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过度:基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

[摘 要] 现阶段高等教育过度不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的教育问题，而且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高等教育过度现象背后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引导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

[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育过度；家庭社会资本；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 G40—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72—06

一

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过度的成因是什么，学界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注。若对已有的研究作一归纳，不难发现大都是从国家投资制度的严重失衡导致数量的膨胀、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制约着人才的质量和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及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大学毕业生的择业观念等方面进行论述的，其主要特点是经济学层面的分析居多。

然而，对事物的分析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对高等教育过度的成因分析也理应如此，这一点国内外有关文献可以佐证。国外的研究指出，人口因素、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以及就业市场等因素严重地打乱了就业等式中的供给与平衡[1]。此外还有论者说，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进步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观念[2]、政策制定的主观性倾向于规模的扩大[3]以及一些社会因素[4]等都会导致高等教育过度。可见国外学界对教育过度成因的分析不再局限于经济学的层面，而且涉及到了社会学层面。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过度源于教育是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工具。在日趋复杂化和分化的社会，社会流动就是社会成员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取得相应的社会位置的过程，而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来说甚至是最佳途径。正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所言，教育是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教育的结果可以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制约一定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的结构的形成。对大学毕业生而言，之所以获得高学历就是因为教育的结果可以使他们取得相应的社会位置，且这种社会位置主要是通过初职社会地位来体现。这就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高涨，政府迫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压力，不得不进行教育扩张或普及高等教育，最终导致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5]。

当我们讨论大学毕业生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时候，绕不开的是“布劳—邓肯模型”。布劳（Peter M. Blau）和邓肯（Oliver D. Duncan）1962年合作出版《美国人的职业结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在这本书中，两位社会学家第一次深入讨论了社会成员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其分析模型如下图所示。

上述“布劳—邓肯模型”表明个人初职社会地位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且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但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初职社会地位影响最大（从模型中相关系数可以看出）。

其实“布劳—邓肯模型”中的父亲教育程度和父亲的社会职业地位两个自变量归属于个体家庭社会背景（亦即家庭SES），从而可以说社会成员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取决于两类因素，即家庭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努力。无独有偶，西方的若干研究表明，所受的教育年限（后致性）和社会出身（先赋性）一起构成了能否取得职业成就的决定因素，且社会出身不仅影响着教育成就，也影响着完成教育之后职业成就的取得。那么，当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同时（亦即控制个体受教育程度这一自变量），在社会成员初职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是哪一因素占据了中心地位？佩罗西（Perruci）于1970年研究得出：在那些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最有威望的工程学校的工程师团体中，上层阶级的社会出身有助于职业成功。一般地说，在企业中，黑人大学毕业生和天主教大学毕业生与白人、新教大学毕业生相比，只能取得较低的职业地位[6]。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在“好的”社会出身、进行特定类型的学业与取得“好的”社会地位之间一直有一种平衡的关系[7]。为此，当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同时，在初职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家庭社会背景或社会出身。这也表明个人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程度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布迪厄说，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 ，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 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8]。此类现象也见诸于我国，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9]。因此我国也有论者说：“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看来， 已经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资本， 而成了就业或躲避失业的基本条件，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就成了人们通向职业场所的必经的途径，而不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惟一资本”[10]。

高等教育过度有很多标志，本文取大学毕业生失业为案例，从家庭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深入探讨高等教育过度现象背后的原因。

二

20世纪，社会学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并应用资本的概念来解释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生活机会增进，进而赋予资本新的内涵。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P）把资本的内涵解释为：“资本：一是代表一种力量，即烙印于主体与客体结构间的力量；二是代表一条法则，即强调社会世界内在规律性的法则。”[11]从布迪厄关于资本的解释当中可以看到，资本已不再是局限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狭义资本，而是扩及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广义资本。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即社会资本理论。

1980年，布迪厄在一本叫作《社会科学研究》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其后，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迪厄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系统分析，将之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2]。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在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历史上可谓集大成者，也是把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教育的开拓者。科尔曼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可分为三类：由个人禀赋形成的人力资本、由物质条件形成的物质资本以及由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形成的社会资本，这三类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使其拥有者获益。他从功能论的角度对社会资本作了经典的概括：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是一种实现某种目的的生产性要素。它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13]。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社会资本是广泛存在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的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简单的说，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对这些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带来预期的收益。在人们从事一些目的明确的活动时，他们可以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达到目的。

家庭和学校是大学毕业生大学阶段所处的主要场域，因而家庭、同辈群体、社团、教师、参与的社会实践和兼职都是大学毕业生社会资本存量的主要来源。这里，我们主要从家庭的角度对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外文献对家庭社会资本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主要是从家庭内与家庭外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但是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看出，所谓的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关系资本，是家庭成员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获得的资源的集合，这种集合性的关系资源可以为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一名个体所利用，并更加容易为之换得预期效益，而且比单纯个人通过个体自身的关系资源获得的预期效益更大。当个体受教育程度相同时，家庭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见下面的模型图。这个模型分为两个过程，其中一个过程关注的是对家庭社会资本（家庭在一般的社会网络中所接触到的资源）的接触，即“接触的社会资本”模型。另一个过程关注的是初职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对家庭社会资本的动员——在求职过程中利用其所提供的资源，即“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模型[14]。

从模型中的社会资本的接触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当个体的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时，家庭社会资本其实是家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得到的财富。家庭社会资本的调动过程表明，被利用的熟人的地位被视为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动员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个体自我的某种目标。如，家庭成员中一个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职业地位或权威地位可以成为家庭中任一成员的社会资源，这个朋友可以利用他（她）的地位或网络来帮助家庭中任一成员找到一份工作。

三

美国的波茨（Portes）教授指出，现有的文献对社会资本的功能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关注社会规则的执行；第二，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及内部的相互支持；第三，较多地被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选择等[15]。社会资本在个体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在国内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了社会网络（弱关系）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边燕杰教授通过对就业过程和社会网络的研究得出了强关系力量的作用，使用间接关系比使用直接关系更能找到职位较高的帮助者，而且就业者与中介人、中介人与最终帮助者越熟，则越可能得到高职位者的帮助，越有利于找到更好的工作[16]。不管是弱关系还是强关系研究，都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重要作用。

“三年前，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考了硕士；三年后的今天，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又考了博士，我不知道几年后我会不会为六年前的选择后悔”，就是我国高学历者面对高等教育过度的痛苦心理。然而，教育过度终究是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即便个体所受教育程度相同，有的获得了与自己的学历相匹配的工作，有的则从事低于本身学历的工作，他们在收入、权力和声望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造成差别的因素固然包括年龄、性别、社会出身、民族成分和所上过的学校及学过的课程等，但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现代工业技术只需要少量高水平的工人和管理干部。中下层人民得到的教育机会愈多，他们从教育中得到的利益愈少，因为文凭愈多就愈不值钱。真正起作用的是当权的社会地位或对生产手段的所有权”[17]。 一般来说，各种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有利的或不利的结构地位和社会网络，对于社会资本的接触也是不一样的[18]。因而那些没有家庭社会资本或拥有量少者，最可能成为教育过度的牺牲者。

欧美学者自1970年代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人们在就业过程中还是会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通过这些来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克服劳动力市场信息流动的障碍，从而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19]。更何况，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是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正如我国学者梁漱溟所说：“比之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20]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道出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1]。因此，在具有十大社会阶层且分布形态呈金字塔型的我国，家庭社会资本对于求职过程和结果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已有论者指出：“最近几年，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人们也似乎发现，教育仅提供给人们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它的作用并不是像教育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社会环境），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尤其是教育水平。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除此之外，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获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22]这就用家庭社会资本理论深层次地揭示了高等教育过度的形成。

在笔者看来，家庭社会资本对高等教育过度的解释主要体现在知识劳动者初职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知识劳动者初职社会地位获得机会的影响，这主要通过信息的传递而实现。信息不对称即信息拥有者的信息是确定的、丰足的，而信息需要者得不到确定的信息，其信息量也是相对贫乏的。例如，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播就是不对称的：雇主拥有确定的、丰足的工作信息，但并不能获得有关求职者的全部信息；同样，求职者往往不能得到有关职业的可靠和充分的信息，也不能将个人的全部情况告诉雇主。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很难想象劳动力的配置是职遇其人、人施其才、才尽其用[23]。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家庭社会网络就发挥着提供信息和信誉保证等方面的作用。家庭社会关系能帮助个人选择者向单位选择者传递其特异性信息，帮助个人选择者优化形象，向单位选择者说明某人的资源如何符合较高等级岗位的条件，引发单位选择者的特别注意。每个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拥有关系数量多且质量高的知识劳动者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已经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就业制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作用加大[24]。亦即，大学毕业生如果借助于家庭人际关系网络来找工作，有时会更有效率，因为关系网络一方面能够给大学毕业生提供有关工作岗位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充当雇主与大学生之间的中介桥梁，为双方提供必要的信任感。

二是对知识劳动者所获得的初职社会地位质量的影响。家庭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影响大学毕业生能否就业，而且可以影响工作岗位的高低好坏。找到工作不是最终目标，大学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必定会不遗余力地利用家庭社会资本，争取理想的工作岗位。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低微的知识劳动者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阶梯中不受重视的职业，因此收入不高。这是因为社会出身对就业的影响会通过促进个体与职业环境的社会网络途径表现出来，一般，处于同样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工薪阶层或贫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通过考试竞争招聘的公共部门，虽然招聘是公开的并面向社会的，但实际能被招聘的机会太小了[25]。这表明在两个人力资源相同者中，拥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者更可能进入所期望的岗位，即使甲的人力资源在整体上优于乙，但因为乙的社会资源力量强有力，所以很可能成为职位竞争的优胜者[26]。

在高学历就业难、人才高消费、知识失业、社会就业临界值无限拔高的社会里，工作岗位更是一种稀有资源，谁获得了一份好的工作，就可以说是占据了一种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地位获得过程中的胜负，就取决于求职者家庭社会资本的多寡和优劣。我国许多实证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27]。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在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的2000位公众的问卷调查中，提出社会关系因素是否是造成大学生就业的壁垒这一问题，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社会关系相比，后者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而24%的毕业生表示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对全国14个省市5990个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二位[28]。云南省教育厅2003年6—7月在全省范围内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行为和意愿进行的大规模网络问卷调查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越高的家庭，其子女就业的形势好、概率高、薪水高[29]。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就业现象的背后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家庭社会资本是个人向上流动的助推力量和向下流动的阻抑力量。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化和扩展，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劳动者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家庭社会资本紧缺者初职社会地位的获得将在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的过程中越加艰难。

四

家庭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并不是说家庭社会资本在任何场所、任何环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它也有一定的运作空间。一般来说，家庭社会资本对教育过度的解释只能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独立存在或同时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能运作[30]。

社会信息量大且复杂。社会成员对于所有信息不可能完全掌握，社会个体掌握的信息越不完全，家庭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在今天这个信息博弈的社会，网上、新闻传媒、招聘会等各种招聘信息让大学毕业生目不暇接。此时，家庭社会资本就会帮助求职者筛选、收集和整理信息，从而节省成本，并以较高的成功率获得职业岗位。

社会竞争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说，社会竞争越激烈，家庭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就越大。科尔曼说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31]。这也就说明了家庭社会资本对自身社会网络内的个体和群体具有功利性，而对网络之外的个体和群体具有负向功能。在知识劳动者不断增加，而社会所提供的职业岗位数量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无疑，工作岗位成为稀有资源，个人只有动用家庭社会资本才能取胜。

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当全社会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社会资本运作的空间尤为明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从知识劳动者本身来说，当每个人都具有某一层级的教育程度时，这一层级的教育程度与通常应该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关于职业生涯与收入的机会）之间自然就不关联了。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发展的步伐惊人。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5%，而国外有研究指出，当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人数占适龄者总数的20—25%的时候，甚至像美国那样接近50%的时候，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力量就丧失了[32]。那么，在具有相同教育程度时，又是“谁”在就业与收入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呢？国外学者路易斯？埃默里奇（Louis Emmerij）的回答是，如果引入社会出身这一变量，那就会看到，具有最高教育程度但又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一个社会阶级的人，在职业地位与收入方面乃是首当其冲的受损者[33]。因此，在知识劳动者求职过程中，就业难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家庭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会越来越大。

二是就用人单位来说，在知识社会，各企业或用人单位都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的知识劳动者越来越多，雇主和企业单位将会更多地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吸纳比较信得过的人才。在我国，已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雇主基于信任程度，会侧重通过强连带关系寻求中高层管理人员；针对工作的配对性，会侧重以弱连带关系寻找专业和技术人员；会以广告和职业中介等市场信息获得普通职位的员工[34]。因此就不难理解，家庭缺少社会关系的人往往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即便是在诸如金融、教育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他们也只能是担任办公室里的文员、秘书和教辅等职位[35]。

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就业中的作用空间可以用下图表示：

制度和政策安排的漏洞或偏向为家庭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了无限空间。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处于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这就不免会产生漏洞或偏向，而人们是能够利用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还是被排除在它们所创造的流动机会之外，则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利用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资源，这种资源主要是由政治资本、社会网络或关系资本等非制度因素组成的社会资本[36]。在当前知识劳动者就业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教育过度就是这种漏洞和偏向作用的结果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知识失业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知识失业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何有效地保证高学历者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因此，鉴于“在人类发展让位给全球化和结构调整几乎20年之后，我们或许已跨进一个对人和社会资本投资的时代”[37]，再加上中国是社会网络关系发达的社会，知识劳动者如何积聚和动用自己的家庭社会资本，以便保证充分就业，成为了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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