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构建的克强指数已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如何客观地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更好地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本文根据总理提出的“未来会更加关注就业、居民收入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愿景，在原有克强指数的基础上，增加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就业和收入方面的指标，使用中国1995―2015年的相关数据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本即新克强指数，并将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克强指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整体运行状态上有更为优良的性质。与GDP增长率相比，新克强指数克服了服务业比重提高带来的熨平效应，进而灵敏地反映中国经济波动情况，并对异常事件更加具有敏感性。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破除了因中国在第二产业上存在失衡性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降低了经济增长中的虚假成分，从而与中国经济运行的整体关联度更为密切。此外，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景气方面有着较好的时效性与关联性。采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新克强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方面具有优势。研究表明：新克强指数是更适宜测度中国经济的多元评价指标，为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新克强指数；克强指数；GDP增长率；多元评价指标；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3-0107-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3.013

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根据总理提出的思想构建了克强指数，从工业用电、铁路货运和银行贷款来反映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克强指数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关联系数已经发生变化，克强指数已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如何转变经济测度范式，构建全面科学的测度指标来反映中经济的真实状况，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根据总理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对已有的克强指数进行修正，构建更适宜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新克强指数并进行分析。

1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世人瞩目，GDP作为反映经济成果的指标得到广泛的关注。2010年，中国按汇率换算的GDP已达到58 786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第八轮国际比较项目（ICP）外推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换算，中国GDP已于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作为一个主要测度生产成果的统计指标，GDP能否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在本世纪前10年，关于中国GDP的真实性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广泛的争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Rawski[1]指出，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出现了经济增长数据与能源消耗不一致、生产与投资数据不匹配等现象，由此认为中国GDP增长率存在上限偏差问题，与官方给出的增长率7.8%相比，他认为中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长率的上限只有2.2%，甚至实际数据只有-2%。王小鲁[2]也间接地支持了Rawski的观点。中国的GDP增速是否虚高？任若恩[3]指出，Rawski在计算中国GDP增长率时采用的思维逻辑是“先假设、后用实证否定、最后得出结论”，对于假定是否合理和准确则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这样的研究方法过于草率简单，并不能得出中国GDP被高估的结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Klein与Ozmucur[4]对认为中国GDP虚高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哪一种单独的经济活动能够直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状态。他们选取了15个来源于不同资料且相对独立的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进行处理，并使用15个线性不相关的主成分与经济增长率建立回归方程，最后得出结论：这些指标的变动与中国官方估计的实际GDP的变动是一致的。

2007年，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与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会谈时提到，自己喜欢采用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银行贷款来了解与追踪辽宁的经济发展态势，这样可以挤掉统计数字里的水分。2010年，英国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在总理思想的启发下，推出了以新增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和新增中长期贷款三个指标组成的新指标来评估中国真实经济增长率，这个指标被学者称为“克强指数”。该指数经由《经济学人》杂志公布后，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美国花旗银行利用中国GDP的增长序列与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中长期贷款进行简单回归，得到三个指标的权重分别是40%、25%和35%，并使用这些权重来计算克强指数。花旗银行将之与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进行比较，认为克强指数的解释能力更强。宋旭光等[5]利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计算和研究了1986―2012年中国的克强指数，并对中美两国1996―2012年克强指数的协同运动变动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克强指数的分项指数相对于GDP而言，可以更清楚地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走向。印度券商Ambit Capital也通过模仿克强指数，于2015年提出了印度版的“克强指数”。这一由民间提出的印度版“克强指数”主要通过汽车销售量、耗电量、资本货物进口来了解印度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状况，被认为能揭示印度真实的经济运行状况。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原有克强指数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关联系数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5年全国铁路货运周转量为2.42万亿t・km，同比下降12%，而此前中国铁路货运量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大幅度下滑，铁路货运量已无法体现资本及消费品流转的真实情况。电力指标可以反映工业增长的情况，但服务业增加值自2015年以来已超过中国GDP的一半，实现对工业的反超，工业用电量亦无法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银行贷款发放量也只能体现目前融资市场的冰山一角，由于企业直接融资占比逐年扩大，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增多，仅从信贷角度已经无法考量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意义发生相应变化，经济增长的新内涵被重新定义。华桂宏[6]提出经济增长应该具有基础性增长、普惠性增长、创新性增长、均衡性增长、自主型增长等七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认为将经济增长看作是GDP的简单增加无法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提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增长的考量理应转换“范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7]。聚焦于自由的发展观不仅仅看重GDP的增长、技术进步与社会现代化等因素，还考虑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公民权利等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安排。2015年11月2日，国务院总理在为英国《经济学人》年刊《世界2016》撰写的《中国经济的蓝图》一文中指出，未来会“更加关注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因此，淡化以GDP为主导的单一经济测度指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新内涵的多元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修正克强指数以适应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

为更好地测度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本文在克强指数的基础上增加就业、居民收入等指标，构建了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本――新克强指数。

徐强等：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3期2新克强指数的指标构成与数据来源

2.1新克强指数的指标构成

按照总理提出的“更加关注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的设想，本文在新克强指数中增加了就业、居民收入等方面的指标，以反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走势。对于总理设想中的生态环境方面，考虑到新克强指数的构建目的在于评估经济增长率和经济运行状态，单位能耗等生态环境指标虽然与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关，但是与经济运行状态的关联度不大，将其纳入指标构建体系中，会降低新克强指数的敏感度。因此，在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中并未纳入单位能耗指标。具体来说，增加了以下指标：就业方面选取年末就业人员数；居民收入方面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收入方面未选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包含城镇与农村居民在内的可支配收入是因为该类指标的时间序列过短，无法反映收入的整体变化情况。就业方面未将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等指标列入指标体系中，主要是出于可行性的考虑。登记失业率口径过窄，不具有代表性，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在4.0%―4.3%之间，与经济状况的关联性很弱。调查失业率是近年来具有较高保真度的失业指标，但该指标的调查时间过短，自2014年11月开始才将该指标的调查范围从65个大城市扩大至全国所有地级城市，还不能取得较长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克强指数中原有的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3个指标，形成了具有多元维度、相对完整的新克指数。

新克强指数的具体构成指标见图1。

2.2基础数据来源

为了构建新克强指数并进行分析，本文收集整理了1995―2015年中国的GDP以及构成新克强指数的6项基础指标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GDP采用2010年的可比价格计算（见表1）。

3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

3.1新克强指数权重的计算

层次分析法具有系统、灵活和简洁的优点，所以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

首先，对基础指标构建层次分析结构模型。为了保证新克强指数构成指标权重分配的合理性，将克强指数的三个构成指标和新加入的三个指标各看作一个整体并设为准则层，记为B1、B2；目标层是新克强指数，记为NI；方案层是6个构成指标。

其次，构造判断矩阵。为了便于高效构造判断矩阵且满足矩阵的一致性检验，需要对构成指标进行一般性的排序。

（1）新增加指标的重要性应大于原克强指数构成指标的重要性。新克强指数的提出是为应对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偏物质轻服务、发展与民生建设不同步等突出矛盾，总理期望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调整消费结构促进供给侧适应新的需求变化，以大众创新带动社会就业、以收入增加带动居民消费、以消费带动社会投资以及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所以新克强指数新增加的3个新指标（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性要高于原克强指数中的3个构成指标。

（2）新增加的3个指标的重要性排序。新增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实质上是在供给侧改革筑底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大背景下，对就业和民生二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兼顾的问题做出回答。无论哪个国家，经济发展内涵的变化都体现着从单纯关注经济规模到注重收入增长与民生改善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收入分配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纠正长期以来国进民退倾向的应有之义，它作为经济改革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增产不增收”现象[8]的主要对象，其重要性不应低于就业指标的重要性。至于就业方面，在于警惕再次出现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时出现国企工人下岗潮现象，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力求在清除产能过剩的守旧行业和落后产能的僵尸企业、释放优质资源的同时，下岗员工能得到有效和妥善的安置。由此，就业问题也就成为民生、环境问题之后总理关注的焦点之一，年末就业人员数作为反映就业问题的评价指标，其权重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的权重应该相等。中国由于其独特的历史与政策原因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扩大到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9]。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突出的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偏向城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10]。因此在探索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方针政策下[11]，要缩小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应该将农村放到与城市相同的地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权重应该相等。

（4）原克强指数中的3个构成指标仍采用原有的相对次序。美国花旗银行使用构成指标的增长序列对GDP进行简单回归，最终得到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权重分别为40%、25%和35%。在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中，改变其权重具体取值，但是仍然保持这个相对次序，即工业用电量权重>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权重>铁路货运量权重。

综上所述，新克强指数中6个构成指标的基本排序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P）权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U）权重>年末就业人员数（N）权重>工业用电量（I）权重>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L）权重>铁路货运量（R）权重。根据此排序得到层次分析结构模型中方案层的判断矩阵B1、B2和准则层的判断矩阵A：

得到判断矩阵后，需要对模型进行单排序、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使用HAAHP软件，得到：

层次单排序的一致性：CRB1=0.008 8，CRB2=0.000。

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CR=0。

因此，判断矩阵中各项方案具有一致性。由HAAHP软件得到各构成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

注：R， 铁路货运量；L，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I，工业用电量；N，年末就业人员数；U，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3.2新克强指数的建立

在计算新克强指数时，最终使用各个构成指标的增长率序列而非原始数据的标准化或者是对数化序列。原因有以下两点：

（1）对数化数据与标准化数据虽然消除了各个指标量纲上的不同影响，但是数据指标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也一并消除，这不利于发现数据的规律。增长率序列不仅解决了不同量纲之间不能比较的问题，而且增长率序列本身就是表现数据发展走势的统计量，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可视化上，都具有良好的表现形式。

（2）对新克强指数的构建采用增长率序列的形式有利于指标间的横向比较。为凸显新克强指数的优良特性，需要将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克强指数进行横向比较。新克强指数采用百分数形式可以更方便与GDP增长率进行比较。克强指数一般也采用增长率序列的形式，因此，新克强指数与克强指数的横向比较也要求新克强指数采取增长率序列的形式。

出于行文方便和表达式简洁的目的，对构成指标增长率序列的符号重新定义。记年末就业人员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等指标的增长率序列的符号分别为：GSN、GSP、GSU、GSI、GSR和GSL；记NI为新克强指数。则新克强指数可以表示为：

4中国新克强指数的实证分析

4.1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GDP增长率极大值小于新克强指数，而极小值则大于新克强指数；从平均水平来看， GDP增长率的均值比新克强指数高出0.1个百分点；从离散程度来看，新克强指数的极差大于GDP增长率的极差，新克强指数的变异系数大于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可见，新克强指数的离散程度高于GDP增长率的离散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克强指数相对于GDP增长率虽然整体趋势基本一致，但在细节处颇多波折，上下波动较为明显，新克强指数比GDP增长率更加敏感。在相关性上，GDP增长率与新克强指数之间的Person相关系数为0.8，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图2可以发现，GDP增长率与新克强指数对于经济发展中极端事件的敏感度并不相同。在1996―2001年间，两段曲线都是出现了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并在1997―1999年间，两段曲线都出现了最低点，可以把这种情况归结于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_击[12]，导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异常点。但从图2可以发现，GDP增长率在1999年出现最低点76%，而新克强指数出现最低点则是在1998年，其值为55%。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在这段时间前后，中国经济走势同样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动趋势，两段曲线出现异常点的时间同样是2009年，新克强指数增长率为10%，而GDP增长率为94%。可见，新克强指数对于极端经济情况比GDP增长率更加灵敏。

对于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在平均水平、离散程度、敏感性和相关性的区别，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GDP增长率平均水平小于新克强指数，意味着GDP增长无法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变化。一是近年来生产结构发生极大变化，信息技术资产作为固定资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但GDP无法统计因技术创新而增加的资产量，只是单纯地纳入GDP总量之中，这就有可能出现GDP增长而国内生产净值（NDP）下降的现象，即索洛悖论，这就意味着社会非但不在进步而在退步。二是中国现行的统计报表制度虽然是基层统计单位联网直报，排除了层层上报加注水分的情况，但是中国的基层核算单位是企业口径的基层核算单位而不是国民账户体系（SNA）口径的基层核算单位，所得的数据是会计数据而不是核算数据。出于既得利益等问题，这些会计数据往往与真实的核算数据出入较大，最终计算出来的 GDP包含水分。

（2）新克强指数的离散程度大于GDP增长率的离散程度，表明新克强指数在经济波动中比GDP更敏感，这体现在二者的变异系数差别较大。如果在同一时点给予这两个指标一个冲击，会发现新克强指数的波动幅度大于GDP的波动幅度。通过观察可以发现，GDP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综合指标在反映1952―2009年中国经济波动时表现出一种整体的平稳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13]将该段时间称之为“大稳定时期”。对此，方福前[14]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而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波动上比GDP有优势的原因在于，新克强指数的构成指标波动各异，存在“风险分散”效应[15]，构成指标比总产出更易波动，所以会出现新克强指数的波动大于GDP增长率的波动。

4.2新克强指数与克强指数的比较分析

对于克强指数，本文使用美国花旗银行的数据。在表4中，新克强指数虽然在极小值上大于克强指数，但是在极大值、极差和均值上都小于克强指数。在变异系数上，新克强指数也小于克强指数，说明新克强指数的离散程度小于克强指数。此外，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大于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0597），说明新克强指数与GDP增长率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图3也可以发现，新克强指数比克强指数的数值整体要低，新克强指数的波动幅度小于克强指数的波动幅度。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调整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第二产业对于经济波动会产生杠杆效应，而第三产业除了自身波动较大的产业外，其他服务业对于经济波动有着较为显著的熨平效应。克强指数的构成指标多为反映中国工业的绝对指标，对于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随着产能过剩的增加愈加明显。而新克强指数的重点是民生指标，其波动状况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逐渐趋于平缓。

从图3还可以看出，自2000年之后，克强指数在拐点处是滞后于新克强指数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收入是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方面，年

末就业人员数则是反映下一年份劳动力就业的基础数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年末就业人员数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标，所以会出现新克强指数先行于克强指数的现象。

4.3新克强指数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

为了解新克强指数与经济运行存在的相关关系，选取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新克强指数与其他指标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

4.3.1时差相关分析法的原理

时差相关分析法是利用具有滞后时间段的两个时间序列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通过选取最大相关系数绝对值，验证指标先行、同步与滞后的数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计算时差相关系数。

假设两个时间序列指标X与Y，Y={y1，y2，…，yn}是基准指标，X={x1，x2，…，xn}为被选指标，计算Y与X的时滞为k的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γk（k=0，±1，±2，…），使相关系数最大的时滞k即为该指标的先行或者滞后时间。相关系数γk的计算公式为：

当γk>0时，表明X与Y正相关；当γk0时，表示X滞后Y指标k个时期；当k

4.3.2新克强指数的时差相关分析

为了观察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需要选取能反映经济多个方面的指标与新克强指数进行对比，从而间接把握新克强指数的基本性质。本文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法，以新克强指数、GDP增长率和克强指数为基准指标，选取了1995―2015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通货膨胀率、M2等可以代表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典型性指标作为与之比较的被选指标，计算时差相关系数，观察滞后阶数，最终得到新克强指数的相关性质。

以上先行或滞后期数是以年为单位，相关指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同时为方便计算，所有数据都采用增长率序列的形式参与计算。表5中，除了GDP之外，每个经济变量都有三行的相关系数值，分别是与新克强指数、GDP、克强指数的时差相关系数。

从表5可以发现，克强指数、GDP与新克强指数都在k=0处取最大值，也即GDP、克强指数与新克强指数是同步指标。但是从相关系数的大小上看，新克强指数与GDP的相关系数（0.8）要大于克指数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0.597），主要是由新旧克强指数的诞生背景与不同的社会需求引起的。克强指数的提出是应对GDP造假问

题，新克强指数则是在保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条件下，为反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真实进度、强调民生改善而构建的。因此，二者在构成指标与权重分配上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从而相关系数出现明显的差异。

从三次产业的角度来看，除第一产业之外，GDP、新克强指数与第二、第三产业都为同步指标；克强指数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则滞后一期。而且新克强指数、GDP与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大于克强指数与第二、第三产业的相关系数。可见，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时效性上比克强指数更为显著和及时。而对于第一产业来说，新克强指数与第一产业呈现同步变化，而GDP和克强指数则滞后一期。

从最终消费支出的角度考虑，新克强指数与最终消费支出的变动是同步的，且有着较强的相关性（0.66）；GDP滞后于最终消费支出一期；克强指数相对于最终消费支出来说则先行一期。克强指数先行于最终消费支出指标，而新克强指数则与最终消费支出同步的主要原因在于，克强指数主要是对生产环节的反映与描述，而从生产到消费的过渡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克强指数会提前反映一个经济体中最终消费支出的情况，这是一个间接的过程；而新克强指数在构造之初就考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是以收入的提高促进居民的消费，新克强指数对于消费支出则是一个直接反映的过程。因此新克强指数与最终消费支出是同周期变动，且相关性大于克强指数与最终消费支出的相关性。

从资本形成总额来看，新克强指数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在k=0处达到最大，相关系数为0868。这表明新克强指数与资本形成总额在增长率的变动上不仅仅是同周期的，而且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对于克强指数与GDP而言，虽然与新克强指数一样，与资本形成总额都是同周期的，但是二者与资本形成总额的相关性都弱于新克强指数与资本形成总额的相关性。

从外贸的角度来考虑，克强指数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78，可以认为克强指数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也可以说克强指数在反映外贸方面无能为力。而新克强指数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在k=-1处达到0.328，其中GDP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的时差相关系数在k=1处的值为0.363。可见新克强指数可以先于GDP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贸情况。

从通货膨胀角度考察，新克强指数、GDP、克强指数与通货膨胀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在k=0处取最大值，三者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同周期变化，但相关系数不同。新克强指数、GDP和克强指数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9、0.662和0.428。可见，新克强指数在反映整体价格变动方面比GDP与克强指数有着更好的表现。

从货币供给量M2来看，新克强指数、克强指数与货币供给量的时差相关系数在k=0处取到最大值（0.438与0421），相关性并不高。而GDP与货币供应量的时差相关系数在k=-2处取值的绝对值达到了0.501。所以GDP比新克强指数、克强指数在反映货币供应量上更具有合理性，但新克强指数在货币金融方面的作用稍强于克强指数。

5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剖析GDP与克强指数在当前经济运行下的应用局限为前提，从总理提出关于克强指数的修正出发，在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和新增银行贷款的基础上加入可以反映就业、居民收入的3个指标，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基础指标的权重，构建克强指数的修订版――新克强指数。选取中国1995―2015年间的相关数据，对基础指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分别比较新克强指数与GDP之间、新克强指数与克强指数之间的具体差异，并通过时差相关分析法，将新克强指数、克强指数、GDP与经济运行中的诸多宏观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相对于GDP而言，新克强指数克服了GDP中服务业比重逐年增大带来的熨平效应，对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波动较为敏感，特别是对异常经济事件有着灵敏的反映。与此同时，新克强指数排除了GDP包含水分的可能性，为全面反应中国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参考。

（2）相对于克强指数而言，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经济景气方面有着较好的时效性与关联性。通过时差相关分析，发现新克强指数在反映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外贸易、通货膨胀等方面有着克强指数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在反映第二产业增加值时则稍显逊色乏力。在反映经济波动方面，新克强指数降低了因中国工业失衡性发展带来的经济波动的杠杆效应，有利于促进经济向平稳态势发展，充分反映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改革红利。

（3）在其他方面，新克强指数也有着积极的优势。在编制方面，新克强指数可以根据基础数据的情况编制月度、季度和年度指标。不同频率的指标有利于政策制定者及时把握中国经济的动态走势，方便政府进行有效管理，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克强指数也可以看作先行指标。在治理方面，新克强指数的诞生就是以收入带动消费、创新带动就业思想的体现，是反映经济治理思路调整的重要标志。同时，新克强指数也向怀疑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的人们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经济仍处在合理的区间里，“降速不失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常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改革的深入，新克强指数从“面向生产”的衡量体系转向关注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衡量系统，更加关注社会进步的测量，更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将为政策制定者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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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11-09

作者简介：徐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Email：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全面参加全球国际比较项目（ICP）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批准号：13&ZD17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SPPI）的编制方法、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研究”（批准号：09BT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ICT卫星账户的构建：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的设计”（批准号：12CTJ013）；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波动性-持续性的核心CPI：测度与评估方法及中国的实证分析”（批准号：LN2016JD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