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笔者在对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1995年－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可能产生影响的服务业发展程度、科研能力和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人民币升值状况、发包企业国内压力和劳动力成本6个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程度、人民币的升值状况、来自发包国的压力和劳动力成本因素对我国服务外包的低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其余的因素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服务外包；价值链低端；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2－0035－05

一、引言

由于服务外包的不断发展，对服务外包的研究逐渐成为焦点。研究机构IDC(2007)在对全球30家大型外包企业高层决策者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指出：成本状况、技术实力、特殊技能、英语能力、人才储备是影响软件外包的主要因素。研究机构Gart－net(2007)通过对服务外包承接国的研究认为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信息通信设施建设水平、劳动力的熟练程度、价格、劳动力外语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是决定其承接水平的关键因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承包商的区位优势主要来自地理位置和聚集效应以及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吸引(唐宜红，2003)。卢锋(2007)认为对一国服务外包竞争力产生影响的因素分为三类：一是基础设施条件，二是人力资源条件，三是政策因素以及整体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刘绍坚(2008)通过问卷调查对软件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指出市场环境、制度环境、政治环境等宏观因素对承接能力有显著影响，而企业能力和人才成本等微观因素影响不显著。

总体上来看，关于我国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定性方面的研究，实证方面的研究还不够详实，尤其针对我国服务外包瓶颈问题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

二、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表现

研究我国服务外包如何从价值链低端走向高端，首先必须界定价值链高端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经济学辞典、管理学辞典、学术文献中无法寻求一种良好的界定。

从经济学角度，产业间分工理论、产业内产品间分工理论都是从所采取的技术水平、所投入的要素相对高级化以及附加值高低的角度来考察产业发展水平的，而管理学则认为“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是高端的。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关于价值链高端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可以认为产业是否处于价值链高端，关键在于附加值的高低和所含科技水平的高低。此外，产业发展的规模状况以及产业的发展环境都是支撑产业走向高端的条件。

根据上述关于产业是否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界定以及我国服务外包的现状，可以得出我国服务外包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整体水平比较落后的结论。

(一)从产业规模角度：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小，国际竞争能力薄弱

截至2009年6月，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共6673家，从业人员121.5万人，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32.9亿美元(见表1)，累计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142.4亿美元，仅占约5％的市场份额(郑雄伟，2009)。而印度的ITO与BPO市场占全球市场40％以上的份额。全球20大ITO/BPO供应商中，有7家是印度公司。

我国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比较小(见图1)，印度大型外包公司的规模都在10万人以上，而在我国外包行业中，超过5000人的公司屈指可数。另外，我国尚未出现1家达到相当规模的(服务外包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国内企业。我国外包行业中缺少与世界顶级企业规模相媲美的大型企业，从而不能有效吸引大的外包和集成项目，导致我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薄弱。

(二)从行业发展状况角度：我国服务外包行业高度分散，尚未形成产业品牌

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布局比较分散，目前主要以单个城市为主，形成的是“小区域化”的模式，一定范围内跨区域的联动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形成，所以集聚效应难以实现。理想的发展模式应该是集各小区域优势最终形成行业优势(见图2)。

我国服务离岸外包行业缺乏一个类似印度NASSCOM那样有影响力，能够真正代表国家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和领导协商的服务外包行业的行业组织。再者，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尚未形成产业品牌，企业素质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方面我国通过CMM等行业技术和业务能力认证的外包企业比较少(见图3)，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供应商自主接单能力很低。我国外包企业在国外市场拿到主要是三手甚至是四手的转包订单，一手订单的数量稀少。

(三)从国际环境角度：我国国际市场开发不彻底，服务外包来源单一

根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分析，2008年印度外包产业中有66％来源于离岸市场，34％来源于本土市场。在我国，90％以上的需求来自本土。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我国还有许多国际市场尚未开始剥离和释放。根据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的数据，2008年我国服务外包离岸市场主要是日本和北美，营业额分别为7.3亿美元和7.9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服务外包来源单一。

(四)从技术含量角度：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提供的服务普通、单一、低端

从价值链由低端到高端的攀升过程来看，服务外包业务从低端走向高端应该是从操作外包走向职能外包，再走向战略外包的渐进过程(见图4)，从而使外包产业从基础产业向核心产业、战略产业、高端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的国际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ITO为主导的离岸外包，这些外包业务大多是一些非核心、技术含量不高的基本操作外包，从而导致我国外包行业结构单一、附加值低、增长空间受限的被动局面。而BPO和KPO业务更具有创新性和科技性的特点，其发展趋势较为多元化，所以代表了服务外包行业的价值链高端方向。但我国的BPO和KPO产业刚刚起步，这方面成功案例屈指可数(见图5，图6，表2)。

三、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影响因素

笔者根据相关的理论和研究，选取6个对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服务业发展程度

服务业是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基础。外包承接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企业的业务能力越强，承接外包的竞争力就越强。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较快，总量日益扩大，但我国服务业产值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0％左右，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差距。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假设1：我国服务业发展程度低，对我国服务外包走向价值链高端产生不利影响。

(二)科研能力和水平

服务外包行业中的IT0和KPO属于技术密集型领域，对科技水平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承接国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状况直接影响其接包能力。我国虽然吸引了大量的FDI，但其技术外溢效果并不大，再加上我国自主创新也比较滞后，我国科研技术

水平还不及世界先进水平，与发包方的技术水平更存在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包竞争力的状大，因此不利于承接高端业务。

假设2：我国科研能力薄弱，阻碍我国服务外包走向价值链高端。

(三)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服务外包是数据安全与知识产权相当敏感的领域。知识产权得到维护以及良好的法律环境是外包服务合作的基本条件。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知识产权制度尚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比较淡薄，再加上执行力度较弱，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己经成为我国服务外包向高端化方向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假设3：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佳，阻碍我国服务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四)人民币的升值状况

近年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加剧，针对中国贸易的高额顺差，美国政府施压人民币，希望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来缓解美国自身对外贸易逆差的局面，并遏制中国的发展。人民币升值势必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不良影响，同时也会对我国的外包产业造成压力。

假设4：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对我国服务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五)来自发包国的压力

利益转移是服务外包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发包国将业务打包外发，导致发包国大量自领阶层外流，岗位流失，并且导致相关领域的人员收入下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威胁。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工会就对服务外包采取一些抵制措施。美国甚至通过了一些限制外包的法案，对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将政府项目外包给非美国公司进行一定的限制。这些来自发包国的压力也是限制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因素之一。

假设5：来自发包国的压力的增大，对我国服务外包走向价值链高端产生不利影响。

(六)劳动力成本

廉价的外包专业人才是发包国发包给承接国的因素之一。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是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过程中极其有利的因素。但是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我国行业内关于资源和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另外，我国新劳动法的出台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压缩了利润空间。所以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削弱也是阻碍服务外包向高端发展的因素之一。

假设6：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加大，不利于我国服务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四、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笔者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为消除异方差，对各项变量取自然对数。模型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因变量Y为其他商业服务出口额(亿美元)，用该指标来反映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程度。自变量X1为服务业增加值(亿美元)，用该指标反映我国服务业发展程度。自变量X2为国家财政用于科学研究的总支出(亿元)，用该指标衡量我国科研能力和水平。自变量X3为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用该指标来表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自变量X4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元/100美元)，用该指标来反映近年来人民币的升值状况。自变量X5为美国失业率(％)，用该指标来反映我国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时所面临的来自发包企业的国内压力。发包国失业率越高，越会影响对方的发包量，从而影响到我国的接包。由于我国承接的国际服务外包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所以笔者将采用美国的失业率来衡量来自国外的压力。自变量X6为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元)，用该指标来表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由于高端化的服务外包涉及到高技术，故采用科学研究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高端服务外包行业的劳动力成本。笔者所采用的数据为1995年－2008年共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我国的服务外包是在1995年左右出现的，故采用1995年及其以后的数据。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nationmaster国家数据库。

(二)模型估计及结果

笔者运用最小二乘法对(1)式进行回归分析，使用的是软件是EVIEWS5.1。由于模型的6个解释变量中，有些变量的回归结果非常不显著。所以对不显著变量进行逐一剔除，最终回归结果见表3。

从t值可以看出，X1、X4、X5、X6这4个变量的t值的绝对值都大于2，t检验的p值都低于0.05，即对应系数显著不为零。这说明X1、X4、X5、X6这4个变量都是显著的。F值为136，大于临界值，因此Y对自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是显著的。样本决定系数R2为0.984，可见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笔者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为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对残差序列e进行ADF检验，ADF值为－4.285128，1％水平的ADF临界值为－2.754993(检验形式为不含常数项，不含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为0)，这说明残差e，是平稳序列，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由变量的平稳性及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确定表3的回归结果是有效的，即可认为X1、X4、X5、X6这4个变量对我国服务外包处于价值链低端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实证结果来看，服务业发展程度对服务外包发展程度的影响较大，且成正向关系。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程度低，所以我国服务外包走向价值链高端过程中基础薄弱。人民币升值状况对服务外包发展程度产生正向影响。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已提高以人民币计价的服务外包出口成本，并且使应收账款减值造成汇兑损失，从而阻碍我国服务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发包企业的国内压力对服务外包产生正向影响。来自发包国压力的增大，对我国服务外包走向价值链高端产生了不利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加大，不利于我国服务外包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科研能力和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对服务外包发展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笔者建议：第一，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外包承接商的整体业务水平。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我国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水平，提升外包产业整体形象，加快行业整合，打造行业知名品牌，开拓国际市场，为服务外包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推动我国服务外包走向规模化、纵深化、高端化。第二，针对发包国压力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等激烈的外在竞争环境，企业应在规模效益和品牌效益上做文章。企业应剥离价值链低端环节，增加技术、研发、品牌等高端环节投入，加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终走向高端整合，实现营销渠道扩张，技术能力增长，竞争能力增强。第三，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人才素质，以高素质人才来吸引国际外包业务。

参考文献：

卢锋，2007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9)：49－61

刘绍坚，2008，影响我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86－93

唐宜红，2003，外资进入行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郑雄伟，2009，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