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修辞和修辞问题:建构全球修辞学

摘要：文章回顾了西方修辞学研究传统对中国修辞学的忽视。作者认为，以陈汝东教授为代表的修辞学思想破除了东方无修辞学的幻像，为比较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建构全球修辞学的可能性。

关键词：修辞学；问题修辞；修辞问题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27－003

2011年5月14日，第一届国际语言传播学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期间，笔者应邀给北京大学汉语修辞学课上的学生做讲座。结束时，陈汝东教授要我给学生们谈一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于是，我就谈了全球变暖和经济问题，这并非我有意冒犯，一般情况下，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这是“中国的问题”。陈教授谦逊地听着，在我结束时，他补充说：“中国的问题还有修辞问题”。随后，他向他的学生陈述了他的观点：中国需要掌握修辞这门艺术，修辞学应该被作为独立的学科纳入中国的各级教育体系。他进一步指出，修辞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它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全世界的修辞学者都应投身和加强对全球修辞秩序和修辞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催生出一种能通过修辞来促进世界和平和正义、解决全球普遍问题的传播秩序，从而避免战争和武力。

陈汝东教授所言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确是修辞问题，修辞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来解决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比较修辞学是修辞学者们最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在这里，不同文化背景的修辞学可以进行比较和对比。迄今为止，西方一些学者一直认为东方或中东没有修辞传统。这是杰米·墨菲和其他西方修辞学史家们提出的一个观点。1972年，杰米·墨菲在其专著中就宣称，没有证据表明西方之外还有什么修辞学思想。［1］西方修辞学者关于亚洲无修辞学的偏见源自爱德华的言论以及东方学的相关概念。［2］在西方人的幻像中，东方文化缺乏论辩推理，情感、直觉和神秘主义是其最重要的文化价值。

西方修辞学史，由于没有真正揭示出东方文化的精髓，所以认为修辞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岛，由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发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发展了论辩的和实用主义的修辞学传统。后来，奥古斯丁和天主教神父把修辞学拓展到了基督教领域。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异常繁荣，启蒙运动时期又走向低谷。20世纪，沙伊姆·佩雷尔曼及许多其他思想家复兴了修辞学，进入了“新”修辞学时代。［3］西方修辞学史基本不提及亚洲，即使提及，也是被放在无修辞学之列。

集全球学者智慧编纂而成的巨著《国际传播学百科全书》，是理解修辞学和传播学的一部最重要的全球性学术工具书。陈汝东教授撰写了其中的“东亚修辞学：中国和日本”［4］词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东方的修辞学思想，彻底破除了某些西方修辞学者关于亚洲无修辞学的幻像。笔者以为，陈教授在该词条中奠定了六条原则，这可以作为比较修辞学研究的基石。

首先，他使人们明白，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和西方都已产生了修辞意识。

“中国的修辞学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汉语中的“修辞”二字源于《周易》中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的话：“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段话强调了修辞的道德标准，而不是其纯粹的语用功能。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修辞学思想中，人们很早就充分重视修辞推理和论辩了。

在中国古代，修辞具有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和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管理等四项功能。修辞能力和说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治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问题通过对话、辩论、协商的方式得以解决。目前，修辞的这些功能也已被当代修辞学研究所证实。

第三，正像西方修辞学那样，汉语修辞学也是建立在道德和伦理原则基础上的。

中国的古代修辞遵循四个原则：言真、言仁、言忠、言礼。所谓“言真”，就是话语的信息真实可信，符合客观事实；“言仁”就是话语符合善的原则，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言忠”或者说“言信”，就是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言礼”就是话语符合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道德制度。中国古代修辞学家还把修辞适合语境的原则和技巧概括为“文”、“质”、“达”、“巧”。

第四，如西方修辞学一样，中国古代修辞学也把“修辞”视为一种写作艺术。

早在宋代以前，中国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的论著，比如《周易》、《论语》、《荀子》、《论衡》、《典论·论文》、《文心雕龙》、《文则》等。他们提出了写作的原则，总结了许多说服的手段和方法、言说的风格和特点。这些理论一直传承到本世纪。

第五，正像20世纪西方新修辞学一样，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受西方和日本修辞学的影响比较大。目前，中国修辞学已经蔚然发展成了一种更广泛的语言艺术。

中国现代修辞学诞生初期就形成了许多修辞学的主要著作，有龙伯纯的《文字学发凡》、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王易的《修辞学》、唐钺的《修辞格》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这些著作探讨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这些研究侧重于词语和句子的使用、修辞格和语言风格。到上20世纪50年代，中国修辞学涌现出了许多新的著作，如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倪宝元的《修辞学》等。这些著作集中研究了汉语修辞的手段和方法，如语音、词汇、句式以及修辞格、篇章、语体、风格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涌现出许多修辞学著作，如王德春和陈晨的《现代修辞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以及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当代汉语修辞学》等。此外，修辞学史、修辞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比如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宗廷虎等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中国修辞学通史》等。

第六，和西方学者一样，中国修辞学者们也在努力从哲学层面探寻修辞的本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