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约束下的银行战略转型

2007年以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缺陷，于是改革成为国际金融界的潮流。

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使金融危机后的美国金融市场迎来了全面监管时代，标志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巴塞尔协议III的推出，更加强调了对银行资本总水平，尤其是核心一级资本的刚性约束。

面对国际金融监管形势的巨变，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深化，国内银行的经营环境也发生深刻变革，经营压力凸显，盈利能力面临重大考验，银行业正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期。

金融监管刚性约束

1988年公布的巴塞尔协议（也称巴塞尔协议I）是为了保证各国银行正常发展而采取的资本约束措施。由于其产生的背景是基于风险的传染和放大，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指导性，因此决定了它的重要特点是让全世界执行协议的银行都必须遵循资本约束的标准，即核心一级资本、总资本充足率两个指标分别达到4％和8％。

但由于银行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巴塞尔协议I“一刀切”的不公平性逐渐显现。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性，巴塞尔协议II提出商业银行可根据各自情况确定是否执行银行内部模型法或当地监管当局的标准法。这样在监管范围和监管政策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使监管的标准有了弹性，先进银行可相对地节约资本。

2010年9月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以宏观和微观审慎兼顾，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为原则，提出了增强银行抗风险能力和流动性风险计量与监测的两个办法。

在内容上，对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声誉风险、资产证券化风险等提出了资本覆盖的要求。在标准上，资本总水平提高到10％－10.5％，同时加入了缓冲资本；一级资本提高到6％，核心一级资本要达到4.5％。可见，巴塞尔协议的发展使得其核心内容越来越广，监管要求越来越严，尤其是对资本的约束在逐步强化。

2010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法》，即《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是美国大萧条时期以来规模最大、严厉程度最高的银行业改革法案，也是目前各国金融监管改革中最典型、最集中的法案。

其核心是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制度，强化对单体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制定强化防范风险的若干措施，防止“大而不能倒”事件再次发生；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加强对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限制金融机构衍生品投机交易、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注重保护投资者利益、对抵押贷款发放设立最低标准，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防止欺诈等等。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使得美国众多大型金融机构，从信用卡到衍生品交易，到投资对冲基金的能力，几乎所有业务都将面临剧变，美国金融服务业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个改变的核心就是金融监管的刚性约束，是对金融风险的全面控制，它不仅对中国银行业，而且对世界银行业都将产生划时代的深远影响。

面临经营压力

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资本约束对银行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随着市场监管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以拉存款、放贷为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对存贷比、贷款总量的约束。无论是贷款的压力还是存贷比的压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压力。

资本的压力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内容不只是市场开拓、放款、抓大客户，还应该包括如何应对使用资源所带来的资本压力，即在资本约束条件下银行如何谋求发展。

2010年，资本约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巴塞尔协议III中对总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8％提升至10％－10.5％，对核心一级资本的要求是4.5％。一般来讲，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一方面意味着银行必须要更加地节约使用资本，另一方面银行也将更难筹集到资本。实际上，资本约束给银行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巴塞尔协议III对核心一级资本的约束，让银行看到了真正的压力。核心一级资本主要是由普通股加上留存收益构成。而普通股是来自于股东的现金，是真正能抵御风险和吸纳损失的，它能抑制风险的传染，在核心资本中居于主要位置。

而总资本充足率即使较高，但吸纳风险也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这就说明资本不但要有数量，更要有质量。但是强调了质量，又意味着银行扩充资本的难度也加大了。

规模、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问题是当前银行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银行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越来越紧，工作难度越来越大，银行经营者的压力与日俱增。

近年来，银行界对资本管理的理论提及的不多，更多看到的是经济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银行上市，融资数量越来越大，既然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仍然不能成为现在的主渠道，银行的间接融资就仍然成为主角，并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从理论上讲，银行资产规模后面是资本问题，资本后面则是风险问题！

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III初步提出时的设想，各国银行特别是那些活跃的银行要在2013年正式实施，有些指标可推后到2016年，甚至到2019年执行。但实际上，从现在起，银行时刻面临着资本的压力，国际金融风暴的降临，使巴塞尔协议III的理念已经伴随当前银行日常的经营当中了。

资本约束实践要求

当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深化，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银行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贷款有理”“贷款万岁”将和资本管理、资本约束成为悖论。

从银行自身需求看，如果一家银行的资产规模三年时间从1万亿元增长到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0％的话，这样的增长速度必须要由资本来支撑。而银行要获得好的回报，只有优质配置资本，节约使用资本，充分运用好政策，发挥好杠杆效应，才能使回报始终保持在比较平稳的高水平上。否则，高效益将导致低回报。

从银行自身积累看，一般而言，国际大银行在上市融资以后，一般五年到十年时间会通过自身的积累支持发展，而不是频繁融资，或者只有当遇有重大收购、重大发展组合的时候，才进行较大规模融资。

而在中国，由于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促使银行作为主融资渠道，高速放款，消耗了大量资本，但是现在获得股东无条件注资的时代时过境迁，若不能取得好的回报，股东支持就成为空谈。

目前，中国一些上市银行都经历过在第一年大规模IPO融资后，第二年发次债，第三年进行再融资的过程。近年来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所有银行的发展速度都超过国际银行，其平均增速达到10％－15％，其中，中等银行的发展速度在20％左右，大银行在15％以上。当资本跟不上银行发展速度的时候，融资就是必须的。

从市场承受能力看，随着资本监管的不断加强，对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是股东对银行的要求越来越严，资本不能无限供给，而且市场监管对银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融资规模受到限制。能通过银行自身积累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速度和成功的再融资都将是银行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

从中信银行实践看，追求过滤掉风险的利润是始终坚持的风险文化，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本质上走节约资本的路线。

中信银行2006年引入资本约束的概念，到目前形成了具有较为领先的风险控制量化技术，无论是计算资本成本、核算经济利润，还是资金转移定价，都是不断加强资本管理，进行风险控制的过程，这可逐步实现按照资本约束的要求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如果说过去的银行经营，可以不关心资本约束。但今天银行所面临的金融监管深刻变化的环境，那种片面地认为贷款越多越好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资本约束下的传统经营模式变革成为必然。

回归经营本源

面对金融监管刚性约束的时代，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探索新的经营发展模式，是当前及未来几年国内银行必然直接面对的战略选择，但要想实现这一转身，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

从银行的经营看，以前的“放款有理”现在看来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简单地说，是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推动了资本管理的进一步强化，使更多的银行开始关注经济利润，关注业务转型，资本的管理最终反映到规模和总量控制上，原来更多本源性的东西会更加清晰地反映到现实，其实资本的约束一直就存在着的。

但是在股市、楼市高回报时，资本的稀缺似乎表现得不明显，现在市场一回归到正常的环境下，必然更加要求银行有好的贷款质量，要求银行考虑资本的消耗，加强资本的管理。

上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业有几个大的进步。其中一个进步就是银行资本管理的进步，资本管理的进步就是整个银行体系风险控制的进步。所以说加强资本管理就是银行在经营发展中力求节约资本，追求滤掉风险的真实利润。

综观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银行高度重视对资本的科学管理，能够自主地利用有限的资本制约银行规模的无限扩张。国际先进银行通过对经济资本的主动分配，并运用RAROC或EVA等风险调整收益的方法，建立经济资本约束机制，促进银行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前些年，在中国银行监管当局正式引入资本监管前，中国的银行普遍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对银行规模的有限性认识不足；二是对银行的风险必须要覆盖理解不到位；三是对银行的长短期目标认识不透彻。

尽管近年来银行资本约束理念得到明显增强，但是在中国经济传统增长模式大背景下，仍有一些上市银行存在强烈的“速度情结”和“规模冲动”，忽视银行资本约束的刚性要求，热衷于规模竞赛，过快地消耗了前几年股改上市筹集的宝贵资本。这不仅与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规律背道而驰，也是新形势下银行资本约束所难以容忍的。

未来几年，国内银行将面临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经营成本将持续上升，应尽快全面引进经济资本概念，强化风险计量，建立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的经济资本约束机制，实现真正的理性经营。

追求市值稳定增长

在资本有限性和监管刚性的约束下，以少量资本获取最大化收益，坚持资本约束下的理性经营是摆在银行管理者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进入21世纪，国际领先的商业银行都将提升银行的全面价值创造能力，并将追求银行价值最大化作为最终追求目标。

理性经营要求银行必须保证在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比率方面符合资本监管要求。通过运用RAROC或EVA等风险调整收益的方法，优化资本配置，制约风险资产过快扩张，促进银行业务结构调整，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最大化资本收益。

过去几年来，中小银行通过规模迅速扩张，实现了效益、质量大幅提升，初步奠定了市场竞争地位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资本、信贷和存贷比监管日趋刚性，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宏观经济周期调整日益明显的环境下，这种依靠高资本消耗扩大规模，实现高额利润的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

在当前新的经营环境下，像中信银行这样的中等银行如何实现战略转型，能否保持快速稳健的发展?答案就在于银行是否能在资本约束下实现市值的持续稳定增长。

我们必须看到，稳定增长的市值目标的实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就银行自身而言，实现市值稳定增长就必须进行资本约束管理，追求滤掉风险的利润，不断提升ROE水平，加强与市场良性互动，优化业务结构，增强利润可预期性，改进经营效率和资产质量，确保基业常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