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

摘要 考查了200名4-12岁儿童及40名成人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并对情绪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的作用做了初步探索。结果表明：（1）完全信息最后通牒任务中，作为分配者时4-6岁儿童更多提出小于半数的要约，而9-12岁儿童和成人则更多地提出平等分配的要约。作为应答者时儿童和成人均接受大部分要约。（2）公平策略和权宜策略是儿童与成人分配者采取的主要策略，而儿童与成人应答者则主要采用权宜策略。（3）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是儿童应答者是否行使否决权的直接动力。

关键词 儿童，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

分类号 B844.1

1. 引言

博弈决策（game decision-making）是指在包含利益相互依存的两个或多个参与者的博弈情境中所进行的行为决策。在儿童早期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类似最后通牒博弈的讨价還价现象（Straub&Mumighan，1995）。例如：与父母之间，为了到底可以吃几颗糖要讨价還价，为了能看多长时间的动画片也要讨价還价；与同伴之间，为了谁先玩玩具要讨价還价，为了用几颗糖能换几张卡片也要讨价還价。最后通牒博弈决策是儿童博弈决策的重要方面，探查这一博弈决策的发展不仅对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发生发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Harbaugh，Krause&Liday，2003），对个体决策的发生发展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通常被经济学家用来说明公平等非理性因素对选择行为的影响，并以此否定标准博弈论及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其主要范式为：两人分享一定数量的金钱，由提议者（proposer）向应答者（resportder）提出分配金钱的方案（要约，offer），应答者可以接受或拒绝要约，如其接受则按此方案分配金钱，如其不接受则两人都一无所得。根据理性人假设的利己预期，传统经济学设定最后通牒任务中具有如下均衡解：因为应答者会接受任何大于O的要约，因此分配者应尽可能提出最小要约。自Cuth，Schmittberger和Schwarze（1982）之后，经济学家们在广大地区运用最后通牒任务进行了多项跨文化研究（卿志琼，2005）。纵观过去20年的世界性领域及实验室成人研究，通常有如下结果：个体的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存在着平等动机以及对不平等的拒绝和反抗。“理性人”假设完全不符。要约比例在总值的40%到50%之间：大多数应答者总是拒绝低于总数三分之一的要约（Gnth&Tietz，1990；Camerer&ThaleL 1995；Hoffman，McCabe，&Smith，1998；L A.Camerer，1999；Nowak，Page&Sigmund，2000；C.F.Camerer，2003；Oosterbeek，S100f&van de Kuilen，2004；Zaatari&Trivers，2007；Handgrasf Dijk，Vermunt，Wilke，&DeDreu，2008）。

尽管近年来儿童决策研究渐成热点，但对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研究却很有限。Mumighan和Saxon（1998）对5、6、9、12、15岁儿童及大学生的对比研究发现：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公布分配总额），较小儿童比年长儿童提出更大要约，也接受更小要约；六年级与幼儿园分配者均比三年级分配者分给对方更大数额；较大儿童应答者只接受较高分配数额，大学生应答者却愿意接受较小分配数额。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公布分配总额），儿童和成人一样接受较小要约。Harbaugh等（2003）的类似研究则发现：四、五年级学生比二、九年级学生提出更大要约，要约的平均值会随着年级增高而增长。Sally和Hill（2006）的研究发现：幼儿担当分配者时并不愿意合作。但在担当应答者时却热切期望对方分给自己更多：要约小于半数时，有22.8%的6、8岁应答者表示接受。而表示接受的10岁应答者仅有10.6%。Hoffmann和Tee（2006）的研究发现：与同龄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时，青少年的要约大小与成人没有差异。Takezawa，Gummerum和Keller（2006）的研究发现：11岁和13岁儿童在最后通牒中的分配行为没有差异。Guroglu，van den Bos和Crone等（2009）发现，60%以上的9岁儿童不管意图情境如何都拒绝不公平的分配，而12-18岁的被试在对方并非有意不公平时愿意接受不公平提议。综上可知，国外研究对于年幼儿童的应答者决策表现达成了一致——他们更可能接受较小要约：但对儿童的分配者决策表现并没有一致结果，幼儿、低年级儿童与高年级儿童的要约比例并非呈现直线上升的发展趋势。而国内研究者在比较了儿童与大学生在最后通牒及独裁者博弈中的决策行为后发现：儿童在两个博弈中的提议分配金额都显示出公平和分享行为，但提议分配金额随着年龄增长呈减少趋势：这一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悖的现象被归因于文化差异，研究者指出其产生可能是基于我国早期道德教育的作用（朱莉琪，皇甫刚，Keller，牟毅，陈单枝，2008）。

最后通牒任务具有不同于囚徒困境等其它博弈任务的特殊性，即每一决策者都可能充当分配者和应答者，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的权利。所以要描述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及策略机制，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考查。但迄今仍鲜见对儿童充当不同角色时的决策差异做出系统性解释的研究报告。此外，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多是借助最后通牒任务来考查儿童的合作性水平（穆岩，苏彦捷，2005）、公平和分享行为（朱莉琪等，2008）等，均未对儿童在最后通牒情境弈决策的发展特点及策略机制进行系统考查，甚至仅以分配者的要约大小为考察指标。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儿童在最后通牒情境中的博弈决策发展状况并比较其承担不同角色时的决策差异，以期对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做出比较系统的描述。

另一方面，针对最后通牒博弈中拒绝小要约的非理性现象的产生原因，不少研究者用公平来进行解释，例如，Nowak，Page和Sigmund（2000）指出：人们的面子观念（名誉观）致使其在最后通牒博弈静态决策中用公平性战胜了理性。但更多研究者用情绪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Bies（1987）提出：道德上的愤怒是对不公正感知带来的动机性和情绪性结果。Straub和Murnighan（1995）用自尊受伤/敌意模型（wounded pridelspite model）来描述非理产生的心理过程：完全信息条件下，应答者将小要约评估为不公平，感到自尊受伤和对分配者的愤怒，从而对仍具有经济价值的小要约进行敌意拒绝。他们强调情绪是最后通牒中应答者非理性决策的根本原因。Pillutla和Mumighan（1996），Srivastava，Esoinoza和Fedorikhin（2009）的研究支持了这一模型，他们指出：愤怒情绪是对最后通牒中拒绝行为产生原因的最好解释。总之，研究一致显示：当小要约没有得到合理解释时，愤怒和怨恨最为强烈：个体面临对手的自私性欺诈时会变得更具惩罚性，产生敌意行为反应（Folger，1993：Pillutla&Mumighan，1996）。Tripp，Sondak和Bies（1995）则提出情绪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除了追求物质奖励，利己主义者還追求象征性奖励（如：地位）和情绪满足的最大化。因此，个体宁愿拒绝不公平的小要约，也不愿体验和这些小要约相联系的苦恼情绪。Yamagishi等（2009）也指出：应答者的非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此外，神经机制研究和生理心理研究也提供了相应证据，Sanfey和Rilling（2003）发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引发与情绪（前脑岛）和认知（背外侧前额皮质）相关的脑区活动；王芹，白学军（2010）发现，不公平提议引起个体更大的皮肤电活动变化，表明其对不公平提议产生更强的情绪反应：情绪唤醒状态可预示决策行为，拒绝行为前的皮肤电变化显著大于接受行为前的活动变化。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情绪在最后通牒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

情绪对决策的作用成为了近年决策研究的热点（金杨华，2004），而情绪在博弈决策中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Camerer，2003）。认知一情绪双系统模型明确指出：情绪系统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愤怒、快乐等）影响决策行为（Frank，Cohen，&Sanfey，2009）。Harle和Sanfey（2007），Bonini等（2011）分别考察了偶发的悲伤情绪与厌恶情绪在成人最后通牒决策中的作用。马英和方平（2009）则通过影片诱发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种即时情绪，考察了情绪效价对中小学生最后通牒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效价下个体出价较高，消极效价下个体出价较低。但这些情绪启动技术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模拟最后通牒博弈过程中应答者的情绪产生机制，只能从侧面对情绪在博弈决策中的作用加以考察。通过任务和理论分析可以推断，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很可能是应答者行使否决权的直接动力。所谓“满意”，可以是对自身获利大小的满意，但更可能是对自身受到尊重及公平对待与否的满意。如果推断成立，那么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在儿童的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呢？迄今仍鲜见已发表的相关儿童研究。所以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考察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在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的作用，希望能为进一步划分博弈决策的心理成分提供数据支持。

基于已有研究和相关发展心理理论，本研究选取4-12岁儿童为对象，旨在考查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选择大学生作为成人对照组，目的在于探察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特点与成人特点的异同，探察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发展的成熟模式。为便于与已有研究相比较，采用了完全信息最后通牒任务；同时，基于被试的年龄特点和预实验结果，既设计了用于儿童被试的非计算机呈现、生态效度更高的游戏式测试任务，又设计了用于大学生被试的问卷型测试。本研究预测：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年幼儿童会提出较小要约，同时也会接受很小的要约：随着年龄增大，儿童会提出较大要约，同时也会拒绝不平等的小要约。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是儿童是否行使否决权的直接动力：应答者产生积极体验就不行使否决权，产生消极体验就行使否决权。

2.研究方法

2.1被试

从西南两所同等级城市的幼儿园和小学随机抽取4、5、6、9、12岁儿童各40人，男女各半；大学一年级新生40人，男女各半、文理科各半。所有被试均来自具有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会使用普通话进行交谈，没有生理或心理疾病。各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岁6个月、5岁6个月、6岁7个月、9岁3个月、12岁6个月和18岁7个月。

2.2实验材料与实验设计

实验材料包括作为奖励物的糖、贴纸、1角硬币若干（平衡需要驱动），代表情绪状态三点量表的面孑L图三张。实验设计为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年龄因素包括六个水平：4岁、5岁、6岁、9岁、12岁和18岁。

2.3实验程序

由一名女性主试在安静明亮的房间中主持测试，由与被试年龄、性别一致的陌生人充当假被试。真被试与假被试组对进行十次测试。为避免假被试充当分配者时其分配要约大小对其后真被试充当分配者时分配要约的影响，两种角色的交替没有在真假被试之间实施平衡处理。固定顺序为：真被试在1-5回合中当分配者，在6-10回合中当应答者。为避免期待和其它一些可能因素的影响，并不告知被试具体游戏次数。实验完成后，儿童被试带走其在成功交易中获得的奖品（年幼儿童奖品由教师代管至放学交给家长）。大学生被试以实名问卷的形式完成实验，奖励形式为将交易成功所得根据10：1的比例换算成相应的社会实践课分数，并在实验开始前告知大学生被试。

步骤一：请儿童在三种奖励物中选择喜欢的一种作为其游戏的奖品。假被试与儿童做出相同选择，以保证待分配奖品的统一性。

步骤二：主试介绍规则。指导语：“我这里有10个奖品，由你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来给自己和另一个小朋友分配这些奖品。负责分奖品的小朋友想分几个奖品给另一个小朋友都可以。但是可能有两种结果。如果另一个小朋友同意这种分法，那么你们就会在游戏结束后各自得到分配的奖品。如果另一个小朋友不同意这种分法，我就没收这些奖品，你们两人都一个奖品也没有。”介绍完规则后请儿童简单复述规则，直到他们理解为止。主试不做演示实验，以免影响儿童选择。（鉴于指导语对幼儿较抽象，同时配有相应挂图）

步骤三：正式实验。被试与假被试背对背地做在主试面前（中间间隔一段距离），都不能说话，只是直接用手选出要分给对方的奖品个数，或者点头或摇头说明接受或拒绝要约。由主试将要约给应答者看以及记录分配者的要约大小。

（1）真被试当分配者（1-5回合）。指导语：“现在由你（指真被试）来分奖品。”先请假被试做出应答，然后在每一回合后避开假被试询问真被试测试问题。假被试总是拒绝小于1/2的要约，但不反馈给真被试，只作为游戏结束后分配奖品的依据。分配者的策略选择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分？（2）假被试当分配者（6-10回合）。指导语：“现在由他/她（指假被试）来分奖品。”分配比例分别为：10%、20%、30%、40%和50%。先请真被试做出应答，然后在每一回合后避开假被试询问真被试测试问题。应答者的策略选择问题：你为什么会接受（反对）这种分法？看到他/她这种分法，你高兴還是不高兴？（要求指出相应面孔图。）

2.4实验数据编码

本研究以以下四个指标对结果同时进行分析。

（1）“博弈决策总分”即为被试选择得分。分配者分5个以下记1分。分5个及以上记0分：应答者选接受记1分，选反对记0分；总分0-10分。（注：计分依据是基于标准博弈论的假设及已有研究结果。）（2）“要约大小”即为5次分配的平均要约比例，这一指标仅用于衡量被试作为分配者时的决策情况。（3）“策略分类”即将被试的决策依据进行分类，根据实验情况将儿童三次以上的相同理由分为“公平策略”和“权宜策略”两类。“公平策略”指决策基于其自身的公平意愿，如：“一人一半，很好。”“这样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不接受。”“权宜策略”指决策基于实际结果的考虑，表现在分配者方面，是因为害怕要约过低造成应答者的敌意性拒绝。如：“要不他会不接受。”“这样他会接受。”“他要是不接受，大家就都没有。”或者是出于对应答者是否会接受的猜测，如：“不少了，他应该会同意。”“我想她会同意。”表现在应答者方面，可能是害怕自己拒绝不公平要约带来的一无所获的后果，例如：“有总比没有好。”（4）“情绪自评得分”即应答者对自身情绪状态的评定得分。“高兴”记1分，“不高兴”记0分，“一般”不记分；总分0-5分。

3.结果与分析

3.1总体决策情况

被试总体决策情况见表1。

由表1可见：儿童组的决策总分呈现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的趋势。18岁组和12岁组得分差不多。4岁组大部分被试位于高分区间，5岁组位于较低分区间的被试与高分区间的被试人数相当，而6、9、12、18岁组的大部分被试都处于较低得分区间；得分区间的分布似乎在5、6岁间呈现了转折。

为进一步考查决策成绩的年龄差异，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决策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效应是统计显著的，F（5，234）=4.185，p=0.001。这说明不同年龄组被试的得分有着显著差别。验后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4岁组分别与9岁、12岁和18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02，p

3.2分配者的决策情况

被试作为分配者时的决策情况见表2。

由表2可见：分配者得分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但要约平均值却没有呈现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各年龄组在不同要约区间的人数不同。这些结果表明：4-6岁被试大部分提出小于半数的-要约，9岁18岁被试大部分提出平分要约：提出大于半数要约的个体中，4-9岁被试略多于12岁和18岁被试。

为进一步考查分配者决策成绩的年龄差异，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分配者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效应是统计显著的，F（5，234）=3.56，p=0.004。这说明不同年龄组被试的分配者得分有着显著差别。验后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4岁组分别与9、12、18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4，p=0.006，p=0.004），而与5、6岁组差异不显著（p=0.629）；5、6岁组分别与9、12、18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48，p=0.022，p=0.016），而与4岁组差异不显著（p=0.629），5、6岁组之间没有差异（p=1.000）；9岁组分别与4、5、6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4，p=0.048，p=0.048），而与12、18岁组差异不显著（p=0.748，p=0.668）；12与18岁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915）。这说明年幼儿童分配者得分显著高于年长儿童与成人。

为进一步考查分配要约的年龄差异，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分配要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效应是统计显著的，F（5，234）=2.32，p=0.044。这说明不同年龄组被试的分配要约比例存在显著差别。验后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4岁组分别与5、9和18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4，p=0.030，p=0.005），而与6、12岁组差异不显著（p=0.250，p=0.340）；5岁组仅与4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14），而与6、9、12、18岁组差异不显著（p=0.191，p=0.781，p=0.133，p=0.707）；6岁组与各组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250，p=0.191，p=0.302，p=0.845，p=0.093）；9岁组仅与4岁组存在显著差异（p=0.030），而与5、6、12、18岁组差异不显著（p=0.781，p=0.302，p=0.220，p=0.514）；12岁组仅与18岁组的差异接近显著（p=0.061）。这说明被试的分配要约具有年龄差异，但并未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高的线性发展趋势。

分配者的策略分类情况见表3。由表3可见：随着年龄增长，采取公平策略的人数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采取权宜策略的人数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4-6岁儿童采取权宜策略的人数均略多于公平策略，9岁儿童采取两种策略的人数相当，而12与18岁被试采取公平策略的人数均略多于权宜策略。

为进一步考查两种策略的人数差异，对各年龄组内两种策略的人数做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只有4岁组存在显著差异，X2（1）=8，p0.05。这说明在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只有4岁分配者更多采用权宜策略：而5-12岁儿童甚至成人分配者采用两种策略的人数相当。

由表4可见：除4岁组得分略高外，其他各组得分没有呈现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接受所有要约或者大于10%的任何要约的人数均占到了各组的60%以上：只有12岁组存在不同情况，有30%的人都只接受50%的要约。这说明，大多被试愿意接受较小的要约，但12岁儿童表现出相对强烈的公平要求。

为进一步考查应答者决策成绩的年龄差异，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应答者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效应统计不显著，F（5，234）=0.821，p=0.536。这说明不同年龄组被试的应答者得分没有显著差别。

为进一步揭示各组应答者对不同要约区间的接受情况，分别对每一区间内各组人数做差异检验，结果表明：（1）不接受任何要约（0分）区间内存在显著差异，X2（5）=12，p

应答者的策略分类情况见表5。由表可见：采取两种策略的人数均未呈现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但所有被试都更多地采取权宜策略。为进一步考查两种策略的人数差异，对各组内采取两种策略的人数做差异检验，结果表明：4、9与18岁组中均存在显著差异，X2（1）=6.818，p

应答者的情绪自评得分见表6。为考查情绪自评得分的年龄差异，以年龄、性别为被试问变量、情绪自评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主效应显著，F（5，233）=13.561，p

为考查应答者情绪自评得分与应答者决策得分之间的关系。对二者做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r=0.805，p

由表7可见，只有18岁组中两种分数间不具备达到统计显著的正相关。这就说明，成人应答者得分虽高却并不代表他们做出了“高兴”评定，在他们对要约的接受程度和自身情绪体验之间存在落差。

3.4分配者与应答者的决策情况比较

为比较被试作为分配者与应答者时是否具有不同的决策倾向。绘制两种成绩的年龄趋势比较图（图1）。由图1可见：分配者得分呈现随年龄逐渐下降的趋势。但5岁与6岁间、12岁与18岁间的得分都分别呈现相对平稳的状态：应答者得分却仅在4岁与5岁之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为进一步考查被试担当两种角色时的决策差异，对两种得分做相关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两种得分间存在极为显著的差异，Z=-9.061，p

4.讨论

本研究的总体发现是：被试在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决策成绩在整体上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的趋势，但5、6岁之间这种趋势有所停滞。12岁和18岁被试的成绩则基本一致。这一趋势似乎意味着被试在完全信息最后通牒任务中随着年龄增长更多地做出非纳什均衡倾向的决策，即年长儿童与成人比年幼儿童提出更大分配要约。这与本研究的假设一致。但基于完全信息最后通牒任务的特殊性，即被试分别承担了两种角色的决策任务。所以将从分配者和应答者两种角度对被试的决策情况进行分析。

4.1分配者的决策

研究结果显示：分配者得分呈现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存在显著的年龄效应。年幼儿童的得分高于年长儿童与成人。这说明作为分配者时，年幼儿童会提出较小的要约；但随着年龄增长，年长儿童和成人都会提出较大的要约。但具体的分配要约数据显示出：12岁儿童似乎比4-9岁儿童较多提出极端小要约，但后者提出慷慨要约的人数却又多于前者和成人：总体上，幼儿大部分提出小要约，而9、12岁儿童与成人则大部分提出公平要约。本研究的学前儿童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Mumighan&Saxon，1998；Sally&Hill，2006）结果一致，学龄儿童结果与国内相关研究（穆岩，苏彦捷，2005；朱莉琪等，2008）结果一致。但分配要约的平均值虽有年龄差异却未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增高的线性发展趋势，这与Harbaugh等（2003）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策略分类及差异检验结果显示：4岁组更多采用权宜策略，而5-12岁儿童甚至成人分配者采用两种策略的人数相当。上述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充当分配者时，年幼儿童更多提出较小要约，而较大儿童乃至成人则大部分提出平分要约。

值得注意的是，4-9岁组甚至成人组中提出极端小要约的人数比例为2.5%-18%，而12岁儿童则有高达25%的人提出了小于30%的极端小要约。小于30%的要约更加符合标准博弈论对最后通牒任务中纳什均衡的设定，这似乎说明了：与4-9岁儿童相比，12岁儿童的确具有更加成熟的纳什均衡决策（理性博弈决策）能力，这与笔者对囚徒困境博弈决策发展研究的考察结果具有一致性。但本研究中4-12岁儿童的总体决策发展趋势却与他们在囚徒困境博弈任务中的决策发展趋势完全相反，为什么纳什均衡决策能力的成熟没有导致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纳什均衡倾向决策的增多呢？由此推断，这是因为分配者主要运用非理性的策略来进行决策构架，这意味着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非理性的启发式系统，而不同于在囚徒困境博弈决策中是分析系统发挥主导作用。这一推论与当前儿童决策发展研究领域所公认的双过程理论（Klaczvnski，2000）具有一致性，值得在后续研究中做进一步验证。

4.2应答者的决策

首先。研究发现：应答者的得分发展趋势与分配者不同。其成绩除了在4、5岁组之间呈现较大的下降趋势之外，并没有在其余组之间呈现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年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不同年龄儿童及成人的应答者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得分均在3.6分以上，接受大部分要约。

其次，研究发现：大部分被试都能接受小于半数的要约。这一结果与本研究对年长儿童的应答者决策表现的假设有所出入，同时也与国外研究的相关结果有所出入（Mumighan&Saxon，1998；Sally&Hill，2006；Guroglu等，2009），但与国内研究的12岁儿童结果相对一致（穆岩，苏彦捷，2005）。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文化因素，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存在文化差异早就得到了研究者的一致认同（Henrich。2000）。欧美文化更强调独立与自我，在这种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的儿童对于不公平待遇会产生更强烈的反感，随之表现出了更坚决的拒绝行为。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性，强调和谐统一，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对幼儿和学龄儿童的教育中更侧重和强调礼让、谦恭。例如，“孔融让梨”的故事自古以来都是我国儿童道德启蒙教育的重要材料。这种文化教育背景使得我国儿童对于不公平待遇不如外国儿童敏感，即使感到不公平也未必会坚决采取敌意性的拒绝行为，而是报之以宽容的接受。但也发现12岁儿童表现出了相对突出的公平要求，其中有30%仅接受半数要约。这一结果与其作为分配者时表现出的采取公平策略的人数略高于权宜策略的现象相互呼应，也与国内儿童公平性发展研究（方富熹，王文忠，1994）结果一致。同时。還体现了儿童的公平性发展与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关系，将在后续研究中对这点做进一步考察。

第三，应答者的策略分类情况显示：虽然5、6岁组中两种策略的人数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其他各组中的权宜策略人数均显著多于公平策略人数。这说明：当知道分配总额时，低年级儿童、年长儿童及成人应答者大部分都是出于权宜性考虑才接受小于半数的不公平要约，这再次体现了非理性的启发式系统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的主导作用。

第四，应答者的情绪自评得分统计结果显示：年幼与低年级儿童（4-9岁）比年长儿童（12岁）更多地做出“高兴”的情绪自评，而成人的“高兴”自评少于儿童被试。同时，应答者情绪自评得分与其应答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说明：越多地做出“高兴”评定的儿童越是对大部分或所有要约都表示接受：而成人虽然自评为“不高兴”却仍然接受了大部分要约，他们的接受程度和自身情绪体验间存在落差。一方面，这些结果充分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在完全信息最后通牒博弈中，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是儿童应答者是否行使否决权的直接动力。当儿童因为满意产生积极情绪体验时，这种积极情绪推动他们做出友好的接受要约行为：当其产生消极体验时，这种消极情绪（如对小要约的愤怒）促使他们敌意地行使否决权。另一方面，这些结果也体现出了成人与儿童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特点上的差异。在阐述拒绝不公平要约的理由时，大多明确表示“太伤自尊了”、“太过分”的成人被试同时行使了否决权：但也有成人被试虽然提出“她比我多，不高兴”，却仍然没有行使否决权。这部分成人的情绪与决策不一致的现象表现出：成人对自己的行为决策有着比儿童更高的控制能力，他们能够为了不使自己一无所得而抑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反应，在作为应答者时做出理性决策，这就是为什么在本研究中成人虽然不高兴但也更多地接受小于半数要约的原因。

4.3分配者与应答者的决策比较

本研究发现分配者与应答者得分呈现出不同的年龄发展趋势，而且被试在充当两种角色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应答者策略分析中注意到一个特别现象：12岁儿童与成人应答者中均有人报告其接受所有要约的原因是“我不占主导”：12岁儿童与成人分配者中均有人报告其提出小于半数要约的原因是“我拥有分配权”，甚至有提出1%极端要约的成人分配者给出的理由是“位置决定待遇，理性的人会接受”。这些回答都体现了个体对分配权的认识。那么，造成被试充当两种角色时做出不同决策的原因是否是对分配权的认识不同呢？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分配者时，处于主导地位的被试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做出决策：持利他的公平原则，就采取公平策略提出半数左右要约；持利己的不公平原则，则采取权宜策略提出对方可能会接受的要约。但作为应答者时，虽然可以行使否决权，却因为处于非主导地位而不能修改要约大小：如果因为要约的不公平做出敌意性否决，那么结果只能是鱼死网破。所以无论儿童還是成人，都倾向于做出接受大部分要约的适应性决策。在这里，所谓非理性的适应性决策，很可能是被试出于对自身在博弈中所处地位的认识而作出的选择，本质上是对分配权和否决权的综合考虑，但形式上却表现出与理性决策相似的结果。这点在成人被试中尤为明显，本研究发现：成人的分配策略和应答策略存在分化，有不少被试在分配时采取公平策略，但在应答时采取权宜策略。

发展心理学家指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理性的抽象思维能力、推理能力随之增长，分析系统在幼儿到成年的发展中应逐步优于启发式系统。但Klaczynski（2001）早就指出：在儿童决策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偏差有时会降低，有时则保持不变甚至出现增多的现象。而本研究中所出现的被试根据角色地位选择策略的现象，体现了个体博弈决策发展过程中启发式系统的发展，这一系统与分析系统并存发展、相互竞争。被试充当分配者时的决策模式更多体现了博弈决策中启发式系统的发展。年幼儿童更多根据自身内在要求，提出代表纳什均衡决策倾向的小要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综合考虑分配权和否决权的认知能力也逐渐增长，年长儿童开始通过衡量自身与对方权利的大小强弱来决定要约大小，同时公平意识也在增长，所以9-12岁儿童逐渐提出代表非纳什均衡决策倾向的较大要约或公平要约。而被试充当应答者时的决策模式更多体现了分析系统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的作用。年幼、年长儿童乃至成人应答者都更多采取了理性的思考方式，即意识到拒绝不公平要约就代表自己将一无所获。同时，年长儿童和成人开始用分配权来解释分配者提出不公平小要约和应答者接受不公平小要约的合理性。表现出一种权宜性的公平考量，即认为拥有分配权的人提出任何大于0的要约都是相对合理的，理性的应答者都应该接受。

总之，本研究结果为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从最后通牒博弈的角度来考察儿童博弈发展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最后通牒博弈是不同与囚徒困境博弈等的合作性博弈，是研究儿童博弈发展中如何从冲突到协作、从自利到互惠的重要途径。同时，对情绪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的作用提供了数据支持。本研究的不足是没有进一步考察是否在最后通牒博弈决策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非理性的启发式系统，只是针对本研究与笔者的囚徒困境博弈决策研究的不同结果进行了推论。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对儿童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主导认知系统及儿童博弈决策的整体发展模型做出描述。

5.结论

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完全信息最后通牒任务中，作为分配者时4-6岁儿童更多地提出小于半数的要约：而9-12岁儿童和成人则更多地提出平等分配的要约。作为应答者时儿童及成人均接受大部分要约。（2）公平和权宜策略是儿童与成人分配者采取的主要策略，而儿童与成人应答者则主要采取权宜策略。（3）基于满意与否的情绪体验是儿童应答者是否行使否决权的直接动力，当应答者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时，就不行使否决权，反之则行使否决权。成人则出于权宜考量表现出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却不行使否决权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