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的“免疫力”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缘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监管制度建设完全脱离。近二、三十年来，金融创新及相关的衍生产品蓬勃发展，但金融监管的制度建设却出现了严重的缺失。一方面，金融投资过于依赖数量化模型，理论假设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对未来的资本收益变化的预测严重失真；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的着眼点不是通过增加信息透明度来降低信用风险，而是期望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监管者曾经认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能够自主规避风险，而忽略了作为企业追求高利润，会给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

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监管不足，中国金融业则是谨慎有余开拓不足。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业取得巨大成就，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金融弱国，处于金融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规模小，结构不合理，金融工具少。中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其弊是难以有效运用全球资源，缺乏全球定价权和影响力，其利是自然形成了阻断金融风暴的防火墙，对尚不发达的金融业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仅以隔岸观火的心态来看待，不仅学不到经验，而且可能会失去机遇。毕竟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中国金融终将走向开放。

邓小平同志1991年视察上海时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不乏先进的技术，精明的企业家，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机会，但如果不解决金融开放的问题，这一切都难以组织起来。中国要为促进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作出贡献，就必须融入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定制权。

在中国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固守防火墙不仅是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构建和完善金融体系的自身免疫力。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得到三点重要启示：

其一，加大金融经济发展力度。目前中国金融发展阶段和水平都和美国差距甚远。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金融虚拟泡沫过多，那么中国金融经济的发展还严重不足，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甚至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必然伴随出现新的国际分工和秩序，中国要从给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低端打工上升到金融服务业的高端领域，也要求中国金融强身健体，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完善市场功能，提高金融竞争力，谋求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主动地位。

其二，稳步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相反，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过于单一，导致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一方面实体经济有巨大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却有大量资金低效率运转，难以满足投资者多层次的投资需求。因此，中国应加强金融创新。当然，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意味着超高风险与机遇共存。创新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的特点和环境，考虑中小投资者可接受、可操作、可控风险的需要，要多提供以规避风险为目的的衍生品的运用，对投机性衍生品交易进行严格限制，同时加强对金融创新透明度的要求，建立监管信息共享协调机制。

其三，金融监管要与金融创新同步。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许多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衍生产品都在政府监管之外。中国金融监管要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可谓任重道远。风险控制与金融创新永远在博弈过程中，要实现有效平衡与和谐，既不抵制创新，又能控制风险才是金融市场的最佳状态。（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信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