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内容浅论

[摘 要] 论述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包含历史上围绕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编辑家、编辑方法、出版制度以及书籍文化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的编辑家、编辑群体、编辑学派之间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编辑思想对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等。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2） 06-0022-03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Chinese editorial thought research should cover the following topics： viewpoints and theories based on the influential works， editors， editing methods， editing institution and book culture in history； detail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editors， editorial staff and schools in histor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ditorial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iting， the interaction of theirs， the process and discipline of their evolution.

[Key words] Editorial thought Contents of research

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随着中国编辑出版学科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开展，在此之前其系统研究几近于“零”。正因为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很短，因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缺乏对中国编辑思想史学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中国编辑思想史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历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文献学史、中国图书学史等其他学科专门史的联系与区别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直到21世纪前十年，关于中国编辑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定论。

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从先秦至民国各历史时期图书文献的编辑思想。包括历史上围绕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编辑家、编辑方法、出版制度以及书籍文化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编辑家、编辑群体、编辑学派之间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编辑思想对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等。

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从先秦到民国，其间有哪些编辑思想影响了出版活动，产生了多大作用，各种编辑思想观念的演变、发展、更迭是如何反映在图书文献典籍出版活动中的，分析变化过程，总结变化特点，找出其规律等，都是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它不仅是历史的总结，在推动当代编辑出版工作深入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因此，各朝各代带有一定社会出版倾向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均是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个人的编辑思想和时代的编辑思想。所谓个人编辑思想主要是从事编辑活动的大学者或从事出版活动大家的思想，其性质是有意识的创造。所谓时代编辑思想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习俗等混合而成的，其性质是无意识的推进。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为：大编辑家开拓时代，时代孕育编辑出版大家。

具体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各时期编辑出版者的著述及言论。如，关于文籍的编辑，孔子就提出了“述而不作”的观点。他把文籍的生产活动分为“始创”和“传旧”两大类，主张编辑重“述”而非“作”[1]。汉代司马迁强调《史记》的编修是“述”而不是“作”。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2]这些著述及言论均能反映作为编辑家的孔子、司马迁的编辑观念和主张。

其二，各时期编辑出版的作品文献。编辑思想与其他学科思想有相同之处也有独特之点。相同之处表现为思想为个人所独有，类似于哲学思想一样，通过著述的形式发表，只要是出版的作品，无论作者本人是不是编辑家都可以表现作品出版的编辑思想；不同之处是编辑家本人的作品，或自己的著述或对自己作品的编辑都可直接体现和反映本人的编辑思想。

图书经编辑出版传播于社会，只要经过编辑出版过程，编辑思想就会渗透于图书之中，并不以时代来区别是否有思想。换言之，各时期的作品除个性外一定有共性。个性或共性都能反映编辑思想。“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编辑思想成就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垂劝诫，示后世”的标准又在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人均为北宋史学家，在政治上的资鉴功能和道德上的教化作用可谓异曲同工。

图书因类型不同在内容组织与编辑方法上亦不同，不同类型的图书均有鲜明的编辑思想。如类书的编纂自三国魏至清末，历时1500多年。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其他相关工具书记载，成书达六七百种之多，现存三百种左右。自《皇览》后，历代帝王相继仿效，纂修之风渐起。六朝人所撰类书，总数约在三千卷以上，如南齐萧子良的《四部要略》（1000卷）；梁刘杳的《寿光书苑》（200卷）；唐代欧阳询等奉敕撰的《艺文类聚》（100卷），徐坚等撰的《初学记》（30卷），白居易撰的《六帖》（30卷）；明代《永乐大典》（22877卷）；清代《渊鉴类函》（450卷），《骈字类编》（240卷），《分类字锦》（64卷），《子史精华》（160卷），《佩文韵府》（443卷），《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这些著作尽管编辑目的不同，规模有大有小，但都反映出鲜明的立类思想和“以类相从”的编排思想。

其三，各时期颁布的文化传播、图书出版规章制度。编辑思想的实现，体现为成文法之法典及其他各种文化出版、学术活动制度中，对其考察有助于编辑思想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极一时，佛典的翻译、整理和注释活动都十分活跃，较有影响的“成实”学派和“三论宗”学派均有其代表性的著作，如《成实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均颇有影响。佛教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与这一时期文化传播政策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梁武帝带头信奉佛教、阐扬佛理，甚至多次“幸寺舍身”，带动了佛经典籍编译的兴盛。

明代的“制书”也很有特色。何谓制书？师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书，二曰诏书。制书者，谓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称。”[3]自周代开始，制书本是历代皇帝颁布命令和法律制度的文件，但在明代书目中它被单独列类，且位于目录之首，分明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和“敬天、忠君、孝亲”鲜明的编辑思想。

外在环境影响了图书文化，从编辑出版的具体制度、内容与方法中都可以找到编辑思想发展的轨迹。

其四，有助于了解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的其他学科著述。即可以体现过去、当时及其后的时代状况。

如文学作品，既是著述的一种类型，也是编辑的对象。文学作品的内容对社会现象栩栩如生的刻画，可以供我们了解时代背景，分析编辑意识产生的土壤，理解编辑思想的导向或制约作用。作家冯梦龙、凌濛初所处的明代，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繁荣，为了满足市民阶层文化的需要，一批作家兼编辑出版家对前人著述加以搜集整理，给予评赞批注。他们二人分别编辑出版了“三言”“二拍”，这些涉及男女情爱、家庭矛盾、官僚生活、神仙怪异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深受市民喜爱，也是对晚明市井文化的真实摄取和生动描摹。“三言”“二拍”是编辑的作品，也是明代其他出版物的时代背景。

综上，研究个人编辑思想的资料和研究时代编辑思想的资料都可对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起推动作用。

中国编辑思想史以各时期国人围绕编辑出版活动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及其编辑出版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可以与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中国印刷史等关于编辑出版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新闻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各专门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经济史、中国新闻史、中国学术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因此，有必要明确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以开展并深化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

二是明确中国编辑思想史与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中国印刷史等其他有关编辑出版史分支学科的联系与区别。

中国编辑史、中国出版史和中国印刷史是与中国编辑思想史关系最为密切的三门主要学科。它们的共性表现在：均围绕编辑出版活动而展开；均以时展为序；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有编辑就有出版，有出版就要有印刷，出版造就了编辑，促进了印刷发展，印刷技术与出版活动也集中展示、反映、体现了编辑的智慧与思想。三者之间有分工：编辑史侧重于编辑及编辑活动的研究，出版史重点围绕出版事业和出版活动而展开，印刷史则是专门针对印刷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分析与探索。那么，编辑思想史呢？编辑思想史是编辑学的分支学科，是编辑活动开展缘由的历程，是承上启下的发展。编辑思想是出版的目的和指导原则，是为什么要印刷、怎样印刷、印刷要达到何种效果的追根溯源。编辑思想史与编辑史的关系更近一些。它们都属于编辑学的范畴，古代文献整理、书目编制和文字校订等丰富的文化创构活动构成了共同研究的基础，但编辑思想史是在对事实进行分析判断后落脚于意识的、观念的、认识的层次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编辑史则是在史料分析后落脚于现实的、具体的、物质的层次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是明确它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新闻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

同是思想史，不同学科的思想史因学科性质的差异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很不相同。经济的、新闻的、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等专门思想史都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彼此的联系由思想而生，都是从一个侧面考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既有思想牵连不可分割的相似性，又有思想随人类社会发展而丰富、复杂的关联性。彼此的区别因某一相对独立的领域而隔离。经济思想史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想，新闻思想史是从新闻学的角度研究人类思想，而编辑思想史则是从编辑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编辑思想。倘若从经济学或新闻学的角度考察，亦或有些内容可属于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领域，然而并不矛盾，也可作为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各个专门学科思想史有着共同的研究领域，也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

在研究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编辑大家（或称主要编辑家）思想与普通编辑出版活动者思想的关系。在编辑出版活动中，编辑大家引导编辑出版活动方向，主宰时代编辑出版主流，其编辑作品成为时代出版主旋律。在编辑思想史研究中，要重视编辑大家的思想，至少应以编辑大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如孔子、刘向、刘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司马迁、班固、道安、杜佑、朱熹、袁枢、黄宗羲、皇甫谧、贾思勰、王怀隐、唐慎微、王祯等人。因为与普通出版活动者比较，编辑大家作为社会出版精英，对于各时期社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编辑大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编辑出版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编辑大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出版潮流的根本原因。同时，也要重视普通出版活动者的编辑思想，尤其要重视普通出版活动者的思想对编辑大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编辑大家的思想和普通出版活动者的思想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同时，在研究编辑大家的思想时，还要特别注意加强对编辑大家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加强对编辑大家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编辑出版业、影响社会，从而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二是要处理好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的关系。中国编辑思想史是编辑理论与编辑出版实践的有机结合。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社会实践滞后。就编辑思想家个人来看，编辑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在研究中国编辑思想史时，应该把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了解编辑家们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只有如此，才能对编辑思想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编辑思想史的研究既要将编辑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要联系编辑出版业的实践，从出版作品成果中进行概括和解说，找出思想理论与编辑实践的内在关联，从而不仅理解昨天，也为今天的进步和明天的发展提供接续点。

注 释

[1]朱熹.论语集注·述而[M].济南：齐鲁书社，1992：61

[2]司马迁撰；郭逸，郭曼标点.史记·管晏列传第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87

[3]班固撰；江建忠标点.汉书（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9

（收稿日期：2012-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