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摘要］5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演变，反映出统一的艰巨性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

［关键词］对台政策历史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溃退到台湾的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大陆进行对抗，由此产生了。在对台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时代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对台政策。

一、武力

1949年3月，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的社论，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是要解放全中国，直到、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三野的叶飞部队遵照的指示，先后于8月、10月占领福州和厦门，几十万大军迅速集聚在福建沿海前线，日夜操练，准备渡海作战。

10月24日，中国人民发起解放金门的战斗，这是人民在没有空军掩护和内部接应的情况下在近海实施的渡海作战，金门战役及随后的登步岛战役均失利，使中央军委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渡海登陆作战根本没有可能。于是，为了配合1950年夏季的攻台计划，中央决定加紧组建海军和空军。

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刘少奇曾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的技术条件的建议，向斯大林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求苏方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二是请苏联在攻台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1950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明“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而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声明把中国和朝鲜推出了美国的势力之外，于是斯大林同意援助中国，将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一半用于购买所需要的海空装备，并派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

随着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台湾屏障的解放，攻台的具体战略部署已基本完成。1950年6月，正当从苏联购买的战斗机陆续装备空军部队，准备发起的战役时，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违反1月5日的声明，发表了关于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声明，即“六二七”声明。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谬论，声称中国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部队，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向海军司令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将攻的时间往后拖延。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8月22日，中国各派人民团体发表了《联合宣言》，宣告“为了保障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11月，人民相继解放了浙江沿海一带的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然而，惊慌失措的和极度紧张的美国人相互勾结，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以“自助或互助”的方式，共同“抵抗武装攻击”及“共产颠覆活动”，并规定美国拥有在台湾、澎湖及附近为防卫需要而部署海空军的权利。这一条约将澎、台、金、马完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由于美国政府的恶意介入，趋于复杂化了。

二、从“武力”到“和平”

朝鲜战争之后，中央开始考虑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的主张。

1955年3月，首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透露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23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在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的主张。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央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武力”到“和平”。

围绕这一政策，中央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工作。1955年7月30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负责当局协商和平的具体步骤。”1956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重申中国政府愿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3月16日，会见即将赴台的李济深前卫士长，请他捎话给，“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任何谈判的机会我们都欢迎。”4月，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基本原则。6月，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与当局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7月16日，在接见前“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提出，“国共可以举行第三次合作以解决统一问题。”1957年4月16日，和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以《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为标题，将合作意图向外公布。“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提出，是“和平”政策的进一步深化。

1963年，根据两岸关系的最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础上，将中共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是指：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由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并尊重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再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的方针和诚意，对台湾方面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不仅一些著名的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陆，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而且政府也曾经有过松动。1957年，曾派宋宜山到北京。在与宋宜山的会谈中，中共进一步阐明了对台政策。1966年夏，蒋经国从香港将曹聚仁接到台湾。曹动身前曾直飞北京，与中共高层商谈了谈判大纲。到台后，曹蒋曾就统一的条件进行了商谈。然而，“商谈还在进行中”，大陆却爆发了“”。全国忙于“革命”，已无暇顾及。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76年，“”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拨乱反正，国家逐步走向稳定后，的问题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实施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中删掉了从前“”的词句，代之以“和平统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1981年8月30日，进一步阐明解决的方针政策：“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1995年，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1997年9月，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解决的基本立场、方针和原则。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自1987年底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至1999年底，到中国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湾同胞已达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总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协议金额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与240亿美元；两岸互通邮政、电信取得了很大进展；两岸海上、空中通航也取得了局部进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

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两会领导人于1993年4月成功举行了“汪辜会谈”，并签署了几项涉及保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的协议。1998年10月，两会领导人在上海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对于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政策虽然在“变”，但有几点是很明确的：第一，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不变。无论以任何方式，中国都必须走向统一。无论任何国家作怎样的干预，都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决心；第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怎样的对等谈判，都必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和前提下进行。第三，五十多年来所作的不懈努力，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在对待和平统一上的最大诚意。我们党和国家在力争和平统一的前提下，始终不承诺放弃武力。

参考文献：

[1]刘舸．建国前后影响中国武力解决的根本因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1

[2]《与中国统一》白皮书

[3]《一个中国的原则与》白皮书

[4]陈松友．从武力解决到和平．《党史纵横》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