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影像:互为“他者”

由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哈佛大学艺术史系主办，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承办的“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2月27日至29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围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档案、历史中的影像和影像中的历史等议题开展多学科交流。《中国摄影》杂志是本次国际性会议的独家合作媒体。―编者

临时起意去参加2015年岁末的“战争时期的中国摄影”国际研讨会，是2015年12月11日晚（彼时还不知道会议主办方之一的哈佛大学艺术史系汪悦进教授提交过一篇论述“辛亥革命前后作为视觉竞争的西湖风景”的论文），偶然看到《中国摄影》官微预告的会议消息时我眼前一亮，因为相熟的中青年历史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刘建平、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都在邀请专家名单之列，近年累计下来我也做过刘香成、阮义忠和《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等海内外摄影家或资深影像编辑的长篇专访；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先生负责召集和主持的“历史中的影像和影像中的历史”专场讨论，与会的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李里峰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李志毓都是我所关注的，前者前年领衔翻译了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写我故乡的专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时期“亩产三万六”的假照片正出自我的故乡麻城，我曾邮件请教过李教授却一直错过见面机会；后者的评传作品《惊弦：的政治生涯》前年引起过热烈反响。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跨界的会议。

赶赴杭州会议前夕，王奇生、黄道炫和李志毓刚刚参加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的主题为“民国史研究的新史料与新叙事”的第三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黄道炫研究员在论坛第二场“民国史研究的新叙事”上，做了题为《日记中的历史》的报告。此次杭州会议上，主办方倡议与会者不要简单地直接宣读论文，在会前提交的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之外，很多与会专家的现场发言有一些即兴成分，甚至相当于做了两次报告。

王奇生教授和黄道炫研究员分别提交的论文是《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和《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这些议题无疑正是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强项，为艺术史、传播学、摄影史等其他领域的学者整体而深入地理解“战争时期的中国”提供了裨益。我记得，王奇生教授主编的《新史学》集刊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2013年秋在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出版，《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正是主编导言，该卷还收入了黄道炫的《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李里峰的《“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也是得益于那部书，我得以一窥清华大学海归政治学学者刘瑜的博士论文片段《因善之名：时代群众动员中的道德因素》。

率先发言时，王奇生教授谦称“对摄影是外行”，坦承“我们历史学界不是太重视历史照片的运用，或者说很少把照片单独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是把照片作为专注的插图，有那么几个插图来点缀一下，仅此而已”，“照片的那种现场感、鲜活感、细节感，是文字资料完全没办法替代的。”王教授也提及，就在此次杭州会议召开前一个月，重庆的西南大学的历史地理研究所刚刚宣布创办学术辑刊《中国图像史学》，不过，他对“影像史学”之类的提法非常谨慎，也担心历史学界的青年学者和学子会因此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因为“一个学科的边界过于清晰以后，其实对问题的研究可能不是好事情。”

红色摄影家石少华之子石志民主编的《晋察冀画报文献全集》2015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该文集给王奇生教授带来很大震撼和收获，不过，他对那些侧重宣传性、摆拍甚至被加工过、艺术性过强的照片的史料价值，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对于会议承办方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高初转述的前辈党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用照片来编一部中共党史”的设想，王奇生教授也非常审慎，认为“仅仅靠照片要完整地、全面地再现历史，好像困难很大，我们必须把照片跟其他文字史料、档案、日记等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综合运用”，“假如单独地运用某一种史料，可能还是会有问题的，就像不能仅仅靠日记来研究，一样。”

“我们做历史的人最重视的确实是文字史料、档案等，影像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补充。”黄道炫研究员也不赞同“影像史学”的提法，更倾向于用“影像材料”，“书信、日记、档案、文献等都是我们史学研究的材料链中的一条。”“在我们的史料来源比较有限、论述空间比较有限的状况下，影像材料的介入，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冲击。”黄道炫研究员探讨的重点是，“历史照片能说出什么、怎么说、谁在说”，“同样一张照片，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这些解读也许都是一种事实，也许只有一种事实。照片告诉你的，有些人可能有一种解读，他认为照片告诉了我，照片会说话，它说了这样的话。另外一个人，可能说了另外一些话，他同样认为照片会说话，但是说的不一样。”对于照片的宣传性和潜藏的造假可能性，黄道炫研究员也很警惕，“如果我们仅仅被这个表面情景所迷惑的话，那我们可能会离历史很远。照片确实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话语，这些话语最终的解读者恐怕还是由我们这些做历史的人来做，我们做的基础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了解，这个恐怕是永远也离不开的。”

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自嘲当年上大学时“新闻摄影只有67分”，鉴于之前发言的专家多侧重《晋察冀画报》这类中共方面的抗战时期图像资料，他选择了以《良友画报》作为论述载体。抗战时期，《良友画报》固然有对的个人崇拜，但也刊登了不少抗战将士、烈士及救世精英等的照片，它们起着战争动员、宣传抗战、促进国家和民族认同等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体模特、山水自然风光的照片，不像延安或者其他根据地的画报，有一种那么强烈的宣传意味。”

唐小兵指出，国际性和日常性也是《良友画报》战时报道的突出特色，该刊几乎每一组图片都有中英文俱佳的图片说明，它对战争之于普通中国人甚至日本、德国普通人家庭的影响也有反映。

“在党国体制下，和中共两党的文化各自都是重视宣传的，只不过宣传的能力有高下之别。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些图片即使可能有某种很强的宣传意味，但是当它进入历史以后，它仍然是有历史价值的，虽然它可能是摆拍或者虚假的东西，但把它放在那个情境里，当事人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摆拍，他试图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这中间可能也有很深刻的意义值得我们去讨论。”在对待战时历史图片的“宣传性”问题上，唐小兵与王奇生、黄道炫等专家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倒是和晋永权、王保国等摄影界人士的观点比较接近，他们多认为，即使是被加工甚至造假的照片，也有深入研究的史料价值。

现场发言之外，唐小兵还提交了一篇论文《战争、苦难与新闻―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他选取了台儿庄之战、南京大屠杀等个案，发现“革命与战争史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主题，而民族主义始终是贯穿在战争与革命过程中的主旋律，中国报人在面对存亡绝续的国家危机时无论左中右的不同立场，都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面对这个世纪的政治与苦难，承担的责任是多重的，它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同时又可能是历史的推动者”，“报刊毫无疑问是刺激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形成的最重要的媒介，对于战争近况的跟踪报道，对于战争灾难的详细再现，对于战争记忆的不断竞逐，都在构成战争与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战争报道如何在形成民族国家同仇敌忾意识的同时，又不煽动一种极端嗜血的暴力文化，真是一个历史的两难。”

李里峰教授在会上则做了题为《图像证史的价值与限度》的报告，他援引的旅日学者姜克实教授的辨伪文章《一场尴尬的历史剧―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历史照片》，成为会场上辩论的热点，与会历史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单个摄影家的“孤证”不能被严格采信。

会前，李里峰教授也提交了一篇论文《在场与不在：形象与中国革命的三个瞬间》，参照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昊成的专著《图像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权威文献，对三个历史片段做了细密考察。这三个历史片段主要是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大”上的肖像、1966年7月“”初期的以及1970年代初的。

在“历史中的影像和影像中的历史”专场的末尾，李志毓博士着重谈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和摄影作品所能呈现的历史”，她给我的最深印象是，感情非常充沛，不放过任何和她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这场讨论的次日，这位年轻的女性历史学者还坚持听完了“图像的传播学”等专场的研讨，其严谨、热情让我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