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贽的“童心说”看朱元璋的诗歌创作

【摘要】李贽是明朝后期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提出“童心说”的主要目的，乃是批驳自明初以来逐渐占据文艺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然而，若纵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生...

摘要：李贽“童心说”的基本观点，与朱元璋一生诗歌创作的轨迹，简直若合一契。朱元璋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而这一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与“童心说”中所谓“童心”丧失过程的几个阶段恰恰正相吻合。完全可以这么说，朱元璋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就是对李贽“童心说”理论先期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童心说；童心；朱元璋；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76－005

李贽一生著作颇丰，《童心说》是其经典篇章之一，篇中提出的“童心说”是其最为著名的文艺观点。此说影响巨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童心说”的基本观点：“童心”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有的，是创作“天下之至文”的内在基础，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童心”者何？《童心说》有云：“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简言之，“童心”即人之“真心”和“本心”，此心未受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的濡染，因而至真至纯。（1）李贽同时指出，人之“童心”并不能永葆，终将一步一步“胡然（突然）而遽失也”，而“胡然”“遽失”的根本原因乃是“道理闻见”四字，而“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换言之，李贽以为，人之读书越多，“道理闻见”便越多，而道理闻见越多，人之“童心”便越少，久而久之，人之“童心”便逐渐丧失殆尽了。

需要强调的是，李贽并非一概反对“多读书”，他反对的是“多读书”而“障其童心矣”。《童心说》有云：“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概言之，在李贽看来，读书多少与“童心”是否丧失之间亦并无必然联系，关键在于读书之后“童心”是否依然“自在”。李贽认为，一旦“童心”被读书所障，“则政事无根柢……文辞不能达”，“真人”便会变为“假人”，终至“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李贽是明朝后期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提出“童心说”的主要目的，乃是批驳自明初以来逐渐占据文艺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然而，若纵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生诗歌创作的整个流程，便会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李贽所谓“童心说”的基本观点及“童心”逐渐丧失的过程，与朱元璋一生诗歌创作的轨迹，简直若合一契。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除却为后人留下了绵延三百年之久的大明王朝，还为后人留下了超过百万字的各类著述。就现存诗歌而论，仅《明太祖文集》中所载朱元璋的诗歌便将近一百三十首，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之体无一阙如，还有一首五排和两首骚体诗，略可谓众体兼备也；郊庙歌辞、征战生涯、述志咏怀、赐赠唱和、写景咏物等内容无所不包，亦可谓题材广泛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朱元璋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阶段性现象，即朱元璋此一阶段所创作出的诗歌，与彼一阶段所创作出的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呈现出的艺术风格，几乎是泾渭分明，而这一泾渭分明的阶段性现象，与李贽“童心说”中所涉及到的“童心”丧失的几个阶段恰恰正相吻合。完全可以这么说，朱元璋诗歌创作的演变过程，就是对李贽“童心说”理论先期的具体实践。

一

《童心说》中有关“童心”逐步丧失的过程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是：“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此语虽是“童心”逐渐丧失的一个阶段，但也并非断言在此阶段中人之“童心”必然会有所丧失。它至少含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人之读书起始，“有闻见从耳目而入”，人之“童心”便有可能会丧失；二，“从耳目而入”的“闻见”如果并未“以为主于其内”，则人之“童心”犹在，反之，则“童心”难免会有所丧失。此番情形与朱元璋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情形基本一致。

朱元璋，元末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因家境贫寒，少时只读过几天私塾，十七岁时，因为天灾人祸，家人相继离世，为生存计，只得入寺为僧，不久便云游四方，后又返回寺庙，二十五岁那年弃寺投奔占据濠州城的郭子兴义军，从此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四十一岁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享国祚三十年，七十一岁驾崩于南京。从上不难看出，参军前的朱元璋几乎目不识丁，与“多读书识义理”六字了无干涉。然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朱元璋若想吟出技巧娴熟、兴味盎然的诗歌来，亦着实不易。何哉？缺少相应的“读书”储备也。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云：“学诗非博学莫办，博学须多读书，读书非为诗也，然为诗不可不读书，不读书则诗识不丰，诗情不高，诗味不永，诗识不厚，属辞不雅。”也就是说，虽然李贽以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但毋庸讳言，如若失却了“读书”的支撑，虽“童心”粲然，亦实难为文为诗也。是故朱元璋在参军前的诗歌作品现存寥寥，且粗糙率性，几可忽略不计。

朱元璋于濠州参军后始真正进入了诗歌创作阶段。从参军后至南京登基前，是为朱元璋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朱元璋开始与儒士及儒学耳濡目染了，尤其是二十八岁那年，朱元璋自和州渡江南进，下采石、取太平，终于在江南拥有了一块根据地之后，朱元璋和文人儒士的关系便越发紧密了。每下一处、每取一地，朱元璋都设法使当地饱学之士尽皆来其帐下听用，其读书积累日渐丰富。《全明诗》有云：“（朱元璋）虽自幼失学，然起兵后接遇文士，留意学问，渐能识古今，通文辞。”所云亦大体不谬。只不过，彼时的朱元璋，虽“有闻见从耳目而入”，但“本心”宛存、“童心”宛在，并未“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童心”既在，又有相应的“读书”作为支撑，故而朱元璋诗作中较为优秀的篇章大都写于这一阶段。如广为传颂的《咏菊》诗：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2）

又如《早行》一诗：

忙着征衣快着鞭，回头月挂柳梢边。

两三点露不成雨，七八个星犹在天。

茅店鸡声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