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困境

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仍是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近日，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0年的年度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导致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从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就业。该委员会在去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曾提出，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

该报告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主动回应中国货币操纵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以矫正全球经济失衡。

由此看来，美国不愿承担自己制造这场危机的责任，不愿支付国内失业增加的调整代价，不愿正视泡沫经济时期其出口竞争力和创新力下降的现实，继续采取对外转嫁危机，转嫁全球失衡的调整代价，转嫁道义上的责任的做法。

因此，怎么看待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失衡调整责任，是解释上述问题的关键。

失衡再探源

一般而言，当前衡量全球经济失衡常用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经常项目的差额；二是外汇储备余额。这两个标准依然认定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主要在经常项目端，和贸易收支端，而不在资本和金融项目端。

事实上，导致这场大危机的根源恰恰在金融失衡，即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缺少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和治理，造成华尔街过度金融创新、过高杠杆率、过分资产证券化，最终带来了全球金融危机。

即使按经常项目差额和外汇储备余额标准分析，有几个重要问题也需要细致分析。

一是应当解释全球经常项目差额为什么会呈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系统性偏差。尤其是2004年至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出现倍增，发达国家的逆差也出现了倍增。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余额也快速上升，发达国家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快速上升。

这种系统性偏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即现代经济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过于忽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南北失衡”。究其根源，是全球治理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全球自由化与发展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

二是全球经常项目的逆差方与顺差方。按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一年的国际收支数据，即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8036亿美元。而全球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经济体，分别是中国2533亿美元、中东2521亿美元、德国1902亿美元、日本1705亿美元。在顺差经济体中，中东为世界提供了能源，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低成本生产要素，德国和日本为世界提供了技术和高品质制造品。很显然，它们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来源。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高赤字国家应增强自身竞争力，而不是限制那些已想出办法让世界购买自己产品的国家。目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说法，即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余额快速上升，中国要占到增量的一半，因此，要承担调整的责任。

这恰恰说明，这些国家是危机的受害者，危机使它们面对更大的全球化风险，面对货币升值、热钱涌入、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面对为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埋单的困境。但这不是产生失衡的根源。

三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大幅增长始于1990年，在经历1991年短暂调整后，自1992年美国逆差呈现出持续大幅增加的趋势。在1998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先后超过了2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和8000亿美元的大关。1998年至2000年，是全球IT泡沫高涨的时期；2004年-2006年是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高涨的时期。

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2000年，是IT泡沫带动的实体经济失衡；2001年-2008年，是金融泡沫带动的虚拟经济失衡。由此带动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自1990年以来的快速持续增长。无可置疑，经常项目逆差端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根源。美国总是强调其为世界提供了市场，但这是一个输出泡沫的市场，而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市场。

四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来源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中，贸易顺差约占84％，在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又是贸易总顺差的135％。2010年前十个月，中国加工贸易顺差高达2500亿美元左右，一般贸易则是逆差350亿美元左右。而加工贸易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组成。

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包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等来华投资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加工组装后对美国的出口。这个比重从1992年的14％增加到2003年的21.8％。对美出口中境外中间产品的净价值则高达23％。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刘遵义教授的研究，中国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率不超过20％。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加工出口的直接增加值率和完全增加值率分别为16.6％和28.7％，远低于美国对我出口的45.2％和88.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大户，但其直接和完全增加值率仅为12.4％和19.0％，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一。

中国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和市场经济因素，促进本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跨国公司落户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和资源。由此造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顺差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根源。

趋势性变化

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内在矛盾风险链条中的一次点爆发。经济全球化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地球村”。然而，这个“地球村”缺少有效治理结构，逐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

尤其当经济全球化进入全球金融一体化不断加深的阶段时，华尔街取得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地位，美元与黄金脱钩并与其他货币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无约束体系边界扩大，美国把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推向极端，都导致了开放和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

由于缺少全球金融监管的有效框架，必然引发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中国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就提出，“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从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从1990年至2003年，虽然经历了IT泡沫形成和破灭的实体经济失衡，经历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尤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过度宽松导致泡沫经济，到紧缩货币刺破泡沫经济的政策轮回，但对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幅度仍是较为有限的。这个时期的国际油价和资源价格（如铁矿石国际价格）仍然是长期均衡和稳定的。

从1990年至2003年，国际油价波动基本上稳定在每桶22美元至28美元的长期均衡价格水平的区间内，国际铁矿石价格基本上稳定在每吨20美元至30多美元的长期均衡价格水平的区间内。然而，从2003年以后，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在全球需求快速高涨的带动下，出现了井喷式的上升。直到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油价最高时曾达到每桶147美元的水平，国际铁矿石价格则达到每吨180美元的水平。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爆涨？从数据可以看到，2003年以来，美国证券公司拥有的和证券化的房地产贷款呈现出井喷式上升，美国家庭负债率和美国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呈现出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势头，带动了美国私人消费和投资的空前高涨。

而支撑美国金融创新和资产证券化快速上升的背后，是1990年以来美国房价（Case-Schiller房价指数）的持续上升。

即使在整个时期曾出现了2000年下半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2001年的IT泡沫破灭，导致2001年全球直接投资大幅下跌了53％，其跌势持续到2004年才止跌回升，而美国房价依然保持了连续涨势，并且从2003年以后房价升幅呈井喷式上升。由此带动了一场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泡沫经济。这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经济长周期的结构变化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趋势性变化：

首先，美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48年的22％下降到2008年的8％。这个按照“居民”统计的美国出口，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按照“所有权”统计的美国出口，即美国通过长期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从美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只是美国全球出口的一部分。用在美国出口和在中国的美国出口来解释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并提出中国要承担责任，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美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制造业相对比重长期下降，金融和建筑、房地产业相对比重持续上升的结构性变化。虽然美国制造业全球比重没有像日本和欧元区那样出现显著下降，但去工业化的趋势明显。

再次，自2000年以来，美国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这反映了美国金融和楼市泡沫时期，技术创新活动受到严重忽视。十多年来，OECD成员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岩上之屋》（“The House Upon a Rock”）的演讲，阐述美国经济复兴战略，即美国“经济之屋”要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要重塑美国21世纪全球领导力的经济发展战略，不能建立在依赖40％公司利润来自金融部门等虚拟经济基础上，而是要基于高素质人才和创新支撑的实体经济。

在这场全球非理性繁荣的拉动下，对中国产品的国际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也引起了全球投资中国的热潮，尤其出口导向型外资的大量涌入，迅速拉高了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按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来衡量，1999年至2003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下，在2004年超过了3％，达到3.55％，2005年则上升到7.19％，2006年更是高达9.53％。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10.99％。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上半年降至5％左右。

再平衡困境

在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很大分歧。当前，美国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复苏基础仍十分脆弱；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为此，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是靠刺激出口。

美国制定了《国家出口行动计划》，以便实现五年内出口翻番，创造200万新就业岗位的目标。奥巴马说，扭转美国大量进口而较少出口的模式，美国将在全球每个工作岗位、每个产业、每个市场展开竞争。为此，不惜频繁挑起贸易摩擦，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让中国为全球失衡埋单。

如今年10月15日，美国就针对中国新能源产品补贴政策启动了301调查，涉及到中国的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154家企业。即便如此，舒默还批评说，“奥巴马政府是治标不治本，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补贴的调查已经过时了，操纵汇率才是实质性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靠量化宽松发钞票，对外输出通胀和泡沫经济。虽然美国提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伯南克说，美国面临数百万劳动者数年内失业或就业不足的风险，这种结果是不可接受的。为此，宁可采取直升机空中撒钱的方式来创造需求。克鲁格曼还攻击中国加息政策是与刺激全球复苏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政策。

但历史经验证明，美联储持续保持低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美元贬值和国际套利热潮泛起，只会加剧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动荡。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再平衡有太多的说法。

一是人民币应当大幅升值以减缓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顺差和外储就会减少吗？我相信不会。事实上，2007年至2008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而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却分别达到10.99％和9.85％的创纪录水平。实地调查也发现，大跨国公司的产品增值链对人民币升值很不敏感，因为他们需要用人民币支付的人工成本和本地配套成本在其总成本结构中的比重很低，其影响很有限。而对人民币升值很敏感的一般贸易和中小企业，出口大幅度下降，但他们不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创造者。

二是中国应当改善社会福利以增加消费。中国如果做到了，就可以自动增加进口，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吗？我相信不会。

比如美国希望中国对美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不对华开放高科技产品市场，中国进口美国大豆已经造成国内全行业亏损，那么，中国能够从美国进口什么？另一方面，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获利者只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而不会是美国企业和就业，这是中美互补性产业结构决定的。

三是中国应降低国有经济部门比重。中国如果做到了，中美贸易摩擦会减少吗？我相信不会。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是与民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激烈摩擦。美国限制华为公司在美国通信行业的发展，限制的是非国有企业。

创造新优势

第一，建立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奖出限入”，出口越多对我国经济就越好，但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村”里，我们出口越多，进口越少，摩擦就越多。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扩大消费和进口，从战略上确保实现我们与贸易伙伴的互利共赢。

第二，实现技术含量、增值能力、人力资本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当前，我们面临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其他要素产品价格快速上升的问题，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中国低成本优势将告一段落，我们未来的竞争新优势是什么？

从竞争模式转变来说，应该从代工模式转变到自主生产模式，从价格竞争模式转变到差异化竞争模式，从简单模仿模式转变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和组织创新模式上来。无论是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振兴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还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技术含量、增值能力、人力资本价值从低端到中高端的转变。

第三，从经济、贸易、引资大国转变成开放大国。在理论上，一个开放大国是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一个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

中国目前在很多领域都是大块头，但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却依然是个追随者。如大量进口铁矿石，却没有取得定价权。中国要想获得定价权，首先要透彻地了解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国际游戏规则、市场规律以及商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