976年、1976年以后）进行审视与评估，文章内涵丰富、涵盖面广、脉络清楚、评估审慎，对一些重大问题、热点问题有自己的论述。由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朱诚如、王天有主编的《明清论丛》也正式面世，为国内外高水平明清史研究论文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第一辑已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共收入论文28篇，其中百分之六、七十为清史方面的文章，读后令人欣喜，祝它越办越好。

1999年是清史学界前辈郑天挺诞辰100周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史探微》，收录郑天挺《探微集》中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及《清代的幕府》等文章，作为北大名家名著文丛之一推出，不仅实现了郑天挺先生的遗愿，也是清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宝贵遗产。继孟森、萧一山等第一代清史学科奠基者之后，郑天挺先生为清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成就是有目共睹的。8月30日至9月3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与会学者缅怀了郑天挺先生的一生，《清史论丛》也专门发表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的宏文卓识》、曹贵林《为教学与科研奋进的一生》两篇文章以示纪念。

1999年还出版了3部与我国著名清史和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有关的论著。一是《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之一，本书介绍了先生在清史和满族史领域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全书分个人经历及几个专攻方向两部分，书末附有著述目录和研究评介资料。二是《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集中了先生《清史杂考》、《清史新考》和《清史续考》等著作中的精华成分。三是《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共收入二位先生中外史界同行、朋友、学生等所贺论文80余篇。作为清史学界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以86岁高龄，迄今笔耕不缀，可谓学界一棵常青树，也是清史学界的一大幸事。

1999年8月10日～12日，“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及满学研究会主办，以纪念满文创置400周年为契机，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学者共100多人济济一堂，向大会提交论文80多篇，涉及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等方面，所有文章将在《满学研究》陆续发表。

8月16～19日，由北京档案馆承办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99篇，与清史相关的10余篇文章，涉及步军统领衙门、圆明园八旗驻防、北京太庙、教堂等方面内容，冯佐哲《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载《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2期）有专文介绍，此不赘。

8月底9月初，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或摘要近80篇，分为4个专题，一是明清社会史，包括明清时期社会风俗、生活实态、人口、婚姻、文化思潮、大众心态、宗教祭祀等内容；二是清代经济史、文化史及相关内容，三是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及相关内容，四是现代史。

二

1999年的清史研究，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等方面。出版专著有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定宜庄《满族妇女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尚小明《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社科文献出版社）、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苏发祥《清代治理政策》（民族出版社）、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中国社会出版社）等；论文集有《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郑成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等。论文300篇左右，分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1．政治制度与人物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清史研究中的重镇，成果极为丰硕。隋唐史专家姜伯勤40余万言的新作《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对石濂大汕的生平、政治表现、交游、宗教传承、禅学文学艺术成就等多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恢复禅史上一位“问题人物”的本来面目，“抉离六之真相，存澳门之信史”，“抉微阐幽，平停众说”，“发扬幽潜，功莫大焉”（饶宗颐序）。不仅如此，本书在追溯大汕、澹归、无可这些奇士的人文世界时，进一步分析了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互动，广府文化与越南文化的交流，为区域历史研究扩展了新的视野和思路。本书说明，明清以外断代史高水平的专家，部分移情于明清史，将更有利于创新和开拓，为提高明清史研究水平注入新的活力。

清初政治是政治史研究中发展势头强劲并持续保持的热点之一，这是由明末清初复杂、动荡并存在许多尚未明了的“黑洞”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李鸿彬《试论清顺战争》考察清顺战争中两军统帅多尔衮和李自成各自的谋略及战略制定、策略应用两方面的表现，分析了清胜顺败的战争哲理；赵践《清初奏销案发微》通过对一份清廷内阁档案的分析，结合其他材料，对清初奏销案中的未发之覆进行了探讨（均载《清史研究》第1期）；杨海英《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上）（《燕京学报》1999年11月，新7期）长文，通过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顺治十年至十四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长沙幕府的组成、变化、活动等方面的翔实研究，对有关清初政局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谢正光《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祯之交谊》（《明清论丛》）一文，考证了顾炎武与王士祯顺治末年的济南论交，指出两人虽年辈悬隔，出处异抱，但未尝以政治分歧影响彼此情谊，这也是研究清初社会史应注意的一个现象；陈锋《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考论》（《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所谓清初“轻徭薄赋”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对社会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杨珍近年来致力于清代帝王和皇权研究，其《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清史研究》第3期）是有关顺治帝系列研究中的一个成果，对耶酥会传教士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可贵的探索，《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清史论丛》）则对清代盛世的皇权特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杜家骥《清代两个明安家族及清史传记〈明安传〉辩误》（《民族研究》第1期）对我们研究清代民族史和利用相关资料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有关清前史的研究，朱诚如《清入关前对辽东地区统治探微》、张玉兴《朝鲜三学士与明末九义士的反清思想》、赵志强《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均载《明清论丛》）等文章，对清入关前的有关政策、人物和制度进行了探讨。清中叶以后的政治史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宋军《嘉庆“癸酉之变”后京畿地区流言浅析》（《清史论丛》）、张玉芬《嘉庆朝政述评》（《明清论丛》）、陈连营《试论嘉庆帝的用人思想》（《史学月刊》第2期）、《试论嘉庆帝守成思想的形成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文章反映了这种倾向。关于嘉庆帝守成思想，陈连营认为其根源有四：一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康乾盛世的负面影响；三是皇帝本人缺乏开拓的素质；四是清朝祖传家法的戒律。嘉庆帝的守成，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作用。李尚英《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对康乾盛世进行了阐述，将它分为四个阶段，即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684-1708年）为盛世始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十六年（1708-1751年）为盛世发展时期；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1751-1795年）为盛世顶峰时期；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八年（1795-1813年）为盛世始衰时期，并指出在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盛世时期，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制度史方面有重要突破，代表作是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选题的角度十分有特色，作者选取了以往研究者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廷试、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等，得出明确结论，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误（如对廷试的解释，许多辞书也有疏漏），而且填补了制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都是前人没有或很少研究的。二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制度的源流和演变，偏重释疑，颇多考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翔实可靠的结论，是研究制度史者不可不读的一部参考书。王戎笙《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考察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朝野上下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利弊之议和兴废之争，认为有些议论之深刻，可以和清末洋务派或维新派人士的议论相比美，但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前，任何人也避免不了认识上的局限；刘风云《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探索了清代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督抚察吏的权限与职责、督抚察吏的风格与地方吏治等问题，其对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探索尤见功力；对前人较少涉及的清代官印，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可供参考（三文均载《明清论丛》）。

过去有争议的问题继续得到探讨。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结项报告《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赞成的如纪实《评〈李自成结局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认为《李自成结局研究》以严谨的学风，对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清理，对争论各方的观点和论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李自成兵败以后的下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论证。文章指出“这部论著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奉天玉和尚有关文物的鉴别与研究”，即通过识读夹山寺遗址出土的阳圹灵符砖，使夹山‘禅隐’说“失去主要依据而被彻底推倒了”。反对的如刘重日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集中了持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说者的重要论文和部分发言，是禅隐说者对《李自成结局研究》最激烈的反应。本来，学术争论有利于澄清问题，但超出学术范围的某些争论，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使问题复杂化，制造不必要的混乱。只有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研究和讨论，才有助于争论趋向统一，更加接近科学。

《郑成功研究》是1997年7月在泉州举办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体现了当前郑成功研究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陈东有《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通过对中国内陆及东南沿海贸易带的研究，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指出郑氏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除了集团利益的考虑外，也有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意识。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一文，通过分析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对隐元东渡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提出反诘。此外，伍天辉《郑成功胞弟七左卫门家族在日本的衍派》、叶恩典《何义与郑成功家族》等文章都介绍了一些新的材料和史实。

2．经济与社会

区域经济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发展迅速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研究已成系统。李伯重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有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资源、农民的经营规模、生产方式、蚕桑亩产、水稻生产和集约化程度等多方面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明清江南肥料探讨之一》（《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在考察明清江南地区水稻、桑树、棉花、麦、油菜、豆等主要农作物亩施肥量的基础上，分析肥料需求变化的地域特点，以求对江南地区单位面积作物施肥数量和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变化作出大致估价，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有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许檀也是研究区域经济用力颇勤、成果可观的学者，其《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清代前期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第1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分别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华北、东北、台湾等若干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及商品流通、对清代前期江西九江关及商品流通、对全国运河、沿海和长江等三条主要水道的商品流通格局变化等问题细致、深入的考察，在点、面结合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筑一个能表现明清时期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品流通发展面貌、表现特征的轮廓。王业建、黄?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华东、华北地区气候冷暖周期与旱涝灾害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与自然灾害关系以及1641-1720年、1741-1830年、1831-1880年等几个时间段的粮价与旱涝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认为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货币、人口、水利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还来得大。周玉英着眼福建，其《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别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典卖进行了研究。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第3期）也是研究福建当地的经济现象及其影响的文章。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论清代华北农田水利的失修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华北农村封建剥削和农户工副业生产状况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等文章对华北农村和农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周翔鹤《关于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一个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用产权学派的一个分枝理论模式解释了清初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产生。卞利《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王社教《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中国农史》第4期）、阎富东《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等文章对分别江西、安徽、江汉平原等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有关清代商人组织及其功能探索趋于深入。范金民的研究着眼于江南，其《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分别对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及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的设置、运作和管理进行了探讨；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则对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进行了纵向论述。

其他方面。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探讨了分属官方和民间的市镇管理体制和多重管理机构；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第1期）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两个时期的人口、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认为明末清初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降，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稳定在0.7%左右，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杜家骥《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造成铜钱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朱根《清代典当业的兴盛成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晃中辰《清代前期高利贷猖獗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清代的典当业和高利贷进行了分析。

社会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显生机、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冯尔康开始清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众多。其《清人生活漫步》一书，共收集作者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章39篇，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有清一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婚姻家庭、移民社会、名人生活、社会观念、政府指令与妇女行为方式关系等方面。

利用档案、文书结合其他官私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风尚，特别是在明清基层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尤为多见。郭松义近年来利用档案、方志等材料，对清代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扎实的研究，《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项成果。王跃生《清代中期童养媳的个案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清代中期妇女再婚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也是三篇利用档案对清代中期童养媳、家庭规模、妇女再婚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具体研究的文章。郭润涛《清代的“家人”》利用大量的官私文书和幕学书对清代的“家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阿风《试论明清的“接脚夫”》、（均载《明清论丛》）则主要利用契约文书等材料对过去没有什么研究的“接脚夫”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有关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清史论丛》）揭露了清初盛行北京的吸烟风、吃喝风、人市、联宗等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关系》（《中国史研究》第3期）是作者有关华北庙会研究的延伸，从明清以来社火仪式表演判断其存在的功能意义，揭示社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则对广东东部的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进行了研究。刘大可《〈年初一〉所反映的闽西乡村社会》（《福建论坛》第1期）、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姓恋现象》（《寻根》第1期）则对福建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研究。

此外，赵全鹏《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通过对儿子、嗣子、女儿、节妇等不同的赡养方式进行分析，为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历史参考。杜景珍《浅谈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对信教农民的影响》（《中国农史》第4期）阐述了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的秘密教门对农民的影响。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魏露苓《明清动植物谱录中的生物学知识》（《文献》第2期）两文则体现了有关灾害史与科技史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3．学术和文化

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是作者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总结性文集。作者注意选取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关键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由于作者在学术史方面长期浸润和潜心研究，能够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得出游刃有余的结论。如《双鹤瑞舞考》表现了作者考史证事的功力，结论言之成理，确乎可靠。《榕村语录发微》是作者在标点李光地《榕村语录》及《榕村续语录》的基础上作出的研究，认为李光地是康熙一朝大臣中最深通《易》学者，但他为了与康熙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在晚年完成了学术宗尚的根本改变，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在朝野，这是一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的学术投机，他从因“冒名道学”被逐出翰林院到以“才学俱优”荣登相位的演变，不仅典型地反映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理学观，也折射出理学僵化、日暮途穷的深刻本质，这些结论均非泛泛而谈，是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言。书中类似之处，不一而足，晚清以前学术史的端倪已现，只是尚未连成一气，题名“拾零”概即为此。

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揭示了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幕学人在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成果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作者相关的专著《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也已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作者将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为三个时期（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与转承关系，并将它与整个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起来，史界前辈周一良为之作序，认为此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好书”，并对出身李鸿章幕府的两江总督周馥（周一良曾祖）的为人行事进行了考辨（《燕京学报》新七期）。

乾嘉学术的研究是学术史中的一个重点。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探讨了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阮元的为政为学，认为阮元继承顾炎武、戴震的实学思想，既深于考证，也不鄙薄义理，而且注重实地考察以确解经典，在会通中西、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政尤重视海疆防务，是林则徐以前就坚决禁烟的朝廷命官之一，体现了实学学者勇当国难的崇高境界；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则认为“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以经证经”、“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袭用前人成说”征引文献资料必须引用原文、注明出处的引据规范等构成了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主要学术规范，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变了传统学术中重思辨轻资料的倾向，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标志（均载《清史研究》第3期）。汤仁泽《论常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史林》第4期）从地域角度研究了乾嘉学派中重要的派别──常州学派，认为它的兴起，不仅有赖于当地教育程度与攻读儒家经典之深这两个社会条件，而且与文字狱所造成的严酷的政治风气不无关系。黄长义《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研究乾嘉学术的衰落有参考意义。

与乾嘉学术有关的另一重要问题即《四库全书》的纂修及研究。童庆松《〈四库全书〉源流要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对《四库全书》及其衍生之相关书籍作了梳理，厘清了其中学术发展的脉络。《四库禁毁书研究》一书共收录了论文20余篇，涉及纂修《四库全书》时被禁毁的叶向高、茅元仪、钱谦益、屈大均、吴应箕、函可、金堡、石濂大汕、吕留良、鲁之裕、何乔远、陈济生等人的著作研究，从禁毁书角度对清代这场思想文化普查运动进行了具体考察。正如有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四库全书》及其编纂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化典籍整理和总结，而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普查运动，特点是寓禁于修，统治者以儒家教主的身分出来裁断思想文化领域的是非，表现出清代皇帝积极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的意图及倾向，其社会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深刻而持久的。由于四库选录书和禁毁书的数量几乎相埒，不研究禁毁书，不足以察照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底蕴，也难以弄清清代文网究竟具体延伸到何种范围，统治者的神经究竟敏感到何种地步，四库馆臣的心理被震慑到何种紧张程度。只有对全部禁毁书作出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重新认识《四库全书》和评价禁毁书上深入一步（王钟翰《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普查运动》）。

其他方面。刘大年绝笔《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长文，跳出经学谈经学，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对儒学的特殊形态──经学进行了明朗畅快的分析。汪学群近年从事清代易学的梳理和研究，《王夫之易学中经世思想》（《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个成果。江庆柏《清代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李世愉《清代编录〈天一阁书目〉考》（载《清史研究》第2、3期）则对清代江、浙地区文化发展的两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考证。李海荣《清代的青铜器研究》（《文物季刊》第2期）、钱潮《清代嘉道咸瓷器特征》（《东南文化》第1期）分别考察了清代的青铜器、瓷器的特征，对文物整理和鉴别工作提供了相关准绳。单国强《明清宫廷肖像画》、王家鹏《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均载《明清论丛》）两文也是对清代宫廷史和文物史的专门研究。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考察了清初至民初江浙族学的发展、演变情况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为宗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族学，为宗族的强、盛、善、稳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其消极作用注意不够。

此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作为文学研究者渗透历史领域的尝试，也受到了关注。作者在明清之际“士人话题”和“明遗民”两个主题下展开研究，选取了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和关于“言论”的言论等角度，对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构思巧妙，富有启发。但是社会大动荡、斗争极其尖锐时期，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表现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而且变化多端，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的不确定性也是突出的，把握士大夫表现的主流和本质，描绘它的丰富多样，其难度显然可见。在这些方面，作者是有偏颇的。如说士人的经验反省归于“戾气”，说义军的混杂归于士人“与义”的尴尬，置明清易代之际同样存在的、可以表现士大夫壮怀激烈、百折不挠等心理特征的大量反证于不顾，虽然抓住了构成朝代更迭中广阔社会生活图景的某些片段或一些影象，但对读者形成明清之际士大夫集团的整体形象及掌握主流形态的帮助显然不够，从而也影响到人们对时代特点及人物群像的理解。此外，书中引文的处理、使用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也显得生硬，影响了文字的流畅性，使阅读过于艰涩。

4．民族、边疆与中外文化交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满族史与清史研究密不可分。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一书，是介于满族史和社会史之间的研究著作。全书分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通婚与融合等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点的三大专题，通过对收继婚、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多妾制、指婚、选秀女、满汉通婚、满蒙通婚等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存在和发生重大影响的系列婚姻形态变迁的研究，描述了满族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之后，妇女的生活实态及发生的变化。本书有个突出的特点，即站在“边缘”看“中心”。有两层含义：一是作者摒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研究视角，从无论是地域上还是传统政治上都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本身发展史入手进行研究；二是离开传统的以男性及其活动构成历史主体的“中心”研究，选取以往极少受到注意的满族妇女生活和婚姻状态的“边缘”展开研究，选题上的创意和难度可见一斑。此外，厚实的研究基础、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书中也有突出表现。作者对制度史有深刻把握，重视史源研究，小从语词的界定，大到对制度、名物的形成、演变，无不追根溯源，清析明辨，将研究对象完整而又流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并特别注重对满、蒙史料的收集、对比和运用，因而得出可靠结论。作者在民族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素养和习染，也为传统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阔了视野。总之，严谨、细致的笔法，准确、独到的结论在书中随处可见，是1999年度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此外，《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是作者对“口述史学”方法的一个新尝试，将“口述”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作者通过对现在仍然存世的旗人妇女后代（尽管在民族成分上有的是报汉族，有的是报蒙族）的访问和附于各篇末的访谈者记背景资料，使我们对清代八旗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切体会。

苏发祥《清代治理政策》（民族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一书，结合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朝治理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如噶伦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扶植格鲁派，通过达赖、班禅二活佛管理等等。正如序者所言：“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对今天的藏事工作和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尤其是清朝治理的宗教政策和经济政策，是清王朝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作者着力梳理、论述并颇有创意之处。

边疆、民族方面的专题论文，北疆所占的比重较大。如王思治、吕元骢《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分十五部分对康熙年间噶尔丹的兴亡和康熙决策进行了论述；徐凯《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研究的是八旗满洲中的朝鲜成分（均载《明清论丛》；达力扎布《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则探讨了清初蒙古察哈尔设立八旗的问题；杨选第《清朝康雍乾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税法述略》（《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代前期内蒙地区的税收原则和畜产税、农业税和工商杂税的征收与管理法进行了阐述；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民族研究》第3期）探索了清代回疆的法律文化；陆韧《试论明清时期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则研究了南疆交通史上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晏子友《清朝外藩封爵制度》（《社会科学阵线》第3期）对清朝的外藩封爵制度进行了总结。

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西学与传教士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第1期），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的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神学体系与中国时势要求的背离，认为对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起推动作用的还是深受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学者。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第4期，待续），对天主教与中国士大夫集团尤其是东南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耶酥会与东林党、教徒结社与复社的“文艺复兴”有内在联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教会内外共赴国难，西方势力较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朱庆征《顺治朝上帝坛》（《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对顺治十四年开建、康熙朝即废弃、《乾隆京城图》上也不见踪影的上帝坛进行了考证，为探讨顺治帝与耶酥会士汤若望的关系及所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加拿大蒂尔贡与李晟文合作的《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一文，以法国传教士的书信、笔记与报告为基本史料，从文化史角度分析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携入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及在传教布道中的作用，并与法国传教士携入北美的器物相比较，认为这些“西洋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进步意义，遗憾的是它们的作用没有被认识、研究和充分利用。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则对中国瓷器西传史进行了研究。吴伯娅《从康熙满文朱批奏折看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也从特定角度出发，对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清史论丛》）。

1999年澳门回归，有关澳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万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清史论丛》）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央政府管辖澳门的情况，但面临葡萄牙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就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之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第4期）重点考察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96年中清政府对澳葡政策的发展沿革、特点及对澳门的影响；王东峰《清前期澳门地租沿革考》（《岭南文史》第1期）结合中葡文献具体探讨了清代前期澳门地租的数额沿革和征收情况。

有关朝鲜燕行使团的研究，王政尧《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与清代中国》（《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是作者对《燕行录》中《热河日记》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主要介绍18世纪朝鲜“利用厚生”学说的起源、特点和内容；黄时鉴《纪昀与西学》（《文史》第1期）则通过对乾隆朝燕行使团成员洪良浩《耳溪先生集》中收录的纪昀答洪书（新近出版的《纪晓岚文集》中未收录）的研究，描述了占支配地位的官方定论“西学中源”说的发展轨迹。

此外，1997年11月在广西东兴召开的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西初识》出版，主要论文有吴伯娅《碰撞与裂变──清代前期中西关系刍议》、莫小也《18世纪清宫廷“海西派”绘画的时代背景》、刘宝建《传教士与清宫仪器制造》、吕一燃《1861年中俄会勘东段边界研究》等。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一、选题意义

明确选题的意义，实际上是弄清楚之所以研究该课题的缘由以及想达到的研究目的。本人拟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市镇经济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即为市镇经济的繁荣。这是明清经济史异于前代经济史的显著特征。因此，市镇经济研究之于明清经济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研究，均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经济史家傅衣凌指出，明清市镇的兴起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他在考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时，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初步萌芽。傅氏提醒人们注意：明清江南市镇的成长，是和当时商品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可是由于中国封建经济没有发展到很成熟的程度，自足自给的经济仍占支配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市镇经济既具有工商业的性质，又具有农业的性质。江南市镇的手工业生产，有相当多的部分仍属于农家副业的性质。市镇的牙行制非常发达，其影响所及，则是市镇工商业经济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不易于独立发展。在江南市镇工商业人口中，有一部分属于乡居的经营地主或商人地主。地主经济的剥削基础，奠基于佃租关系且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因此市镇不可能成为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独立发展。同时，在这些市镇的周围，完全是自足自给的农村。于是，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市镇始终是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市镇的发展原型，其创市者，有地主，有官僚，也有宗族集团，带有浓厚封建的、宗法的色彩。由于中国市镇的支配权长期操纵于地方的地主阶级手中，所以他们才牢固地维持着脚头、脚夫这种最落后的运输制度。凡此，明清江南市镇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福诸城市那样，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而是长期停滞并处于封建经济的附庸地位，成为地主经济的补充。②我国许多学者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见解，在探讨市镇经济时自觉将研究结论导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③

除了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这一角度对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予以把握，还可从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市镇的意义。刘石吉精辟指出，无论就人口还是就商业机能来看，明清江南专业市镇的繁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此种商业机能凌驾于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在近代以前，这些市镇中有的已经发展到接近现代人文地理学者所定义的“充分成长的城市”。有些著名市镇的“中央性”机能极为显著，不但是其周边乡村地区货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传播媒介。面对近代西方商业势力冲击的这些传统市镇，不但没有扑倒沉沦，而且在清末更是踵事增华，在传统高度的经济韧性中，平添了不少的“现代”气息。从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形成发展与机能演变的史实中，使我们可以再度肯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他不讳言，明清以来江南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凹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清代汉口镇的茶业资本时，声称在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庄的活动显示出商业资本家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他们在晚清时期已从简单的商品流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⑤樊树志分析了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趋势，指出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批市镇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⑥王瑞成认为，宋代直至明清时期，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这表明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必须在经济领域寻求更大突破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突破还没有实现，中国独立城市化的进程就结束了。⑦许檀指出，明清时期城乡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6]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卓有成效。⑧乔志强、陈亚平试图从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角度确认明清市镇的历史地位，他们深刻论证了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已经出现了城市化发展趋势。这种城市化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在大中城市市场带动下萌生的。市镇与大中城市以及乡村家庭化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江南发达的水运系统维持和加强着这种关系。这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原生型城市化。以近代工商业为龙头的近代城市化模式和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二元结构的城市化模式。⑨可见，市镇经济是评估明清中国市场发育程度、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变迁轨迹的重要指标。

第二，就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市镇经济的研究而言，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在研究成果的数量及质量方面，较之长江下游市镇经济研究稍显不足。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至1999年上半年，国内学者发表有关明清市镇经济的论文约700篇，其中，有关长江下游市镇的论文约占35％，有关长江中上游区域市镇的论文约占16％，其他为华南市镇、北方市镇及市镇宏观研究的论文。因此，在认真吸纳学者们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必要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提升至一个新的层面。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长江中游市镇研究领域，尚未发现一本诸如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森正夫《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这样系统研究区域市镇的专著。因此，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的这一缺憾，需要加以消弥。明清市镇发展的区域性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必定出现区域性差异。数十年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他区域的市镇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一直相对薄弱。这种学术格局不利于系统把握市镇经济的区域特征，不利于对江南地区在全国市镇网络中的角色予以准确的定位分析，不利于深刻解剖明清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城市化的复杂性。职是之故，应该扭转明清市镇经济研究领域重视江南轻视其他地区的学术走向，努力减少这种不平衡性，使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来，乡镇企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阶段，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小城镇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将中国城乡发展道路视为“一生的研究课题”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提交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精辟指出：“我的小城镇研究刚开始破题的时候，还只是在家乡看到小城镇的衰而复兴。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已开始呈现出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可喜局面。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小城镇的发展一再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广大农民之中。他们不是照搬西方工业化集中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而是让工业生产方式适合于自己生活的需要，把现代工业扩散到了乡村中去，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们又在世代躬耕的田野上第一次建设起一座座现代化的城镇，走通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事实上，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国农民不仅是在创造着巨量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⑩鉴于明清时期中国市镇经济曾有过辉煌历史，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理应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为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资源，力争提出有分量的对策。

二、概念界定

翻检许多学术期刊，可以发现常有学者不对自己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这是不遵守学术规范的行为之一。鉴于此，在展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之前，须对该项研究工作的三个关键词(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进行学术清理。

这里所讨论的明清时期，是指从明王朝建立(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清帝国覆灭(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时间跨度为543年。有时，为了论述的必要，适当上溯至唐宋，或下延至民国。这种时段划分，不同于许多学者将明清时期局限于明代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做法。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就是把清代的历史进程一分为二，鸦片战争前的市镇研究如火如荼，近代市镇研究则相对苍白。许多论著所使用的“明清时期”的概念，下限均在1840年，有的甚至截至康乾时期。这种研究态势，实际上割裂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经济变迁的整体趋势，不利于丫解明清市镇兴衰的全貌，不利于考察中国近代化为何步履艰难的深层原因，不利于分析市镇经济的历史价值。

这里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8府：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光绪三十年(1904年)，共领10府、1直隶州、1直隶厅、60县。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共领9府、5直隶厅、4直隶州、3属州、64县。江西，《禹贡》扬州之域。明置江西巡抚，承宣布政使司，南赣巡抚。清初因之。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江南、河南、江西总督，治江宁。顺治六年(1649年)，罢河南不辖。顺治九年(1652年)，移治南昌，寻还旧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置江西总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凡领13府、1直隶州、4厅、1州、74县。其疆域范围，采《清史稿》说。⑾明清长江中游在行政建制上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湖广分省。清康熙三年(1664年)析置湖北、湖南二省，沿用至今。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

这里所讨论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⑿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美国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专家德·希·珀金斯关于传统贸易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市镇的理解。他认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中国贸易的大部分是在市镇内或是在包括别的邻近农村地方在内的相当广阔的范围之内进行的。”⒀何为“市镇”?这涉及如何对市镇的历史内涵进行判断，同时也是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明清市镇经济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全汉升从西欧市场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市”的最初涵义应是公认定期大市(Fair)或公认定期常市(Market)。⒁胡如雷强调，市镇的建立必须以一定数量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为前提，它和市集的“朝实暮虚”有明显的差别。⒂刘石吉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市镇，主要是见之于明清方志所载的“市”与“镇”，有别于一般的通都大邑以及其他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明清方志中，“市镇”与“镇市”已成为江南地区一般商业聚落的通称。⒃邓亦兵在界定清代前期的市镇时，以两个要素为参照：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她仔细甄别了市镇与省、府、州、县各级城市以及集、市、墟、场、店的异同之处，认为从市镇的城墙、四栅，市镇方圆的面积，市镇之中坊、巷、街市的结构，市镇的市场规模、商业设施、商品种类等方面看，市镇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一种趋于城市化的倾向。⒄许多学者承认，市的名称各地不一，北方称集，两广、福建称墟，川黔称场，江西称圩，湖广称市，江南则将具有相当规模的市称为镇。

在汉口镇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镇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瞩目，他也因此成为当代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性人物。罗氏的著作，已被视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商业行会、公共领域及市民社会的典范。[21]皮明庥长期致力于武汉地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长于武汉城市史。[22]陈钧、任放从文化史角度切人经济史，对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研究，尤其对汉口镇的近代市场发育进行了多层面的剖析。[23]吴量恺从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着手，指出汉口镇的转运贸易具有过渡性。[24]苏云峰剖析了汉口镇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暴露的症结，如人口迅速集中引起的许多问题、市容与公共设施的问题、市政缺失、财政匮乏及社会问题。[25]此外，范植清对汉口镇商业资本的研究，石莹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的研究，张岩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的研究，陈慈玉、杜七红对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的研究，以及王永年、陶建平、宋平安对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研究等等，[26]均有积极意义。

除了超级市镇的研究，一些学者对长江中游各省区的市镇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特别是日本学者森田明分析了清乾隆时期发展到顶点的湖广定期集市的流通过程，重田明考察了清初湖南粮食贸易专业市镇及市场。[27]李华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两方面，对湖北农村市场(市镇的最低层级)的兴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林济以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作为考察对象，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黄州的集市、公共设施与地方神祗崇拜，市镇兴起与宗族社会非组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家炎就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王朝辉注意到近代湘西市镇化的现象，徐凯希探讨了清末民初沙市的棉花贸易。[28]苏云峰、张建民、刘泱泱、许怀林、陈文华、陈荣华等学者在各自所撰湖北、湖南、江西通史性著作中，亦对城镇经济作了系统梳理。[29]梅莉、张国雄、晏昌贵、魏嵩山、肖华忠在研究两湖平原及鄱阳湖流域开发史之际，对城镇的兴起作了专题探讨。[30]就笔者视野所及，在年轻的学人中，台湾大学硕士研究生巫仁恕，武汉大学博士生周荣、杨国安以及硕士研究生傅乐园、方立、林清清、白丽萍等人，分别以明清两湖地区的市镇、社会保障、基层组织、牙人牙行、社仓等为题，完成了高质量的学位论文。[31]

与两湖地区相比，江西市镇受到学者们的更多关注。刘石吉以其研究江南市镇的独特风格突人江西市镇研究领域，令学术界为之侧目。其长文分上、下篇，上篇着重分析江西墟市，下篇着重论述江西四大镇。明清两代，江西省由于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因而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加强了小生产者家庭对市场的依赖，带来众多农村墟市的蓬勃发展。这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农村墟市集镇勃兴繁荣的背景。这类村镇墟市遍布广大的中国农村，是乡村产品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组成的基本单位。宋代以降，以迄近代，这类墟镇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中极显著的现象。市镇是农村墟市发展的高级形式，其规模比一般墟市大。市镇对农村中的基本墟市及专业墟市，都具有相对支配作用。在清代，本地市镇常与外地市镇建立一定的联系，甚至进一步与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在明清时期的江西省，最显著的例证莫过于驰名中外的“瓷都”景德镇、“茶市”河口镇、“药都”樟树镇以及转口要地的吴城镇。刘石吉还比较了江西市镇与江南市镇的异同之处，其见解发人深省。[32]徐晓望认为，清代江西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工商业比重的增加和农业经营方向的转化上。他从这个角度对农村墟市进行观察，指出清代江西农民已和市场建立初步的联通关系，农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了。萧放总结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景德镇)发展的特点，胡水凤认为繁华的大庾岭商道促进了江西四大商镇的发展。许檀也持相同观点，强调明清江西的7个商业城镇(九江、赣州、大庾、玉山、樟树、吴城、河口)中，除九江之外，其余6个城镇主要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曾学优通过分析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认为赣中地区市镇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分布的层递性，在形成赣中农村经济差异方面有一定影响。但各层递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联系，使赣中农村又能成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了赣中地区的市场网络。[33]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谢庐明、黄志繁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34]

牟发松对唐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草市作了深入剖析。[35]这也许是惟一的以长江中游市镇为对象的有分量的论文，尽管它探讨的历史时期不是明清而是唐代，但对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王国斌等人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尤其是粮食市场的发育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36]因为明清时期粮食是长江中游地区流通领域最大宗的商品。直到晚清汉口开埠后，这一商品结构才得以重组，茶叶取代粮食跃居长江中游进出口贸易的首位，但粮食仍然是大宗商品。

历史地理学与经济史研究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可谓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市镇经济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支撑，因为必须对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予以考察，才能对相关问题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尽管目前长江中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但现有成果有助于强化市镇经济的基础性研究。如龚胜生对清代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张伟然对两湖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张国雄对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的研究，张步天对洞庭湖区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刘盛佳对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曹树基对明清时期长江中游人口变迁的研究，王社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陈国生对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的研究，傅云新对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的研究，以及卞鸿翔、龚循礼、杨达源对洞庭湖围垦及演变历史的研究等等。[37]尤其是，若干具有历史地理学意义的区域，成为人们研究较多的对象。杨果对宋代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历史地理及城镇的考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38]鲁西奇禀承区域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汉水流域作为个案考察的对象，对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镇、集市、乡村聚落的分布与形态，以及城市、集镇和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差异作出了详尽的诠释。[39]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也引起有关学者的注意。[40]

四、文献征引

实证研究是强调量化分析的经济史研究之必需。而注重文献的爬梳，则是展开实证研究的前提。只有尽最大可能去搜集资料，才能确保研究工作的扎实有效。在此过程中，必须对不同文献的功能予以甄别，做到心中有数。就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而言，相关文献可归类如下：

(一)历史文献

1．档案。从文献学角度看，档案之于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相当重要。主要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部分清代档案。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刊本。《雍正?批谕旨》360卷，清雍正十年(1732年)奉敕校刊，清乾隆三年(1738年)刊本。“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股编辑：《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刊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北京，中华书局(后改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1978年至今陆续刊行。

2．官修书。明清官方所修史籍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们存在各种瑕疵。主要包括(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230·地理类》。(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清)??冈编辑：《钦定大清会典》(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清)潘锡恩总纂：《嘉庆重修一统志》56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方志。明清方志是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方志的用力程度和解读方法，将决定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水平。相对而言，明刊方志文字简略，清代方志记载较多。但不能因此忽略明代方志，应将明清两代方志相互贯通，寻求蕴藏其中的历史信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及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为我们按图索骥提供了便利。初步统计，明清长江中游方志多达数百种。遗憾的是，长江中游只有府州县志，缺乏像江南市镇研究可资参照的乾隆《乌青镇志》、咸丰《南浔镇志》、光绪《菱湖镇志》、民国《双林镇志》等专门的市镇志，这无疑为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增添了不少难题。20世纪80—90年代大量修纂的新编方志，也应广泛披阅。

4．史料丛刊。许多经济史的材料散布于种类繁多的史料丛刊之中。如(明)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全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明)徐拭：《督抚江西奏议》四卷，明万历元年(1573年)刻本。(清)贺长龄、魏源等辑：《清经世文编》上、中、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清)段汝霖纂：《楚南苗志》六卷，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 (清)刘献廷纂，汪北平、夏志和标点：《广阳杂记》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清)范锴纂、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六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陈诗纂，姚勇、邱蕤、杨晓兰点校：《湖北旧闻录》上、中、下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彭心锦等纂、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清)蓝浦著、门人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10卷，清嘉庆二十年(1518年)翼经堂刻本。(清)严如煜纂：《三省边防备览》14卷，清道光三年(1823年)刻本，等等。今人编辑出版的史料集，也值得认真研读。如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明清史料》，台北，维新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版。曾兆祥主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1840—1949年)》，武汉，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开始陆续刊行。

5．家谱。谱牒是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特别是长江中游大规模的移民潮，可从家谱中见出先辈们迁徙的踪影。如(清)朱世发等修、朱世隽等纂：《湖山朱氏族谱》，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湘潭朱氏沛国堂木活字本。(清)罗应鲲等纂修：《罗氏支谱》六卷，末一卷，清同治八年(1869年)黄冈罗氏报本堂刻本。王葆心等纂：《东安王氏庚申宗谱》二十四卷，世系图考六十四卷，民国十九年(1930年)罗田东安王氏铅印本。

(二)今人论著

1．专著。迄今为止，尚无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专著面世。但已出版若干有关的成果，如前引罗·威廉的《汉口》等书。一些虽然不以长江中游市镇研究为指归，但对本课题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专著也应研读之。如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以及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北京，经济日报社2000年版。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998年版。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论文。有分量的一篇论文，其学术价值往往不亚于一本专著。所以，在研究长江中游市镇经济之际，应该花大力气检索相关论文。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学术综述文章尤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如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只有在前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将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初步结论

结语部分是研究者对自己所取得的最终研究成果之概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肯定不是“最终”结论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通观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从地质、地形、聚落、气候、土壤、作物、水文、水利、交通、人口、职业、风俗及商品经济等角度，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在诸多的历史地理因素中，地形、作物、交通、风俗是关键所在。因为平原丘陵与山地各居一半的地形，以粮、棉、茶为主的作物结构，发达的水利交通，重农(两湖)习商(江西)的风俗，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影响又直接作用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或局限。

第二，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与发达。这表现在：从唐宋时期、明代及清前期、晚清时期这三个长时段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分布及数量呈阶段性的加速上升趋势，商业机制及经济实力大为凸显，平原湖区及丘陵地带的市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山区的市镇；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商业地位诸方面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从市镇结构的角度看，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区域市场的层级关系非常清晰。绝大多数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中下层，个别超级市镇位于区域市场层级的最上层，即与府州厅治地和县城同级。

第三，明清长江中游市镇是在唐宋草市及军镇的基础上衍变而来，历史传承印痕清晰。一些地区的市镇仍然保留草市之名，尤其是许多市镇的军事色彩十分醒目。许多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市镇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聚落，已没有唐宋时期军镇的性质。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史表明，唐代军镇向商业市镇的转变在宋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变延续到明清乃至清末民初。主要证据为：明清时期，包括巡检在内的各级武官及部分士兵大量进驻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市镇多为军事性质的寨堡。

第四，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商品交换功能、商品流通功能、商品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边缘社会功能等，表明市镇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明清全国范围内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之中。

第五，大量专业市镇的出现，象征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达到了较高水平。大体上，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专业市镇包括陶瓷业、茶业、造纸业、棉(麻)纺织业、矿业、渔业、爆竹业、铁器制造业等不同行业的生产型专业市镇，以及粮食、木材、药材、牲畜、食盐、桐(茶)油、烟叶、水果、靛青、油扇等不同商品的贸易型专业市镇。其中，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纺织业市镇(尤其是夏布墟)、粮食贸易市镇、药材贸易市镇等，市场发育状况良好，专业化程度较高，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及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甚至名列前茅。

第六，在明清中国四大商镇之中，长江中游地区占有两个，即景德镇和汉口镇。景德镇的陶瓷业手工工场代表着中国传统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其制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均享有盛誉，有“瓷都”之称。汉口镇的成长历程堪称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尤其是该镇在晚清时期实现了近代转型，发展速度加快，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都市，号称“东方芝加哥”。

第七，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村基层市场——墟集的发展较为充分。从总体上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发展宛如葫芦，即上头较大、中间较细、下部很大。事实正是如此，明清时期该地区大型市镇或超级市镇为数不多，但其发展之迅猛、实力之雄厚、影响之巨大，在全国都不多见。相比之下，中型市镇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市场发育不足。至于那些农村墟集市场，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极大，一直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成为区域市场不断成长的原动力，并为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现象似乎说明，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仍然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范畴，散发着小农经济的泥土芬芳。

第八，市镇与仓储的关系，成为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一个独特视角。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主要是社仓和义仓)大量设置于市镇，表明市镇的社会保障功能异常突出。市镇仓储实行的是一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 自由捐输的管理机制，其赈济一方、安抚民众、稳定社会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不可遏制的腐败行为及管理不善、战乱冲击等因素，又使得市镇仓储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露洞百出，难以逃脱败落的厄运。

第九，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多元化的各自为政的格局，缺乏整合的力量，也缺乏高效率。确切地说，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管理是三种管理模式相混杂的复合型体制，包括官方模式、半官方模式、民间模式。所谓官方模式，是指庞杂的政府官员纷纷被派往不同类型的市镇，其中以职秩卑微的巡检最为常见。因此，巡检司及巡检的职责是研究明清市镇管理机制的重点所在。在那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市镇，还派驻部分军队。所谓半官方模式，是指介于官商之间的牙行及牙人对市镇的管理，它们是市镇管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牙行及牙人在市镇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取代的。不能因为牙行及牙人有奸猾、贪婪的一面，而否定其历史价值。所谓民间模式，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对市镇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保甲、家族、团练、乡绅等地方权势集团及人物。要言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管理之所以形成如此杂乱的格局，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市镇不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行政区划单位。

第十，近代转型是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它涉及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包括“前近代”、“近代转型”、“近代化”的概念界定，传统市镇在前近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历史前提，传统市镇实现近代转型的若干标志等等。离开了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传统市镇近代转型的研究就不具备建立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也丧失了历史思辨的哲学力度，甚至导致相应的证实或证伪工作的困难。通过对汉口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市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调适的能力是很强的。汉口镇近代转型的典型性，是就其作为最发达的传统市镇蜕变为最发达的近代大都市而言。应该强调，汉口镇的近代转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特例。从全国范围看，像汉口镇这样有影响力的传统市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并迅速成长为发达的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几乎没有。从长江中游地区看，绝大多数传统市镇(尤其是农村墟集)依然我故，没有出现近代转型。但是，以汉口镇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引申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当然，这一评价指标体系亟待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修正，使之臻于完善。

在这里，笔者就明清市镇经济的比较研究问题略作申论如下：

第一，在区域市镇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对不同区域的市镇经济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将市镇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由于明清市镇研究成果丰硕，因此可以在明清区域市镇研究及比较研究的前提下，首先写出一部断代性的明清市镇史著作，为最终完成通史性的贯通古今的中国市镇史著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长江中游及上游地区，都属于同饮一江水的长江流域经济共同体。历史时期，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更增强了彼此的经济互动。加之地缘优势，各区域的商品流通网络凭借长江水道得以贯通，促进了区域市场的发育，也带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这三个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该共同体内部的三个不同区域，它们的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其特色，各自的市镇经济亦然。

第三，上揭学术前史显示，已有许多学者分别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长江中游市镇及上游市镇有过深入研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框架内，笔者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亦进行了专题研究。虽然笔者对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没有研究，但前此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在客观上为比较研究架构了学术平台。将前此学者及笔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

笔者已就明清时期的专业市镇、对长江中游市镇与江南市镇进行了宏观上的初步比较。由于专业市镇最能体现特定区域内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从专业市镇的比较中，可以得出对长江中游地区与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总体认识。这种总体认识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以充实和完善，更加细致的比较分析尚属阙如。

第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逊于江南地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超过长江中游地区。不过，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研究表明，过分夸大江南地区市镇经济与其他地区市镇经济的差距，是有失公允的。就长江中游地区的情况而言，明清以降该地区与江南地区在市镇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人们臆想的那样巨大。从市镇的地域分布、发展周期、类型、功能、市场层级、特点、管理、近代转型等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说长江中游市镇经济在明清时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区域市场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再从专业市镇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形成了一大批有区域特色及经济实力的专业市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同一类型的江南市镇，如粮食贸易专业市镇、棉纺织业市镇。有些专业市镇或为江南地区所无，或超过江南地区，如陶瓷业市镇、茶业市镇、造纸业市镇、麻纺织业市镇、药材贸易专业市镇等。

第五，除了将长江中游地区市镇与江南市镇及长江上游市镇进行比较，还可与华北市镇、珠江三角洲市镇进行比较。因为明清以降，华北市镇和珠江三角洲市镇均获得长足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市场网络和商业特色，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种与全国其他区域市镇的多重比较，才能最终准确地把握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经济的优长、局限及特色．并从中获得若干重要的历史启迪。

注 释：

① 王笛：《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学术环境与学术发展：再谈中国问题与西方经验——任教美国大学手记》，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学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而非防弊——呼应王笛先生》，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③ 如蒋兆成认为，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的乡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集聚点，起着分解封建经济的作用，从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乡镇是在封建农村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它同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陈学文指出，市镇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联系的纽带，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桥头堡。参见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陈学文：《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等等。王家范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过高地估计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处处与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看来有许多现象难以解释。例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重要标志的手工作坊，在明清江南市镇寥若晨星，城镇和四乡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却如大海。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带来的是当时经济先进地区——江南农业经济的显著发展与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讯息，显示着农业与手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自领域内专业分工的扩大，乡村人口向镇市的转移，区域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形成等引入注目的变革迹象。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下)，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8期。

⑤William T．Rom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pp．134．

⑥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⑦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⑧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乔志强、陈亚平：《江南市镇原生型城市化及其近代际遇》，载《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⑩ 费孝通著：《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⑾ 《清史稿》卷67《志四十二·地理十四·湖北》；卷68《志四十三·地理十五·湖南》；卷66《志四十一·地理十三·江西》。

⑿ 参见任放《我国传统市镇浅谈》，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1日。

⒀ [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⒁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载《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日本学者通常将中国历史上的市称作定期市，参见[日]加藤繁文、王兴瑞译：《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食货》1937年第5卷第1期。

⒂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5页。

⒃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上)，载《食货》1978年第8卷第6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1978年第16卷第2期。

⒄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特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明清市镇的行政地位介于县城与乡村之间，但它的经济地位大大超过了县城。明清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它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参见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载《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方行注意到市镇概念历代有所不同。宋代以来，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衍至明代，户口滋繁，商业兴盛，均向市镇集中，镇的概念因之变化，或指人烟稠集之处谓之市镇，或指商贾聚集之处谓之市镇。到了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除部分欠发达地区对市镇仍采用以人户为断的概念外，后一概念渐占主导。何荣昌也对市镇概念进行了认真清理，指出“市”原指商贾贸易之地，“镇”原指戍兵置将的军镇，其涵义为设置官将加强镇压。北魏始设军镇，隋唐沿袭其制。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废除藩镇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有些镇的名称保留下来。置镇之处设有“监镇”，其功能主要是管理民政、征收商税。到了明清时期，镇的名称因主要具有“市”的功能而通称“镇市”或“市镇”。李学勤等人在论及明代城镇经济发展时，把市镇与城市纳人同一定义中加以界说，认为城市、市镇是以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郭正忠表示，镇市是否属于城市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他同时声称，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成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载《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57页。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⒅ 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瓷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载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王钰欣：《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载《清史论丛》1983年第3辑。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萧放：《论明后期景德镇瓷业文化特征》，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载《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⒆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⒇ 参见[日]佐久间重男《关于明代景德镇窑业的考察》，载《清水论丛》，大安1962年版；《明末景德镇民窑的发展和民变》，载《铃木还历论丛》，大宇1964年版。[日]高中利惠：《明清时代景德镇的陶业》，载《社会经济史学》1967年第32卷第5—6期。[日]吉田光邦：《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和贸易》，载《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版。

[21] 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84．罗氏另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团(1796—1895)》，惜未曾检索到。有关评介，参见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5—1889年)>》，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2页。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美]魏斐德著，张小劲、常欣欣译，邓正来校：《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魏氏此文原载Modern China， April，1993．

[22] 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团》，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23] 陈钧、任放著：《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该氏《湖北近代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载《世纪之交的战略抉择》，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版。

[24]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5]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第514—539页。

[26] 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载《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载《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陈慈玉：《近代黎明期两湖茶之发展》，载《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0年)。杜七红：《茶叶与清代汉口市场》，武汉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7] [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载《商经论丛》1964年第3卷第1期。[日]重田明：《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956年第10期。

[28]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林济：《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载《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载《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29] 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年)——湖北省》，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怀林著：《江西史稿》，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0] 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魏嵩山、肖华忠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1]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学位论文。周荣：《明清两湖地区的社会保障与基层社会控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杨国安：《明清两湖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方立：《清代两湖地区的牙人牙行》，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林清清：《刘家隔——一个长江中游市镇的社会经济变迁史(1403—2001年)》，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白丽萍：《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33]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业市镇发展的特点》，载《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胡水风：《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4] 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载《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黄志繁：《清代赣南市场研究》，南昌大学1998年硕士学位论文。

[35] 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该氏另有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 [美]王国斌、濮德培：《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载《求索》1990年第3期。傅衣凌：《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地方商人的活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钟永宁：《十八世纪湖南粮食输出与省内供求效应》，载《求索》1991年第2期。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任春明：《清代江汉流域的经济开发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6期。莫梓、习广：《岳、长开埠与湖南经济进入近代》，载《财经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1期。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蒋建平、柳思维：《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载《求索》1983年第4期。张丽芬：《湖南省米粮市场产销研究(1644—1937年)》，台湾大学1990年硕士学位论文。

[37] 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步天：《洞庭湖地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刘盛佳：《武汉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社教：《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1994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国生：《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云新：《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卞鸿翔、龚循礼：《洞庭湖围垦问题的初步研究》，载《地理学报》1985年第40卷第2期。杨达源：《洞庭湖的演变及其整治》，载《地理研究》1986年第5卷第3期。

[38] 杨果：《<人蜀记>所见南宋湖北人文地理》，载《江汉论坛》1998年第2期。《宋代江汉平原城镇的发展及其地理初探》，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宋代的鄂州南草市——江汉平原城镇的个案分析》，载《江汉论坛》1999年第12期。《宋代洞庭湖平原市镇的发展及其地理考察》，载《求索》2001年第1期。

[39] 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0] 石邦彦：《清代湘西苗区的商业市场》，载《民族论坛》1988年第4期。

[41] 道光《耒阳县志》卷8《风俗·墟期》。

[42] 康熙《邵阳县志》卷2《建置三》。

[43] [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虞和平校：《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8年版，第5—6页。

[44] 李伯重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537页。

[45] 咸丰《应城县志》卷8《职官志·巡检》。另，乾隆《德化县志》卷11《秩官志》将巡检列入武职，称宋初置土兵，巡检领之，又籍民为逻警弓手。元至元间，设巡军弓手，并隶巡检司。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置高镇巡检司，括民丁，统于巡检。

[46] 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舆地·风俗·业次》。

[47]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社会学家指出，广义上的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经济学家亦持类似看法，认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调节市场力量以保护个人能应付某些偶然事件，并保证人民有最起码的生活水准。福利国家的政策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意外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健康保险、食品和住房计划、家庭补贴以及对某些群体的收入补助。并称这些政策在西方从1880年到当今时代逐渐地被引入。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经济学》(第16版)，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8] 同治《公安县志》卷2《营建志·乡市》。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5篇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饱受的时代，形势迫使中国吸收先进文明。直到本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用比较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自己的古史，但最初尚无断代史的概念。中国古史绵长，史料丰富，非任何个人所能贯通，因而很快形成了各断代史的分支。大约直到二三十年代，方才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本世纪的上半期，大致可作为近代宋史研究的开创期。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学问渊博，在20—40年代，先后二三十篇，涉及宋代的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是由他发轫的。例如《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宋太宗继统考实》、《北宋的土地分配和社会骚动》、《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等文，至今仍有相当参考价值。可惜他逝世过早，未能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

邓广铭、蒙文通、陈乐素、张家驹等在本世纪上半期都已发表了论著，学术大师钱穆也从事宋代经学史等研究。由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持续到本世纪下半期，为便于叙述，留待后面再作介绍。

陶希圣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倡导者，他在主办的《食货》杂志中也撰写了若干涉及宋代经济的论文。全汉?N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在研究宋代经济史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的论文先后编成《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部论文集，涉及了宋代农业、商业、行会、市场、货币、物价、漕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海外贸易、寺院经济等诸多问题，是近代的宋代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到本世纪下半期，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明清经济史。

聂崇岐学问广博，他的宋史论文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后来编成《宋史丛考》一书。其中如《宋役法述》、《论宋太祖收兵权》、《宋词科考》、《宋史地理志考异》、《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等都是其代表作。聂崇岐逝世较早，他后来转入中国古代官制的研究。

朱希祖著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等，张须著有《通鉴学》，李埏著有《北宋楮币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宋代交子发展史》等，吴天墀著有《烛影斧声传疑》，都有相当学术价值。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成为近代宋史研究的一大热门，梁启超和柯昌颐都著有《王安石评传》，对此次变法持肯定意见，柯昌颐一书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从事辽史研究的傅乐焕对宋辽关系等作了深入研究，他的论著已收入《辽史丛考》一书。

有些著名学者虽非专治宋史，但也有若干重要论著传世。王国维是近代学术大师，他对宋代文化有独到研究，如《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宋代的金石学》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以《古史辨》创导史学思想解放运动的顾颉刚著有《郑樵著述考》、《郑樵传》、《郑樵年谱》等。陈垣著有《通鉴胡注表微》，对《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作了透彻的论析，也表现了作者本人的爱国精神。其他如《书全谢山〈通鉴分修诸子考〉后》、《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等，也都是重要论文。余嘉锡撰有《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和《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对民间流传很广的《水浒》和杨业的历史作了考证。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的张政?R在40年代著有《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50年代著有《宋江考》，都是很见功力的佳作。方志专家朱士嘉著有《宋元方志考》、《临安三志考》、《宋临安三志版本考》等。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缪越对宋代诗词造诣颇深，撰有《论词》、《论宋诗》等。中外关系史专家张星?R著有《中世纪泉州情况》、《宋初华僧往印求经的经过》等。古代科技史专家李俨著有《宋杨辉算数考》，王振铎著有《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张须候的《通鉴学》，是近人第一部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

总的说来，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不少前辈学者在艰难的国运中，筚路蓝缕，开创了独立的近代宋史研究，我们不能忘却他们的功绩。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开创期的研究，还处于分散、零星的阶段，缺乏系统性，无论就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留有很大余地，而有待于后人继踵。断代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不能不与史料的丰富程度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代史料绝大部分集中在宋、明、清三代，宋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余地虽然大不如清史，却远胜于前朝史。现实生活的发展，也会使史学家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二、本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

本世纪下半期，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从事宋史研究。为便于介绍，本文采取分节叙述的办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约十五六年间，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但总的说来，不算景气，为宋史研究支撑门面的，还是邓广铭、陈乐素、张家驹等少数知名学者，新人不多，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十年浩劫期间，始而取消对祖国历史的研究，继而影射史学之类泛滥成灾，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可耻的一页。因此，在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会上，会长邓广铭强调说：“从我国史学界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看来，宋史的研究是较为落后的。这表现在：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出来的有关宋代史事的论文，比之其他各代显得少些，甚至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宋史专著也迄今无人撰写出来，而其他断代却多已有了。在国外，例如在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中，其每年发表的有关宋史的论文和专著，也比我们的多。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就很难谈到质量。因此，关于宋代史事的研究，还亟需我们继续尽最大的努力，去生产成品，去培育人材，去追赶国内各断代史的研究水平，并夺取国际上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所谓后的20年间，应当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虽非成就最大，却已跃居前列，新人辈出，发表了众多的专著和论文，无论就研究的深度或广度而言，都有很大的进展。当然，宋史研究也存在不少缺陷。以下就近50年间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分别作一些简单介绍。

邓广铭是目前年龄最大、从事宋史研究最久的著名学者。早在30年代，他就开始，他的研究并不以宋史为限，涉及了广泛的方面，对不少重大课题，都作了开拓性的、精深的研究。其重要论文已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专著和校点古籍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增订本）、《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校点增订《陈亮集》、校点《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等，目前正在编著全集。他强调治史者的基本训练，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是治中国古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证，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

蒙文通是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学识渊博，自30年代开始，就先后发表了《论北宋变法与南宋和战》、《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从宋朝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文，编入《蒙文通文集》之中。

陈乐素是另一位著名前辈学者。早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他因痛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开始了历史研究，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三朝北盟会编考》、《徐梦莘考》等文章，网罗弘富，考订详实，也寄托了他忧愤国难的爱国精神。他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是中国第一篇论述宋代主户和客户的重要论文，而《宋史艺文志考证》所下功夫尤深。其论著已编入他的《求是集》。

张家驹早在30年代，就发表了《宋代分路考》等论文，他在五六十年代著有《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专著。何竹淇编著了《岳飞抗金史略》和《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对宋代盐的生产、运销和钞盐制的沿革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华山对宋代客户等问题有专门研究，他的论文已编为《宋史论集》。程应?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后著有《司马光新传》，其论文编为《流金集》。徐规在40年代已发表了《陈傅良之宽民力说》，60年代又发表了《李焘年表》，但他的大量作品主要还是发表在70年代以后。李埏著有《〈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等文，重点研究货币等经济史。王云海长期从事《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他的成果直到70年代以后，方有发表的机会。姚瀛艇也有同样情况。李涵著有《范仲淹传》和一系列论文。关履权著有《两宋史论》、《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增订本）和其他论文。朱家源对宋代土地制度等多下功夫，撰有《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等文。陈光崇对宋代史学多有研究，撰有《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文。郦家驹著有《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试论关于韩熙胄评价的若干问题》等。王瑞明编有《文献通考研究》和著有《宋代政治史概述》等。沈起炜著有《宋金战争史略》、《文天祥》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前辈学者。

漆侠是继邓广铭之后的又一著名前辈学者，他的学识渊博，其研究领域不以宋史为限，而以宋史为重点。在50年代，他就发表了专著《王安石变法》。长期以来，他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史，80年代，他发表了《宋代经济史》的长篇巨制，无论就中国经济史或宋史而论，这部书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它首次对宋代经济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匚唬?髁讼低场⑸钊氲穆凼觥F嵯赖拇蟛糠致畚谋嗳肓恕肚笫导?泛汀吨?Ъ?贰D壳埃??难芯坑肿?蛄怂未?枷胧罚?端窝У姆⒄购脱荼洹芬晃氖瞧浯?碜鳎?宋牡囊淮筇厣??前谕岩酝?枷胧费芯康哪J剑?庠诤竺嫠枷胧凡糠至硇稹?BR>

过去往往将宋代视为中国古史中一个贫弱而无所作为的时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宋代的评价愈来愈高，其经济文化成就大大超过唐代，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邓广铭甚至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古代是空前绝后的。以下对主要是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予以介绍。

（一）社会经济

除了前述漆侠的《宋代经济史》以外，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一书，继张家驹之后，对宋代地域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论述。尽管此书的某些论点可以商榷，但对两宋区域经济首次作了全方位的研讨，无疑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在史识上别具慧眼。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的特点，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全面地研讨宋代的农业地理，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书重视对宋代的人口、耕地等作定量分析，但似须注意古代统计数字往往不准确的问题。贾大泉的《宋代四川经济述论》是在某些重要史料不足的客观困难下，对宋代四川经济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他与周原孙合撰的《四川通史》第四册，又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以及宋代四川在四川通史中的重要地位，作了全面论述。粟冠昌、许怀林、周宝珠、朱瑞熙、彭友良、王曾瑜等也发表了若干有关区域经济的专文。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的优点，是试图从整体上建立自己的中国经济史宋辽夏金阶段的理论体系。但理论架构固然需要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也同样需要对自己论述的各个细节，都在史料上作细致的爬梳。吴晓亮和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研究》是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集。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有一批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还有成千上万小市镇的勃兴。周宝珠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汇集的史料十分丰富，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北宋首都开封的力作，此书也致力于探讨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某些规律。林正秋的《南宋都城临安》则可说是前一书的姐妹篇，也是一部力作。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镇研究》研讨了两宋市镇的演变、分布格局、主要特征、市容风光、市政管理、市民类型、市场结构等问题，并编著了宋代草市镇名录。李春棠的《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不局限于描述城市生活，其优长是对所论述的方面深入浅出，文笔流丽，别具一格。杨德泉、戴静华等有专文研讨宋代工商业组织“行”、“作”等问题。

在手工业方面，柯昌基在50年表《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一文，提出了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郭正中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是两部重要著作，盐业和酒业不仅是宋代手工业的两个重要部门，也是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两书史料丰富，论述详备。王菱菱专注于研究宋代矿业，发表了《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等一系列论文。度量衡的研究，对于古代经济史、科技史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郭正中《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但是，由于古代度量衡制的混乱和不精确性，似宜采用模糊数学的思维，刻意求精，有时也可能走向反面。

在商业方面，姜锡东的《宋代商业信用研究》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此书从赊买，贷款，牙人和担保，交引和交引铺，榷货务等诸方面，论证了宋代商业信用从消费领域扩展到了生产和流通领域。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和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两书，着重论析了宋时两个重要的地区性市场。刘秋根在《两宋私营高利贷资本》等文的基础上，撰成《中国典当制度史》的专著，对古代一种特殊的金融业，作了系统论述。宋代无疑是中国货币史的重要阶段，已故前辈学者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是少见的质量较高的专史，其中对宋代的货币和货币思想作了较系统介绍。有关论文有李埏《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北宋楮币史述论》等。高聪明就宋代货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他如汪圣铎、刘森、赵葆寓、王曾瑜等也有专文。车迎新和胡国瑞、刘森主编的《宋代货币研究》是一部专门的论文集。乔幼梅治史不以宋史为限，其《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宋代的货币、高利贷等课题，她的一大优点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立论高远，甚至是出人意表的精辟见解。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撮要性地论述了从社会经济、家族到理学、哲学等10个问题，提出了自己对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地位的见解。朱瑞熙是位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涉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许多方面，对不少人们不经意的课题，他都有独到成果或知识积累，这是他的一大特长。在社会风俗方面，他就宋代的牙刷、押字、挂面、米面、南北食差别等，都发表了专文。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试图超脱前人主、客户和户等制的研究，从乡村户与坊郭户、官户与民户等对称户名中，提出户口分类制度的概念，并通过户口分类，论述宋代的社会阶级。此书不采用他认为不科学的“封建社会”一词，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命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关土地制度方面，梁太济、曾琼碧等发表了如《两宋的土地买卖》、《宋代租佃官田的“二地主”》等一系列论文。梁太济和包伟民合撰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不仅补正详密，而且其绪论可说是迄今对《宋史·食货志》研究最深入、最具有权威性的论述，而《宋史·食货志》对研究宋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不是全面论述宋代的婚烟，而是从若干问题着手，试图从古代婚姻的共性中，发掘和描述宋代婚姻制度的个性，是一部成功之作。袁俐的《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是一篇有深度的论文。家族研究迄今仍是薄弱环节，但许怀林、王善军等已发表了若干通论性或个案性的论文。吴松弟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社会变迁》是一部研究宋代北方人口南迁的专著，论述精详。

宋朝的财政、赋役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比较，传世史料最为丰富，相形之下，梳理的难度也就更大。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作为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从宋朝各代财政史的发展沿革、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并且罗列了许多表格，无疑是极费功夫的。但是，宋朝财政和赋役的范围太广，这部近70万字的巨著，仍不可能巨细无遗。例如宋神宗时的司农寺一度成为与三司相平行的中央财政机构，至于各种赋役，有的仅是一项，就完全可以写成专著。因此，如朱家源、漆侠、梁太济、戴静华、魏天安、王棣、石莹、包伟民、李伟国、张星久、王曾瑜等有关宋朝夫役、职役、匠役、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商税、司农寺、内库、总领所、提举诸司库务司等论文，尚非汪圣铎一书所能取代和包容。

（二）法制

朱瑞熙和张其凡所撰《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第六卷，对宋朝政治制度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官制是宋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却又是研究任何课题都无法回避的。就我个人的教训而言，论著中的一些错误，大多出在官制方面。在邓广铭先生的倡导下，官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龚延明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他撰有《宋史职官志补正》一书，另有长达150万字的《宋代官制辞典》， 乃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一部个人宋史专著和工具书，此书在辞条上大体可说是巨细无遗，并且有释文，有史料的引证。这是继邓广铭先生40年代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陈振和朱瑞熙也是两位很有造诣的专家，发表了《北宋前期的“中书”》、《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等一系列论文。邓小南的《宋代文官制度选任诸层面》、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的《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和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无疑都是研究宋代官制的力作。若将宋朝官制分成官吏人事制度和机构两部分，苗书梅一书则对官员的人事制度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涵盖面甚广，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她广征博引，做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很见功力。邓小南一书选择了官制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作了独创性的论述，钩沉索隐，梳理十分细致。并且不拘泥于就事论事，提出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杨果一书，在对宋代翰林学士作了精细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到了整个中国古代，并通过翰林制度论析古代君主专制体制的若干重要特征。她还撰写了《中国俸禄制度史》的宋辽金元部分。贾玉英一书除台谏制度外，还包括了封驳制度、地方监察制度等，并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沿革演变，梳理了清晰的脉络，准确地论述了宋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宋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两书对宋代监察和翰林制度都可以说是进行了立体透视和全息摄影。刁忠民一书对宋代御史中丞的史料的收集和考订，下了很大功夫。此外，如李涵、金圆、高美玲、许怀林、郑世刚、魏天安、刘坤太、俞宗宪、李宝柱、丁凌华、李昌宪、曾小华、程民生、戴建国、张希清、穆朝庆、吴以宁、史继刚、王曾瑜等都发表了有关论文。

在军制方面，王曾瑜的《宋朝兵制初探》试图按现代军制学的规范，重新研讨宋朝军制，但在内容、体系和个别史实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李昌宪的《宋朝将兵驻地考述》，游彪的《论宋代军队的剩员》、《宋代士兵逃亡法考述》等文及程民生的《略论宋代西北乡兵》，都可补此书之不足。

在科举制方面，以张希清和何忠礼的成绩最为显著。两人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外，张希清著有《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此书是一部浓缩型的作品，体例和论述有其特色，实际上仍以宋代为主，因为宋代是中国科举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何忠礼另著有《宋史选举志补正》，此书广征博引，特别是其附录，已超出了为《宋史·选举志》补正的范围。宋时使用“进士”一词，含义较广，包括非及第进士，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对此作了深入论述，甚见功力。

在法制方面，由王云海、季怀银、杨师群、安国楼、苗书梅、陈广胜、胡建华、钟剑麟和朱瑞熙撰写、审改的《宋代司法制度》，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有关宋代司法的专著，但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有补充和更正的余地。郭东旭对宋代法律有深入研究，著有《宋代法制研究》和一系列论文，其专著不仅对宋代法律作了系统论述，而且对法律的变化背景作了深入考察，在若干问题上有所创新和突破。戴建国也发表了《宋代的狱政制度》等一系列论文。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一书，宋代部分由程民生执笔，初步较系统地介绍了治安思想、制度、管理等情况。

（三）政治

张其凡对北宋初，即从太祖到真宗时的政治有若干独到的见解，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宋初政治探研》一书中。李裕民也有若干论析较深的论文。关于宋仁宗时的政治，除庆历新政有众多文章外，李涵与张邦炜的两篇有关刘后的论文值得重视。

王安石变法是政治史研究的一大热门，除了前述邓广铭和漆侠的专著、程应?《司马光新传》外，还有李华瑞、姜锡东、赵喜英、郭东旭、高聪明、王善军、苗书梅、王菱菱、李晓等合撰的《中国改革通史·两宋卷》，其论述的范围自然不以此次变法为限。其他如季平的《司马光新论》、罗家祥的《北宋党争研究》、叶坦的《大变法》等专著及王曾瑜等人的很多论文，都涉及对这次变法的讨论。依个人之见，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目前似应多做细节性的个案研究，然后才可能达到更上一层楼的水平。叶坦一书有其独特的风格，将似乎枯燥乏味的变法情节，写得文笔流丽，情趣盎然，深入浅出，但书中将变法对各阶层利益的影响用图表示意，似乎将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罗家祥一书纵论北宋后期的党争，无疑下了相当的功夫，王曾瑜《洛、蜀、朔党争辨》一文提出了一点不同见解。

北宋后期政治至今仍是宋代政治研究较薄弱的环节，王曾瑜有关北宋末到南宋初的若干文章，试图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专制腐败政治的某些规律。关于南宋初的政治，周宝珠、朱瑞熙、曾琼碧、张星久等人也著有专文。南宋中、后期的政治，胡昭曦和蔡东洲的《宋理宗、宋度宗》一书作了深入论述。

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纵论了宗室、后妃、外戚与宦官在宋朝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不少有分量的新论，其缺点是在制度史方面论述较为薄弱。汪圣铎有关宋代宗室的文章可补其不足。另外，此书对南宋前期的宦官势力也估计不足。

农民战争一度是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近年来渐趋减少。前述何竹淇一书问世，应当说是编录了大部分史料，在史料上不可能再有大的开拓余地。以往的研究成果在农民战争的具体细节上，也已下了很深的功夫，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说的误导下，存在着过于美化和现代化的倾向。近年来的研究趋向实事求是，例如一些文章论证了杨么与伪齐勾结的史实。台湾学者将宋代民间反抗官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变乱”，而我们习惯于使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之类名词。笔者过去也写过歌颂起义的文章，近年来重新考虑，在今存史料中，要找到区分盗匪与起义的确切和科学的根据和界限，有相当困难。在不少场合下，，固然是一个重要史实，但反叛的性质似乎也不能仅依此而确定，因为在一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各种武装力量的兵源主要都来自农民。如果认真考察反叛领袖人物的阶级状况和政治意图，情况就比较复杂。对农民战争的定性问题，似应作一些新的思考。

（四）军事

关于宋初战争史，有李裕民的《宋太宗平北汉始末》等文。漆侠撰写了有关宋辽战争的系列论文，还有王煦华、金永高的《宋辽和战关系的几个问题》，吴晗的《陈图与宋辽战争》等文。张其凡的文章收入其《宋初政治探研》一书中。关于宋夏战争，有李涵的《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曹松林《宋仁宗时期对夏战争的历史教训》、马力的《宋哲宗亲政时对西夏的开边和元符新疆界的确立》等文。

关于宋金战争，邓广铭有关这次战争及否认有朱仙镇一战等文章，已收入他的文集。范寿琨著有《宋金平州之战试析》，李华瑞著有《宋金太原之战》和《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周宝珠著有《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陈振著有《有关宋代抗金义军将领李宋臣的史料及其他》，吴泰著有《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王云裳著有《刘?与顺昌之战》等文，王曾瑜撰有关于富平、和尚原和仙人关、岳飞北伐，绍兴末到隆兴初四次重要战役的论文。相形之下，宋宁宗和理宗时对金战争的研究较为薄弱。

宋元战争虽然史料稍少，而研究成果最多，主要著作有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陈世松的《蒙古定蜀史稿》，胡昭曦、邹重华主编的《宋蒙（元）关系研究》，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贵的《宋元战争史》，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所编的《钓鱼城史实考察》，刘道平主编的《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等，周宝珠撰有《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一文。上述专著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无疑代表了目前相当高的研究水平。

（五）文化、教育和科技

姚瀛艇、王云海、郑传斌、刘坤太、宋景昌、周宝珠、佟培基、程民生等合撰的《宋代文化史》，作为第一部宋代的断代文化史，作者们对文化的含义，宋代文化的特色，全书的体系和章节，以及如何在不大的篇幅中作扼要的介绍，很费了一番苦心。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和自学研究用书，其中大部分章节都可以另写专著。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有若干精彩的论述，可惜中年早逝，不能为宋代文化研究作出更多的贡献。程民生的《略论宋代地域文化》一文，旨在探索宋文化的地域差别。

宋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新阶段，如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潘富恩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邱汉生、张岂之、卢钟锋、冒怀辛、何兆武、黄宣民、步近智、李经元、龚杰、崔大华、姜广辉、李晓东等人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石训、姚瀛艇、刘象彬、李书增、李之鉴、卢连章、吴士英、吴家振、李保林、朱忠明合撰的《北宋哲学史》，姚瀛艇、石训等合著的《中国宋代哲学》，姜国柱的《李觏思想研究》，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姜广辉的《理学与中国文化》等书，无疑都下了相当的功夫。胡昭曦、刘复生和粟品孝合撰的《宋代蜀学研究》首次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宋代四川地区的经学和科技成就，钩沉索稳，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有不少新见。

依个人之见，对宋学的研究，是宋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其困难在于即使作一个案研究，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从纵的方面需要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佛经道藏等广博知识，从横的方面需要有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宋代官制研究也是一大难题，然而采取攻其一点，渐及其余，众人分进合击的战术，显然是有效的。但是，这套战术施用于研究宋学，似乎可说是奏效不大。宋代传世的思想史资料是如此丰富，大大超迈前朝，仅对朱熹的庞大著作，要真正下一番全息摄影、立体透视的功夫，也极其不易。即使下此功夫，没有上述纵横两方面的广博知识，也不易真正作出有深度的研究。某些思想史著作，虽然卷帙庞大，其貌惊人，但如果较为认真地对照一下那些思想家的原作，其实不过是并不高明的一段段超时空的读书报告，对思想家著作的时代背景缺乏常识。写思想史只能断章取义，却又最忌讳在没有吃透原作精髓的前提下断章取义。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虽是概论性的，却值得珍视，因为此文代表了宋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且以他深厚的学力为基础，此文的结尾对以往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我们期盼着他对宋学研究写出新的有分量的著作。

在此还愿说一点想法，以就教于方家。按照不少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所拟定的模式，大体上是：唯心主义者＝正统思想家＝反动思想家，唯物主义者＝异端思想家＝进步思想家，双方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说得再通俗一点，唯心主义者＝坏人，而唯物主义者＝好人。此种模式是经不住推敲的。现实生活也是很难用公式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总结西方哲学史，以唯心和唯物之争为哲学发展的基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经学中，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却从来不是争议的重要命题。古代哲人使用诸如“道”、“理”、“气”、“太极”、“无极”之类名词，有时也难于用现代的精神与物质两词予以界定。至于“阴阳”一词，与矛盾统一律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难以用后者包容和取代。

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将古人的自然观与社会观予以区分，说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社会观又不可能是唯物的，这是古代唯物论者的缺陷。其实古人一般都强调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今人要对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强行区分，只怕就不合适了。在宋人文集中，往往有不少诸如祷雨、谢雨、祈雪、祈晴等疏文，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原不足怪，但确实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思想。然而一些思想史研究者却对这类文字忽略不计，而照样论述此类疏文作者的唯物论，似乎此类疏文全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论断。依笔者之见，此类疏文恰好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自然观，而不应忽略不计。

宋代史学当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对宋朝官修史籍作了相当系统的论述。《资治通鉴》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史学巨著，研究文章较多，《资治通鉴丛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吴玉贵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则对《通鉴》的记事错误，作了十分精心的推敲。裴汝诚和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则是对中国古代私撰的最大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重要研究论著。对今存《宋会要辑稿》一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王云海和陈智超，他们分别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宋会要辑稿考校》、《解开〈宋会要〉之谜》以及不少论文。陈智超的突出贡献，是复原了《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分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尽可能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方法。王云海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对宋代另一重要编年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可泓撰写了不少论文和《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下了很大功夫，但在研究中，对《要录》一书仍沿袭了不少官修《高宗日历》对历史真相的篡改和删除，注意不够。梁太济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等，对李心传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取材等，做了相当细致的对比研究。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为集体论著，对《文献通考》的二十四考都作了论述。孔繁敏的《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部分，《危素与〈宋史〉的纂修》等，对元修《宋史》作了深入论述。吴怀祺著有《宋代史学思想史》。

宋代教育的发达，超迈前代，朱瑞熙、张邦炜等著有论文，袁征的《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一书，对宋代教育的成就，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苗春德主编了《宋代教育》的专著。

从现代研究角度看来，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钱宝琮等编有《宋元数学史论文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对宋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沈括的著作，作了细致的校证。徐规的《沈括事迹编年》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沈括事迹作了进一步的整理。杭州大学还出版了《沈括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集中在宋代。张秀民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冯家?N著有《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其他如洪焕椿、杨德泉、何应忠等都撰有论文，朱家源和王锦光则对法医学家宋慈和科学家燕肃写有专文。管成学的《宋辽夏金元科学技术史》无疑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宋代文艺方面论著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如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傅璇琮、孙钦善、倪其心、陈新、许逸民主编的《全宋诗》和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等，都是十分费力的工程。陈高华编有《宋辽金画家史料》，搜罗丰富。王世襄发表了《宋陈?D〈乐书〉——我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的论文。孔凡礼发现了明人所编的《诗渊》中有大量宋人诗词。

在宗教方面，郭朋著有《宋元佛教》，顾吉辰著有《宋代佛教史稿》，汪圣铎、游彪等都撰有论文。程民生发表了若干有关宋代祠神文化的论文和《神人同居的世界》，后者作为一部中国祠庙文化的通论性作品，文笔优美，深入浅出，表现了作者的卓识和才气。祠庙与宗教有同有异，祠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确实不能低估。

（六）人物研究和传记

前面谈及的如邓广铭、张家驹、何竹淇、程应?、李涵等所撰的重要传记，在此不予重复。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宋帝列传》，其作者有刘庆、雷家宏、毛元?、张其凡、汪圣铎、黄燕生、仲伟民、王菡、任崇岳、王曾瑜、方如金、虞云国、胡昭曦、蔡东洲、曾庆瑛、张希清等。虽然不免有些缺点，但还是对宋朝各代皇帝的是非功过、宫廷生活等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由于出版社仓促出书，或未经作者校阅，错字甚多。张其凡还著有《赵普评传》。北宋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杨业和包拯，但有关史料不多。前述余嘉锡的论文和聂崇岐的《麟州杨氏遣闻六记》，已将杨业的史料和事迹作了系统整理和考订，此后的作品大体未超脱其窠臼。的《杨家将史事考》对杨业及其后裔做了不少并不科学的拼凑工作。李裕民的《杨业考》则对杨业的事迹有所考订和补充。孔繁敏《包拯年谱》一书，对包拯的事迹和史料作了系统整理。杨国宜著有《包拯集编年校补》。此外，王晓波的《寇准年谱》，宋衍申的《司马光传》和《司马光评传》，曾枣庄的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评传和年谱，戴应新编著的《折氏家族史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

龚延明著有《岳飞》和《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等文。王曾瑜著有《岳飞新传》和10多篇论文，另撰《鄂国金佗?编、续编校注》一书，作为岳飞事迹的史料汇编和考证，花费了很多心血，有相当质量，有关岳飞事迹的史料大体齐全，其考证则只是一家之言。曾琼碧发表了《千古罪人秦桧》和若干论述岳飞、秦桧和宋高宗的论文。关于抗金名将吴?、吴?及其家族，王智勇著有《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杨倩描著有《吴家将》。徐规和王云裳著有关于另一抗金名将刘?的一系列论文。高令印著有《朱熹事迹考》，束景南著有《朱子大传》和《朱熹佚文辑考》。郭齐的《朱熹新考》对朱熹的若干事迹和诗、词、文作了新的考订，甚见功力。朱瑞熙主编了《朱熹教育与中国文化》。关于爱国诗人陆游，有于北山的《陆游年谱》、朱东润的《陆游传》和《陆游研究》、齐治平的《陆游传论》、郭光的《陆游传》等。周梦江著有《叶适与永嘉学派》和《叶适年谱》。关于南宋抗元英雄，有陈世松的《余?传》、王晓波的《余?年谱》、陈清泉的《文天祥》、万绳楠的《文天祥传》、杨正典的《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等。俞兆鹏著有《谢枋得年谱》。研究历史人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和制度，而一些传记的缺点，正在于对社会背景和制度缺乏必要的知识。

（七）重要论文集

10多年来，出版了不少集体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如中国宋史研究会前后召开七次，每一次都出版一本《宋史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纂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纂的《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宋史研究论丛》二辑，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南大学的《宋史研究集》，中州书画社的《宋史论集》，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纂的《宋史研究集刊》二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飞研究会编纂的《岳飞研究》四辑，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宋代文化研究》六辑和《国际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纂的《宋元文史研究》、《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五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纂的《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室的《宋辽金史论丛》二辑等，有的全是宋史论文，有的宋史论文占了相当比重。此类论文集无疑都是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八）重要断代史

邓广铭所撰《中国史纲要》的宋代部分是60年代的作品，他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宋》条是80年代的作品，内容较新，但篇幅较短，而无注释。周宝珠、陈振、姚瀛艇和彭友良的《简明宋史》虽然有一些缺点，与其他断代宋史相较，目前还是无可取代者。梁太济著有《〈简明宋史〉质疑辨误五十例》，但有的举例也未必允当。

（九）史料整理和工具书

程应?、裴汝诚等校点《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史料，邓广铭等校点《国朝诸臣奏议》，徐规校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汝企和校点《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王瑞来著有《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陈智超、吴泰、王曾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还有不少重要的宋人文集、笔记等也校点出版。在工具书方面，有李国玲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沈志宏的《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吴洪泽的《宋编宋人年谱集目》，俞如云的《宋史人名索引》，邓广铭和程应?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等。汤开建和刘建丽等编有《宋代吐蕃史料集》。

三、本世纪下半期港台的宋史研究

港台的宋史研究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发展比较平稳，并呈现不断上升和逐步繁荣的趋势。

50年代，除罗香林的《蒲寿庚传》和徐复观的《象山学述》外，一些学者的论文也探讨了宋史的不少研究课题。例如方豪研究中西交通、水利、军事等，宋??探讨商业和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赵铁寒研究宋代的教育和政治，刘子健研究行政、士风和教育，林瑞翰研究南宋初期政治、保甲、马政和盐政，程光裕论述宋英宗时的濮议和茶政，王德毅研究科举、南宋史家李焘与李心传以及四朝国史，金中枢和侯绍文研究科举，周道济研究宋代宰相，阎沁恒研究走马承受，雷飞龙研究宋朝党争，罗球庆撰有《北宋兵制研究》，牟润孙、屈万里、何佑森研究宋代学术和学风，钱公博研讨盐业等，都具有代表性。

1963年，在美籍学者刘子健的联络下，台湾成立宋史座谈会。如今，《宋史研究集》已出版至20多辑。6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集，成绩斐然。方豪著有《宋史》和《方豪六十自定稿》。学术大师钱穆著有《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宋学三书随札》等。姚从吾著有《余?评传》。饶宗颐著有《九龙与宋季史料》。刘子健著有《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和《两宋史研究汇编》。宋??著有《宋史研究论丛》和许多论文。王德毅著有《宋史研究论集》、《李焘父子年谱》、《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等，对宋代的史学、社会经济等用力尤多。以上两位学者还从事工具书的编纂，宋??编有《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王德毅编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会要人名索引》、《宋文集中碑铭传记资料不著名讳人物汇考》、《宋会要辑稿校勘记》等，为人们所广泛运用。蒋复璁著有《宋史新探》。孙克宽撰有《宋元道教之发展》。

另外，陶晋生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和《宋辽关系史研究》。范寿康撰有《朱熹及其哲学》。陈学霖撰有《宋史论集》。王建秋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李安著有《岳飞史迹考》和《文天祥史迹考》。赵效宣著有《李纲年谱长编》和《宋代驿站制度》。程光裕著有《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和《唐宋茶史论稿》。金中枢著有《宋代学术思想研究》，并对科举制、道教等发表不少论文。林瑞翰就军制、边防、监牧和宋初政治发表了不少论文。郑寿彭著有《宋代开封府研究》。程元敏著有《王柏之诗经学》和《王柏之生平和学术》。陈荣捷著有《朱子门人》、《朱学论集》和《朱子新探索》。蔡仁厚著有《宋明理学》。戴景贤著有《北宋周张二程思想之分析》。唐君毅著有《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罗光著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刘述先著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乐蘅军著有《宋代话本研究》。裴普贤著有《欧阳诗本义研究》。何泽恒著有《欧阳修的经史学》。李一冰著有《坡新传》。潘美月著有《宋代藏书家考》。龚鹏程著有《江西诗社宗派研究》。蔡秋来著有《两宋画院之研究》和《宋代绘画艺术成就之探研》。麦仲贤著有《宋元理学家著述生卒年表》。牟宗三著有《心体与性体》。朱传誉著有《宋代新闻史》。吴康著有《邵子易学》。刘兆?著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黄敏枝著有《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林天蔚著有《宋史试析》、《宋代香药贸易史》和《宋代史事质疑》。赵雅书著有《宋代的田赋制与田赋收入状况》。庞德新著有《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陈彦义著有《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迟景德著文探讨宋朝的政制。董光涛研究宋代河防、淤田等。葛绍欧对宋代教育、开封官制等均有探讨。

梁庚尧的研究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他不仅广泛网罗宋代史料，还广泛搜集明清方志的史料，著有《南宋的农地利用政策》、《南宋的农村经济》和很多论文，探讨城市、盐政、士大夫等。黄宽重重点研究南宋政治、军事史，其作品有《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南宋史研究集》、《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宋史丛论》和很多论文，涉及襄樊之战、孟珙、南宋活字印刷、归正人、胡铨、马扩、镇抚使、中日与中韩交流、飞虎军等问题。研究的精详，是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李天鸣的多卷本《宋元战史》，网罗史料十分丰富，论述周详。梁天锡主要研究官制，著有《宋枢密院制度》、《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宰相年表新编》、《宋宰辅研究论集》等，搜罗完备，论述细致。李弘祺著有《宋代教育散论》。刘静贞著有《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北宋前期》和探讨宋代妇女、冥报观等的论文。叶鸿洒著有《宋代书院制度之成长及其影响》，对宋代科技也发表多篇论文。朱重圣著有《北宋茶之生产与经营》。苏基朗和李东华分别著有《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和《泉州与我国中古时代的海上交通》。何冠环著有《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张元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史籍作了十分精细的研究。柳立言从事宋代政治、家族、妇女等研究，论述颇有新意。王明荪的研究范围包括辽宋金元史、中国史学史等，其宋史论文探讨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等。蒋义斌研究宋代儒释道关系、宋孝宗时代政治等。韩桂华研究宋代工匠、纲运等。王世宗著有《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江天健著有《北宋对于西夏边防研究论集》。徐秉愉探讨南宋前期政治史等。杨美莉研究宋人罗汉信仰。侯家驹研究宋代财政。廖隆盛研究北宋政治。陈家秀研究四川吴氏武将。

以上的介绍并不完全，总的看来，大陆与港台的宋史研究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也各有所侧重和薄弱环节。

四、展望

在本世纪内，中国的传统史学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也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宋史研究尽管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但今后的灿烂前途还是可以预卜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势不可免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肯定需要珍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而对本国古史的深入研究，在整个伟大的复兴工程中必将被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上。笔者不可能预见下世纪宋史研究的发展进程，这里只能就当前所看到的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加强学术道德的建设。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中华传统美德备受摧残的现实，即使在被誉为圣洁的学术殿堂中，人欲横流的现象也不能不令人触目惊心。笔者常感叹：“古人与近人耻为之，而今人却优为之。”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一方面谴责腐败，另一方面却有愈来愈多的人卷入了腐败。没有气节，崇尚金钱，崇拜权势，似乎成了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史研究者既然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其他人多，理应走在重振民族美德的前列。

第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四川联合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编纂《全宋文》时广泛使用电脑，河南大学刘坤太使用电脑处理一批宋人笔记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使用电脑制作《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索引，台湾史语所使用电脑制作二十五史等索引，已开创了在古史研究中应用现代科技的先例。其前景之广阔，是难以预测的。例如一旦用电脑扫描和识别古籍文字的难题解决以后，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若干张光盘之中，而任人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庭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给宋史研究者提出了学习现代科技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年轻学者，决不能等闲视之。

第三，加强外语训练。港台学者一般都经过相当严格的外语训练，成问题的是大陆学者。一些学者将学习外语作为一种额外负担，视外语能力为可有可无。其实，如果要使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走向世界，外语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对一个青年学者而言，一种外语嫌少，至少应掌握两种外语，而且多多益善。

第四，注重开拓新的课题，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课题的重复，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蒸冷饭式的作品。研究贵乎创新，那些有一篇不多，没一篇不少的作品，应当尽量避免发表。人们的眼光尤其应当投向那些未曾开发的处女地，或未经深入开发的半荒地。社会的进步也必然会开阔人们的眼界，使人们考虑新的研究领域。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史； 理论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部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 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其三，社会史研究在重视国外社会史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和开拓社会史研究新领域的同时，还应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积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社会史研究出现的上述问题，除了学科发展初期的共同现象之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社会史学者，过分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发展史的区别，忽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正如学者所言：“在很多方面（诸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然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田居俭：《关键还是以马克思为指导》，《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何兹全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新的史学思想理论进入中国，很受欢迎。辩证唯物史观有些不迎时。当然，这些思想理论都是先进的，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意义。但我仍然深信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现在最先进的史学理论，是有生命力的，是不会被挤出历史舞台的。”何兹全：《在融会贯通东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史学理论的创新》，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和西方新社会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都曾做过很高的评价，国内学者也曾深入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的关系。王先明指出：“作为具有历史观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于社会史学的兴起、发展的历史作用，也是功不可没。通过对东西方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巡礼，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而且在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还将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发挥巨大的作用。”年鉴学派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社会史的兴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注意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意下层群众的历史活动，无一不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无论从社会史的学术概念的提出，还是从社会史研究范围和方法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先行者。”马恩除宏观历史理论体系外，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专题社会史研究的成果，这些论著包含的理论认识和方法论价值，足以成为认真反思社会史发展两个偏向的典范：第一，他们都是从专题社会史角度提出问题，侧重于家庭、婚姻、民族、宗教的历史及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的探讨。第二，它们突出体现了社会史是研究整体社会历史的最终目的。关于唯物史观与马、恩社会史研究的关系，作者指出：唯物史观是在马、恩的社会史研究中得以丰富、发展和修正的。因而，对于马、恩来说，唯物史观和社会史研究两者历史发展的纵向关系和横向的学术理论关系，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实践过程。最后，作者明确指出，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马克思主义还将展示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威力。在社会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充分合理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范畴、新方法不仅并不矛盾，而且会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学者的这些论述，启示社会史学家，在大力提倡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正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rnalofAsianStudies，24，1—3（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nalEconomy: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康熙25年雍正2年乾隆18年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122.0万两151.5万两459.6万两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61.6万两61.4万两150.5万两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50.5%40.6%32.8%29.1%

沿海诸关税额18.2万两20.3万两103.2万两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14.9%13.4%22.5%36.9%

长江诸关税额37.3万两48.7万两114.6万两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30.6%32.1%24.9%28.0%

三者合计117.1万两130.4万两368.3万两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96.0%86.1%80.2%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天启时为57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县税额(两)占总额%

福山县12123.59628.67%

即墨县8736.55220.66%

胶州6071.46914.36%

掖县3602.238.52%

海丰县2025.37354.79%

利津县2018.044.77%

黄县2011.4054.76%

荣成县2004.2194.74%

蓬莱县1503.1083.56%

文登县904.232.14%

诸城县502.691.19%

海阳县402.440.95%

宁海州304.310.72%

日照县71.0280.17%

总计42280.69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000—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开设的十几个主要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天津、牛庄、汉口、烟台、九江等，在开埠之前商业均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它们或者是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或者是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但一些近代史论著对它们开埠之前的发展水平往往评价过低，从而夸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如：近代史著作中一般都把天津开埠以后的发展表述为从一个漕运城市转变为海港城市，而实际上天津的这一转变过程早在清代前期已经开始了。对上海的定位也存在类似问题，有相当一部分近代史论著将上海开埠之前描述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并不否认上海在开埠以后的飞速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它作为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的地位实际上在乾隆—道光年间就已经奠定；另一方面，由于“独口通商”政策的影响，也扼制了它本来可能的更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过程是在开埠以后实现的。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8篇

迄今为止，对清水江文书抢救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晓光、龙泽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1）；龙泽江《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4）；龙泽江、曾羽《锦屏文书保护现状和出路》（《兰台世界》2011/08）；龙泽江、罗康智《关于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10/02）；吴平、龙泽江《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12）；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及征集研究基本情况》（《贵州档案》2009/01）；杨有赓《建设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森林生态博物馆和清水江绿色旅游刍议》（《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独特的贵州苗族契约文献》（《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01），等等。目前，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相关课题主要有凯里学院曾羽主持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2011）。综合以上论文的分析，现分别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与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及主要观点简要评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五）　徐晓光的著作和系列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撷取和述评当地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重大的林业经济纠纷或问题，比如内、外三江之间“争江”、夫役之诉、民国开放江禁之争、“漂流木植清赎问题”、民国木税之争、黔湘两公司木材砍伐纠纷、控诉山客巨富“姚百万”、姚家内部山林纠纷等，试图勾勒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法制全貌。法制无非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上选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中的各类主体之间主要利益关系。当然，它所呈现的法制全貌是寓于叙述和解读中的启发性，依然不是脉络连贯、条例清晰的理论形态。该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创新、体例视角有特色、比较系统的林业专门法制史专著，对以后研究的启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战“华夏正统”观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三是法律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兼用。《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针对罗洪洋的研究认为林业经营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罗认为清代中期林业纠纷一般由寨老解决，徐晓光认为官府已经介入到林业纠纷，并“最后裁定”；三是认为清代司法已经到达苗疆，“村规民约”所规定“送官纠治”就是依据。地方官府往往将“送官纠治”案件“回批”乡村按照习惯法处理。这体现了国家司法对习惯法的回应。

（六）梁聪的研究。梁聪《清代清水江下游村寨社会的契约规范与秩序――以锦屏文斗苗寨契约文书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总体上是法律人类学视角的经验描述，但是穿插着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叙带论”。注意文斗契约与中国内地传统契约的渊源联系，但是梳理历史脉络没有清晰地“接续”。他认为，规范与规范之间互动，以及规范与社会其他因素的互动，由此法秩序得以产生。后一种互动更为重要，也是讨论的重点。但是，他并没有充分展开、具体深入。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9篇

一、地域社会论的提出

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发轫于1981年名古屋大学举办的中国史研讨会，1982年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以下略称《地域社会》），作为研讨会主持人和地域社会研究倡导者的是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

日本明清史学向地域社会研究的转变实在同森正夫本人的学术转向分不开，在一定程度上，森正夫的学术转向反映了日本明清史研究趋向的改变，因此，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森正夫是如何提出地域社会论的吧。森正夫本来是研究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和民众反乱的，实际上这正是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清史学界的显学，它是重视阶级理论的反映。1977年，森正夫发表了《关于一五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乱》（《中山八郎教授颂寿记念明清史论丛》燎原书店）开始着眼于“秩序”概念。1979年他又发表了《关于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文，进一步提出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良贱、长少、上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预测秩序是在“场”表现出的，这个场可以置于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在地域社会，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身份间的秩序外，还有横向关系的共同体。1980年森正夫又发表了《明代的乡绅——关于士大夫和地域社会关联的记录》（《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26）一文，从关注于地域社会即县的志向，把乡绅类型分为经世济民型和升官发财型，论述了前者对于地域负责的存在意义。如果说森氏前一篇论文提出主佃关系的阶级分析面临困境的话，那么后一篇论文则进一步通过乡绅的类型化处理突破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把乡绅的作用放在地域社会的视角认识。对于乡绅的这种新认识，不是懂得阶级关系就能演绎的，实际上形成了独立领域的问题。1981年森正夫在《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基调报告》，（《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83，史学28，1982）尝试将自己的观点体系化，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陈述了为了和今天的问题对应，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提出：所谓秩序或秩序原理，与进行生命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场所，即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深深关联着，它对于整合构成这个场所人们的意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言之，虽然孕育着阶级矛盾和差异，但面对着从广义上来说共同的再生产的现实课题时，各个人都处置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这样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做地域社会。这是和行政区划、市场圈等实体概念、基点不同的方法概念。作为这种概念的地域社会，研究史上提出过四种类型：家族、同族基轴论，地主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士大夫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国家基轴论。

如何认识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呢？上田信认为，森氏未能提出把作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会和实际结合的理论桥梁。构筑这个桥梁，应把地域社会区分开来：一是由领导者作为重要构成要素的秩序结构的再生产维持下的地域社会；二是对地域居民来说，由外在要素成立的地域框架（行政区划等）。明?徘罢叩谋涠?怯斜匾?模??妒费г又尽?2编第5号上田信撰1982年明清史研究综述）。上田信又在《观念·社会·自然》（《中国——社会和文化》4,1989）中，论述了地域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岸本美绪的地域社会观也值得注意，她在1991年史学会编《亚洲问题》（山川出版社）中提出国家框架的相对化，把一个国家特定地方意义的“地域”和包含几个国家综合性意义的“地域”统一的问题。认为在这个方面探索的研究者，就清代而言，滨下武志提出的以“国民经济”、“世界经济”为媒介的“域圈经济”和山田贤通过四川移民社会提出的社会集团再编制形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应当剖析这些作为具有共同倾向的地域社会，由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形成的社会结合，从新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

森正夫之后，众多学者采用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地域社会，形成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倾向。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森正夫及日本学者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地域社会呢？这里就地域社会论出现的背景及其原因略作分析。

第一，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战后日本为克服中国社会停滞论而步入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中国史学，就明清史学而言，探讨明末清初的社会性质和分期是学术重心，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封建制崩溃或资本制形成的时期，50年代末，小山正明和重田德认为这一时期是封建制的确立时期，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进而提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并成为70年代明清史研究的主流。这些研究使用的理论方法显然是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要旨在于通过考察经济关系形成的阶级——明清时期则表现为主佃关系，剖析社会状况。乡绅论的研究中贯穿着阶级论。但是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仅是其中一部分，阶级关系也不仅是对立，还存在着统一。已有研究中排除阶级之外的其它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注重对立和冲突的研究，不能充分说明社会历史，人们自然对其反思。前揭森正夫七、八十年代之际的论文就充分说明此点。这种反思也反映在其它学者身上。其实在中国史学界，八十年代初也发生了类似现象。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从一个方面使发展阶段失去了理论魅力。

第二，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与第一点相联系，和阶级分析方法相异的历史研究法从六十年代中期出现，其代表是六朝史家谷川道雄，他认为剖析历史发展结构的是不作为生产手段所有关系直接契机的共同体关系。具体说，在中国社会，共同体是由士——民关系构成的。这是由超越私利的士（士大夫）担任民的“望”形成的。这与作为经济支配者的地主支配共同体的流行说法不同。（参阅檀上宽（明清乡绅论》，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版第212页）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启发了以后乡绅研究中把乡绅类型化，并重视乡绅的地域责任，大概不错吧。

乡绅论的研究中，七十年代末夫马进和沟口雄三都认为，明末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地方比重相对增加，把视点移向了地域社会，不似以前注重把乡绅、地主作为政治、经济的支配者的研究，而注意捕捉绅士作为地域社会领导者的侧面。其中夫马进从民变中看到乡绅和生员反对横暴乡绅形成地方公论的史实。森正夫正是在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而进行研究的（前揭檀上宽文，第218页）换言之，乡绅本身是带有地缘含义的概念，注重乡绅的地域性，把民众反乱结合地域情况说明，都有可能把研究导向地域社会。

第三，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启发。在七十年代，日本史学界的欧洲史、日本史研究中已盛行“社会史”，它是针对经济决定论、单纯阶级分析而出现的，注重挖掘民众的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史这种新潮流冲击着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乡绅论面临挑战，如夫马进1980年所说，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到了转折时期（夫马进所撰1979年明清史研究综述，《史学杂志》第89编第5号）檀上宽也认为七十年代后半到八十年代初的明清史研究中，与阶级分析方法相别的、含有意识、精神领域的社会史方法的研究抬头（前揭文，第220页）。

事实上，社会史的研究注重社会结构的把握，日本史学界在发展阶段论研究末路来临之时，也自然会导向结构的视角，这样内在的研究趋势和外在结构论的影响结合，刺激了明清史研究的学术转向。地域社会的概念，相当程度上可以从结构的角度把握，即地域社会是一个结构。此外，包括国家和地域的广义的社会概念，含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诸多方面，也是一个结构。从这种意义上说，地域社会论是结构研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上田信在评述1982年日本明清史研究时指出：当时在批判基于阶级斗争、发展阶段方法的同时，提出了进行结构把握的方法。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的一些研究者，也正是用把握结构的方法进行探讨的。

二、地域社会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

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涉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这里就其主要方面分六点介绍。

（一）乡绅及民众反乱的地域性

乡绅及民众反乱是老问题，八十年初，学者将此同地域社会结合探讨，发表了不少论文，九十年代初也有一些力求从更新的视角研究的论文。

关于乡绅的地域性。有的学者探讨明末清初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和乡绅统治的形成过程（《社会经济史学》46—6,1981），论述了乡绅利用同族结合未开发沙田，控制广大地区的各种生产，并形成了统治体系。井上彻《关于广东右岸三角洲秩序再编制和乡绅的作用》（《地域社会》）指出：乡绅具有两面性——地域社会秩序维持的承担者私利追求者，在后一方面，强夺沙田、收获物引起了和乡绅及一般业户的对立。有的学者就江南乡绅的具体存在形态进行讨论。川胜守《徐乾学三兄弟及其时代——江南乡绅对地方统治的一个具体形式》（《东洋史研究》40—3,1981）指出，清初苏州昆山县徐氏一族，依靠由宗族、姻戚、奴仆、棍徒、门生、清客、地方官、胥吏、衙役而确立的权力体制，垄断了地方社会。滨岛敦俊《明末江南乡绅的具体像》（岩见宏、谷口规矩夫编《明末清初期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分析了南浔乡绅庄元臣的一年家计，并揭示了庄氏以元臣的进士及第为契机城居化；放弃水田经营、灵活运用高利贷经营和优免特权，接受诡寄，和地方官府粘连等情况。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史学杂志》99—2,1990）定量分析了《柳兆熏日记》，探讨了乡绅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西川正夫对清末民国初四川乡绅的存在形态进行了论述。（《四川省云阳县杂记》载《金津大学文学部论集》（《史学科篇》），1987；《四川省泸州备忘录》同上，10,1990；《四川省隆昌县郭氏札记》同上，1992）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北方的乡绅，山根幸夫《河南省芮城县绅士层的存在形态》（《东洋史研究》40—2,1981），分析了芮城县从乡绅到士人各层的比例和居住分布。指出上层绅士居住在接近县城的地方，下层绅士则分散居住全县各地。

关于民众反乱同地域结合的问题。夫马进《明末民变和生员——江南都市舆论形式和生员的作用》（《地域社会》）指出，明中叶以降，从作为县单位舆论形成者的生员的出现，可知明中叶以前未超过地域框架的县，在明代后期向地域社会的变化。滨岛敦俊《江南地域社会的变质和公权力——围绕铺的形成》（《地域社会》）认为，明末土地所有结构变化的结果，使地方自己已不能够处理欠租，官府用称为“铺”的监狱收容被地方诉讼欠租的佃农。井上彻《明末清初广东右岸三角洲社贼、土贼的蜂起》（《史林》65—5,1982）指出，社贼不单是奴变，还包括佃仆和下层民众。力求反映社贼变乱的多样性和秩序的动摇。谷口规矩夫《明末华北农村的危机和一个乡绅——以吕绅为中心》（《地域社会》）指出：明末华北危机的根本优免问题，由乡绅是不能解决的，把很多举人参加农民政权看作秩序的动摇。

以上研究集中在江南、广东珠江三角洲、四川及华北地区，在福建地区，九十代年初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森正夫《〈寇变记〉的世界》（《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37,1991）追寻李世熊对明末清初福建宁化县“冠”、“贼”的把握，讨论了士人对地域社会组织整合的关心，并对否定国家的地方统治秩序及其社会秩序的作为个人或集团活动的寇、贼活动作了探讨。三木聪《沙县》（《史朋》24,1991），把清代福建抗租产生的背景，从作为明末邓茂七反乱根据地的沙县地方秩序的变迁来认识，而且指出沙县是福建最大的市场流通圈。这个市场圈由域内商人和域外农民构成。将市场圈同抗租联系起来，颇有新意。

此外，山田贤对成为清代嘉庆白莲教反乱舞台的四川云阳县，以地域社会的变动探讨，菊池秀明对太平天国发生地域社会背景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叙述。

（二）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

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进行了研究，他在《关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商人〉》（《史朋》20,1986）指出：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完成（分圩的过程），于是投资土地、农业经营不一定带来利益的经营地主层，便利用农闲期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他又在《明代水利技术和江南社会的改观》（《生活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体系世界史的问题2》岩波书店，1990），概述了江南三角洲低地开发的开展和完成后的地域对应。

利用新方法、新概念进行移民史研究的，有上田信，他探讨的地区是浙江省。在《地域的履历——浙江省奉化忠义乡》（《社会经济史学》49—2,1983）指出，以宗族为单位的移居，随着国家水利工程的开发，根据唐以后移居时期的不同，定居地、开发内容、聚落的社会关系也不同。详细阐明了奉化县忠义乡的形成过程，表现出使用地理学方法、研究地域社会结构和同族结合关系的特色。他的《地域和宗族——浙江省山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94,1984），继续考察了衢州、金华、绍兴诸府。又在《中国的地域社会和宗族》（《社会的结合》、《体系世界史的问题4》，1989），对诸暨县宗族(lineage)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了历时性的考察。指出南宋至明前期，经过反复移民形成的“地域宗族”，在山区掌握了水利推进开发；明代后期以降，以水利建设为契机，发展到通过设置共有地、编纂族谱等增强凝聚力的阶段，进而出现了更多同姓宗族结合而成的高层次宗族。

山田贤从开发的角度探讨地域社会的形成史，着眼点是四川省。他在《清代的移民社会》（《史林》69—6,1986）就嘉庆初年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带产生白莲教大起义的社会条件，提出了移民定居和地域社会形成史的问题。认为乾隆时期移民达到高峰，主要由湖广迁徙的移民形成同乡村落，由于开垦、商业活动，产生了有力的移民地主，以他们为核心，形成同族聚居（宗族）。乾隆末期，开发接近饱和状态，两极分化为具有宗祠、私寨的有力同族集团（领导者是绅粮）和经济基础不稳、不具有宗祠且向白莲教方向组织化的同族集团。他的《移民社会和地域变动》（《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2,1987），力图真实揭示移民落户的实际情形。认为在四川云阳县移民集团发生了分化，定居经济要冲（低平地）的移民，作为移民地主甚至地域精英成长起来，定居山区的移民则成为其从属。主要由后者进行的白莲教反乱，其性质乃是被编入社会体制底部的这部分同族集团，在归化于宗族也即现存社会体制的正统秩序的愿望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以确立自己秩序为目标进行的运动。接着山田贤又在《清代的地域社会与移民宗族》（《社会经济史学》55—4,1989）中，剖析了清代中期移民云阳县的涂氏。指出基于同乡纽带，众多宗族共同移居值得注意。涂氏移居后，通过合建宗祠、编纂族谱方式等，形成“宗族”；在族内作为地主和米商参予经济活动、地方行政的背景下，以同乡结合、婚姻关系为媒介，形成有力大姓的联合体。又在《中国移民社会地域秩序的形成》（《亚洲史的问题》1991）以士绅为例，考察了四川明清时期移民社会由同乡集团到同族集团以至宗族集团的整合过程。

菊池秀明对广西移民社会的研究，有出色的成果。他在《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移民与“客籍”精英》（《史学杂志》101—9,1992）利用族谱资料，复原了广西省金田地区移民和开发的历史。在《广西藤县北部移民和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研究》，1992）中探讨了太平天国发生的基础。又在《清代广西的新兴宗族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经济史学》59—6,1994）一文，探讨了桂平县江口地区新兴宗族的上升过程。稻田清一《太平天国前夜的客民》（《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1,1986）探讨了广西桂平县的客家问题。

珠江三角洲开发与地域精英集团问题研究中，岸和行《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鸭埠、鱼埠》（《东洋史论集》（九洲大学）19,1991）指出：对于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鸭埠、鱼埠育鸭的民、蛋民、渔民，经历了以里甲制为中心的国家支配弛缓化的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和由乡绅广泛的地域诸生产支配一起考虑。松田吉郎《广东省南海县沙头堡卢氏》（《纪要》〈兵库教育大学〉11,1991）指出：堡的管理运作，实际上是由被称为绅士或绅耆的地方阶层控制的，卢氏即绅耆的代表，绅耆卢氏在宋代移居南海，其中水南乡的卢氏在明代诸房分衍，出了科举中试者和生员。清代的卢氏生员出现离家倾向，乾隆时期，围绕人字头的所有权和崔氏争夺。后由公局加以解决。蔡志祥《华南地域社会化》（《周边的历史》，《来自亚洲的思考3》1994），探讨了明末清初广东香山县的移民、定居与宗族形成问题，指出当时所进行的有功名的异姓归宗或整合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作为同族的“联宗”行为。

福建、台湾地域社会研究者有森田明，他在《明末清初的福建晋江施氏》（《社会经济史学》52—3,1986）指出：施氏开发台湾的基础，是入台前在家乡蓄积的宗族结合和开发经验与技术。又在《关于福建晋江施氏宗族的记录》（《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文）39—11,1988），以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得到的族谱、碑刻、口碑为资料，描绘了从明末到现代，围绕宗庙修建、庙产管理的宗族结合情况。

（三）国家与地域社会

把地域社会同国家联系起来，就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进行论证的有檀上宽，他在《〈郑氏规范〉的世界——明朝权力和富民层》（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认为：从元末到明中期的社会，在乡村维持型富民意识作为支配的秩序意识方面，基本是等质的。该秩序意识，以富民（地方）与民众上下关系为前提，为了两者的共存，被强制在双方的意识下。在富民中，具有这种意识的是乡村维持型富民。从乡村外部规定、维持该秩序意识的，是明朝的权力。该秩序意识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从富民、地主层的乡居现象寻求。明初时代的特质，表现为王朝权力仍旧代办当时的秩序意识方面。

岸本美绪的研究别开生面。她在《（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史学杂志》95—6,1986）一文中，通过江南士人姚廷?lín选择职业的多样性和不安定性，看到当时社会秩序崩坏的现象，和与此相异具有自强自立经济的社会集团形成和强化。清朝试图使后一集团解体，恢复中央集权的公的秩序。她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明末清初的地方社会和“舆论”》（《历史学研究》573,1987）指出，16世纪以降的松江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社会变化，产生了往返于城乡之间、流动分散的人群，使这一地区形成以乡绅为核垂直结合的社会集团，以及士人或下层民众间水平的盟约关系的集团。在清朝确立对全国统治的过程中，保留了“开放、流动性的明末社会结构，而采取个人崇拜或个人攻击方式的舆论结构，则通过支持皇帝及清官的民众舆论潮流，支持了清朝的一元化统治，并实现了地方社会的安定”。岸本还在《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和北京情报》（《和田论集》）中认为：作为人们服从国家的理由，在“国家具有的暴力设施和正统意识形态”以外，还有以此要素为媒介的人们服从国家权力的相互共同的推测。

如果说岸本的研究着眼于地域社会动向和清朝国家统治确立过程关系的话，那么另一些学者则注重国家的基层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上田信《明清时期、浙东州县行政和地方精英》（《东洋史研究》46—3,1987），通过诸暨县行政、水利事业的变迁，展示了这样的历史过程：明嘉靖年间，行政微弱介入生产实际，“超州县精英”（豪右）超越州县范围行使权威万历年间，行政强化了对生产实际的干预，“无组织的州县精英”（乡坤＝官僚经验者）利用私人关系（同族）参予行政清代前中期，官署吸收地主层意见成为不可或缺，“集团化的州县精英”（邑绅）通过合议，参予制定政策以及行政活动。山田贤则就四川地域精英形成过程和地方行政关系探讨。他在《“绅粮”考》（《东洋史研究》50—2,1991）指出：“绅粮”是决定地方行政时被招请到州县政府“集议”的人员，可以一起参予执行地方行政公务“公局”的运营。公局出现的原因是：作为清代中期以降地方行政最大的问题，是固定化的行政、财政系统与现实日益增长的行政服务需要之间存在的悬殊差距。上田信和山田贤的上述研究同开发、移居史是联在一起的。从地域社会论角度论述福建省漳州府设立新县运动的有青山一郎，他在《明代新县设置和地域社会》（《史学杂志》10—2,1992）中指出：以生员曹氏为中心的新设宁洋县推进派，虽然以当地秩序安定为大义名分，但实际上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由于他们的运动是在不考虑其它居民利害的动机的利己下进行的，所以遭到了得不到其实惠的永宁里居民的抵制。曹氏兄弟的行为与通常地域领导者的行为大不相同。

（四）宗族问题

除了前引从开发、移民等角度探讨地域社会涉及宗族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以特定地区宗族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受到地域社会论的影响。

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引起注意，是在八十年代初。片山刚从图甲制对宗族地域社会结构的探讨值得注意。他在《清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及其诸问题——税粮·户籍·同族》（《史学杂志》91—4,1982）、《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税粮·户籍·同族》（《东洋学报》63—3.4,1982）二篇论文中指出：图甲制的户（总户、子户）是指非一个同族支派全体的课税单位，它不是作为生活单位的个别家族，而处于现实的土地所有者总户下丁的位置，由相当于里户长的总户，将税粮纳官，官不直接掌握土地所有者。不具有总户的同族，作为总户的下户而依附于总户，由同族组织保证土地所有权。片山刚的另一篇论文《清末广东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诸矛盾及其改革（南海县）》（《海南史学》21,1983）以图甲制典型存续的南海县佛山堡为例，指出清中叶以降显著地出现了人们以设置另户的方法，从图甲制——同族组织的支配中脱离的情形。他又在《清末广东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诸矛盾及其改革（顺德县、香山县）》（《中国近代史研究》4,1984），论述了图甲制中“老户——丁”的形态的解体、移行过程。在上述论文基础上，片山刚发表了综合之作的《清末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表与宗族组织的改组》（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

主要研究清代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及乡绅问题的还有西川喜久子，发表的论文有《〈顺德北门罗氏族谱〉考》（《北陆史学》32,33,1980），《顺德团练总局的成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5,1988），《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和宗族乡绅》（《北陆大学纪要》14,1990）。她在《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24,1994）一文中，以天地反乱为背景，阐述了地域社会的特点、宗族的发展等问题。

井上彻有关宗族形成问题的研究是结合地域开展的。在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方面，他在《宗族的形成及其结构——以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为对象》（《史林》72—5,1989）指出：明中叶以降乡绅将宗族组织化，在清代，“官族”形成与“杂姓”相区别的结构。认为宋以后宗族结合首要契机是科举官僚制和家产均分继承的原则。至于明中叶以降宗族普遍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井上彻又对元末明初宗族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元末明初宗族形成的风潮》（弘前大学人文学部《文经论丛》27—3,1992），论述了由地方下级官吏、儒学教官、一般读书人等地主、士大夫负责，以族谱编纂、祠堂建设、义庄、合爨媒介的逐渐形成宗族活动。他还发表有《宗族形成的动因》（《和回博德教授古稀纪念·明清时代的法的社会》汲古书院1993），指出江南的地主、士大夫为了开辟新的任官道路和确保名门家系的存续，而从事宗族形成的活动。对长江三角洲宗族的探讨则有《宗族形成的重新开展》（《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8,1994）。从苏州宗族明中期的组织化，申述了他对宗族形成原因的探讨。

田仲一成也就浙江宗族，他在《清代浙东宗族组织宗祠演剧的功能》（《东洋史研究》44—4,1986）指出，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一度四分五裂的宗族，已向“同族合同”——辈份行字同一的方向变动。又在《萧山县长河镇来姓祠产簿剖析》（《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8,1989），揭示了来姓对地方的控制情况；认为清初以降，该族加强祠产、基于族内地主领导，族谱、祠祭各方面的组织管理，在清中叶造就了大乡族的地位。

中谷刚《崇明县施氏的履历》（《东亚社会史的展开》1994），从明末到民国大宗族施氏的活动中看到，对祖墓的探索和改修成为宗族结合的契机。

铃木博之对徽州宗族进行了研究，他在《明代徽州府的族产和户名》（《东洋学报》71—1、2,1989），以墓田为主要对象，探讨了明末清初以降总户的形成过程及其机能。在《清代族产的发展》（《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0,1990），通过歙县许萌祠文书，分析了族产的变动过程。认为该族形成了分散的大土地所有形式。又在《清代徽州府的宗族与村落》（《史学杂志》101—4,1992）分析近似江村望族江氏族谱的村志《橙阳散法》，多方面描绘出歙县江村的社会。臼井佐知子对清后期徽州宗族与商人、商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中国——社会と文化》发表了《徽州商人及其网络》（第6辑1991年）、《徽州汪氏的移动和商业活动》（第8辑，1993）两文。后文指出，基于共通祖先和祖地认识的汪氏网络组织，由宗祠的建立、族谱的编纂而构筑和维持；前文则探讨了基于同族关系的商人在近代向客商地定居及与清政府对立的变化。

对四川宗族的研究，有新贝宪弘《清代四川西部地域——宗族的再整合》（铃木将久等编《小冷贤一君纪念论文集》，东大文学部中文研究室，1993）研究了成都平原崇庆州——宗族的履历，崇阳王氏以官职为媒介，是和地域社会关系淡簿的网络组织，认为这是和江南不同的以武官职起家的模式。

田仲一成的宗族研究事实上是伴随演剧史研究展开的，其探讨的问题更多的在于从演剧史揭示地域社会及民间娱乐。他在《以十五、十六世纪为中心江南地方剧的变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02,1987）指出：全国演剧圈的形成，是通过隔地宗族间通婚、社交关系的网络和巨商省级市场网，通过明中叶以降有力宗族的商业目标、与官僚接近和客商的远隔市场圈进行的。又在《明代江南宗族的演剧统制》（《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0），探讨了新安商人宗族的沿革和组织、目连戏的变迁。认为明中叶以降、商人的财富从城居成员向乡居成员流入，在此背景下，村落演剧衰退、宗祠演剧盛行。

（五）聚落·社区·信仰及其它

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地域社会的探讨卓有成效。他注意到“分圩”问题，在《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日本唐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的研究》1980）中，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了圩和村落的关系，包括直接从事生产者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论述了圩的景观形态。他对“总管”信仰的研究有《中国村庙案考》（《近代中国研究汇报》5,1983）指出：覆盖明清江南农村的总管信仰，起源于元末明初，其神异特别体现在“乡曲保全”、税粮输送等行船保护上。该信仰的主要方面是：形成关联着粮长等乡居地主层对农村、农民的支配，这是适应明末清初乡居地主在当地权力解体的变动，在清末综合表现为佃农抗租斗争。关于村落的问题，滨岛敦俊《中国中世农村共同体》（木村尚三郎主编《中世的农村》〈中世纪讲座2〉学生社，1987），揭示出作为“人们社会集团共同体”的“里”向’村”的推移过程。他在《明清时代江南农村的“社”和土地庙》（前揭《山根论丛》）指出：在江南三角洲地区，众多的村落拥有一个土地庙的情况多见。以该土地庙为中心形成的地缘社会集团称为“社”，信仰、祭祖至乡村问题，都由社来解决。城隍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是滨岛敦俊用力甚勤的领域。他在《明清江南城隍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唐史研究会报告一）第ⅳ集，1988）中指出，市镇的城隍庙奉所属府县城的城隍神为祭神。镇城隍的发展，与其说象征自律的“都市”成立，莫如说是作为垂直的行政、统治系列内部自己主张的表征。这个垂直性的具体表现，在清代苏州可以求之于广泛看到的“解钱粮习惯”。他又在《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1992），再论了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即乡脚的形成，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的分化问题。

片山刚对华南三角洲聚落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珠江三角洲的集落与“村”》（《待兼山论丛》史学28,1994）中指出：已经形成的地缘集团，直到设置了社稷坛以作为联结居民精神纽带的核心，才不再是“集落”；行政上，则是对自发形成的集落进行制度上的整合，形成“堡一村”行政体系。又在《清末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集落和‘村’的领域》（《东洋文化》第76号，1996）一文中，就集落（自然村）以及行政体系上的末端单位“村”（行政村）“乡”的境界·领域的有无和特点进行了探讨。

明清时代中国南方市镇兴盛，构成特有的地域社会。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镇市进行研究，川胜守《明末长江三角洲社会和荒政》（《西＠?肼奂??984），以商品作物的增加等农业特征、都市化的社会改观、长江中下游流域米谷流通为中心，研讨了明末长江三角洲的荒政。他在《明代的水栅和巡检司制度——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域》（《东方学》74,1987）一文中，认为防卫行政机关巡检司等明末缩小，在江南三角洲可以看到其积极参加伴随居民自治意识萌芽的镇市自身行政。在《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基地·义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4,1996）探讨了上海附近市镇志中对义冢的记载。林和生探讨了太湖平原乌青镇，他在《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达——太湖平原与乌青镇的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中，通过宋、明、清乌青镇的事例，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镇市的兴起。森正夫等对江南三角洲市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编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一书，把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适合地域社会论素材的调查对象，探索历史学和地理学共同研究的方法。该书第三章是稻田清一的《关于清末江南的镇董》指出：清末，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划，被所谓镇董的有力者所管辖，该体制在开港前已经以市场经济的发达为背景成立了。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大城市。有的探讨城市人口问题，新宫（佐藤）学《明初强制移住北京的富民层》（《东洋学报》64—1、2,1983），论述了永乐元年强制移居北京的富民层的实际内容、目的、经过和明初对富民的政策。他在《关于明代首都北京的都市人口》中（《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1,1991），论述了明初首都北京由于一般居民人口的增加，军人的人口比例低下，同时南京的军事机能渐减，伴随首都向北京转移，人口也发生了移动。另一方面把焦点放在人口移动方面，又在户籍、丁差等方面论述了保甲统计问题。指出为了免除丁徭，有户籍仍旧留在乡里的现象。他的《明末清初某地方城市同业组织与官方权力》（《史学杂志》96—9,1998）一文，依据“当官碑刻”说明，明中叶以后外来商人不断进入城市定居，他们依靠同乡团体的强大凝聚力维护同业利益，以对付官方权力和胥吏。都市人口职业方面，上田信《明末清初江南城市无赖的社会关系一打行和脚夫》（《史学杂志》90—11,1981）指出：明中期，由农民的分化产生了无赖，农民被地主束缚在土地上是多见的。但是到了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地域有力者城居化的结果，也提供了无赖的活动场所。都市无赖的打行和脚夫经营暴力，具有组织和势力范围，受到了乡绅等地域有力者保护。无赖的活动始于万历年间，崇祯年间迎来了最盛期，到了清朝，由于官府的介入，打行衰退，脚夫被控制起来。有的探讨城市社会问题，中谷刚《清代都市骚挠的形态和论理》（《和田论集》）认为，乾隆八年福建发生的罢市、挟制型的都市骚挠，是由代办民众利益和地域、宗教有很深关系的无赖组织，因其主要要求官府政策的变更，所以反体制的性格弱，比民众反乱更有洗炼的政治手法。又指出，清代城市骚挠多发的背景有情报源的多样化和民众的政治意识的发展”。进一步指出：在口头的谎言、小说及报纸外无赖是与官衙有关情报的发给、传达者。有的探讨城市结构，妹尾达彦《清代西安府的城市结构》、《伊斯兰国家的城市性·研究报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编》41,1989），进一步确认了清代西安的空间位置和西安城的历史变迁，同时多方面分析了城廓的构造、行政和军事机构、社会组织及宗教、学术、商业等。叶倩玮《清代台湾都市化》（《人文科学纪要》、《茶水女大》42,1989），提出由华人的移居形成的台北初期都市化问题，追踪其近代城市空间的创造过程。说明伴随人口增加城市机能的完善，祀神的普及，城市空间的变质等问题。

区域信仰方面。铃木智夫《关于明清时代农民的杭州进香》（《史境》13,1986）认为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前去参拜观音菩萨，是因为与乡里进香集团的组织、交易及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中谷刚《明清时代福州社会的民间信仰》（《史友》19,1987）一文，通过具有对传染病拨除意义的原生信仰形态，揭示了民众存在的“无视现实国家权威”的意识，及其与“知识分子·官僚”意识的对立。小田则之《清代华北直接生产者的一个侧面》（《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13,1988）以民间宗教的传播为线索，剖析了华北社会结构和直接生产者的存在形态。涉谷裕子《明清时代徽州江南农村社会祭祀组织》（《史学》（庆应大学）59—1、2、3,1990），通过分析祭祀组织的帐本《祝圣会簿》，研讨了祭祀组织的社会功能。指出祝圣会的祭祀有着维系地域内诸集团水平结合的作用，这是由地域内的各种关系以祭祀为媒体结合起来的。桂华淳祥《从地方志所载庵的资料看明清佛教》（《大谷学报》75—1,1995）论述了明代以后寺院庵堂在浙江普及地域社会的程度。

夫马进对江南育婴善堂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在《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和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45—3,1986）、《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纪要》11,1986）二文中指出：清初，育婴事业开始于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经营是由都市绅士和民间结成的善会的民办、民捐方式，国家并不强迫。但是，育婴、接婴事业的扩大（镇县府城），产生了善举徭役化的危险性和资金来源方法的变化——从同人义捐到土地收入和商行义捐发展，更在道光年间向土地所有者导入附加税的官捐。基于民治的育婴事业，在发展中介入官治，也把地方自治问题收入视野。

上田信还尝试历史人口学方法，从生态学方面捕捉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他的《明清时期浙东的生活循环》（《社会经济史学》54—2,1998），通过统计族谱所见成员的卒年，看到十七世纪以前，死亡月份不均（最高点是春、秋），十七世纪开始脱离季节变换的影响，至十八世纪则全无影响，表明十七世纪以前同农耕周期有关联，可能是由于慢性的粮食不足。十七世纪以降，情况之所以变化，主要是伴随宗族(lineage)的分配机能、分配制度的行政化，原产美洲的农作物的引进，货币经济的发展，生态破坏，人们离乡出走等原因造成的。

三、地域社会论的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对地域社会论进行反思。

1992年11月，名古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森正夫总结了地域社会论，认为地域社会问题的提出，直率地说，是针对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实际上对于中国史研究，地域社会论在提出“场”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缺乏历时性的研究以及作为“场”的一环国家问题的具体检讨不足，这些方面都是应当特别反省的。（《关于研究课题“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森正夫编《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

会上，岸本美绪阐述了对地域论和国家论的看法：从推进地域社会论的上田信和山田贤的研究看，决不是国家没有登场，出现了有关国家的各种看法。把国家相对化决不是把国家无化。她还指出了讨论国家的方法等问题。关于“地域社会论”，岸本认为具有方法意义上的多样性。作为秩序论的“地域社会论”的特色，其共同点之一，即是注意某个地域社会集团的生成过程的微观事例。在这方面，应当重视以下看的观点。（《地域社会和明清国家论》同上）

1993年初，从事清代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的山本进提出挑战性的发问：80年代初期，关于商品生产与地主制的研究，人民斗争史、乡绅统治论等研究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此情形下，地域社会论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引人注目。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够说地域社会论具有明清史的主导地位吗？进而他又指出，确实，地域社会研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单个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他认为地域社会化论者根本没有为了共同的理论和概念而采取任何行动。认为当今地域社会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只把国家作为地域社会的彼岸，而未注意国家权力内部的构造和矛盾。如果只是从数量上积累无数存在的地域社会原理的检证，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地域社会论目前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史学杂志》102—5,1993）

作为地域社会研究中坚的山田贤，最近就“地域社会论”给予较全面地总结，并正面对山本进的部分诘难提了回答。他指出，迄今尚无宣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被总称为“地域社会论”倾向的思潮，没有产生出什么决定性，研究方法的程序，和随之而来的固定问题领域。那不如把“地域”作为方法和视角。这需要把地域从预设的空间范围解放，从人们结成的关系网，以共识为基础的认识体系，抓住根据的共同性。换言之不是把社会或社会集团置于固定枢架的不变相，而是作为不断地生成被认知而成立。注视这样的地域，意味着不可能放弃对于覆盖传统中国最大号的秩序——国家整合的关心。原因在于，正是在被生成社会的漩涡中，更有“权力”同时被析出、提炼。国家不应外在于地域。“权力”与布满地域各处的社会关系、秩序体系相关，国家和权力经常随着地域被持续地再生产。如果转换视角，地域正是不断生成权力的活水源头。他批评山本进站在“地域”的外部，是不能构想支配“地域”概念的“国家”和“权力”的。认为新的“地域社会论”视角，开始了向着更新目标探索。这或许意味着尚未存在的“地域社会论”正在终止使命。（《史学杂志》104—5,1995)

看来地域社会论的确有它的不足之处，通过地域社会的研究产生了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地域社会论在八十年代形成统治潮流的话，现在正处于开始丧失主导地位的转折时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特别像山田贤和上田信分别对四川及浙江山区新开地的研究、岸本美绪对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研究引人注目。前者探讨了随着开拓的进展，在新土地上，秩序是怎样形成的，而后者则着眼于危机的时代、王朝交替的时代，秩序是怎样崩溃、又是怎样形成的。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地域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农村集市的发展概况

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唐宋以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坊市制度废弛，草市、墟集贸易日渐活跃。宋代已有不少墟市征收商税，还有一些草市、墟集更因交通便利、贸易繁盛，逐渐发展为镇市。

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番禺、顺德等十余州县统计，永乐年间共有墟市33个，嘉靖时增至95个，万历时更发展到176个。［②a］福建顺昌县弘治年间只有墟市4处，嘉靖时增至8处；建宁县更从原来的一个增至9个。［③a］在华北地区，州城、县城集市多是在明初设立的；乡村集市中则有相当一分部分是在明代中叶成化—正德年间兴建的，嘉靖—万历年间其数量更迅速增长。［④a］到嘉靖—万历年间，全国各主要省区大体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请参见表1表2）。

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明中叶以降发展起来的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如山东濮州，明代后期已有集市30余处，经明清末初兵燹水患，有2／3以上的集市“市椽无存，故址付之蔓草”，或“仅存一二颓椽败瓦”；有幸保存下来的几个集市也是“无南北聚物，市肆不过豆米麦及牲畜，较之昔已径庭也”。河南淇县明代“旧有集场九处”，清初“仅存北关一处，其余俱废”。［①b］再如，广东灵山县明代中叶有墟市24个，“殆遭明季之乱……废墟者九，存者仅十有五”。顺治末年，清政府为防范台湾郑成功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实行迁海，又使很多港口墟市遭到破坏。如潮州府澄海县因迁海展界，原有12个墟市“废六存六”，几个重要港口墟市西港埠、东港埠、溪东埠等均因迁海而致“溪港湮塞”。高州府吴川县的77个墟市中有16个因迁海而废。［②b］

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战事已毕，社会经济复苏，集市也随之逐渐恢复，有些地区还有新的发展。如广东遂溪县两家滩墟，位于遂溪、石城两县交界，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墟市，“迁海以来，商多陆行”，该墟遂废，康熙24年海禁开放之后，逐渐恢复［③b］。乾隆八年编纂的山东《宁阳县志》记载，该县明代有集市十余处，“明季群盗蜂起，在乡（集市）皆废，国朝顺治四年哀鸿甫定，乡集从白马庙起以渐而复，今则市廛密如也”。［④b］又如河南裕州之北关、兴隆镇、大酒店、券桥店等集均系康熙29年、30年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恢复或新设的；其后康熙45年莅任的知州董学礼设立了十二里河、表家店等集；雍正年间赴任的知州金理、宋名立等又先后增设了柏树冈、维摩寺、四里店、白草坟、五龙庙等数集［⑤b］。不过，康雍年间也有相当部分地区尚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山东十府中就有六个府的集市此时尚未恢复到明代的平均水平［⑥b］。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⑦b］，使集市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八十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农村集市的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已涉及四川、江浙、安徽、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十余个省区（笔者所见的论著见附录）。这些研究大多检索了大量方志，对明清时期各省农村集市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这里，我们将这些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制成表1。其中，江浙皖三省因方志记载大多只列市镇，不记集市，故而是市镇数字，其余各省均为集市数。

表1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1）

资料来源：（参见本文附录，下同）

①石原润b文表1；②许檀b文表1；③魏志强硕士论文附表；④高王凌a文表1；⑤李华a文（打印稿）附表3，该文正式发表时此表未刊出；⑥占小洪硕士论文附表；⑦陈铿前引文（打印稿）附表，该文发表时此表未刊出；⑧李华b文表5。以上各省集市数据，均按本表的阶段划分重新进行统计。⑨石原润a文表3，该表系以乾隆、嘉订为界将清代数据分为清代前半期、后半期两部分，本表分别将其归入清初、清末两栏，故与其他省区相比，这三省清初数字可能偏高，清末数字可能偏低。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表2是依据表1数据所作的各省区每州县集市平均数。该表可见，嘉靖—万历年间，各省区虽发展程度不一，但基本上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村集市网；康熙、雍正年间集市数量较之明代已有所增长，不过除个别省区外增幅尚属有限；乾隆—道光年间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三省集市也在迅速发展。

表2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2）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表3是依据表2中各州县集市平均数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的估计。在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我们有其中七个的集市数字，如果再加上河南、湖广、广东等布政司，全国主要省区合计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比清初的数字稍低些。清代中叶，仅表中所列的11个省区集市合计已有18000余个，若再加上河南、山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数字，［①c］全国集市总数至少可达22000—25000个，清末当会超过三万。

表3明清时期各省区集市发展状况表（3）

①各省区州县总数系依收入集市数据的区域计算，故部分省区州县数与该省实际州县数有出入。另，有些省区州县数明、清亦有变化。②山东明代及清初为104州县，清代为107州县。③江苏明代及清初以54州县计，清代以70州县计之。④广东以清中叶数字计入。

＊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系市镇数。

＊＊系清初、清末两栏的平均数。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长，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清代中叶，全国大多数省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集市网。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②c］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的多。各省区之间集市密度相当接近，这或许可看作清代集市发展的某种整体性吧。

进一步的分析可看到，人口、耕地资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影响集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定数量的人口与耕地是维持一个集市最基本的条件。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保证这一需求的第一要素。但小农还必须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才能使他的各项需求从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需求。比较表4中平原区与山区两部分，平原人口密度多在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山区人口密度多在100以下，山区集市密度普遍低于平原区，人口稀少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气候、水源条件的差异，南北方耕作制度亦有不同。华北平原为旱作区，农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部分地区两年三熟；而长江以南各省均为稻作区，大多一年两熟，条件好的还可一年三熟；故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南北方也相差较大，北方旱作物区大致在3—4亩，而南方只需1—2亩。当然土质、水源条件不同、商品化程度不同，同样数量的土地其实际收益仍会相差很多。这些因素都会对市场需求量造成影响。下面，我们来看各省区的差异（请参见表4）。

表4清代中叶各省平原、山区集市密度与人口、耕地资源对照表

资料来源：（1）各府面积、人口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8；山东分府面积有误，系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山东省图以称重法求出；又东昌府含临清直隶州，兖州府含济宁直隶州在内。

（2）集市数字直隶据石原润、山东据许檀、四川据高王凌、江西据詹小洪、广东据李华前引各文集市表统计，清代中叶缺载的州县，以相邻时段数字补入。江苏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页142—3，系市镇数；樊树志、平等亦做过统计，数字差距不大。

河北、山东二省平原各府人口密度、耕地条件相差不多，其集市密度也大致相同；而位于丘陵山区的各府人口密度约为平原区的一半，土质、水源条件亦差，其集市密度较低也就是自然的了。

四川各府中，成都府人口密度最高，达每平方公里500余人，需求总量较大；重庆府人口密度虽不甚高，但人均耕地最多，土地可提供的剩余产品较多，这两府集市密度较他府为高；位于山区的龙安府人口密度仅数十人，人均耕地又不足一亩，人口需求和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均属有限，故集市密度大大低于其他各府；至于保宁府人口密度虽低，但人均耕地较高，其集市密度与平原区的潼州府不相上下。

江西各府中以临江府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为最高，其集市密度也高于其他各府；赣州、南安二府虽位于山区，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也低于其他诸府，但集市密度并不太低，这大概是由于这两府位于大庾岭商路，自乾隆22年清政府限定广州独口通商，江浙闽诸省的丝、茶等货均需经江西翻越大庾岭入广东出口，而进口货物也需由广东翻越大庚岭入江西再转销各地，商品转运及流动人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这条商路沿线南安、赣州等府市场的发展。

广东各府中以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府人口密度最高，集市密度也是最高的，每100平方公里墟市密度为3．5个，平均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公里，这一密度不仅在广东，即便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而粤北山区的嘉应州人口稀少，耕地条件也差，平均2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墟市；南雄州人口虽少，但耕地条件尚佳，而且位于大庾岭商道的广东一侧，其集市密度虽大大低于广州府，但与相邻的江西赣州、南安二府大体相同。

江南的苏州、松江二府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人口密度最高，为平原区一般密度的2—3倍，耕地条件亦佳，但这里的集市密度并不是最高的。不过，这二府的数字是市镇密度，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集市的增长并非无限的，当它达到某一合理的购物距离之后，主要发展方向即可能转向另一个方面。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

明清时期，在集市数量增长的同时，集市开市频率也呈增长趋势。如福建邵武县和平墟、朱坊墟，明代每月仅开市一次，到清代中叶都已增为每旬两集，即每月开市六次；永定县溪口墟，乾隆时每旬一集，道光时增至每旬两集。［①d］山东金乡县康熙年间共有乡集19处，其中每旬开市两次的9集，开市四次的9集，另有1集每旬只开市1次，总计每月开市57次；乾隆年间该县乡集增至23处，并全部改为“十日四集”，总计每月共开市92次。［②d］

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③d］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④d］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⑤d］四川的场市也以每旬三次者为多，乾嘉年间在川西平原的郫县、新繁一带已出现了每旬开市四次、五次的场市。［⑥d］福建的墟期则以“每旬两次为主要代表形式”，仅在闽南沿海的部分州县每旬三次的墟期才较为多见。［⑦d］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如上引金乡县的例子；在运河沿线亦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⑧d］

以上考察我们看到，清代全国大多数省区的集市都以每旬开市两次、三次最为普遍。每旬开市两次者，其集期组合多为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搭配。如乾隆年间山东平原县共有乡集29处，其中以一六日为集期者3集，二七日为集期者4集，三八日为集期者9集，四九日为集期者9集，五十日为集期者4集。［①e］每旬开市三次者，其集期组合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最为常见。如广东增城县共有墟市36处，其中以一四七日为墟期者有庙潭、二龙、白石等8墟；以二五八日为墟期者有县城东街、小埔、仙村等12墟；以三六九日为墟期者有证果、高滩、冈见等8墟；此外，还有少数墟市系以三六十日、三五八十日为墟期。［②e］

这种集期的交叉搭配，不仅将一旬之内的集期均匀相隔，而且为相邻集市之间集期的交叉编排提供了可能。各州县集市中，相邻的若干集市开市日期往往相互错开，互不重叠。如乾隆年间湖南永绥厅筹建茶洞、花园等处集场时，茶洞“议以逢五逢十”，花园“议以逢一逢六”，以便和附近的“隆团、尖岩、永城等处场期按期接联，循环贸易”。［③e］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直隶称之为“插花集”，广西叫“交叉墟”，四川叫“转转场”。在上面的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三五个或者更多的集市开市，也就是说各县居民在一年中的几乎任何一天都可在该县范围内赴集贸易，商人也可充分利用各集交错开设之便，穿梭往还于各墟集之间。而相邻集期的交叉编排更使得这种时间选择与就近贸易能够互相兼顾。显而易见，这种集期按排方式完全是以方便交易为目的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开市间隔较大之不便，从而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为买卖双方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时、空选择余地。

二、集市牙行与税收制度

牙人、牙行是买卖双方的中介。牙人，亦称经纪、牙侩、驵侩等等。明代商书《士商类要》中写道：“买卖要牙，装载要埠”，“买货无牙，秤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④e］清代的记载称，“民间货物交易，评定价格，代为过付者谓之牙户”；“凡城乡贸易之处置一卯簿，发给该牙行经纪，逐日逐起登簿收税，如不登簿，即以漏税查究”。［⑤e］即牙行在评估物价，主持交易之外，还承担着为政府征收商税的职责。［⑥e］

明初政府曾一度禁牙，下令“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私牙，……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者，许邻里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两邻不首，罪同”。［⑦e］但牙人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人的活动逐渐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景泰二年收税则例已列有“牙钱”；嘉靖二年的“市易法”更明文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⑧e］

明中叶以后，不仅城市商埠设有牙行，很多地区的乡村集市也设牙征税。如嘉靖年间，山东莱芜县城和乡集均设有斗秤牙行，共计208名。乐陵县集市原设有“斗秤牙行各色共六十六名”，每名每月纳银一钱，共征银79两；万历年间“有新立集场，续添三十名”，增加税银36两。［①f］河南彰德府在万历年间查议各州县“市集繁简，贸物多寡，分为等则”，定立各行户税额。［②f］也有的地区集市牙行、牙税兴废无定，似尚未形成定制。如福建福安县富溪津市，距县城30里，“明设巡拦，复改设官牙以平贸易，择公慎者为之；万历三十七年罢，商贩不便，三十九年复设；泰昌复罢……”。［③f］

牙行之设本为平定物价，主持公平交易，有促进商品流通的积极作用。然而利之所在，弊亦由此而生，不法奸牙借抽税为名中饱私囊，成为集市的一大弊端。如嘉靖年间广东东莞县牙人卢孟吉“违例用强抽收圩税”，五年得银800余两，却瞒报为78两；大埔县三河坝市乡宦曾某滥收商税，致“商民走讼”［④f］。清初牙行之弊较明代更甚，往往导致“商贾裹足”。这一状况引起抚按大臣的严重关注，康熙年间起各地陆续下令清查整顿。

康熙十二年，左副都御使李赞元在弹劾鱼台知县科敛税银一案的奏疏中指出，奸民恶棍往往串同牙蠹向地方官“贿营行帖执照”，然后“以朱批印信为护身符券，如虎而翼，公然肆作”，因而，要革除牙行之弊必须对地方官吏私给行帖严行禁止。部议获准，定例“凡贸易杂货有擅给行帖执照索税者，依私征私派例以赃论”。［⑤f］

康熙十八年山东巡抚出示晓喻各州县，“近闻东省州县卫所集场，多为势豪土棍盘据霸占，垄断网利。或自名集主，或称为行头，管集收税皆其家人，在集商民听其指使，各项价值任意低昂。凡百货物应税固税，不应税者亦税，甚至斗粟尺布不能获免”。该抚下令：（1）各州县将“应税货物与滥设牙行彻底清查”；（2）“凡该州县卫所境内大小集场，责令乡地人等将集主行头按集报出，尽行革除，将革过花名造册送查”；（3）“嗣后如有势豪土棍并劣矜恶监或官仆衙役仍前盘踞集场，把持行市，滥抽税银，害商民者许诸色人等赴院控告，以凭严拿”。并要求将此告示刊树木榜。［⑥f］

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再次重申“禁把持行市”，其文曰：“查牙杂税银《全书》原有定额，今闻各属市集多有豪劣捏写鬼名，钻刺牌面押帖，或令子弟家仆充当，或招无赖光棍代应，而豪劣坐地分肥；无论何项物价俱列行头，有一行而分为数人，混收滥索，指一科十，应纳课银一两者科敛数十两不止；至于米麦粮食重索斗钱，小民买卖无不受其剥削。……嗣后除外来货物旧例设有牙行者留用外，其余尽行革除，并不许势豪、矜役、官仆捏名应充，搅扰集镇”。［⑦f］

设立义集，或将原有的集市改为义集，也是地方政府扼制牙行之弊的一项措施。各地义集既有官府设立，也有乡绅所为。如山东恩县的惠民、复兴、贸迁等十集均为康熙年间县令陈学海所立义集，“俱用义斗义秤，禁牙侩抽税，民甚便之”。［⑧f］乾隆年间发展为山东中部商业重镇的周村，清初也曾饱受牙行之扰，以致“商困难苏”。康熙年间乡宦李雍熙、李斯佺祖孙二人相继捐资，“代周村觅斗秤之夫，纳牙行之税”数十年，使周村成为义集，“市以不扰，商旅如归”，商业得以迅速发展。［①g］广东东莞县《凤岗陈氏族谱》家规条下记有：“圩市埠头，原以通商贸易也。圈套强压，使人念怒固不可，至若私藉地主、牙行名目混行抽收，或狡猾顽徒逐队白拈，致使四方裹足不前，殊属恨事。今严行禁止。倘仍前放肆，重则呈究，轻则在祠责罚。圩甲容忍，一并责革”。［②g］将禁革牙行之弊写入族规，更足见地方乡绅对维护集市贸易秩序的重视。

牙行之弊并非一省一地所独有，各地大致皆然，故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牙行进行了整顿，雍正四年，户部将各州县颁发牙帖的权力收归布政司，以杜地方官与地棍朋比为奸。［③g］十一年，雍正皇帝又重申这一规定，并下令各州县将牙行定额，除新设集市之外，只准在原额之内退帖顶补，不得额外增加行数，从而扼制了牙行无限度的增设，雍正十一年上谕如下：

各省商牙杂税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殆累于商民也。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增添，即如各集场中有杂货小贩向来无藉牙行者，今概行给帖，而市井奸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场多一牙户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价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抚饬令各该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增添。嗣后止将额内退帖顶补之处查明给换。再有新开集场应设牙行者，酌定名额给发，亦报部存案。庶贸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④g］

关于牙行承充、退顶的手续，《武定府志》记载较详：（一）承充牙行，必须“查系殷实良民，本身并非生监者，取具邻佑及同行互保，各结详，给帖纳税，由布政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二）“如额内各牙遇有事故歇业及消乏无力承充者，官令退帖，随时另募顶补，换给新帖，总不得于额外增长”；（三）“其有新开集场必应设立牙行者，确查结报转详换给”。［⑤g］稍后，清政府又制定了牙行五年编审，更换新帖的规定。

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又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元年下令对各地集市税收进行清理整顿，凡属额外苛索或重复征收者“全行禁革”，乾隆初年各省督抚陆续核查奏报。如广东巡抚奏请将揭阳等县“粪麸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项”“细微之物或农民肥田之具”的商税予以裁革；江苏巡抚奏报，上元、江宁、武进等州县“牛驴猪羊花布等税正盈银两并砀山县课程正盈各税”共银391两零，江阴、丹阳等县“牛驴猪羊灰场各税盈余”共银41两零均属应裁之项，题请裁革。［⑥g］乾隆五年清政府又定制：“各衙门胥吏有更名捏充牙行者，照更名重役例杖一百，革退；如有诓骗客货，累商久候，照棍徒顶冒朋充霸开总行例，枷号一个月，发附近充军；若该地方官失于觉察及有意徇纵，交部分别议处；受财故纵，以枉法从重论”。［⑦g］

上述一系列的清查整顿和定制，虽不能完全杜绝牙行之弊，但多少扼制了牙行的负面作用，使集市贸易得以正常发展。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整顿，各地集市的牙行设置与管理基本制度化、规范化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据乾隆三年六月江宁巡抚杨广斌奏报：江苏省江宁等十一府州乾隆元年“原报牙行25022户，牙税额该银10237两3钱1厘”；乾隆二年分吴江、昭文、昆山、娄县“歇闭行23户”，除豁税银10两6钱；又因溧水、长洲、元和等18县有“新开集场，报增牙行658户”，新增税银228两2钱7分；乾隆二年分“实共牙行25657户，税银10454两7钱1厘”。［①h］表5是乾隆初年江苏十一府州牙行、牙税数额增减变化状况，请参见。

表5乾隆初年江苏省江宁等十一府、州牙行、牙税增减变化表

资料来源：据《抄档》江宁巡抚杨永、张渠、陈大受等奏折统计。

府档案中有一份“东阿屯屯官造送寿张集经纪清册”，开列了嘉庆九年该集顶补斗、秤等行经纪共七名，并登录了每人的年龄、相貌、承充牙行及被顶补人姓名、每年税额等等。此类文献颇为罕见，现抄录如下：

“东阿屯屯官萧汝诚为申送事：今将东平厂集各行经纪姓名年貌住址造册申送，须至册者。计开：

井兆盛，年四十二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斗行经纪，系顶补孔保仁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二两；

王兴业，年三十八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秤行经纪，系顶王秉忠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两；

萧尚志，年四十四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木行经纪，系顶补孙保利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钱；

刘竹，年三十六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猪行经纪，系顶补孙育仲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五钱；

刘传，年三十三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布行经纪，系顶补王恒久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一两四钱；

扈健，年五十一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线行经纪，系顶补王国礼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三钱；

贾克从，年四十五岁，身中面赤有须，系东平厂厂户，住寿张集，充屠行经纪，系顶补井兆昌名缺，每年承办税银三两五钱；

嘉庆九年月日押。［②h］

寿张集坐落东平州境内，是孔府东阿屯所辖屯集。由于孔府的特殊地位，屯集经纪的顶补招募、更换牙帖等事由各屯屯官负责（一般州县系由地方官负责）“选择殷实老成之人照例造具册结，加具印结，具详兖州府”，然后，再由府转呈布政司，核查给帖。上引“寿张集经纪清册”当就是“照例”开造的。

又据档案记载，道光九年孔府郓城屯因经纪张太和等人领帖已满五年，照例更换选任新人承充。孔府为此发票给新充牙行经纪的李江亭等。其票文如下：

袭封衍圣公府为给票事：案准山东布政司咨开，奉户部咨开，饬令将各集经纪按照五年编审之例清查更换等因，咨会在案。查该经纪张太和等，于道光四年五月领到司帖，扣至道光九年五月内例限已满五年，今值更换之期，查得郓城屯屯户：

李江亭，堪以充膺萧皮口粮行经纪；

王照钱，堪以充膺萧皮口大秤行经纪；

唐振清，堪以充膺萧皮口银行经纪；

王清溪，堪以充膺萧皮口屠行经纪；

刘存诚，堪以充膺萧皮口布行经纪；

王义合，堪以充膺张家楼粮行经纪；

唐清雅，堪以充膺张家楼大秤行经纪；

李克明，堪以充膺张家楼牛驴行经纪；

唐秉如，堪以充膺张家楼猪羊行经纪；

王克元，堪以充膺王家屯粮行经纪；

唐清训，堪以充膺王家屯大秤行经纪。

除出示晓喻外，合行给票，为此票仰李江亭（等）遵照承办课税，毋得贻误及藉滋事端，致干未便。须至票者

右票给萧皮口屠行经纪王清溪，银行经纪唐振清，粮行经纪李江亭，大秤行经纪王照钱，布行经纪刘存诚，执此；

右票给张家楼大秤行经纪唐清雅，粮行经纪王义合，牛驴行经纪李克明，猪羊行经纪唐秉如，执此；

右票给王家屯粮行经纪王克元，大秤行经纪唐清训，执此。

道光九年五月初一日

圣公府行。［①i］

显然，郓城屯各集此次更换经纪也是“照例”进行的。既然贵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牙行经纪的设置与管理仍是依照部例，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关于牙行定额以及承充、顶补、编审的各项制度，在各地应是比较认真地被执行了。当然，各州县执行状况的好坏，则与地方官的勤政程度密切相关。

清代设行征税乃是因地制宜，以地方“物产之丰者”，或以“外来货物”交易量较大者为对象，［②i］因而各州县设行不尽相同。如前引东平州寿张集设有斗行、秤行、布行、线行、猪行、屠行、木行等；湖南祁阳县设有棉花行、餹食行、鱼鲊行、广货行、油梅行、杂货行、麦冬行，道州设有毡货行、枣柿行、靛青行、桐油行等；广东保昌县设有鱼苗行、京果行、棉布行、梭布行、铁锅行等等。［①j］

各省各州县牙帖数额及所征税银亦多寡不一。道光《户部则例》载：江西省额设牙帖4518张，“上则每张征银三两，中则每张征银二两，下则每张征银一两”。也有的地区“不分等则”，如直隶通州每张牙帖税额自30两至9钱不等，良乡每张征银自25两至2两5钱不等；湖南省额设牙帖1101张，不分等则，每张征银高者12两，低者仅只数钱［②j］

方志记载更为详细。如直隶永清县南关集设有斗行8人，共征收税银8两8钱；芝麻行3人，共征银3两6钱；驴行7人，共征银7两7钱；猪行6人，共征银6两6钱；木行1人，征银1两2钱；布行2人，共征银4两7钱。信安集设有斗行1人，征银1两2钱；估衣行1人，征银1两2钱；车行2人，共征银4两。全县合计共设牙行66人，征银84两5钱，每行征银大多为1两1钱或1两2钱，车行、布行销高些。［③j］湖南东安县石期市设有牙行六户，其中棉花行两户，各税银6钱5分；布行一户，税银7钱4分；油梅行、餹食行各一户，税银均为4钱5分；鱼鲊行一户，税3钱7分。井头墟共有牙行八户，棉花行税银6钱5分，布行税银7钱4分，靛青行、烟叶行各税银6钱；毡货行、白蜡行各税4钱零；磁器行、鱼鲊行各税4钱；白牙市、芦洪市、渌步市、玉陛源、下花桥等墟市的棉花、布匹、靛青、鱼鲊等行，税额与上述各行大体相同。［④j］

领帖征税的集市往往只是各州县集市中的一部分。如道光年间湖南祁阳县共有集市十余处，设行征税的仅只县城、白水、归阳、文明四处。［⑤j］山东长清县35个集市中设行征税者仅县城、丰齐、张夏等十集，共计“布花行帖十张，牛驴行帖五张”其余潘村等25集无帖，亦不征税，有税之集还不到全部集市的三分之一。商河县34个集市中有31个征收税银，不过商河全县税银只有40两，各集征银均属有限，高者不过二三两，低者仅仅二三钱。［⑥j］

概括而言，清代大多数省区在集市征收的商税主要有畜税、牙税及各种商品税三项，多系牙行代为征收。其中，畜税一项有些地区只向骡马牛驴等大牲畜征收，猪羊不在其内；也有的地区则包括猪羊在内。牙税、商税两项则大体包括了除牲畜以及专卖商品食盐之外集市贸易的各种主要商品。

表6是乾隆初年江苏省江宁、苏州二府的牙税、畜税统计。该表可见，江宁府属七县共征收牙税银1050两，平均每县150两；共征收畜税311两，平均每县44两零。苏州府属九县共征收牙税银1106两，平均每县120两；共征收畜税90两，平均每县为10两。

表6乾隆二年江苏省江宁、苏州二府牙税、畜税统计单位：两

资料来源“经济所藏《黄册·户部杂赋》。

道光年间山东济南府属16州县共征收牙杂税银96．501两，牛驴税银176．563两，课程（即商税）银425．25两。三项合计共征收税银698．314两。平均每州县43．645两。道光年间济南府各项税额详见表7。山东的畜税一般只向牛驴骡马等大牲畜征收，故称牛驴税。

比较同一府州县不同时期的税收变化，税额的增长明显可见。如陕西西安府泾阳县雍正年间畜税为104两，乾隆时增至421两，增加了三倍；凤翔府宝鸡县则从雍正年间的52两增至乾隆时的483两，增长更达8倍多；全府平均凤翔、同州二府增长了80％，西安府增长一倍以上。［①k］山东兖州府属14州县乾隆年间牙杂、牛驴、课程三项税银分别为1483．713两、404．71两和2462．352两，与康熙年间的税额相比分别增长了4倍、2倍和3倍；其中有些州县甚至增长10倍以上，如峄县康熙年间牙杂、牛驴、课程三项共征银40．708两，乾隆年间增为449．68两，为康熙时的11倍，牙杂、牛驴、课程三项分别增长了42倍、16倍和5倍。［②k］

表7道光年间济南府属16州县商税统计单位：两

资料来源：道光《济南府志》卷14，田赋。

全省合计，如山东从康熙年间到乾隆中叶牙杂、牛驴、课程三项税额从12444两增至24218两，大约增长了一倍；嘉庆年间再增为38485两，较乾隆时又增50％，与清初相比已增长两倍多了。［①l］河南省康熙年间各项商税合计为23000两，嘉庆年间增至149900两，增长了五倍多；他如直隶、江西、四川等省商税额也都增长了三五倍。［②l］全国各省区合计，地方商税从康熙年间的47万两，到乾嘉年间增至90余万两，增长也近一倍。［③l］而这一税额的增长是在对牙行、税收设置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的前提下达到的，因而实际贸易额的增长显然要比税收反映出来的更大得多。

三、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市

不同的集市因其交易商品、交易对象的不同，经济功能会有所差异；由于生产与需求的不同，某些集市以某种商品交易为主，另一些集市则以另一些商品的交易著称，从而各种商品的集市分布亦有所不同。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几种不同类型的集市，以求对明清时期的集市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满足小农一般性需求为主的集市。

直隶《长垣县志》记载，县境“居民稠密，其村落稍大者各为期日，贸易薪蔬粟布，亦名曰集，无他货物，盖以便民间日用所需耳”；［④l］陕西富平县“市集皆日用常物，无大贾也”，贸易商品大率“粟米酒脯菜炭而止”；湖南桂东县，“各乡墟集以二八、三七等日交易而退，皆布米菽粟之类，无奇货异物”。［⑤l］此类集市规模大小不一，如湖南武岗州集镇“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至数十家，所集之货，多盐米布帛取便日用，无甚居奇罔利者”，［⑥l］这种列肆多至八九百家的集镇似不多见；也有些偏远地区，集市规模十分有限，如粤北山区的连山县，附近多少数民族居住，“每月二七之期大保有墟”，瑶民赴墟贸易“所携惟米盐茶油，试觅粥（鬻？）园蔬无有也”，［⑦l］大概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有无互易，这样的集市在清代也不多见；绝大多数集市均有商贩参与其间，但商贾数量则不是太多，记载多称“商贾无几”，或曰市“无巨贾”云云。

（二）保证小农生产性需求为主的集市。

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是小农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集市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曾对清代山东牲畜市场进行过专门的考察，山东各州县均有常设牲畜市，数量三五个或十余个不等，大致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或三五个牲畜市开市，需求旺季还有大规模的牲畜市（即庙会中的牲畜市）开设。清代中叶山东全省牲畜的年交易量估计在24—48万头，各州县牛驴税约占商税总额的10—30％，是集市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⑧l］

其他各省的牲畜贸易状况，如广东肇庆府高明县榄冈墟“每年八月三六九日集，专鬻牛，至十月终散”；开建县金装墟逢二七日墟期，“凡有客人买牛一只，不拘水牛、沙牛及牛牯牛母，俱系每只税银5分”，每年征收牛税银“二十余两或三十余两不等”；恩平县“水牛每只税银8分，沙牛每只税银5分”。［①m］江苏省江阴县“农田各器耕牛豚豕等畜，春夏间某乡某镇俱有集期”，［②m］江苏各州县也都征收牛税，表6所列江宁、苏州二府各县畜税即为“牛、猪等税”。

农具，如河南嵩县皋南集，在县东50里，“数十里内民货盐米农器，率担负柴炭入市交易”；汝河镇离县百里，四周重山，“向无市，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妨农功”，遂于乾隆“三十年秋始为立集，民便之”；庙湾集，离县百余里，“溪岭错互”，也是为方便山民“易盐米农器”，于乾隆年间设立集市。［③m］可以看出，即便最偏僻的集市，农具也是集市贸易最主要的商品，保证小农的生产性需求乃是集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又如，直隶定州集市上贸易的商品“用物惟镰锸筐篚盆碗布枲席”，“食物惟豆麦菽粟瓜菜”，“其畜物惟马牛骡驴羊豕鸡鹜”，［④m］均属极为普通的农家必需品，也包括农具、牲畜在内。在南方蚕桑区，养蚕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也可在集镇墟场中购买。杨屾《幽风广义》记载江浙蚕桑区，“里有蚕市，春日卖筐箔帘荐一切蚕事器具，卖桑树，卖蚕连，卖蚁，卖蚕，卖桑，卖茧，卖丝，无不毕具”。再如广东顺德县龙山乡大墟“有蚕纸行，养蚕者皆取资焉，每岁计桑养蚕”；又有桑市，“他乡之桑集于此”，“有蚕多而桑少者则以钱易诸市”。［⑤m］

肥料，如广东清平县戴家湾集以麻饼为商品之最大宗，专设有麻饼行；利津县店子街集设有豆饼行。［⑥m］江苏吴江县黎里镇，“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⑦m］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高，肥料需求量甚大，饼肥需从相邻的河南、山东、安徽数省大量输入。《续纂淮关统志》记载，该关关税“向以豆饼为大宗”，“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河，自东省而来者谓之北河，自凤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⑧m］他如麦种、薯秧、烟草、树种、鱼苗、仔猪，以及作为手工业原料丝、棉、竹、苇、染料等等，也都能够在集市上购买。

（三）以某种特产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

清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可供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粮、棉、丝、茶、棉布、丝绸、烟草、染料等都成为集市中上市的大宗商品。小农赴集出售，商人赴集收买，从而形成繁盛的集市贸易。清代这种因某种商品的集散而兴盛的集市比比可见，兹举要述之。

1．粮食市。粮食是集市贸易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即便最萧条的集市也会有少量粮食交易，而粮食贸易较盛的集市一般各州县也都会有，在粮产区它以汇集输出为主，在缺粮区则以转运分销为主。如河南嵩县“中熟产粟可供食年余”，是个余粮县分，该县之田湖、葛砦、德亭、楼关、白士街等集镇都是粮食集散地。田源镇在县东30里，“米粮聚集”，温泉之黄庄、汪城，伊河东之花庙诸保之民“集期担负入市者相望于道”；葛砦，在县东南数十里，“市多囤商，民重载而入，恒轻赍以归”；德亭镇在县西北40里，“市多积粟，由穆册关贩运宜水”。［⑨m］

南方粮产区湖南、江西、四川等省每年有大批稻米输出，其粮食集市更为兴盛。如湖南黔阳县托口市为“附近乡村并邻近肩运米粟者”粜卖之所；新路市位于沅江之畔，有“米码头”之称，不仅附近小农售粮于此，稍远者“自龙潭来，朝发夕至，次日即返”，米市夜间仍有买卖。［①n］更高一级的粮食市如长沙府之湘潭县，系著名的米码头，凡“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米谷均汇集于此，每届“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②n］长沙、宝庆、常德、岳州等府所产之米再经洞庭湖出长江聚于汉口，江浙客商多来此贩运。重庆之粮食市则为“川省总汇”，凡川省粮食销往江楚诸省，均需由此入长江东下，“夔州、保宁二府以及其余府属有产米地方，俱……装至重庆就买”。［③n］至于江南的枫桥、浒墅、平望、黎里、乍浦等镇则是以转运分销为主的粮食市。关于江南市镇已有不少学者做过专门考察，此处从略。

2．棉花市。棉花生产与贸易最盛者首推江南松江府和太仓州，所产除供本地之外还有大量棉花输往闽广、关东。乾隆时人诸华《木棉谱》记言：“闽粤人于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嘉道时人杨光辅《淞南乐府》描述棉花交易状况曰：“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太仓州花市以鹤王市最盛，“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径达”，更有闽广商人“航海来市”。［④n］

华北冀鲁豫平原是棉花的又一主要产区，棉花交易也十分活跃。直隶总督方观承《棉花图》记言：“每当新棉入市，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牛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山东清平县是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棉产区，清代前期“木棉集市，向来新集最盛”；乾嘉之际“王家庄、康家庄、仓上等处亦多买卖，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已有几个新的棉花市兴起；清末该县的棉花市更增至十余个。［⑤n］

3．棉布市。家庭棉纺织业是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中叶华北平原已出现了一大批商品布产区和以棉布交易著称的集市。如嘉庆《滦州志》记载，该邑集市“日出聚货，日昃而退，所易……尤多棉布”，大抵“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运于他乡者十之八九”。乾隆年间直隶束鹿县和睦井集“布市排集如山，商贾尤为云集，称巨镇云”。河南正阳县“布市”以陡沟店最盛，“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其布匹输出“东达颖亳，西达山陕，衣被颇广”。［⑥n］山东齐东县布市“民皆抱布以期准集于市，月凡五、六至”，嘉庆年间每年从各集“布市”上汇集输出的棉布有数十万匹，主要输往关东。［⑦n］至于江南棉纺织业在明代即已相当发达，清代江南棉布的输出量每年高达4000万匹之多，［⑧n］以棉布集散著称的市镇更是不可胜数。

江西布产以夏布（苎布）为著，如兴国县“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习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土人及商贾云集交易”；石城县夏布“四乡集场皆有行市”，其中以固厚墟为最，“岁出数十万匹，外贸吴越燕亳”；宁都州夏布墟以安福乡之合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之军山集等为盛，“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各集所出夏布岁可售银数十万两。［①o］

4．丝、绸市。清代江浙、四川、广东是全国主要丝、绸产区。丝市、绸市以太湖周边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府为最盛。如湖州府南浔镇以“丝市最盛”，仅丝行即有京庄、广庄、划庄、乡庄之分，［②o］嘉兴府濮院镇以濮绸著称，各省商人在此设庄收买，“开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湘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③o］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凡邑中所产（绫绸）皆聚于盛泽镇”［④o］此外，江南著名的丝、绸市镇还有震泽、黄溪、菱湖、双林、乌青、王江泾、王店、石门、塘溪、临平、硖石、长安等等，不下数十个。［⑤o］

广东的蚕桑业是在外贸出口刺激之下发展起来的。明末清初，南海、顺德等县兴起“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热潮，或将“果基鱼塘”改为“桑基鱼塘”，到清代中叶，这里已形成一个以南海县九江、顺德县龙山、龙江等乡为中心，“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化桑蚕区，［⑥o］小农“所缫之丝率不自织而易于肆”。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⑦o］显然，墟市丝价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已有密切的联系。

5．烟草市。清代烟草种植以福建称最，江西、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亦各有名产。福建泉州、漳州、汀州诸府产烟，尤以浦城、长泰、海澄、永定等县所产为佳。每年“五六月间新烟初出，远商翕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列肆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或遇东南风，楼船什佰悉至江浙为市”。［⑧o］江西烟产以玉山、广丰、瑞金、新城、永丰、兴国等县为著，兴国县“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郡商贩踵至，利视稼圃反厚”；玉山县是附近诸县烟草加工中心，每值烟季“日佣数千人以治产烟，而声驰大江南北，骡马络绎不绝”。［⑨o］湖南烟草以衡阳为加工集散中心，“祁（阳）、邵（阳）、茶（陵）、攸（县）所产，皆售于衡郡，制为京包、广包，鬻之各省，俱称衡烟”；“山西陕西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皆总于衡烟”。［⑩o］

他如江西墟市贸易以茶油、桐油、纸张、靛青等特产为著。赣州府产茶油、桐油，“每岁贾人贩之不可胜计，故两关之舟载运者络绎不绝”。［①①o］广信府以产纸最著，如弋阳县姜里村墟“产竹木、纸张，商民贸易”，有“店铺三百余家”；石城县横江墟所产“横江纸，岁不下累万金”。［①②o］铅山县更是“业之者众，小民藉食其力者十之三四”，该县之陈坊市、湖市等墟市均为纸张集散之所，尤以河口镇、石塘镇为盛，“富商大贾挟资来者率徽闽之人，西北亦兼有之”。［①③o］再如，广丰县五都墟“产靛青、竹木，一九七日为墟期，乡民聚集，贸易用米麦”；洋口墟“产烟叶、茶油，……二五八日为墟期，客商贩运聚集之所”，据说该墟有“行铺千余家。”［①p］

四川省产药材，如灌县之青城山产川芎、泽泻，该县太平、中兴二场即以药材为商品之大宗，这两个场的药材先汇集到石羊场，顺石羊水下运至元通场，商人在此把从各场收购来的药材汇集成庄，然后大批运出川省。［②p］简州、资州、遂宁、内江等州县产红花，既是药材，又可作染料，江浙商人多千里迢迢赴川省购之染丝绸。乾隆年间陆炳有诗“红花行”记之曰：“简州四月采红花，简州城门动塞车；买花尽是姑苏客，姑苏余杭道途赊；争发红花趁头水，……半月为限悉抵家；抵家之时方仲夏，颜色鲜新染轻纱。”［③p］

清代，此类以某种商品的集散为主的集市，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这是与农业的商品化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四）庙会。

庙会是农村集市的另一种形式。《清平县志》云：“此间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武陟县志》亦言，所谓庙会者“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之立集场以通商贩”。［④p］即庙会以祀神、祈福、演剧而聚众，商人因以设市贸易。

庙会，也有的地方称货会、山会等等，这种贸易形式明代即有。如万历年间山东临邑县有娘娘庙会，每年四月八日至十八日设醮十日，“远近咸集”前来拜谒、游观者之众，据说，“近庙三里井汲皆竭”；贸易之盛则“富商巨贾几千人易价而去，曾无留资”。陕西华州有城隍庙，四月一日、八月二日会；有西关药王庙，六月六日、十二月八日会；西赤水红庙，十月十日会；华岳下庙，八月八日会，“凡会则商贩之货多于集市”。［⑤p］

清代，有关庙会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山西太谷县“四乡商贾以百货至，交易杂沓，终日而罢者为小会；赁房列肆，裘绮珍玩，经旬匝月而市者为大会；城乡岁会凡五十五次”。［⑥p］山东巨野县金山之碧霞元君祠，每年三月设会三日，于金山下“设帐列肆，聚四方财货”；郓城、曹县、金乡、单县诸邑士女皆前来赴会。［⑦p］江西万载县之株潭，会期“在九十月间，商贾云集，货物骈臻，乡人嫁娶所需只待会期采办”。［⑧p］又如河南林县“每年会场大约在三四月间，三月内初二日起合涧会三日，二十七日起临淇会三日；四月内十四日起在城会三日，十七日起临淇会三日，十八日起姚村会三日；入秋后惟九月十二日起南关会三日”；全年会期共计18日。陕西永寿县庙会以“四月八日城隍会独盛，或淹至二三十日”。［⑨p］

庙会与集市均为定期市，但集市开设是以旬为计，每旬两三次或四五次；庙会开设则以年为计，有的一年只开一次，多者也不过数次。庙会开设时间较多地集中在春耕之前，或秋收之后，与农作季节密切相关。庙会的贸易范围也比集市大得多，大致可达方圆数百里，三五个县的范围，或更大些；其商人来自各地，商品品种、数量和交易量都远远超过集市。

庙会中贸易的商品大多以日用百货、牲畜、农具为主。所谓百货，如山西太谷县庙会中有“裘绮珍玩”；江西万载县“乡人嫁娶所需”均于会期采办。再如山东禹城县东岳庙会，“山珍海错，吴越绫绮充满街巷”；直隶开州城隍庙会，“凡绸缎布匹及日用之类，无不毕具”；陕西永寿县妇女“不闲纺织，惟有会日则群出购买衣裙绸布等物”。［①q］还有的县志甚至称“平居一箕帚之微无从购置，惟恃庙会”。［②q］庙会的商品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除一般日用百货之外，也有较高档的商品及名产上市，如江南丝绸、江西磁器、珠宝皮裘等等。故庙会除提供一般日用之外，还能够补充集市商品种类和档次的不足，满足农民婚嫁、年节之需，以及富贵之家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越是集市商品匮乏的地区，对庙会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

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贸易是庙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此类记载相当之多。牲畜，如山西高平县米山镇庙会，“羊马自千余里至”；山东胶州九龙山庙会，“每岁四月市马牛者集此”。［③q］江西南昌、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各县均有“牛集”，每年四五月间“牛牙俱各设厂，凡附近有牛欲售者，以及自外贩至者”汇集交易，福建、湖南及本省各地牛贩均前来“争相搀买”；［④q］上高县路口墟每年八月大集，“数郡环而凑焉”，“牛马别群，如云如荼，耕人颇资其便”；［⑤q］新昌县，“每年秋八月设牛墟，就西城外河干为市集，乡民以牺犊来者蹄躈万计，必鬻数日乃已”。［⑥q］农具，如河南鄢陵县，每年四月县城西关有农器会；宜阳县，四月“祭城隍，商贩如云，街市农具山集”。［⑦q］山东滋阳、邹、阳谷等县，每年四月十八日祀天仙，“结会市农具”，“远迩毕至”；平阴县每岁四月十五日药王庙会，“商贾辐辏，买卖农具及牛马等物”。［⑧q］此外，小农建房及打造车辆、农具所需木料，也多是从庙会上购买的。

以上可见，这些定期庙会中的牲畜、农具买卖，时间大多集中在春耕之前，秋收之后。前者主要为满足农户春季备耕时添置农具、更换牲畜的需要；而后者之中，一部分系供冬小麦或晚稻种植期对牲畜、农具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是农户在一年收获之后，视年景好坏、收入多寡，从容有秩地增置生产资料，为来年的生产作准备。

四、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

集市的发展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考察中我们看到，集市的勃兴大致始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因战乱灾荒的影响一度受挫，经康熙、雍正年间的恢复、整顿，乾隆以降进入一个全面的持续发展阶段。清代中叶，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已超过两万，与明代中后期相比，至少增长了一倍，并且仍然保着增长势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对集市牙行、税收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使集市管理开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另一个方面对农村集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清代中叶，全国集市税收比康熙时增加了一倍，有些省区、州县甚至增加了四五倍、十余倍；而这一税收额的增长在对牙行、税收设置采取了一系列限制的前提下达到的，因而实际交易额的增长要比税收所反映出来的更大得多。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不仅是生活资料市场，也是生产资料市场；不仅为满足小农衣食日用方面的各种需要服务，同时也担负着保证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职能。集市的时间、空间分布都明显地反映出它与小农的生产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了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市历史久远，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其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即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其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其贩运路线乃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产品的生产者，也是其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农村集市网在其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络体系的形成的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

笔者认为，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能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覆盖全国每一个角落，从而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经济区域联结为一个整体，形成分工互补。因而，我们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功能与作用似应从整体上予以评价。

附录：有关明清农村集市的论著

高王凌：a．《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b．《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和农村经济结构》，《未定稿》1982年11期；

刘石吉：a．《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陈学文：“明清时期的市场网络与市镇群体”等，《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石原润：a．《华中东部にぉける明·清·民国时代の传统的市につぃこ》；《人文地理》32卷3号，1980年；

李国祁、朱鸿：《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历史学报》第7期，1979年；

李国祁：a《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7集，1981年；

平：《明清时期江南市场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李华：a．《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詹小洪：《明清江西农村市场初探》，硕士论文，1986年；

刘石吉：b．《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所，1989年；

陈铿：《明清福建农村市场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李华：b．《明清广东墟市研究》，《平准》第四辑〈下〉；

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

魏志强：《明清时期关中区域市场初探》，硕士论文，1987年；

石原润：b．《河北省にぉける明·清·民国时代の定期市》《地理学评论》46卷4期，1973年；

中村哲夫：《清末华北の农村市场》，《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序说》第七章，法律文化社，1984年；

百濑弘：《清末直隶省青县集市共同体杂考》，《东洋史研究》27卷31号；

李国祁：b．《16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山东莱州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历史学报》第8期，1980年；

许檀、经君健：《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许檀：a．《清代山东牲畜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b．《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与作用》，《清史论丛》1995年号。

作者：许檀，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a农村集市的研究，以日本学者加藤繁、山根幸夫等致力较早。60年代中叶，美国学者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集市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七八十年代区域市场成为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论著颇丰（篇目详后）。此外，吴承明、方行等学者则对农村集市进行了宏观考察论述。

②a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载《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③a陈铿《明清福建农村市场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④a山根幸夫《明清时代华北にぉける定期市》，载《史论》第8集。

①b康熙《濮州志》卷1，《跋郡治考后》；顺治《州县志》卷1，《集市》。

②③b李华《明代广东墟市研究》，载《平淮》第四辑（下）。

④b乾隆《宁阳县志》卷1，《市集》。

⑤b参见山根幸夫《明·清初の华北の市集と绅士·豪民》，载《中山八郎教授颂寿纪念明清史论集》。

⑥b参见许檀《明代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兼论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载《清史论丛》1995年号。

⑦b施坚雅（G.W.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tnalofAsianStudies,24.1-3,1964-1965;“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alEconomies;TheirStrucreandDa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

①c其中河南的集市发展水平与山东直隶大体相同；山西估计与陕西相近；湖南当不致低于相邻的湖北江西二省；广西的发展水平则可能较低。

②c因篇幅所限，“清代中叶各省集市密度一览表”和“清代中叶各省平原、山区集市密度比较”二表从略。

①d陈铿前引文。

②d康熙《金乡县志》卷2，《乡社》；乾隆《金乡县志》卷8，《方社》。

③d樊树志前引书第35页。

④d乾隆《潮州府志》卷14，《墟市》。

⑤d詹小洪前引文。

⑥d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见《清史研究集》第三辑，第79页。

⑦d参见陈铿前引文。

⑧d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

①e乾隆《平原县志》卷2，《市集》。

②e嘉庆《增城县志》卷2，《墟市》。

③e《湖南省例成案》户律市廛，卷34。

④e转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77页。

⑤e民国《福建通志》赋税志·清杂税；黄六鸿：《福惠全书》卷8。

⑥e山根幸夫《明清时代华北市集の牙行》（载《星斌夫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一文对牙行的职能及其弊端等有较详细的论述，请参见。

⑦e万历《明会典》卷35，《户部》。

⑧e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12，转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87页；《续文献通考》卷25，市籴一。

①f嘉靖《莱芜县志》卷2，《集市》；顺治《乐陵县志》卷3，《课程》。

②f万历《彰德府志》卷上，《田赋志》。

③f光绪《福安县志》卷3，《街市》。

④f叶显恩、谭棣华前引文。

⑤f光绪《海阳县志》卷8，《艺文门》。

⑥f康熙《城武县志》卷8，《艺文》。

⑦f康熙《章丘县志》卷10，《艺文志》。

⑧f雍正《恩县志》卷1，《市镇》。

①g康熙《长山县志》卷9，《艺文志》；卷6，《人物志》，嘉庆《长山县志》卷14，《艺文志》。

②g转引自叶显恩、谭棣华前引文。

③g雍正《大清会典》卷53，《户部·杂赋》。

④g《清朝文献通考》卷32，市籴一。

⑤g咸丰《武定府志》卷12，《田赋志》。

⑥g《抄档》：户部尚书张廷玉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趣本。

⑦g《大清律例》户律·市廛。

①h《抄档》：江宁巡抚杨永斌乾隆三年六月十五日奏折。

②h《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①i《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14册。

②i民国《茌平县志》卷2，《市镇》；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6《赋役》引吴柽“杂税论”。

①j道光《永州府志》卷7，《杂税》；乾隆《南雄府志》卷4，《杂税》。

②j道光《户部则例》卷42，《牙行额税》。

③j乾隆《永清县志》户书，第二。

④j道光《永州府志》卷7，《杂税》。

⑤j道光《永州府志》卷7，《杂税》。

⑥j道光《长清县志》卷2，《市集》；卷5，《杂税》；道光《商河县志》卷3，《课税》。

①k据魏志强前引文表4统计。

②k康熙《兖州府志》卷12，《田赋志》；乾隆《兖州府志》卷13，《田赋志》。

①l乾隆《山东通志》卷12，《杂税》；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95，《户部·杂赋》。

②l康熙《大清会典事例》卷35，《户部·杂赋》；嘉庆《大清会典》卷195，《户部·杂赋》。

③l参见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④l嘉庆《长垣县志》卷6，《市集》。

⑤l乾隆《富平县志》卷2，《建置志》；卷1，《地理志》；同治《桂东县志》卷9，《风俗志》。

⑥l道光《宝庆府志》末卷中，摭谈二。

⑦l康熙《连山县志》卷10，《艺文》。

⑧l参见许檀：《清代山东牲畜市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①m康熙《高明县志》卷2，《墟市》；《抄档》：户部尚书张廷玉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题本。

②m道光《江阴县志》卷9，《风俗》。

③m乾隆《嵩县志》卷12，《市镇》。

④m道光《定州志》卷7，《市集》。

⑤m嘉庆《龙山乡志》卷4，《田塘》。

⑥m嘉庆《清平县志》卷8，《户书》；光绪《利津县志》卷5，《户书》。

⑦m嘉庆《黎里志》卷2，《形胜》。

⑧m《续篡惟关统志》卷6，《令甲》。

⑨m乾隆《嵩县志》卷12，《市镇》。

①n同治《黔阳县志》卷6，《市镇》。

②n乾隆《湖南通志》卷49，《风俗》。

③n《朱批谕旨》雍正六年二月初六日，管承泽奏本。

④n转引自樊树志前引书第153页。

⑤n参见许檀、经君健：《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⑥n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乾隆《束鹿县志》卷2，《市集》；嘉庆《正阳县志》卷9，《物产》。

⑦n康熙《齐东县志》卷8，《杂录编》；嘉庆《齐东县志续》周以勋《布市记》。

⑧n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o道光《兴国县志》卷12，《物产》；道光《石城县志》卷2，《物产》；道光《宁都州志》卷12，《土产志》。

②o咸丰《南浔镇志》卷22，《农桑》。

③o沈廷瑞：《东畲杂记》，转引自樊树志前引书第412页。

④o乾隆《吴江县志》卷5，《物产》；乾隆《震泽县志》卷4，《物产》。

⑤o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⑥o刘志伟《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⑦o嘉庆《龙山乡志》卷4，《田塘》，卷12，张臣《竹枝词》。

⑧o陈琮：《烟草谱》卷2，贩烟。

⑨o同治《兴国县志》卷12，《物产》；道光《玉山县志》卷11，《风俗》，卷12，《土产》。

⑩o同治《衡阳县志》卷11，《货殖6》。

①①o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①②o乾隆《广信府志》卷2，《地理》道光《石城县志》卷2，《物产》。

①③o乾隆《广信府志》卷2，《风俗》，《物产》。

①p同治《广信府志》卷1，《疆域》。

②p参见高王凌《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

③p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5。

④p民国《清平县志》第四册，《礼俗志》，道光《武陟县志》卷10，《风俗志》。

⑤p道光《临邑县志》卷15，《金石志》；隆庆《华州志》卷4，《建置志》。

⑥p咸丰《太谷县志》卷3，《风俗》。

⑦p道光《巨野县志》卷18，《艺文志》；卷22，《金石志》。

⑧p民国《万载县志》卷4之3。

⑨p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乾隆《永寿县志》卷3，《市集》。

①q嘉庆《禹城县志》卷10，《艺文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40，《大名府风俗考》；乾隆《永寿县志》卷3，《市集》。

②q光绪《文水县志》卷3，《庙会》。

③q同治《高平县志》卷1，地理；道光《胶州志》卷12，《山川考》。

④q凌燽：《西江视皋纪要》“禁开设牛厂贩宰”。

⑤q李荣陛《李厚岗集》卷14，转引自方行“清代农村市场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⑥q胡思敬《盐乘》卷8，讼狱志。

⑦q道光《鄢陵县志》卷6，《地理志》；光绪《宜阳县志》卷6，《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