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经典文化危机与审美范式转换

摘要：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一统天下的经典文化内遮藏着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它不但损害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渐成潮流；正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转换，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走入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审美范式也随之转换并渐趋多样化。

关键词：消费时代；经典文化；意识形态；审美范式；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正所谓“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所以文化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其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而作为集合概念的经典文化是由无数文化经典文本组成的。“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就本文而言，“经典”一般涉及三方面的含义：一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经典文化的内蕴本质虽然是一种非物质化、非形态化的东西，但其巨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确实是无以伦比和无可旁贷的。

概而言之，传统的经典文化与其后代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经典作为前人(父辈)智慧的结晶，代表了父辈们迄今为止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它为后人(子辈)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继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T.S.艾略特曾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些部分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的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由此可见，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必须在由父辈经典所组成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另一方面，先辈经典作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又必然制约着后人的创造，这种制约有时还相当强大以致引发后人影响的焦虑和叛逆的冲动，并通过误读经典或否定经典的影响等途径寻求超越与突围。经典文化史上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迷人：“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些东西。”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因此说，经典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既是创新的资源又是创新的障碍，真正有创造力的一辈人应该既从经典中吸取资源又要突破经典的囿限。

一、经典文化的自反：意识形态的沉积与精英控制的等级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文化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与体验的精神升华(高雅文化)。”在传统语境中，这两种含义的文化通常是分离的，并为某种等级秩序划分所制度化；作为艺术的文化通常以其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而成为文化等级秩序划分的一种尺度。可以说，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一套观念，向社会成员解释社会，从整体上理解社会，并为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往往存在误差。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即文化大师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更不允许这种异端思想的传播。这种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使大众的文化滋养与生活方式趋于单一，阻碍了更多的想象、经验和感受进入文化的殿堂。

按照通常的美学观念，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文学艺术历史的沉积和构成通常除了文化事件外，其主要的支撑框架则是经典文本；文艺史上只有少数经典文本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纯粹、最高尚的审美经验，而绝大多数文艺作品往往因为迎合时尚和大众口味、缺乏内在的审美价值而在历史上稍纵即逝，很快被淘汰或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有的作品即使曾在一定时期属于大众或者通俗文化范围，但当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奉为或转化为“经典”文本时，它一定已经被另一时代的文化精英所认同，给予精英化的评判、处理了。而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则认为：在纯艺术品与通俗文化作品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和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清楚地表明，一种文化的通俗趣味(譬如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能够成为以后时代中的高尚经典；他觉得“纯艺术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阶层为确保其继续拥有凌驾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之上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发明”。由此可见，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并没有以一贯之的客观标准，所谓的“最纯粹、最高尚”也是相对性的模糊概念；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的斗争。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被告知：灌注了意识形态或日精英思想的经典文化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才形成的，它是自然选择与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文明的象征。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 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当代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就明确指出：“所谓文学经典和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看成是由某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时间所作出的一种建构。”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祛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与天经地义。中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以乌托邦理想主义为最高价值取向的“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其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威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

二、经典文化的危机：精英主义的式微与文化范式的调整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人类文化的发展一直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或日贵族主义意识，尽管精英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来说，精英主义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认为人类社会始终是不平等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平等，社会中总有极少数人在财产、素质、知识、道德、文化等方面优于常人，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导致社会分为精英与群众两个阶层；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统治阶级是极少数，被统治阶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二是批判所有的民主理论，彻底否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在民”或“实现人民的意愿”等民主理念，倡导一种民主精英政治，认为现代国家可以实行间接民主、民主是精英多元主义的输入方式，其实质就是民主的独裁或日开明的领袖统治；而文化上的民主只是对此前绝对化的精英控制式等级阴谋的平衡。然而，二战以后文化发展中精英主义的式微却是无可挽回，就连一直存在较重精英主义倾向的英国文化也在迅速调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革命，开始将世界带进后工业化时代，使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文化范式大幅度调整，出现了现代人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学术界或根据这种新型文化与后工业社会的联系而将其称为后现代文化，或根据它的媒体及消费特性而称为媒体文化、消费文化，或根据它的主流形态而称为大众文化(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依据具体语境的要求而在大致相当的意义上灵活使用这些称法)。由于这种新型文化建立在消解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基础之上，使得无经典确切说是无从确认经典成为这种新型文化的突出标志。除了媒体技术因素之外，建立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之上的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市场原则，也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空前复杂地交织了多元文化因素的状态：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诸多文化特性及其价值实践，在一种缺少相互间逻辑联系的过程中奇特地相互集合在一个社会的共时体系之中；中国当代文化形成了由农业文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与后工业文化侵入所共同构成的“新文化格局”，于是当代中国便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多重挑战。在显层面上，这些多元的文化因素交错共生；在深层次上，整个社会正潜在地不知不觉地经历着并将在新世纪初继续经历一场巨大的文化变异和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开始发生重大的变革和转型。审美文化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颠覆和消解便是一个显著特点。也许是源于缺乏精神纬度的商业冲动和物欲冲动，消费时代甚至要将所有曾经是神圣的一切不加选择地变成消费品和装饰品以供人消遣娱乐，形成了对于经典的后现代式的嬉戏态度。因此，尽管近些年大量类似“世纪经典”、“大师文库”的选本相继问世，却很少能够得到学界自身和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可；在一个文化范式调整未曾到位的时代，盲目叛逆和反抗权威造成了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非正统因素对正统因素的挑衅等等。舒圣祥先生针对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名文解读，指出：《背影》中的老父亲是因为懒得走路才从铁轨爬过去；《一件小事》中的车夫是因为垂涎过路女子的美色才特意把她绊倒……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语文”实际就是对经典的低俗化加工，是借用经典的名气追求商业炒作和市场卖点；当这种低俗和教育结合到一起时，对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来说是危险的，甚至会造成“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严重后果。其实，经典文化失宠的意味很复杂，其经典化铸造与经典化消解的过程必然涉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因此，经典的辨析与再造成为一个相当艰巨的文化发展课题。

三、审美范式的转换：文化消费的冲击与趣味选择的多元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一般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二战后兴起的文化研究恰恰就是要置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这就是所谓的去经典化。通过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文化研究用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同时通过把研究的视 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实施了致命打击：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文化研究更多地禀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

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对于经典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置疑，特别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深刻地置疑经典化过程所蕴涵的权力与不平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学史设定的经典标准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而后殖民主义者则致力于挖掘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与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总之，文化研究以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并不把经典视作是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甚至根本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用布迪厄的话说是“超功利的功利性”)。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揭露经典化中隐藏的精英掌控的等级阴谋与意识形态标准。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标准?”等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同时，经典化过程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文艺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然而不可能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神圣化为经典，那么这样一种经典化行为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它甚至比包含还重要)的双重过程：有些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文学)被包含在经典中，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剥夺了民族文化代表的资格。

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人们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经典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是“重写文学史”与“重新排大师”。“重写文学史”虽然具体体现为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但其核心是对于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这个解经典化与再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是在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突出审美标准”的口号下提出的，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审美”标准，对于“审美性／文学性”的强化本身也是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一种新的理解与想象，而且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支持并被纳入了“思想解放”的国家话语。“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其别引起争议的是把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宝座而让金庸人主其中。这一方面是延续了“重写文学史”中的“淡化政治”的诉求，同时也反映了新兴的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挑战。

同时，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正以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市为据点，不同程度地扩散渗透到社会各区域，显影出一幅幅参差的消费文化图景：到处矗立的巨幅广告，豪华的购物休闲娱乐中心，不断推出的商业展览，精美的工业设计，媒体制造的信息和影像以及比过去拥有更多闲暇的城市居民……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增长。”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大量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种符号之流实际出自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的商品一记号理论：在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之中，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小至七情六欲的私人生活，大至振兴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商品已成为种种欲望、意向的载体，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漂浮的能指领域，而广告、电视、电影则传送着源源不断的影像之流；一切的此在都无声地指明：以中心城市为先遣队的当代中国开始步入消费时代。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范式的调整，市场逻辑与消费优先的理念显现出巨大影响力和渗透性，消费时代的文化经典逐渐从单一性的、精英掌控的标准走向多元性的、动态选择的趣味：在消费的范围内，有的人把文化当成是一种经验，有的人则把文化当成一种装饰；有的人像包法利夫人，愿意像小说中那样生活，想让自己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有的人则只想收集有特色的作品；青年人第一次读到某部作品时，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心中感到震惊，成年人则像品茗一样琢磨作品，自己却不会因此而改变，要变也是读书时想像中的变，放下书则又恢复了原样；如果我们不说在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话，至少也可以说这两种人是不同的。艺术家也分成了两种人，有的是学院派的艺术家，有的则是边缘性的艺术家；有的艺术家在创造其艺术时极其巧妙地利用规则，有的则像喷发的火山能将一切规则打破甚至使其创造超出艺术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