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探讨

[摘要]当前中国的GN系数远远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贫富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加以矫正。但是政府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且有不断泛滥的迹象,这表明我国也存在较严重的政府失灵现象。不消除政府失灵现象,市场失灵问题便难以解决。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消除政府失灵现象,是矫正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着重探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指出了在当前条件下我国不宜实行西方多党制民主,应当与时俱进地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多党制民主;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01-09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45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31万亿元,人均GDP由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3,266美元,由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倒数第二,到2008年底世界排名第三,可谓翻天覆地。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巨大变化的是,中国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扩大到2008年的0.49,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二是政府腐败现象日益严重①,腐败行为向各个领域延伸。近两年,中国的民间,包括暴力对抗事件,有逐年增加之势,抗议对象的层级也有逐渐上升的迹象。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的张力已经积累到了令人高度警觉的程度。如果这两大突出的社会问题不能有效地化解,那么问题积累起来就有可能危及中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中国经济社会就难以可持续发展,很有可能使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化为乌有。对此,社会有识之士应当高度重视。

出现上述两大社会问题的症结何在?如何有效地解决?本文首先分析出现上述两大社会问题的症结,然后试图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产生两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有人说,贫富差距问题属于经济问题,政府官员贪腐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两个问题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其性质也有根本差异,因而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即经济问题采取经济方法加以解决,政治问题采取政治方法加以解决。还有论者认为,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中国的一切社会矛盾只有通过不断地发展经济才能加以消除。换言之,该观点认为,一切中国社会的矛盾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不充分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笔者认为,虽然这两大社会问题分属于经济和政治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两者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问题都可归属于政治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从政治方面加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将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固然,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的不充分发展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了,一切社会矛盾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2004)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指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财富集中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和我们对此所持有的态度密切相关。”美国历史上“大批财富大亨的出现往往与美国政治的严重腐败紧密相连……政治力量完全能够控制巨额财富的过度集中。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丑陋的社会。”[1]国内有不少研究者实证研究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分配与各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何深思,2005;邵从清,2006;曾明,2007;路征,2009)[2][3][4][5],研究结果表明,北京、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掌握的政治资源更多,因而获得的基础设施投资更多,享受到更多的特殊政策照顾,从而集聚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反过来它们又利用强大的经济资源索要更多的政治资源,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则正好相反②。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社会制度,就如一场体育竞赛,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好的运动员,而是有没有好的比赛规则。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长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有效运行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症结在于社会制度失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贫富差距过大是市场失灵的显著表现,而校正市场失灵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廉洁奉公的政府采取政治手段加以解决。而目前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现象③,说明市场失灵在加剧。可是,政府腐败问题不断加剧,这说明政府也存在失灵现象,而且政府失灵问题还十分严重。用失灵的政府去解决失灵的市场经济,可想而知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因此,贫富悬殊问题和政府腐败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府问题,无论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都需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

中国政府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有不断激化的迹象。众所周知,政府腐败其后果远远超出了腐败本身的意义,其最大的危害在于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④,进而会使社会公共道德基础从根本上被动摇,从而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凝聚力,社会合作秩序难以得到扩展,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威胁。关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早已认识到政府腐败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从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到第三代领导人,以及新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下了很大的力气惩治腐败,惩治腐败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中国的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出现了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涉案人员越来越多,涉腐官员的职务越来越高的现象;腐败由个人行为发展到有组织的行为,由权力腐败发展到职业腐败,由暗中腐败发展到明目张胆的腐败,由政治领域的腐败蔓延到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何遏制腐败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深思。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政府腐败问题,就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是全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

总之,无论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还是政府腐败现象不断泛滥,都与政治体制不健全密切相关。特别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关键时刻,需要健全的政治体制为之保驾护航,才能使之继续深入下去,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

二、西方多党制民主的利弊

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却意见不一。有论者主张移植西方的多党制民主⑤,实行三权分立制度,通过制度安排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地监督和约束,从而从制度安排上彻底铲除产生政府腐败的根源,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也有论者认为,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只能通过完善这一制度来抑制政府腐败问题,但对于为什么当前中国国情不适合西方多党制民主以及如何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却鲜有深刻的洞见。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能盲目地引进所谓“最优制度”,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6]

西方多党制民主在西方运作良好,在中国未必能够有效地行使。首先分析,多党制民主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良好地运作,然后分析它为什么目前还不适合于中国。

(一)多党制民主在西方社会运作良好的原因

1.遵守制度规范的传统

自古希腊时期,西方人就有“契约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经过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对古希腊思想的复兴、开掘,西方人普遍具有尊重制度规范的思想传统。譬如遇到红灯,自然会停下来而不管路上是否有行人或交通警察,如果有人闯了红灯,无论是谁,哪怕是总统也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交通部门的处罚。对于政府官员,他们沿袭了商业国家的传统,认为他们与公司派出的代表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官员不过是全体公民选派的代表,旨在执行全体公民的意志,维护社会秩序。普通百姓处处以“纳税人”自居,政府官员是老百姓用税款供养的,是为他们服务的,老百姓有权对政府官员服务的好坏加以评判[7]。因此,西方人重视制度的规范作用,轻视政府官员的权力,即重法治,轻人治。笔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官员也不例外,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自身利益是不能容忍的,每个人都有勇气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我们认为,这一点是中国普通民众最缺乏的基本素质,也是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障碍,因为法治建设没有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

2.民主意识⑥

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就有较为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尽管这个选举制度是排除了奴隶参与的非现代的选举制度,但西方人民主参政议政的意识历来都是十分浓厚而强烈的。他们期望通过民主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自己的根本需要,制衡他人滥用权利。西方人这种悠久的民主传统,不但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且使他们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少数人操纵民主、鱼肉百姓。

3.理性意识

从古希腊时期的斯多噶学派起就十分强调理性的作用,斯多噶学派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又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人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理性意识。西方人的理性意识,使他们做事情都会计算后果、得失,使他们知道触犯法律、损人利己的严重后果。由于有了理性意识,使西方人能够从个人主义出发,经过制度的规范,达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经由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增进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制度的规范作用,西方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在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通过制度的规范可以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意识,实现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中国人做不到,因为制度规范的作用力十分有限。在中国,制度如果没有人的维护,制度是不起什么作用的⑦。

4.竞争意识

西方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商业传统的社会,讲求竞争,认为只有竞争才能促使人们努力降低成本,增进社会福利。在政治领域也是一样,认为只有竞争,才能选取有利于全体公民的政府,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制度。如果只有一个政党执政,那么也会像商品生产那样产生垄断,从而不利于广大民众。各种社会制度也需要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多党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政治市场”或“制度市场”,它有利于政治和制度的竞争,从而有助于产生良好的制度⑧。

(二)多党制民主在西方社会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如此,即便在西方社会,多党制民主也还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注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

对于一个党派而言,首先注重的是选票,只要有利于增加选票的事情,他们就会去做,即使做这个件事会有损于社会的长期利益也在所不惜;而不利于增加选票的事他们就不会去做,即使有利于社会长期利益也不为之。譬如美国政府为了讨好选民以便增加自己的选票,决定卖武器给台湾,因为卖武器有利于增加军工部门的利益和社会就业,尽管这样做会有损中美关系,不符合中美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7]。

在美国国会选举中,由于议员由地方选举产生,候选人基于选票的考虑,便会注重地方的利益。2007年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掀起了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提交国会讨论的反对自由贸易的法案达50多个,尽管这样做有利于某些地区的局部利益,从而可以赢得这些地区的选票,但它显然不利于美国的整体利益。因此,有来自美国各个地区、持不同学术观点和政见的1,028位知名经济学家,要求国会反对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免重蹈70年前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美国经济大萧条。

2.相互掣肘致使决策效率较低

譬如瑞士就存在这样的现象:由于过度民主,使得一些早已经过充分论证的大型交通项目,多年的基础工程完成了,大笔经费也使用了,可是一到投票却被否决了。投票者多数是不出门的农民,否定的理由既琐碎又具体,但他们的选票能够左右投票的结果。

3.选举容易被金钱左右

竞选需要大量的经费,这表明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实际上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平等。有不少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因为缺乏竞选经费而被迫放弃竞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美国《时代》周刊2007年5月28日发表了题为《对理性的侵犯》一文,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同意逐渐成为大公司控制的主流媒体手里的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就把它卖给谁。”因此,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民主”,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公平可言。台湾江岷钦教授指出:“选举就是选票加钞票。”[10]真可谓是一针见血。

4.表面现象可能左右选举结果

由于信息不对称,许多选民对每个候选人的情况及其施政纲领并不太清楚,很多人也不愿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事实上,在选举时,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地充斥于各种媒体,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是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选民往往难以分清真伪。有时选民仅凭候选人的长相、年龄甚至是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来做出选择。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年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背后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的候选人表达观点和辩论的能力都比较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因为思路太明快常常迫使布什处于守势。但是布什憨厚可爱,其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语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质量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在民主政治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况且会出现这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民主政治制度不够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弊端更是数不胜数。譬如尽管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模仿了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却没有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都是这类典型例子。韩国也是这样,前总统卢武铉就是因为家人接受了贿赂,无颜面对国民,才会跳崖自杀的。台湾选举更是笑话百出,贪腐十分严重却能得以连任[10]。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西式多党制民主政治不是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西方多党制民主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原因

目前,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民主还不成熟,主要理由如下。

(一)缺乏尊重法制的思想传统和意识

中国人具有重视权力轻视法制的传统,法律法规如果没有人监管,这些法律法规就形同虚设。譬如红绿灯就是交通法规的符号,但是只要没有警察在场,老百姓闯红灯是常有的事,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假如有一个人不这么做,别人反而会认为他“迂腐”。即使法律法规有人监管,也会想方设法绕过监管,而且常常以此为荣。每个人都希望他人诚实守信,而自己却企图投机取巧,从中渔利,并认为这样做是聪明的表现。如果发现他人没有遵守法律法规而从中得利,往往也只是因为自己无法得利而不满,并不是基于对他人践踏法律法规的愤怒。因此,对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尽管心理不满,往往也不愿意冒得罪人的风险而加以制止,总是希望他人去制止。对于有权力的官员违法乱纪,更是不愿意去冒犯。中国人本质上既“怕官”,也“恨官”。

人们常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句话是一语中的,可以说没有法制,严格地说没有法制就不会有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有效的制度规范,更需要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制度规范,执法人员更要带头守法,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如果仅靠少数人遵守法律法规,那么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健康运行的。

(二)缺乏民主意识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以来,中国基本上都处于皇权的独裁统治之下,政府官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从来就没有民主选举的概念。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不断地深入人心,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地培育。但是毕竟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才短短的三十多年,与西方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什么是民主,如何实行民主,具体如何操作民主进程等都还显得十分地陌生。实行民主,需要一定的国民素质的支持,譬如法治意识、理性意识、团结合作意识等,如果不具备这些意识,民主就难以有序地展开。如果强行推行民主,整个社会可能失序,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难以承受其重。譬如中国人缺乏团结合作意识,常言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则是条虫。”过去,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各臣子之间为争宠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老百姓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如果没有集权的强制或外敌的入侵,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

(三)缺乏理性意识

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具有礼俗传统的社会,注重血缘联系,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先亲后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血缘关系和亲疏关系织就的网络中的人,没有普适的行为标准,“情感色彩”浓厚⑨。

理性意识的缺乏对民主的建立具有较大的妨碍。譬如在中国农村的民主选举中,就大量地出现了“亲缘票”,同族同宗的族人大都投自己宗族人的票而不管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为全村人谋福利。同时还存在大量的“买票”现象,即被选举人之间谁出价更高,选举人的选票就“卖给谁”,而不论其能力如何。

中国还存在“朋党之争”的痼疾,这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官场的恶俗。各朋党之间如果存在竞争,那么相互之间就会失去理智,不考虑对方的观点是否正确,一概加以否定。时期的流行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便是这种朋党思想的流露。在当今台湾政坛上就存在这种朋党意识,泛蓝提出的许多议案,尽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绿营一概反对[10]。这种朋党意识,如果在13亿多人口的大陆实行民主选举,其危害将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照搬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政治给中国带来的将会是弊大于利,不但达不到消除政府腐败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出现混乱局面,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惟一的选择。首先,必须认真地分析这一制度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尔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的有效办法。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基本上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其巨大的优势。事实上,民主政治的形式不仅仅只有西方多党制民主一种模式,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就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并被认为是“远东民主的种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战胜几十万拥有优势装备的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想象的。当年张学良将军曾问其部下:“有谁能够带兵完成长征这样的壮举?也许在半路军队就散伙了。”正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重新具有了凝聚力,并战胜了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⑩。

在抗美援朝时期,面对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远强于中国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有苏联的部分支援,但我方的经济、军事力量都远在美军之下,由于美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致使志愿军在整个白天都无法向美军发起较大规模的进攻。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战胜对手,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势,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凝聚了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克服了各种困难,才取得了中国现在这样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优势,而是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民主,要顺利地推进渐进式改革,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试图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结果都不够理想,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

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的迅速而出色的救援工作赢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世界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亚洲区总裁特鲁伊斯对新华社记者说,他曾在世界多个国家工作过,也在当地经历过一些天灾,但像中国政府在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出色表现,还是第一次见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组织工作完成得异常圆满,得到了各个国家的好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的务实和高效,这种高效率在西方的多党竞争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优势的原因

1.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目标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念

一个党如果没有自己坚定的目标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念,是不可能凝聚全党的力量和智慧的,更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并取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的。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此加以了总结,他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2.中国共产党有较为健全和完善的组织制度

早在1927年,同志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正是从那时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工人和农民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政治上的领导核心。有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健全的党组织,就能够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合力,战胜困难。过去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也是这样。譬如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各级党的组织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来就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要我们党切实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就有战斗力,什么时候丢掉了这一优良传统,就会失去战斗力。党与群众密切联系,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才能使党做出的各项决策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自然就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广大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政策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具有的。

中国所特有的多党合作制度还有它特殊的优点。各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各个党派自身的特点和所联系的群众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反映问题,使得意见更加多样化,这样就使得做出的各项决策更加科学。例如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就是根据派成员、时任副总理的黄炎培先生的建议确定的。

4.中国共产党有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决策方法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获得正确决策的制度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在形成决议之前,充分发扬民主,一旦形成决议,居于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可以保留意见,但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并坚决执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民主集中制既发扬了民主,又充分体现了集中意志,应当说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那么决策效率必然低下。正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喻示的那样,让具有不同偏好的人达成完全一致意见的协议,其概率是很低的,并且随着人数的增多,概率迅速趋近于零。如果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那么不同偏好的意见就不能得到充分反映,民意就不可能在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5.中国共产党有起先锋模范作用的广大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富有战斗力的组织,这一点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共产党员总是身先士卒,把危险和困难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如火战场,还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援现场,无不留下许多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服?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存在的不足

既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具有上述这么多优势,那么为什么还存在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么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呢?笔者认为,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是以往对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已经形成的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别是“”时期对民主制度的破坏造成了严重影响。二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逐渐脱离了群众,把个人置于群众监督之外,不再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不具有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经济利益面前坚守不了共产党员的操守,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一言堂,把个人权力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三是社会主义建设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共产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政治体制适应这种转变,譬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整体行为,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在那样的年代里确实需要整体意识,因此共产党的整体行为模式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挥,但现在实现市场经济体制,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过去注重整体利益转变为通过注重个人利益促进整体利益,强调充分发挥每个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世界各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纷纷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说明在经济领域,整体行为模式是有较大缺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充分发挥了每一个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热情和智慧,充分释放了亿万民众潜藏着的巨大经济建设的潜力。当然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高效决策密不可分。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充分暴露出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譬如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谋求个人利益,置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顾,决策缺乏透明度、缺乏民主意识、缺乏科学性等等,说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工作方式方法需要创造性转变。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政治制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克服这些不足,完善这一制度,可以使这一制度重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走向繁荣富强。下面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对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政治制度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吴邦国委员长在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但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定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应当适应这一新情况进行改革。笔者认为,除了要继续发扬上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个方面的优势外,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建设11民主,内化规则意识

在中国现阶段,法治比民主是更为重要也更为急迫的工作[14]。历史的经验反复说明,没有法制的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譬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尽管模仿西方引入了民主政治,但是却没有能够解决贪腐问题,甚至比引入西方民主之前问题更加严重12,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法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中国的法治。

1.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

凸显宪法和法律的崇高地位,把政党、政府及其一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置于宪法和法律规范的范围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2009)通过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法制史和政制史与中国市场发展史的综合考察,得出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在秦汉统一的皇权专制国家形成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之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一种周期性兴衰的明显特征,以至于传统中国社会未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在近代自发蕴生出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成长,关键似乎在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一种独特‘政治法律一体化’皇权专制政制结构,而支撑和维系这种政制结构的根本文化意识在于皇权至上和民众个人权利意识的压抑和昧闭。……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体系只是维护王朝统治的一种手段,从而从来也没有成为那种确保并促生市场经济扩展的法治社会的一个基础要件。”二是“在历朝历代的法律中,均有皇帝约束、控制、整治臣民百姓的法律,却没有一条法律是用来治君即约束皇帝的。相反,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均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且皇帝的话就具有法律的权威……无任何法律条文来确保市场经济当事人的财产免受朝廷官府的任意褫夺,从而刚性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未能形成。”[13]

再反观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到公元11世纪～14世纪的威尼斯13,14世纪～16世纪的佛罗伦萨、米兰、热那亚,16世纪～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7世纪后的英国14,20世纪后的美国15等等,他们的繁荣无不得益于法治规范下商业文明的昌盛[15]。就英国而言,正是因为“光荣革命”之后,议会对国王权力的约束,才使得英国逐渐超过荷兰而成为西欧乃至当时世界的霸主[16]。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有建立民主,市场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发展,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切实地保障,经济社会的合作秩序才能不断得到扩展,依靠“明君”“仁主”“青天大老爷”是不可能保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因而经济社会不可能具有可持续地发展性16。

2.把遵守宪法和法律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

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模范地遵守法律法规的表帅,自觉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理念。内化规则意识,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习惯,惟有如此,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牢固的精神和道德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建设和谐而文明的社会。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要表现在恪守法律法规上,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健全的法治社会,走向健康文明的平等、和谐、繁荣、富强的新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才能有序、可持续17。

(二)惩治政府腐败,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在1950年～1966年间,中国政府的清廉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好的典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鲜明的惩治腐败的立场和果断的行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于1959年执政以前,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贪腐行为相当普遍,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无异。现在的新加坡政府体系却是亚洲和全世界最清廉的政府体系之一。新加坡实行的不是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新闻媒体也不拥有美国或英国媒体那样的“自由”。新加坡的转变是两个主要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对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新加坡建立了由总理公署直接统率的贪污调查局,彻底追查和惩罚所有贪腐人员,形成了震慑贪腐的强大威力,令心欲贪腐者相信,如果贪腐,必将被发现,并且必将遭到惩罚,不敢稍存侥幸心理[10]。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过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都有勇气和能力去克服,今天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定也有勇气和决心去征服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党、有强大生命力的党的鲜明表现。

要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首先必须使政府官员洁身自好。世界各国建立廉政政府的一个成功做法是建立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制度。但是在中国这一制度实行起来却异常地艰难,前几年在新疆的某个地方试点,却困难重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三)规范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规范政府行为,消除政府利益,提高行政效率。

我们不妨向新加坡政府学习廉政建设的经验。新加坡廉政政府高效的第二个因素是将政府的办事机构当作社会公仆,只能为民众服务,不准(而且是绝对不准许)怠慢和剥削民众(如榨取回报,或曰“办事收租”)。凡是涉及资源供应(如水、电、原料供应)、利益获取(例如让谁获得某一块可以发展房地产业的土地)、条件利用(如交通工具的利用)的事务,统统放在市场的架构内,按照公开、统一的标准进行操作,不容许私人关系或官员身份关系的介入;凡是涉及证照、升学、奖励一类不可能采用市场制度加以解决的问题,则按照公开、统一的普适标准加以处理,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经手赋予任何人特权的官员或办事员一旦查证属实,都会遭到惩处。政府机构的此种服务制度不给贪腐者留下机会,办事效率很高,需要办事的人不需要付出市场价格和履行正常手续以外的任何资金成本、心理成本或社会成本,感觉心情舒畅[10]。

(四)消除集团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西方多党制国家普遍存在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利益只注重自身局部利益,不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一定要汲取西方国家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消除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其中包括政府部门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作用。政府官员的选拔不能“官选官”,应当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官员的选拔中来,并且不能让群众满意的干部,通过法定的程序,群众可以罢免。这样就使得自古以来政府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传统彻底得到改变,使得政府官员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最主要的是要让人民群众满意。只有这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才能真正落到实处18。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解放思想,拓宽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工作的途径和思路。譬如利用网络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工作就是一个较好的办法。除了需要保密的工作以外,政府工作应当透明、公开,特别是涉及到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务。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要落到实处,否则因为信息不对称,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六、结 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出地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不断加剧问题等。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验教训,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健全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政府制度,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的配套支持。这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配套进行、协调发展,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否则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独进是很难达到改革目的的。

本文充分论证了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不适合当前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仍然是目前中国政治制度的惟一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完美无缺的,在充分发挥这一制度优越性的同时,加强法治建设,建设民主,强化法治意识,提高全民族遵法守法的素质;加大打击贪腐的力度,推行政府工作人员财产公示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人民群众切实地拥有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使人民群众能够对不满意的政府官员拥有罢免权和监督权,从而解决千百年来中国政府的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不良传统,真正地做到“在民”,使政府官员切切实实地成为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和谐共进,才能疏解日益紧张的中国社会张力,建立和谐、繁荣的文明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 释]

①据新华社电(转引自《武汉晚报》2009年3月10日第2版),2008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涉及41,179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比去年增加4.6%,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比上年增加14.1%;县处级以上要案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职务犯罪案件有罪判决29,836人,比上年增加12.6%。

②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源于经济落后,只要中国的经济上去了,一切社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社会矛盾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在晚年时,他认识到当初的认识是有较大局限性的。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③有研究表明,中国从1993年～2004年,GN系数在不断增大,从0.407扩大到0.4725。还有论者认为,目前的GN系数实际上已经超过了0.50,甚至达到了0.65。不管真实的GN系数是多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已经成为共识。

④据《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2009年6～7月就中国信用指数访问超过3,300名网民的调查显示,近半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用表示“非常担心”,更有超过90%的民众认为政府的调查数据“绝对是假的”。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不如对农民和宗教职业者的信任。当然上述调查结果反映的只是极少数民众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全社会的看法。

⑤事实上,多党制民主不是消除政府腐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譬如,新加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但其并没有实行西方社会的多党制民主;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模仿西方的多党制民主,但社会腐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腐败现象较少,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实行了多党制民主,而是还有其他原因,譬如后文将谈到的体制、法制意识、理性意识以及科学的政府科层体制。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廉政、高效,主要是因为其政府有较为科学的科层体制,而并不是依靠所谓多党制民主。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实行了西方的多党制民主政府腐败依然严重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科层体制不够科学,不能有效地抑制政府工作人员的败德行为。民主主要起到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的作用,但反映各方的利益诉求并不一定要通过多党制民主的方式,其他方式也能起到这种作用,换言之,多党制不是民主的惟一形式。

⑥有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

(Robert J.Barro,1997/2004;王一江,2005;)[8][9]。笔者认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基于商业利益的民主,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这种民主主要为商人共享经贸利益,防止少数人利用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但事实上,这种民主往往排除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譬如古希腊的民力是排除奴隶和外邦人的。而现代社会的民主则是一种政治民主,它不仅仅关注民力行使人的经济利益诉求,还广泛地涉及政治诉求、文化偏好、价值追求等,民主已不仅具有经济利益诉求的工具性价值,还具有目的价值,而且后者在现代社会更显重要。

⑦正因为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研究制度或制度经济学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价值不及西方社会,在中国更应当研究制度背后的权利(力)因素,因为制度是可以被权利(力)轻易改变的,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于权利(力)而不是形式化的制度。

⑧正因为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研究制度或制度经济学固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价值不及西方社会,在中国更应当研究制度背后的权利(力)因素,因为制度是可以被权利(力)轻易改变的,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于权利(力)而不是形式化的制度。

⑨对此可参阅拙作.经济竞争与有效经济制度的演进[J].中国软科学,2009,(10):23-31.

⑩其实“家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社会的通例,只是西方人后来经过二千多年基督教生活的洗礼,逐渐淡化了血缘关系,专注于个人与上帝的沟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种种因素的影响,使西方人的“理性”得到启蒙。正如汪丁丁所言:“在西方传统中,每一个‘个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是上帝的羔羊,其次才是家长的孩子,或朋友的朋友。所以法律(最早是上帝为人类制定的法律)从根本上是适用于西方的,也是西方人用来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制度,西方人的法律精神盖由此而来。”[11]

11二次大战中法国(当时它拥有号称欧洲第一的陆军)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结果几个星期就投降了,后来苏联同样遭到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在战争的初期苏军损失极为惨重,根据法国的抵抗情况,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苏联将在几个星期内被占领,可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却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打败了侵略者,其中最为惨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900天,苏联人民宁可饿死也不投降,仍然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这一切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象的。

12美国著名政论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945)指出:“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无宪法的政府,只是无权利的权力……宪法是先于政府的事物,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12]韦森(2009)认为[13],的根本点在于,在政府权力之上,有一套更高的法律,即宪法对政府权力及其行政范围进行规约。因此,可以认为,只有在法治和民主约束之下的有限政府,才构成为。

13一位跨国公司的印度商人深有体会地说,在独裁政府管制下的国家里做生意,通常只需贿赂一个人,但在民主印度,你必须同时贿赂多个人。事实上,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威尼斯就出现了商人民主政体。

14英国1215年的《大》(Magna Charta)就奠定了民主的刍型。当然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英国社会中,就存在着久远的民主和法制传统。从都铎王朝(1485年建立)之后,英国民主建设进一步加速。钱乘旦、许洁明(2002)认为,从英国历史来看,民主政制在大英帝国18-19世纪的崛起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都铎王朝之前,英国在各方面都很一般,之后才开始表现突出。1688年的光荣革命进一步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但直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运动才最终完成了现代民主政制。

15 1787年北美13个洲制定了统一国家的联邦宪法,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16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

17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模范地遵守法律法规是我们党能否与时俱进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具体表现和重要的判别标准。只有提高到这一高度来认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能使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建立民主,使中国社会真正地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认识和自觉行为。

18据新华社北京2009年12月14日电,中共中央出台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规划了未来十年扩大公推直选干部的范围,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拓宽民主渠道,让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干部的评议、选拔、任用,使干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不放松对自己的约束,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可以确保党的先进性和长期性。本文的思路与《规划纲要》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J.布拉德福特•德龙.攫财大亨[J].比较,2004,(10):103-121.

[2]何深思.论我国政治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合理共享[J].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研究,2005,(2):68-72.

[3]邵从清.从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关系谈社会正义的实现[J]. 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9-41.

[4]曾 明.中国政治资源的空间分布:一个描述性分析[J].理论与 改革,2007,(5):8-11.

[5]路 征.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收入差距[J].当代经济管理, 2009,(2):19-21.

[6]钱 穆.中国文化精神[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71.

[7]蔡元明.中国是否应该实行多党制?[EB/OL]. www.省略,2009-4-21.

[8][美]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王一江.国家与经济[J].比较,2005,(18):1-28.

[10]张汉音.疏解中国社会张力的主要关键[EB/OL]. www.省略,2009-7-13.

[11]汪丁丁.永远的徘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2] Thomas Paine. the Right of Man[M]. NewYork Press (1795),1945.

[13]韦森.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9.

[14]杨春福.自由•权利与法治―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5]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

[16]道格拉斯•诺思,巴里•温加斯特.和承诺:17世纪英国公

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J].比较,2003,(6):53-78.

On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Cheng Cheng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China’s GN coefficient has far exceeded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warning line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expanding unceasingl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market failure in China is rather serious and needs rectifying by the government. Besides, the constant growth in government corruption, though repeatedly cracked down, show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government failure is rather serious. It is believed that market failure has much to do with government failure. Therefore, reforming political syst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ackle government failure, rectify market failur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sic idea of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inting out that,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China’s multiparty cooperativ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be improved and advance with the times instead of implementing the western multiparty democracy.

Key word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multiparty democra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