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

“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是我人生中一次质的转变。我开始通过影像传达我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感受。”

蔡焕松：据我了解，你走上摄影之路并不是因为喜欢摄影，而是你当知青返城后，被安排在照相馆当学徒。可以说是摄影选择了你。

曹红：我父亲是一位抗战老革命，期间我们家因此受到冲击。我的两个姐姐都下放到皖北农村插队。后来知青可以回城工作，但我的两个姐姐因为政审不过关，每次招工都不成功。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个回城，我的两个姐姐非常苦闷。1977年国家出台政策：一家人有三个下放农村的，国家可以安排其中一个回城就业。当时我大姐已下放农村8年，为了能让大姐回城，我决定自己下放农村换大姐回来。1977年我15岁，刚初中毕业就把户口迁去了农村。后来知青大返城，1979年春天，我被招回城里，被安排进一家工艺美术厂做工艺设计，后来领导说，你学过绘画，就去照相馆给照片上彩吧。就这样我“被摄影了”，到工艺美术厂下属的照相馆当了学徒。这就是为什么摄影选择了我。

蔡焕松：当年绝大多数照相馆的工作是刻板证件照的重复拍摄，与摄影创作无关。那么你是怎么从照相馆到文化馆，又是怎么从考大学到进入媒体行业的？

曹红：在照相馆当学徒期间，刚开始我是学着色，修底片，后来进摄影室捏皮球，再后来我跟着师傅学拍人像，又进入暗房冲洗照片，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热爱摄影。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台自己的相机，可以出去拍更多不同的片子。1981年春天，我花500元钱买了一台海鸥4B双镜头照相机。当时我每月收入只有20多块钱，那是我积攒了两年多的全部积蓄。就这样我开始拍摄家乡的名胜古迹，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后来这些照片被大量选登于《怀远名胜》一书中，并受到怀远文化部门的重视。1983年，我作为“特殊”人才被调入怀远文化馆任摄影员。

自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一直想进正规大学接受专业的摄影教育。定好目标后，我决定自学复习，每天晚上12点家人孩子都睡着了以后，我开始看书学习到凌晨3点多，每天都是如此。1988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兴奋之情犹如昨天。进入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学习是我人生中一次质的转变。

蔡焕松：去武汉大学读摄影专业那几年，你的摄影观念有什么变化？

曹红：上大学之前我主要是别人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上大学以后，我从师于易中天、吴高福、刘祖音、陈复礼、朱羽君等名师，进行文艺学、美学、艺术哲学等专业课程的系统学习，渐渐地我对摄影有了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我开始对人文、人类、人情、人道进行细微的观察和思考，并尝试用我自己的影像语言来表达。

1989年夏天，我站在武汉街头，想用“景深范围内慢门式”拍摄方法拍摄流动的人群。但在我设置的景深范围内，一晃一晃的人群始终不能聚焦，即便是与他们擦肩而过，画面仍然模糊不清。是眼前的世界本来就是模糊的，还是我被这座火城的炙热烤糊了眼睛，烤焦了思维？我产生了困惑。但我没有放弃，我使用服装模特等道具，运用两次曝光手法，在深圳街头拍摄完成了《印象》这组作品。因为我觉得摄影来源于生活，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拍摄中的体验是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后来我开始寻找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通过影像传达我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的思考，对生活的感受。

“想要拍到第一手资料，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

蔡焕松：毕业以后你就到深圳做摄影记者了？

曹红：1992年毕业以后我就到《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做记者。1993年我进入《深圳法制报》任摄影记者，从事法制新闻摄影报道，一干就是8年。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我与公安干警一起深入第一线，打伏击抓歹徒，扫黄打非等，拍摄了大量法制新闻专题，如《扫黄纪实》《聚焦国际禁毒日》《开枪击毙抢劫犯》《反扒行动》《是医疗事故，还是人身伤害》等。每一次参与干警们的抓捕行动，他们总是尽力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我跟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也深刻地了解和体会到为保一方平安深圳公安干警们付出的努力。

如果说新闻摄影记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职业的话，那么法制新闻摄影记者就是危险中的危险职业。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做法制新闻摄影，要冒着意想不到的危险，到第一现场的最前沿去拍摄。与此同时，法制新闻摄影记者还需要具备警察的某些素质，以便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拍到好照片。

2001年我调入《深圳特区报》，负责摄影工作。这是一份以社会新闻报道为主的报纸。想要拍到第一手资料，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进去”。我主要进行暗访，暗访有一定风险，所以我从来不背摄影包，也不穿摄影背心，我的相机一年到头都装在我的女款包里，包的拉链永远是开着的，这样方便我随时拿出相机。一般在采访中我会先目测站好拍摄位置，事先用黑色塑料袋把相机包好，镜头露在外面，遇到要拍的场面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相机拍摄，随即转身把相机放回包里。文字记者经常是我的“掩体”，在没有被发现之前我决不会暴露记者身份。比如《违法搜身》、《直击街头吸毒》、《黑心老板大发招聘财》等作品都是采用此类方式进行拍摄的。

蔡焕松：在法制题材的拍摄过程中你遇到过危险吗？

曹红：太多了！印象中最危险的一次是我跟着深圳市南山公安分局“打伏击”抓人。他们抓了人以后先在车上审讯，然后问出了嫌犯的窝点，我就跟着他们去窝点抓人。当时嫌犯说窝点在三楼，我就跟着公安一起往上跑，他们一把拉住我，说你不要命啦！我愣了一下，等他们一松手，我又跑上去了。因为如果我不在第一现场，根本拍不到有用的画面。我跟着他们跑上三楼，但三楼什么都没有，我赶紧折回头下楼，就在我折回头走到二楼的时候，一把枪对准了我，我吓了一跳，动也不敢动。还好那是公安的枪，他们听到脚步声，以为是嫌犯逃跑。事后想想我很害怕，幸好他是老警察，如果是新警察，可能我就出事了。但后来我还是会跑到前面拍照片，南山警察都认识我，我经常跟着他们一起“打伏击”抓人，他们都叫我“曹哥”。

“新闻摄影的本质是社会性和真实性，这种特性约束着你不能去拍沙龙。”

蔡焕松：1992年你来深圳工作的时候正好也是深圳沙龙摄影发展最快的时候，当时深圳有很多摄影人都在拍沙龙，你似乎没有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为什么？

曹红：那时候我经常看《现代摄影》杂志刊发的纪实影像，还有《中国摄影家》杂志刊发的新锐影像，比较喜欢这类风格的片子。而且新闻摄影的本质是社会性和真实性，这种特性约束着你不能去拍沙龙。那时候一看到扛三脚架的就有人说“打龙”的来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不会用三脚架。

朱宪民：你是深圳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个女摄影记者，也是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做出了一定成绩的摄影记者。你以女性独有的视角记录社会生活，尤其是女性题材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拍摄的《都市边缘》专题。改革开放为淘金者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一部分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走向了生活的堕落面。你是中国第一个拍摄这类题材的女摄影记者，你进入女看守所、女子监狱，拍摄她们的生存状态，通过镜头告诫女青年要走正确的人生道路。你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这种思想观念是难能可贵的，你拍摄的影像为中国此类题材的影像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曹红：我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摄影记者，我有责任用手中的相机关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我用镜头定格了一个个欣喜悲怆的瞬间。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采访中，我曾和打工仔们一起冒着被打的危险与黑心老板作斗争，和失去爱女的父母一起昼夜寻找爱女，代表工人和老板进行谈判，流着泪采访白血病儿童后悄悄留下微不足道的捐助，尽我所能帮助流浪多年的孩子找到好的归宿……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如果没有勇气你就走不进那些拍摄领域；如果没有诚意你就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没有职业敏感性，即便遇到震撼人心的画面你也会与之失之交臂。勇气是事业心的表现，如果你仅仅把摄影当成一份工作，冒险也就大可不必。诚意是一个人高贵品质的表现，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如果做摄影不先做人，则会欲速则不达。而敏感，则是一种艺术修养的临场发挥，是摄影记者对瞬间的职业把握。

“应该放松一点，尽量享受拍摄过程中的乐趣，好的作品往往在不经意间诞生。”

蔡焕松：当年你在深圳这个沙龙摄影重地没有受到唯美影像氛围的影响，但去了几年美国你却带回一个唯美影像的展览《一叶知秋》。这个展览的风格与你以前的纪实风格截然相反，你自己怎么看？

曹红：摄影是一种方式，过去我是一名记者，摄影是我的职业，我肩上扛着一份责任，我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摄影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用影像记录和表达我的生活和心情，是自然的情感流露。

来美国后我主要拍身边熟悉的东西和容易拍的题材。每到深秋，片片秋叶带着它们对生命之树的最后眷恋，随风飘荡在空中，像彩蝶漫天飞舞蹁跹。它们悠然地飘荡着，落到我家后院恬静的湖面荡起层层涟漪。那画面非常美，是一种诗情画意。我开始拍秋叶，一直拍了三年。《水中芭蕾》系列作品主要表现两片叶子在水中的律动宛如两只洁白无瑕的小天鹅，在深情地低语呢喃，多情的双眸顾盼着一汪如水的蓝，伴着秋风与水共舞一曲如花的韶华。《云水禅心》系列主要表现秋叶在湖面寻找一丝静水流深的禅意，在素墨勾勒的山水间寻找一颗淡泊的尘心。在委婉而又忧伤的深秋，落叶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再现一幕幕精彩的瞬间。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为我镜头里的落叶祈祷，愿它们来年依然成为我镜头中那一瞬的灿烂。

蔡焕松：你在美国也拍了一些纪实作品，比如美国人领养中国孤儿、背包族等。

曹红：我在美国经常关注华人。我知道很多美国人会到孤儿院领养中国孩子，这些孩子被领养以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这是中国同胞非常想了解的问题。我走访了很多家庭，这些中国孩子在美国人的家庭里幸福健康地成长，虽然他们之间不是亲子关系，但亲情却在这里延续。我拍这些片子要征得他们的同意，跟他们签协议。所以在美国做纪实摄影是很难的。

关于背包族，我已经拍了一部分了。在美国，有一部分人没有房子没有工作，他们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背包。政府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流动的吃饭、睡觉的地方。他们凭着ID可以领饭吃，晚上在政府提供的住所休息。我还会继续拍摄这个题材，持续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

朱宪民：单从纪实角度我们理解不了曹红后期作品的存在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艺术和内容的统一。到美国之后，你学习了美国的影像市场理念，受这种理念影响，你更加追求作品的艺术内涵，使作品的悬挂感增强。但同时你也有自己喜欢的题材，以及想表达的思想观念。

曹红：现在美国摄影人更讲究作品能上墙，美国的餐厅、咖啡馆，80%都挂摄影照片，而且现场标价，你看到了，觉得不错想买，当场就可以付钱拿走。

朱宪民：这是他们的理念，拍照片就是要悬挂，不一定非要卖钱，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作品。现在中国也出现了这种市场的萌动，我们在一些大城市的高档酒店、餐厅也能看到挂在墙上售卖的照片。

曹红：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这种影像市场今后会越来越繁荣。

蔡焕松：你觉得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应该如何走向国际影像市场？

曹红：第一，技术上一定要过关，国外对摄影作品的技术要求非常严格。第二，从题材来讲，最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比如民俗题材，外国人对这些更感兴趣。其实很多中国摄影师拍的照片都不比美国人差。另外，我觉得中国摄影师不用太刻意地去拍什么，很多美国摄影大师的经典作品都是在不经意间拍出来的。所以还是应该放松一点，尽量享受拍摄过程中的乐趣，好的作品往往在不经意间诞生。

蔡焕松：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拍摄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外国摄影师总是千方百计把非常态的东西拍得很常态，让你感觉不到一点摆弄的痕迹，而一些中国摄影家更倾向于把常态的东西拍成非常态的。

曹红：很多美国摄影师不喜欢干扰拍摄对象，比如让拍摄对象回头看一眼镜头，或者做什么动作。

蔡焕松：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使作品中带有摄影师的主观干扰元素。

曹红：对！这要把握一个尺度。我们经常说拍照片一定要进去，进去之后也一定要可以出来。有的人进去了出不来，有的人在外面进不去。

“我想通过镜头传达华人华侨在海外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祖国的关心和牵挂。”

蔡焕松：2009年2月，你在美国成立北美华人摄影家协会。2012年3月，你又在美国创办北美摄影学校，你在国外创办摄影组织和学校的初衷是什么？

曹红：因为在国内我们都有自己的摄影组织，到美国以后没有这样的摄影组织，我感觉找不到家了。我想跟我一样在美国的中国摄影人肯定不少，我应该成立一个组织，不求有什么大作为，起码组织一些摄影活动，让出门在外的中国摄影人感觉有一个家，不会太孤单。2009年，我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成立了北美华人摄影家协会，当时也就二十多个人入会，算是为大家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吧。

后来很多华人找到我，说他们想学摄影没地方去，问我能否教他们学摄影。我想既然有这么多华人想学摄影，我应该努力为他们创建另一个平台。就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我创办了北美摄影学校。来学习摄影的学生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悟性很好，所以学起来很快上手，有的最初连相机开关在哪里都不知道，现在拍的片子都不错。今年3月份我们在美国约翰克里克举办了周年校庆摄影展览，展出学生拍摄的120幅摄影作品，反响很不错。

朱宪民：你不仅人到美国去，还把中国的摄影带过去；不但自己拍，还成立协会创办学校，把中国好的摄影传统带到美国生根发芽。你搭建了平台，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曹红：我的学生有些是从其他美国学校转过来的，他们觉得还是中国人办的学校比较好，适合学习。

蔡焕松：你更喜欢协会的工作还是学校的工作？

曹红：我更喜欢摄影学校的工作。因为我可以帮助喜欢摄影的人学习摄影，让他们也能享受摄影的乐趣。我经常带着他们一起去拍片，我喜欢将摄影的快乐与人分享。当我看着他们从什么都不懂到拍出很好的片子，那种既喜悦又欣慰的感觉非常真实。

我有一些学生年龄稍微大些，最大的66岁，有一次一位大龄学生在报名的时候问我，曹老师，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从来没有拿过相机，什么都不懂，还能学好吗？我问她，你爱不爱美？她说爱美。我又问她，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吗？她说有。我说那没问题了，只要你爱美，又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用心学习，我保证你可以学得很好。因为拍照片和做人一样，都需要一颗感恩的、善良的心。如果面对美景你自己都不感动，你拍的照片怎么能感动别人呢？肯定感动不了人。这位学生后来学习非常努力，成为那个班的优秀学员。

蔡焕松：你后期拍摄的作品从根本来讲还是在传承中国文化，表达中国人的一种情感。

曹红：对！虽然我长期生活在美国，但毕竟我是中国人。我老公是我每一张照片的第一个观众。我坐在电脑前挑选、制作照片，他就在后面看，说这张好，那张好。他的观点是，不一定非要摄影师自己挑片子，摄影师自己不喜欢的照片也许其他人会喜欢，所以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我赞同他的观点。我们自己挑片子难免太主观，给别人看一看，他们有新的视角，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有利于片子形成专题，有利于我们拍出更好的片子。

朱宪民：虽然你去了美国，但你没有因此放弃摄影，因为你从灵魂深处热爱摄影，你只是用一种新的视觉、新的观念走了一条新的摄影道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是一种探索，一种尝试。这值得我们摄影人学习，要勇于尝试新的视角、新的题材、新的表现形式。

你在国外拍摄的作品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你不只拍摄风景、动物，同时你把镜头对准在国外生活的华人，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你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你能更真实深切地体会华人在国外的生活百态。这体现了你作为一个摄影家的社会责任感。

曹红：来美国以后，虽然身份变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份责任感在身，曾经的摄影记者职业生涯仍然影响着我，这是无形的，不由自主的。我拍摄了《亲情在这里延续》、《中国失明女孩美国新生活》，美国亚城数千华人到CNN总部抗议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歪曲报道等照片，我想通过镜头传达华人华侨在海外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祖国的关心和牵挂。

除此之外，我也拍一些美国的新闻事件和他们在特殊时期的生活状态，比如《美国经济低谷期街头人物速写》、《超级热浪席卷美国24州》、《占领华尔街》等等。

“真正优秀的摄影家应该是立体的、丰富的，纪实能拍，新闻能拍，唯美也能拍。”

蔡焕松：现在你怎么看待国内的纪实摄影？

曹红：纪实摄影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很好的发展前景的，但肖像权问题也会日益凸显，如何处理好肖像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最好能得到被摄者的签名授权，否则你拿出来公开发表可能会有麻烦。

蔡焕松：你怎么看待纪实摄影和唯美摄影之间的区别？

曹红：我觉得它们之间没有太大区别。纪实摄影在记录历史、见证历史方面起主导作用。而唯美摄影也是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过去我们不太接受唯美的影像，但到了国外之后我觉得唯美的东西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美好。

蔡焕松：你觉得从纪实到唯美的转变难吗？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影像语言。

曹红：我觉得这要回归人的本位，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当年我在深圳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的职业就是摄影记者，我就是要拍这种东西。当我到美国之后我的生活和思维改变了，那我拍的东西也随之改变。于我而言，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型。这样的改变可以使我体会到摄影的不同魅力。

蔡焕松：今后你还会继续拍纪实？

曹红：我会一直拍。搞摄影不能自己把自己局限了，能拍什么就拍什么，方便拍什么就拍什么。真正优秀的摄影家应该是立体的、丰富的，纪实能拍，新闻能拍，唯美也能拍。

蔡焕松：你原来在深圳拍新闻纪实跟你现在在美国拍纪实有什么不同？

曹红：以前那是我的职业，我有一种责任，为社会，为弱势群体，为正义去拍。现在是为自己而拍，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感受去拍。现在我拍片子不受任何影响，不喜欢的就不去拍，不像过去，喜不喜欢都要去拍。

蔡焕松：以前拍摄新闻纪实形成的某些惯性是否还会影响你？

曹红：肯定会有影响。有一年元宵节我在美国一家餐馆吃饭，我看到一群美国夫妇带着他们领养的中国孩子在开心地吃饭、联欢，我很激动，因为我特别想拍这些画面。但那天我没带相机，心情很不好。有时候我也会梦到自己遇到想拍的场景但按不下去快门，要么没电了，要么没胶卷了。这都是以前做摄影记者时留下的“后遗症”。

蔡焕松：那是摄影记者的职业惯性使然，当你看到想拍的景象却拍不了，那是很难受的。

曹红：现在我更关注生活中的细节，更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我会一直拍下去，各种题材我都愿意去尝试。

2013年8月，曹红在美国亚特兰大拍摄。

Madison Yuri Dotson 摄

曹红简介

1963年生于中国安徽。

1979年作为知青返城后进入照相馆当学徒。

1983年调入怀远县文化馆做摄影员。

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

1992-1993年任《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记者。

1994-2001年任《深圳法制报》摄影记者。

2001-2002年任《晶报》首席摄影记者，主要报道社会新闻。

2002-2005年任《深圳特区报》摄影部记者，主要做社会深度摄影报道。

2001年获第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中国优秀摄影家”称号。

2003年获全国新闻摄影比赛金、银奖，“深圳十佳女新闻工作者”称号，广东省第二届“金枪奖”，作品入选《改革开放二十年新闻摄影展》，出版个人摄影作品集《都市边缘》，论文入选《改革探索—中国新闻摄影论文集》并获优秀奖。

20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专访，并以《我是你的眼睛》播出。

2006年11月8日中国记者节，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记者的天职》（曹红，勇敢而感性的女摄影记者）。

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美国北美华人摄影家协会创会会长，北美摄影学校校长，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事。现居住美国亚特兰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