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五听”制度简论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审判方式，“五听”制度与历史上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样，在具备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批判地继承，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法律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 “五听”制度 审判 合理性 局限性

“五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是指运用察言观色的方法，通过对供词逻辑性的分析和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的考察，达到揭露犯罪事实、断狱息讼之目的的审判方式。自从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迈向文明，与之相伴的就是不断的纷纷扰扰，而解决之道便是向第三方寻求救济，请名望之人裁断或是告知于官府。然而一旦案件发生，真相只能靠事后寻找证据来还原。听讼便是一种重要的证据审查方式，旨在通过听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来查明案件真相。相比同时期西方社会盛行的“神明裁判”法，“五听”审判制度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五听”制度在古代的嬗变

“五听”制度源远流长，其发祥于奴隶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消亡于近现代司法改革的洪流中，曾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五听”制度的起源。“五听”制度最早见于《尚书·吕刑》，“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即古代司法官员在进行案件审理时，应当要求原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场参加诉讼，审判官要认真听取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即“五听”）的方法，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避免诉讼中虚诬及冤枉之事，并据以判断，达到断狱息讼的目的。《周礼·秋官·小司寇》对“五听”作了具体的阐述：“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受审者辞、色、气、耳、目五方面的异常变化，判断其内心活动，以求得事情原委。“五听”的审判方式，注意到了人的心理变化和情绪变化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变化，并将其运用到审讯中，这是心理学在古代司法中的最早尝试，比先前夏商时期的神示证据有了较大的进步。

“五听”制度的发展。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继承了西周时期的“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展完善。秦朝时期，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相矛盾或是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果受审者多次翻供，则可用刑讯，此即“笞掠”。两汉时期，据《尚书·吕刑》记载：“汉世问罪谓之鞫”，对被告进行审讯即为“鞫狱”，并沿用“五听”之法。

唐朝时，“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得以完善，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律疏议》注解曰：“察狱之官，必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①唐律要求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运用“五听”的方式，审查供词，并用其它证据来相互印证，以此检验证据的真伪。

宋承唐制，《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该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如实招供，则采取拷掠的方法来获取口供。到了明朝，在审讯时，要求司法官员“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清王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来获取囚犯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

“五听”制度的消亡。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中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法制文明给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带来的冲击，在西方法制文明的冲击下，很多传统的法律制度都已消逝，这其中就包括“五听”制度。

在清末的司法制度改革中，由于张之洞、刘坤一等有识之士上书建议废除刑讯，清政府在修律过程中有保留地废除了中国古代刑讯。这一改革直接导致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明确限制刑讯逼供，产生了据众证定罪的原则。由此，口供不再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而只是作为证据中的一种来发挥作用，再加上举证责任和司法分工的明确以及自由心证的采取，昭示着中国的司法制度正逐步向近现代法治转变。至此，“五听”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听”制度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五听”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审讯方式，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在司法审判中普遍适用，经过历代的发展完善，它从最开始的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对当事人的供述的感性认识，经由元朝时期的“以理推寻”，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其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长期存在，并影响历朝司法的原因。当然，与其他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一样，“五听”制度在具备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五听”制度的时代合理性。“五听”制度以察言观色的方法对案件当事人的口供进行审查判断，具有合乎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科学性。

“五听”制度要求古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的方式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这运用了心理学中“心理刺激与生理反应对应伴生关系”，②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就会出现相应的生理反应。在严肃的庭审中，说谎者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心理压力，而这种心理压力则会通过生理反应反映出来，例如心跳加快、肌肉微颤、听觉迟钝、逻辑混乱等。此时审判员则可根据受审者的表现，适当运用一些审讯技巧，就可以使得受审者如实招供。此外，“五听”制度的成功应用，也为完善当今的证据制度，对使用测谎仪器获取证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五听”制度要求法官亲自审理，以当面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为基础，是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的较早尝试。《尚书·吕刑》中记载，“五听”须“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即必须要双方当事人都到场参加庭审，司法官员听取双方陈述并结合察言观色法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以便查明案件真相。这与今天的审判原则中的直接言辞原则相暗合，且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听”制度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在以口供为主要定案证据的古代，“五听”是获取案件证据的重要形式，司法官员必须通过听其言、观其色等方法敏锐地捕捉到受审者微妙的心理变化，找到案件的突破口。因此，它要求古代那些以文为主，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们必须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这对于今天的司法建设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借鉴。

“五听”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过度运用察言观色方法对证据进行判断，缺少相应的实物证据，容易导致法官的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五听”制度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从其对象上来看，颜色不动者未必事理必真，对于一些大盗惯犯来说，进公堂犹如入其家，答话时心平气和，辞色皆不动。相反，一些善良老实、胆小怕事之人，即使襟怀坦白，但慑于公堂威严，反而可能面红气喘，再加上缺少相应的实物证据验证，这将会误导审判人员的判断，造成冤案。

“五听”制度强调口供的证据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刑讯逼供泛滥。案件一旦发生，真相便很难完全还原，有些官员为了政绩，尽早破案，不惜采用拷讯的方法，在怀疑某人可能撒谎的情况下，就逼迫其认罪伏法，若不愿招供，便“用答决勘，如又不服，然后用杖决勘”。

“五听”制度依赖于法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但在古代官员能力良莠不齐的情况下，它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古代官吏的任用选拔主要是依靠科举制度，考查的重点在于他们的为文能力和为政思想，而非律学水平。一个人能够通过科举入仕，但不能说明他适合或者是有能力去裁断。司法能力的参差不齐，加之缺乏相应的专业培训或再教育机制，使得“五听”审判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结语

“五听”制度经过历代的发展和完善，曾在古代司法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它也为我们当今的司法体制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同时，透过对“五听”制度现代性意义的探讨，它也提醒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首先，不能主观地割断法制的历史传统。中国现代法制不是传统法律的简单再生，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英美主义。因此，法制的发展绝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次，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改造，古为今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沉淀，虽有其合理成分存在，但它毕竟是根植于封建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所区别。若要加以利用，则必须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法律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梧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刘俊文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592页。

②白连东：“犯罪情节心理测试技术在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2006年第8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