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当前借鉴

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激活古人的智慧

鲁迅先生在论及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时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或“别求新声于异邦”大都无异议,而对接续前人之“血脉”则或有保留,其实如何激活古人智慧,使传统文化成为今日中国文化建设之宝贵资源,同样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大问题。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失去的“固有之血脉”呢?

中国文化像延绵不绝的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日夜奔流。在中国文化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从商周的贵族到秦汉之后的文人士大夫,或可称古代战略知识分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殚精竭虑,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一座又一座文化丰碑,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受到世界各民族的尊重与敬仰,至今依然发出熠熠光辉。

在前辈的辉煌面前,当今有志于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今日来自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应该有大气魄,有大志向,有大作为,而为了有所作为,应汲取前辈的经验、激活古人的智慧,使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获得现代价值。

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对于当今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知识分子而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是首先应该学习的。面对“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动荡局面,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们开出了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诸子百家之学于是乎勃然而兴。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诸子之学本身正是新兴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体现。无论是老子的“小国寡民”还是孔子的“克己复礼”,无论是墨子的“兼爱”、“尚同”还是孟子的“王道”、“仁政”;无论是倡导“富国强兵”的法家,还是主张与民“并耕而食”的农家,诸子百家之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都是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产生的。

尤其值得赞扬的是,诸子百家之学都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一个诸侯国服务的,而是为整个“天下”服务的,所要解决的乃是所有诸侯国的问题,这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后代士大夫阶层继承了先秦士人的这一伟大精神,总是在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承担起拯世救民的伟大历史责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说、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林则徐“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之志,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之体现。

清末民初,在列强环伺之中,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裹挟之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那些刚刚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变成或正在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再一次激发起“以天下为己任”之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呕心沥血、肝脑涂地。正如先秦诸子为了救世开出许多药方一样,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保守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西化的还是国粹的,它们有的有效,有的无效,有的适应历史发展,有的有悖于世界潮流,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救世的药方,骨子里都是八个字:“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这八个字背后蕴含的灵魂正是那延绵了千百年的“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天下”概念的外延也应该逐渐变化,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全球意识、人类观念,应该有志于为人类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

在策略层面上,顺时达变与中庸精神乃是古代士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变化思想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一部《周易》本质上就是讲变化的书。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在古人眼中,天下万物,大至宇宙苍穹,小至蝼蚁纤尘,无物不变,无时不变。因此有能力“赞天地之化育”的人就应该顺时达变――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行为策略与方式。

顺时达变达到极致便是“中庸”的境界了。以往人们常常误解“中庸”的意思,以为就是“调和”、“不走极端”之意,实则不然,“中庸”乃是古代儒家士人追求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基本精神是在顺时达变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

万事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儒家士人“仁政”的社会理想、“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境界却是不变的价值追求,如何解决这“变”与“不变”的矛盾呢?儒家士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其实就是朱熹注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意。但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中庸”却绝非“两边讨好”,“两边不得罪”,“和稀泥”,“中间路线”的意思,而是说,在充分尊重事物和条件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寻求最佳处事方案。所谓“最佳”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标准,即社会理想与人格理想的角度来衡量的。这就意味着,“中庸”本质上是如何有效地坚持原则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事情办好的问题,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如何统一的问题。

“中庸”的对立面则是两种极端:一是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二是随波逐流,蝇营狗苟。当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小到个人身边的人事关系,大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道理可谓一以贯之:我们只有既坚持原则,固守底线,又能顺时达变,方可找到最佳处事之道。

在政治思想上,古代知识阶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我们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此其产生的诸子百家之学成为此后两千余百年间各种学说与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武库”。这是一个王纲解纽,诸侯并立的时代,各种学说思想往往从一个角度窥见某种真谛,而整体观之则难免偏颇,所谓“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庄子・天下》)。因此善于博采众家之长或许是今日知识分子对待古人智慧的合理态度。

譬如儒、法两家的根本目的都是治国平天下,使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重新建立社会价值规范。但二者采取的路数却是大相径庭:儒家设计的是“仁政”之路,即一个诸侯国通过“制民之产”使人们丰衣足食,幼有所育,老有所养,进而通过统治者们“与民同乐”政策,使上下一心,大家和睦相处,于是该诸侯国大治,人民幸福。其他诸侯国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就会从四面八方纷纷前来归顺,这样一来,不用战争便天下太平。

法家的办法则不同,主张采取“奖励耕战”、“严刑峻法”的办法,让人们“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后再通过战争兼并其他诸侯国,最终达到天下统一。

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家的治国方略有许多合理之处,在某些特定地区或时期也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总体言之是难以实施的;法家的办法经常能在短期内起到巨大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则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从今天的政治制度建设角度看,则儒法两家均有可取之处:儒家的“仁政”可以为“人性化”政治理念与管理方式提供借鉴。人是情感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政治的或法律的关系也应该是符合人情事理的,而不应该是与人情相悖的。法家思想则可以为我们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总需要制定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与关系准则,只有在“有规矩”的社会中人们才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