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外交:冷战后的发展

摘要：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完成了历史性转变，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国际环境机制接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中国争取环境利益的基本资格。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completed a historic change, Have basic has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echanism involved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basic qualifications.

关键词：环境外交 冷战

冷战后至今中国环境外交，是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转型期和战略构建期，在与国际环境机制、国内环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从参与角色到话语方式，从主要动力到外交地位的历史性转变。

一、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兴起

1、环境外交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

在环境外交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冷战后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环境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环境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供了相关理论背景的支持。主要有：国际政治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生态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研究、政治学的生态政治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包括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环境科学研究等，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生态安全的研究。胡鞍钢提出了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要使经济和环境统一协调发展，得到了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的高度肯定。1 国内在环境领域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国内开展环境外交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外交的能力和底气。但是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国内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滞后。以环境法为例，中国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都已经建立了环境法研究中心，设立了博、硕士点，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下设了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对比起来，环境外交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地位非常薄弱，不符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需要。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面临着理论建构的问题。

2、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的研究贡献

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从1992年成立至今，在将近20年的工作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前瞻性、预警性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国合会的工作目标有三项与环境外交有关，可以概括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并协助中国向外推介在此领域的成就、经验；提高中国参加以及履行全球性国际环境行动计划和参与国际公约谈判的能力。

二、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冷战前中国环境外交的组织结构调整情况

1973年，作为中国参加人类环境大会的成果之一，中国成立了国内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部级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1982年，经过第一次机构改革，在国环办的基础上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也就是建设部；1984年，中国环保总局更名国家环保局，依旧隶属于建设部，1985年，国家环保局设立了外事处，负责开展环境外交；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分离出来，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 ，并于同年，成立了外事办公室，具体负责环境外交工作；1989年，我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外交的概念，为加强环境外交工作，外交部国际司、条法司开始介入环境外交，由专人负责环发事务。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仅次于外交部地位的环境外交机构。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993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9年，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纲要》（1999-2002），对于冷战后环境外交工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全面的勾勒：

（1）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工作内容：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和履约工作；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区域环境外交中的地位，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环保中心作用；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环境保护内容的比重，推进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对外环境经济及技术合作，及时引进技术和资金等。

（3）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保障措施：

智力支持：以国合会专业工作组的研究作为决策保障，充分发挥其作用。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外交机构和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地方环境外交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在有条件的和重点相关地区，设立专门机构，其他地区设立专管人员。从而保证了中央到地方环境外交组织机构的完整衔接。

人才储备 ：采取对外交流、培训、培养等方式，储备环境外交后备力量；选拔优秀人才向国外推荐，扩大我国环境外交的影响。

理论支撑：加强环境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的研究，深入开展调研，及时提出对策。

舆论宣传与信息储备。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由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工作。目前中国环境外交的具体分工如下：在环境保护部内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具体事项的研究建议、承担履行国际环境条约、开展国际环境合作、负责联系国际环境组织等; 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负责管理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配套工作；由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核与辐射安全司、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内履约；由科技标准司，负责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等。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主要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条约的外交谈判，等等。

三、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基本格局的塑造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泛性的基本格局。具体体现在：

1、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领域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多边环境外交、多边环境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和履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妥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

在多边环境外交领域：冷战后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以及国家方案或行动计划，认真履行条约义务；2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合会、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组织的国际环境合作；积极参与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发起或参与了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大湄公河次环境区域合作机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洋行动计划协调体等，为周边区域的环境治理做出积极努力。

在双边环境外交领域，中国在1999年制2005年，年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双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3并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双边领域的环境争议。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更加多样

冷战后中国通过在多边领域、多边领域中，参与国际环境条约的立法和履约、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解决国际环境争端，不仅与主要环境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积极巩固了与周边邻国，如韩国、蒙古等国家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加强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如非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小国的环境合作与环境援助。在于各国政府间的环境外交上，体现了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立足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加强与主要环境大国合作的基本格局。

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中，我国不仅积极发展了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加强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合会、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并在我国国内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化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现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对接，丰富了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层次上出现了多轨趋势。

冷战后，我国还发展了与国外的跨国公司、基金会、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了民间外交在环境外交中的比重。

同时，我国加强了对国内地方环境外交机构的建设，从而在主体的参与层次上，形成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国际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外交格局。

3、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环境问题具体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臭氧层保护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荒漠化防治问题、环境激素预防问题、城市污染防治问题、农村污染防治问题、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问题等方面；涉及了国际环境领域进行环境治理的各项具体内容，包含：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合作开展环境法律研讨培训、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环保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国内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

其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了环境问题相关领域的具体内容，例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作为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同时也必须履行WTO内与环境有关的规定，具体包括：GAAT第20条例外权之规定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应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TRIPS、《农业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等。

再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交活动机会，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环境外交的发展。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公关工作。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国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元首、民间人士来访的机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的上海世博会的绿色“低碳实践” 、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与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保障，并与来访各国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探讨，进一步扩大中国环境外交的国际影响，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正面形象。

四、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社会参与的拓展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社会参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参与到了国际环境合作当中。

1、冷战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外交

1979年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会，是我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1993年成立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基金会。这两个组织都有着明显的官方色彩：前者挂靠环境保护部，后者由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长、现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先生出资创立。二者在开展环境外交、参与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其他民间非政府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环境科学会主要开展了国际环境民间学术、科技交流，以及与国外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环境外交，主要包括：开展和资助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并为中国国内环境治理向海外企业募集资金。中国民间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环境外交主要有：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府、公众履行国际条约，保护国内环境；参与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切关注我国的重大环境外交决策，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开发问题等等，在环境信息收集、志愿者培训、公众教育、舆论宣传、理论研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增添了中国环境外交的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内容，为中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辅助和补充作用。

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企业。1993年成立的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通过开展如：食品药品安全国际论坛、清洁煤示范和推广项目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中国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同时，中国跨国企业也通过开展国际环境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清洁能源技术，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蔡守秋《环境外交概论》，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4]（日） 田中角荣 著：《日本列岛改造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

[5]《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中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现代日本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注释：

[1] 参见国合会2010年年会 11月10日下午文字实录

[3] 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