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谁离市场经济更近?

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并被强加非市场经济地位，这对我国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非市场经济地位”也是印度对华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借口，使反倾销措施成为了印度对华非关税壁垒最严重的影响因素之一。

印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心情较复杂。一方面想从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获利，另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因素，采取多种措施遏制中国，希望在竞争中超过中国。因此，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印度一直都不愿意作出积极的努力。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把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作为缔结自贸协定的前提条件之一。不过在现阶段看来，印度并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打算。

因为一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可以随意地对中国企业及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因此，印度工商部坚持认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机尚未成熟。”2010年印度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借口是，印度认为因为中国拒绝提供土地法律、最低工资和财务会计制度等关键商务信息，印度很难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印度不愿意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只有两个：首先，以“市场经济”地位作为政治工具，遏制中国经济速度较快发展；其次，保护其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印度担心中国制造冲击印度制造业市场。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显示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印度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节节败退，有些印度人甚至称之为“中国产品侵略”。

印度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为中国产品进一步打开印度市场设置了障碍，也会对印度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将会降低中印贸易发展的速度，不利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部长纳什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

与中国相比，

印度市场开放程度更低

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关税壁垒问题非常严重。关税壁垒是指高额进口税，主要通过征收各种高额进口税，形成对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阻碍，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削弱其竞争能力，起到保护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2009年印度简均最终约束关税（Simple average final bound）总计为48.5%，其中农产品高达113.1%，非农产品34.4%；最惠国待遇关税适用税率合计为12.9%，其中农产品为12.9%，非农产品为10.1%。同期，中国的关税则要低得多，平均最终约束关税为10.0%，其中农产品为15.7%，非农产品为9.2%；中国适用最惠国待遇关税为9.6%，其中农产品为15.6%，非农产品为4.0%。

从两国主要产品进口关税的情况来看，中国要低很多，例如中国动物产品在平均最终约束关税规定下，平均关税率仅为14.9%，印度高达105.9%，在最惠国待遇适用关税情况下，中印两国动物产品的进口关税分别为14.8%和33.1%。总之，印度主要产品的进口关税均远远高于中国。

从非关税壁垒的情况来看，印度也要比中国严重得多。首先，技术性壁垒领域。印度政府对我国出口的部分商品，不认可我国认证机构，独家强制进口认证。印度对超过100种进口商品要求强制认证，即在进口前必须获得印度标准局的认证证书，而且只有获得该机构的认证才能在印度市场上流通。如印度政府规定水、气体和污水用球墨铸铁压力管和管道配件必须通过印度标准局的强制认证。认证费用及其附加的各种费用也相当高。认证费用包括检验组首次检验的差旅费、测试费以及每年2000美元的年费，此外根据进口认证产品的价格不同，收取0.2%～1%的认证标志使用费。

其次，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根据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WTO成员制定和实施SPS措施必须遵循科学性原则、等效性原则、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原则、透明度原则、SPS措施的一致性原则、对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动植物疫情区域化原则等。印度政府以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为借口，发起了多起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歧视性禁令。例如，2007年印度政府宣布为预防禽流感，猪鬃纳入禁止进口的产品名单。这一做法明显是对我国的歧视，因为印度主要是从我国进口猪鬃，而猪感染禽流感的案例非常罕见，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印度也是惟一以预防禽流感传入为由禁止进口猪鬃的国家。

再次，通关环节壁垒。印度政府对进易采取歧视性估价，明显违反WTO《海关估价协议》所规定的应以双方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格，将其作为控制进口规模的手段。只要海关认为低于正常的竞争价格就可以拒绝进口产品的申报交易价，按其自行估定的完税价格进行计算，从而大幅度提高实缴税额。同时印度海关要求提供的文件种类繁杂，一方面提高了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大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我国的一些出口企业望而却步。

印度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进口配额等方面也存在很多贸易壁垒。虽然中印双方已签署《关于简化签证手续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印度在中方企业人员申请签证的过程中实行不对等的待遇，消极履行两国协议，对中国签证政策缺乏稳定性及透明度，导致签证问题长期困扰我国企业在印度的发展。

市场与非市场：

意识形态站队的结果

“非市场经济”又称“国家控制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它是反倾销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起源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贸易法中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源于1980年，当时，美国第一起对华薄荷醇反倾销案件就采用了第三国成本标准。此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将倾销问题视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国和欧盟联合起来坚决抵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经过艰苦的谈判后，作出了现实的选择，接受了“非市场经济条款”，即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同意在中国加入WTO的15年内，即2016年以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包括欧盟可以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是迄今为止被要求接受这一条款的惟一国家。所以，中国是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TO的，并被强加非市场经济地位，这对我国是一种不公正的待遇。

2004年至2010年，经过我国的艰苦努力，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了80个，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但是包括欧盟、美国、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和贸易大国仍然没有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予以正式承认，并且短期以内没有获得它们承认的希望。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是欧美国际贸易体制下出现的怪现象，许多市场化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国家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

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质目的不仅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强劲出口态势，更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速度。不仅如此，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发表《经济自由度指数》。2010年在其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中国大陆在179个经济体系中名列140位，表明以美国为首的担心中国快速崛起的西方国家仍然在寻找借口不准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来看，俄罗斯经济自由度指数比中国还低，位列第143位，但美国与欧盟早在2003年就承认了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指数差不多的印度也同样不存在市场经济的问题。因此从常识都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自由度问题上，美国“传统基金会”依据的是政治标准而非经济标准。

从美国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来看，充满了主观臆断和随意性。美国认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包括：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该产业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决策没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产品投入都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6.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判断因素。

美国虽然列举了多个标准，但第6条认定就足以包容一切条件了：只要是美国（商务部）认定的，都可以作为承认或不承认其他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对于中国而言，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显然是西方以意识形态站队为标准的产物。

印度利用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谋利

从关税及市场准入条件等来看，印度竟然可以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则要遭受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最离奇的事情了。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实施非常严格的“非市场经济”待遇。印度并没有认为其比中国更保守而在实施非市场经济地位措施时有所保留，反而在实施过程中加入了专门针对中国的隐性标准。

“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印度对华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借口，使反倾销措施成为了印度对华非关税壁垒最严重的影响因素之一。1994年至2010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累计达到162起，仅2010年，印度就对中国发起了11起反倾销立案调查。从立案调查的情况来看，印度对华反倾销立案调查数远远高于其对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2010年1月至9月，印度对美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仅为3起，对欧盟2起。印度国内对华反倾销非常严格，只要有企业，印度就会立案调查。

而且从反倾销调查的判定结果来看，印度可能掺杂了更多的政治因素。2005年之前，部分中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应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2005年至2010年，没有中国企业从印度反倾销调查案件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