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框架预设管理论文

摘要：认知心理学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指出，构念若因外界重复刺激而长期被启用后，可对相关评估产生长时性影响。本研究认为，媒介框架在具备强度与实时性时，可能重复启动受众知识仓储相关构念，并因此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探讨预设判准效应（priming）与框架（framing）二项媒介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的运作机制与效应。内容分析与受众调查分析显示，核四案报导中，媒介主要框架同时具备强度与实时性，符合产生长期效果条件，且受众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显著预测其核四政策立场。这说明媒介报导一议题时，跨时期使用的主要框架，可对阅听人相关政策的评估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另外，核四主要框架的采用也是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相关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也因而愈倾向赞成续建。这指出，媒介主要框架所隐含的拥核立场可影响民意，主流新闻媒体是一替政府反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关键词：媒介框架、受众框架、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政策评估、核四

壹、前言

媒介预设判准（priming）及框架（framing）作用是继议题设定功能（agenda-setting）之后，检验媒介内容与阅听人认知图像与态度之研究。有关此二项主题之研究不仅代表八年代末迄今媒介效果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显示效果研究从早期观察阅听人态度变化转为认知层面的影响后，重新以更细致的概念描绘媒介内容对阅听人态度的影响。

此一细致化倾向同时反映在媒介内容的分析方式与阅听人影响的内涵。在内容分析方面，研究方向已从议题「量的分析转为「质的分析。比如，议题设定功能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强调媒体在不同议题的报导量对阅听人的影响，但框架研究则旨在分析媒体呈现议题的方式对阅听人的影响。而在影响内涵上，也从议题设定对阅听人重要议题排序认知的观察，进一步观察此一认知对受众政治评估的影响。

比如，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出，议题经大量报导后，可成为阅听人评估政治人物表现的依据；框架研究也发现，当议题以不同框架呈现时，可影响阅听人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属。虽然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更能揭露媒介讯息对阅听人影响的政治意涵，且有关此二项媒介作用的影响也已累积许多实征发现，但许多研究并未详述二项作用形成过程的心理机制（Price&Tewksbury,1997）。也由于过去对此二项媒介作用的运作过程较乏系统性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对稍早提出之媒介议题设定功能与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遂有不同看法。

提出议题设定之McCombs与Shaw（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为议题设定的延伸，因为前二者的运作过程也都与重要讯息的传递有关，只是议题设定传递的是不同议题的重要性，而框架作用则在传递议题内不同特色的重要性。

因此，McCombs与Ghanem（2001）指出，原来提出的议题设定功能可称为第一层之议题设定，而框架作用则为第二层之议题设定。反之，Kosicki（1993）认为，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在理论与实征观察上皆有别于议题设定，并非后者之延伸，因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发展自认知心理学观点，二者所检视之媒介效果也与原来之议题设定不同。而Price与Tewksbury（1997）则认为，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有关，但预设判准效应涵义较议题设定广，议题设定实为预设判准效应之一例；至于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之别，则在前者与讯息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有关，后者则与讯息的应用性（applicability）有关。Price与Tewksbury（1997）对于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看法，源自心理学记忆结构之联结网络（associativenetwork）理论。他们认为，过去以此三项媒介作用为主题的研究，除Iyengar等（Iyengar,1989,1991;Iyengar&Kinder,1987）曾尝试解释其心理机制外，其它研究着墨不多。而Iyengar虽曾指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对阅听人的影响与讯息之近用性有关，却并未区分二者运作过程的差异。

因此，Price与Tewksbury（1997）遂借用心理学之记忆联结网络概念发展一构念（construct）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进一步区分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的心理机制。由于此模式对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的心理过程解释较完整，被认为不仅是唯一能充分解释预设判准政治效应的模式（Roskos-Ewoldsenetal.,2002），也是从认知观点阐述框架效果及其运作过程的代表作（Pan&Kosicki,2001）。Price与Tewksbury（1997）的模式至今仍未被充分验证，因此，该模式中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对个人实际进行相关评估时的影响仍有待厘清。

而曾以框架为主题的研究者也指出，在媒介框架对个人层面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均假设媒介框架可直接影响个人层次的反应，至于其间的运作机制，比如阅听人本身所使用的框架在媒介框架与个人反应之间是否具中介作用，或者，针对一新闻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框架能否影响其政策立场等问题，至今仍缺乏了解（Scheufele,1999）。因此，进一步探究框架作用的形式、运作过程与影响层面仍为政治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McLeodetal.,2002）。

本文目的即希望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之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机制与可能效应。本文认为，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媒介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相关的说法，有助于统合三个不同媒介作用概念。

但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内涵若欲涵盖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源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原文priming之中译须还原为「预示作用。Priming一词有「预示作用及「预设判准效应之译法，本文认为，此二项名词内涵略有不同，前者范畴大于后者。传播研究中，priming可视为媒体讯息启动记忆联结网络相关构念之作用，惟因此而产生的效应则因观察焦点而异。

当媒体对一议题进行大幅报导时，可能增加受众记忆网络相关构念启动的可能性，若因而影响受众对外在世界重要议题的排序认知，则产生媒介议题设定现象；而若影响受众对政治人物等的评估依据时，则称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因此，媒介议题设定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可视为是认知心理学之预示作用在传播效果领域的观察。另外，Price与Tewksbury（1997）虽以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区分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他们也认为相关构念在长期启动后，原来产生的短暂近用性可发展成习惯近用性，但他们却并未进一步说明此过程的实际效应。本文认为，在实际运作中，当某些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期而重复呈现后，对部分受众而言，这些媒介框架的作用可能同时具有应用性及近用性。

亦即，这些受众不仅可能运用媒介框架认知议题，也可能进而以这些框架作为评估政策时的依据，而后项作用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的内涵。比如，若受众采用媒介报导一议题时经常使用的框架作为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框架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而此一结果应有助于了解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及效应。

为观察媒体报导一议题的框架可能产生之长期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进行相关分析。2000年5月政党轮替后，政府为实现竞选承诺，开始推动核四停建政策。经同年9月经济部建议停建及10月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案即引发政坛一阵风暴及媒体关注，相关报导持续至2001年2月行政院决定复工时期。由于核四自停工至复工前后长达110天，议题本身又具争议性，有各种不同论述观点，因此适于观察媒介框架较长期的发展及其在受众政策评估方面的可能效应。

贰、媒介预设判准与框架概念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以下重点说明过去相关研究，并指出本研究可衔接及厘清之处。

一、媒介预设判准效应

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为Iyengar等人（Iyengar&Kinder,1987;Iyengaretal.,1984）研究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时的发现。此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建基在人们对复杂现象有限的认知能力及进行判断时常运用直觉的假设，而直觉仰赖的要素之一，即为当时最可得或近用的信息。当Iyengar等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判断时，媒体被视为主要近用信息的提供者。媒介之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媒体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可影响受众进行政治评估时的依据。

也就是说，当媒体愈注意一议题而忽略其它议题时，受众愈有可能将对该议题的认知纳为评估政府、总统、政策或候选人时的考虑。以Iyengar与Kinder（1987）的系列实验为例，他们让实验组观看强调一特定议题（比如国防议题）的新闻报导，而控制组则观看内容与国防完全无关的报导，之后并请两组观众分别就总统在国防等议题及整体施政的表现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实验组观众在总统整体表现的评估上，国防议题的评估所占比重较控制组高出两倍以上。这指出，观众由媒体接收国防议题相关报导后，确实较容易以总统在该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其整体表现时的依据。除实验室的证明外，以社会调查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陆续提供实征支持。比如，Krosnick与Brannon（1993）、Iyengar与Simon（1993）分析美国全国性选举研究资料，也都发现新闻媒体报导的议题可影响受众对当时总统的支持度。

有关预设判准效应在政治范畴的作用，过去研究主要以政治人物表现，特别是总统表现作为政治评估的对象。不过，Iyengar与Kinder（1987）指出，预设判准效应不仅见于受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估，也可发生在对政府或其它政策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也认为，预设判准效应涉及的是信息的近用，但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信息，因此，讯息近用性产生的效应也可发生在其它政治议题的评估过程，只是这方面研究过去较少见。

另外，过去研究大多藉由比较不同类型议题在媒体的报导量，或是由媒体是否改变所关注议题，来观察受众是否因此增加或改变评估政治人物时的议题比重。但是，却无针对单一议题呈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以了解是否强调某一框架的报导，也能影响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进而形成另一层次的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希望弥补此一环节。同时，由于过去研究也指出，媒体报导不同议题时所隐含对政治人物的正负向评估，也可能连带影响依不同议题考虑政治人物表现时，受众最后的评估方向（Pan&Kosicki,1997）。

因此，本研究也推论，媒体针对一议题强调的不同框架，也可能隐含对议题相关政策发展方向的评估，进而在受众依媒体提供之框架进行政策评估时，影响其立场。

二、框架概念与作用

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前者如Minsky（1975）、Kahneman与Tversky（1984）等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后者如Goffman（1974），则主要从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信息的功能。不同领域对框架概念定义不尽相同，以传播领域而言，由于传播除牵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包含主体对此过程的讯息解读与处理，因此，可将框架定义为「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臧国仁，1999:32）。

框架过程牵涉信息的选择、强调（Entman,1993）或重组（臧国仁，1999），而经选取排列的素材则可建构问题的焦点、原因、评价和解决方式（Entman,1993）。但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信息被排除或忽略，不在框架涵盖范畴内，所以框架不免有其局限性，此即Chung与Tsang（1993）所指，框架所隐含的反面意涵。

在媒介研究中，框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核心想法或角度（Gamson&Modigliani,1989）。它既是记者报导事件时运用的策略，能协助其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使大众了解（Gitlin,1980;Tuchman,1978），也是阅听大众赖以建构事物真实的工具（Gitlin,1980）。框架被视为是分析媒介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影响的利器（Gitlin,1980;Tuchman,1978）；研究者也大多同意媒介框架可一定程度地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Entman,1993;Pan&Kosicki,1993）。

不过，受众并非全然接收媒介提供的框架，Neuman等（1992）即指出，受众也能主动检选、分类及组织外界信息，并建构具个人意义的议题内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框架研究应注意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Pan&Kosicki,1993;Gamson,2001）。

有关媒介框架研究已累积可观文献，大致可分四类型：

一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例如：Chung&Tsang,1993;Entman,1993;Pan&Kosicki,1993;Scheufele,1999）；

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例如：臧国仁，1999；Zoch&Turk,1999）；

三是媒体报导内容的框架分析（例如：Entman&Rojecki,1993;Semetko&Valkenburg,2000）；

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例如：Neumanetal.,1992;Iyengar,1991;Priceetal.,1997）等。近年来各类型研究均有增加，而第四类型因试图厘清媒介与受众在议题真实建构的关联性及相关效应，为近期许多研究者着力的方向。

本研究属上述第四类型，但因实际分析媒体新闻框架，也涵盖第三类型内涵。以下摘要此二类型研究相关发现。

有关媒介框架之性质，可概分为二类，一为特定议题（issue-specific）框架，指针对一个别新闻议题所辨识出的框架，分类一般较细致；另一为一般性（generic）框架，指可应用于不同议题甚至社会文化情境的框架（deVreeseetal.,2001）。前者如Huang（1996）分析1991年美国大法官提名争议报导时，所发现的各类媒介框架，包括可信度、政治角力、表演性、性骚扰及公正性等，而这些框架在事件发展各时期的比重不尽相同。后者如强调个别案例境况之片段式（episodic）框架与提供议题社会情境的主题式（thematic）框架（Iyengar,1991）。

此外，许多研究也指出，强调对立的冲突性框架及强调经济影响的框架也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中（Gamson,1992;Neumanetal.,1992;deVreeseetal.,2001）。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过去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新闻框架可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因（Iyengar,1991）、对议题的思考焦点（Priceetal.,1997）及对示威团体的容忍度（Nelsonetal.,1997）等。不过，直接分析媒介框架对政策立场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见。Iyengar（1991）的系列实验虽指出，看片段式框架的新闻，使受众较易将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看主题式框架则易归诸于社会因素，而不同的责任归因则可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立场（比如，贫穷现象若以主题式框架报导，受众倾向认为贫穷乃社会整体所致，而持此看法者较支持社会福利方案）。但因他所观察的是责任归因对政策立场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自其研究了解受众框架（即受众对议题的诠释）在媒介框架与受众政策立场或其它政治判断间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

Iyengar与Simon（1993）另外检视波湾战事美国电视新闻报导的研究也有同样缺失。他们认为，片段式框架报导导致的个人归因，易使受众认同用惩罚方式解决问题，而电视新闻又多以片段式框架报导波湾战争，因此，看愈多电视新闻的阅听众也愈倾向支持以武力解决波湾危机。不过，因为这项研究所分析的全国选举调查资料，是以收看电视新闻多寡作为受众接收片段式框架之指标，所以，事实上，这项研究并未说明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两位作者对框架影响受众政策立场所作的结论仅属间接推论。

其它相关研究也曾探讨框架对受众公共议题判断的影响，但对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议题相关立场的运作说明仍有不足。如Price等（1997）虽指出，看不同框架报导的受众对政策支持度不一，但并未说明此不同与受众对议题想法有何关联。Shah等（1996,2001）的实验有较细致的说明。他们发现，媒介框架隐含的价值观可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诠释，而其路径分析也显示，媒介框架可透过受众诠释间接影响其投票策略。只是，该研究并未进一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诠释对投票方向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针对此一部分，藉Price与Tewksbury（1997）提出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媒介框架、受众框架及受众政策立场的相关性。下一节说明该模式的理论架构及本研究提出的应用架构与研究问题。

参、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

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用以解释媒介作用的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包括三项元素──知识仓储（knowledgestore）、活动思维（activethought）及当前刺激（currentstimuli）（见图一）。知识仓储指储存在记忆联结网络中的构念，等同于长期性记忆，这些构念包含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相关认知、情感，及目标、价值观或动机等。活动思维则指人们与外境互动解释外界事物时，当下所处理的信息，相当于短期性或工作记忆（workingmemory）。

至于当前刺激则指在一特定时间，人们自其社会环境所接收的外在刺激，如媒介讯息，而此讯息又与人们的政治评估特别相关。此模式的运作原则为：

1.人们知识仓储中的信息、价值观、动机及情感为一联结性网络，构念间互相联结，但并无一定阶层；

2.在一特定时间点，知识仓储中仅有一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

3.知识仓储中一构念一旦被启动，相关构念被启用的机率也随之增加。P

Price与Tewksbury（1997）特别就第二项原则说明，知识仓储中之所以仅有部分构念会成为活动思维，主要与Taylor（1981）所言人们吝于思考的通性有关，因此人们通常选择最可近用及适用的构念响应外境。他们认为，这项原则虽不尽然应用于每个人（比如知识量较高者进行的构念搜寻可能较完整），但即使于知识仓储中进行有系统的搜寻，所涉及的仍是相关构念的启动与扩散。

至于影响一构念是否会被启动，则主要与该构念的短暂近用性（temporaryaccessibility）、习惯近用性（chronicaccessibility）及其是否能应用（applicability）于刺激物有关。构念的短暂近用性亦源于先前曾被启动，习惯近用性则可能源自构念之经常性启动或个人的惯性思考模式，应用性则指一储存构念的特色与注意到的刺激物特色有重迭之处。Price与Tewksbury（1997）并以构念的近用性与应用性，分别说明媒介讯息的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指一构念所具备的短暂近用性，为人们接收外界讯息时，该讯息的重要特性凸显知识仓储中一特定构念的应用性，而使该构念得以被启动并产生短暂近用性，进而在人们作相关评估时发挥影响性。在此讯息处理过程中，决定一构念是否具应用性的机制即为「框架作用。

因此，媒介框架作用可视为构念的应用性作用（applicabilityeffect），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又可称外界刺激的主要或第一阶段作用。而预设判准效应，即讯息的短暂近用性，则可称外界刺激的次要或第二阶段作用。须注意的是，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受众所注意而使用，讯息的处理过程必然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selectivity）。Price与Tewksbury（1997）又依据Higgins与King（1981）及Higgins（1996）对知识构念启动机制的说法，区别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短长期效果。后者认为，心理学探讨之预示作用（priming）有时间性，但当一构念一再被启用后，即具有习惯近用性，可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Higgins,1996;Higgins&King,1981）。

亦即，当一构念发展成具有习惯近用性时，可产生媒介影响研究中所探讨之预设判准效应（priming）。据此，Price与Tewksbury（1997）指出，虽然其构念启用模式中，以构念之短暂近用性及应用性分别定义的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较强调短期性的认知过程，但这并不表示外界讯息无法产生长期效果，或者框架作用仅发生于讯息处理初期。反之，他们认为，一构念若经长期启用，在其应用性、短暂近用性及习惯近用性三项功能交互作用后，即可产生长期效果。

以新闻报导而言，媒体如何组织及呈现一事件，能影响一项讯息的重要性被凸显，而媒体讯息传递的重要特性若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使受众相关构念因例行性的被启用而转成习惯近用性，即可发挥长期性效果，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认为，此一过程亦可用以说明涵化作用（cultivation）。

对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Price与Tewksbury（1997）虽指出上述条件，并在同文表示，框架可透过两种管道发挥长期效果，一为构念之应用性因其近用性得以维持时，二是构念应用性所影响之评估经储存后，稍后被启用时（他们认为所发展的模式可同时解释此二种情况）。不过，对于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构念、框架及预设判准效应的相关性，及构念启动后如何影响评估等层面，在该文中并未说明。本文希望透过案例厘清其模式中构念与媒介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对应关系，并据此检验框架可能的长期效果。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当一构念在评估过程中被启用时，即表示一外界刺激，比如媒体讯息，已经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短期效果。

而当此讯息一再重复时，构念之习惯近用性即可产生，并可能影响受众的相关评估，此即预设判准效应的长期效果。至于框架作用的长期效果，因与构念之近用性有关，依其模式，也必须与预设判准效应同时作用才能发挥。这在实际讯息处理过程中的样貌为何？在此以媒介讯息作为外界当前刺激加以说明。图二为跨时期媒介讯息启用过程图，修订自Price与Tewksbury（1997）跨时期之构念启用过程模式。

由于受众一般注意的是媒体呈现的主要讯息（Pan&Kosicki,1997），因此，针对单一议题，本文将媒体报导该议题的主要框架视为主要讯息，亦即原模式中当前刺激的重要特性。另外，因知识仓储中的构念指的是对事物及其特性的认知、情感及价值观，若经启动可影响相关评估；而框架在认知心理学定义里，则为对外界事物组成之认知结构，若经启用也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评估。由于二者内涵接近，但框架概念在以文本为刺激物的研究主题中，更适于观察其对受众知识仓储潜在认知图像的影响。因此，图二也以框架取代构念以进行分析。图二左图指，当一议题的媒介框架与受众知识仓储中的认知构念，或说受众认知该议题之潜在框架相应时，这些框架即可产生暂时近用性，并在受众被询及对该事件的认知及评估时被启动，成为受众的活动思维，其间并可因相关性而为受众纳为评估议题时的考虑。此即为媒介框架同时影响受众框架及评估依据的短期效应。图二右图为上述效应经跨时间积累而产生的长期效应。已产生短暂近用性之框架，经重复启用后可转成习惯近用性，进而发展出长期效果。此长期效果的要件，也符合心理学预示作用的特色，一是预示作用对所观察行为及认知的效应，受预示物本身的强度（intensity）与实时性（recency）影响（前者指预示物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后者则为预示物出现后至观察目标间的时距）；二是预示作用随时间而消减（Roskos-Ewoldsenetal.,2002）。

因此，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示作用，须具有一致性（即媒体报导一议题时，持续以部分特定框架呈现该议题面貌），且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该事件的时点也不宜过长。当这两项条件成立时，因媒介框架的刺激而产生短暂近用性的受众框架，即可能因重复被启动而具有习惯近用性，进而成为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此即媒介框架所产生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在图二中不论短长期均涉及讯息的应用性与近用性，但针对框架的近用性与应用性问题，研究者则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别于Price与Tewksbury（1997），Iyengar（1991）认为框架对意见的影响在于其「易近用性（accessibilitybias），即受众若接收较多某一类框架的报导，可能较易回忆相关报导，以及据此产生的评论。Cappella与Jamieson（1997）则认为，新闻框架影响思考和情绪的运作机制是透过预示及构念启动之扩散作用（primingandthespreadofactivation）。Cappella与Jamieson（1997）的看法类似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指，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皆触及讯息之启动及使用，但相较于Iyengar（1991）仅触及框架之近用性，及Price与Tewksbury（1997）之强调框架的应用性，Cappella与Jamieson（1997）对框架运作机制的看法则同时隐含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这也是本文采取的观点。

为探讨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提出下列研究问题：

一、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有何异同？

二、核四争议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为何？是否具一致性？

三、媒介框架是否具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或者，核四案后，受众采用媒介框架与否能否预测其政策立场？

肆、研究方法

一、议题背景

有关核四案的争议可溯自1980年代。自1980年5月台电提出核四案后，该案即历经多次重大转折，包括1986年7月立法院予以涷结、1992年2月行政院核定恢复核四计划、1996年5月立法院复通过废核四计划，至同年10月立法院又通过行政院所提废核复议案。自1996年通过复议后，至2000年中华民国首度政党轮替之间，核四案并无重大变化。而于2000年5月执政后，为落实反核理念，由经济部召集核四计划再评估委员会，该部并于9月建议停建核四。

当时主张续建的行政院长唐飞于10月以健康为由请辞，接任的行政院长张俊雄不久即宣布停建核四。由于宣布时机（于主席连战与总统会面后）备受批评，加上国、民两党长期以来在核四政策上的分歧，遂引起在野党极大反弹，立法院在野党立院党团并进而连手推动罢免总统程序。为解决政治危机，行政院于11月声请大法官释宪，大法官会议则于2001年1月作成核四释宪文，说明行政院在停建核四决策过程中有瑕疵，须尽速向立法院补行报告及备询程序。

核四案最后经两院协商，并由行政院长张俊雄与立法院长王金平签署协议，最后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复工，整个风波也渐告一段落。

二、媒体抽样

由于国内在媒体内容的保存与搜寻上仍以平面媒体为佳，故本研究以平面媒体主要报纸的核四报导为媒介框架分析对象，并根据本研究受众调查结果，选出民众最常看的三份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及自由时报进行分析。此三份日报均有近五成或五成以上的受众表示为常看报纸，目前也是国内销售量最高的前三大报（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可视为主流平面媒体代表。

三、核四案新闻报导抽样

距本研究进行前核四案的最近变化，始自执政后，召集核四再评估委员会开始。

为涵盖核四案发展过程的重要事件，本研究采取判断抽样法。首先，以政党轮替后，核四争议的起讫点作为选取核四新闻报导的前后时间点。抽样起点为2000年9月15日，因核四再评估委员会于当日公布投票结果，并正式掀起核四攻防战；终点为2001年2月24日，因反核团体在行政院于2月中宣布复工后，于该日举行废核大游行，至此核四争议可算落幕。第二个步骤是选取三大报自2000年9月15日至2001年2月24日期间，核四案重要论述时刻（criticaldiscoursemoments）发生时日。

根据Gamson（1992）取自Chilton（1987），重要论述时刻是指使一议题相关论述特别显著的时期，这些特定时期可刺激各方就该议题发表意见与评论。在新闻报导抽样期间内，经参考三报报导，本研究以重要新闻事件辨识核四案的重要论述时刻。经统计，核四争议过程的重要事件计24件（见附录一）。由于各事件发生当日及隔日媒体报导量应较多，本研究遂自三大报各特定二日总计41日的报导中，选出核四相关报导。各日期第一落中（含要闻及评论）有关核四案的所有报导与评论皆为分析样本，但不包括时论广场或民意论坛中的读者投书。最后计抽取三大报核四案报导2,422则，包括中时862则，占35.6%，联合727则，占30.0%，自由833则，占34.4%。2,422则中，新闻报导计2,035则，占84.0%，评论计170则，占7.0%，特稿及新闻分析计217则，占9.0%。

四、受众调查

政府于2001年2月中旬宣布核四复工后，反核团体即于2月底举行核四公投游行，经此事件，媒体相关报导逐渐进入尾声。因此，阅听大众的调查于3月中上旬，即受众对相关事件仍保留印象之际进行。调查部分委由中央通讯社民意调查部以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执行，调查地区为台湾地区，并以完整住宅电话计算机数据为基础，采取多阶段随机拨号方式进行抽样。执行时间为2001年3月11日至13日。调查对象为年满20岁、平常有阅读报纸上公共议题新闻、曾经听过或看过核四相关新闻的民众。每份成功访问的问卷平均所需时间为16分25秒。合计有效样本数555，响应率55.8%。样本男女比例为1.18:1，平均年龄38.9岁，三十岁以下占26.3%，三十至三十九岁占29.6%，四十至四十九岁占24.3%，五十岁（含）以上占18.5%。平均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以上、专科以下，其中国（初）中以下占14.5%，高中（职）占37.2%，专科占24.6%，大学占19.3%，硕士及以上占4%。

受众调查的内容包括阅听大众对核四议题的关切程度、媒体使用型态（包括电视及报纸一般公共事务及核四相关新闻的收看量及注意程度）、与他人讨论核四议题频率（以上变项均采十点量表由受访者自评，一代表程度最低情况，十代表程度最高情况）、受众对核四案看法的开放式问题，以及受众赞成或反对续建核四立场的封闭式问题。另外，也包括受众人口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省籍、政党取向）及社会意识型态等问题。

五、受众选择

由于本研究将检验受众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其政策立场的关系，故选取在开放式问题部分对核四案表示看法者，计510人。同时，因本研究选择分析的媒体为受众表示最常看的中时、联合及自由三报，故在进行分析时也排除平常不阅读三报中任何一报的受众。总计最后进行分析的受众人数为479。

六、分析步骤

本研究先进行媒体报导与受众开放式问答的内容分析。作者先浏览相关内容，以建立编码计划，此编码计划同时应用于媒体报导及受众回答的编码。相关步骤为：首先，就核四案的发展建立次事件（sub-event），次事件指核四案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或形成讨论焦点的重要现象，计有八项。依时序包括「核四再评估委员会进行状况、「唐飞请辞风波、「张俊雄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宣布停建核四、「推动倒阁／罢免事件、「核四停建声请释宪、「核四复工过程及「核四公投争议。其次，根据媒体报导及受众针对个别次事件的看法建立各次事件之框架及其内涵。

媒体报导及受众看法的框架概念定义乃参考前述Gamson与Modigliani（1989）及臧国仁（1999）之定义，指呈现、组织与解释一项次事件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如以新闻报导而言，此框架可在文本中不同段落重复出现，不同消息来源亦可能持同一中心观点或角度对一项次事件表示看法。以受众看法而言，框架亦指受众对核四案表示看法时所持之中心观点或角度。因此，框架之辨识同时使用文本之显性内容（即编码计划中所定义各框架应具之内涵）及隐性内容（指判断是否为贯穿一项次事件之中心观点或角度）。

编码计划总计建立29个框架，其中，12个为各次事件之共同框架；另外，针对每一次事件亦建立个别框架。共同框架是指各次事件的报导或受众看法中均可能出现的框架，计有「国内电力需求（指核四续建或停建后，国内电力的供应情况）、「核废料处理（指核废料处理及后续影响问题）、「核能安全问题（指核废料之外的核能安全问题）、「核四续停建损益（指核四续建或停建的金额损益评估）、「政治力介入争议（讨论核四案是否有政治力介入）、「经济影响（指核四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替代方案（讨论核四若不建的替代能源内容及相关建设）、「体制争议（讨论停建或续建核四的法律根据问题）、「政治责任（指政府或决策者处理核四案或整体之政治责任问题）、「信息不足（讨论核四政策信息不足的问题）、「民意考虑（讨论核四案的民意基础）及「世界能源政策（指援引世界各国趋势讨论核四案）。

进行编码时，先针对每一则报导分析所涉及的次事件，基本上以段为单位先辨识所属类目，再就整则新闻综合考虑其主要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之后再就每一次事件所包含之文本分析其框架，最多登录两个主要框架。一则新闻若有一个以上的框架，则依各框架涵盖文本的多寡排列框架顺序。最后，再就整则新闻判断其核四立场是赞成、中立或反对。受众看法的分析亦依此原则，即先分析每位受众看法中所指涉的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再就受众对次事件所持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分析其框架，一项次事件最多登录两个框架。媒体报导及受众开放式问答内容均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之后并以系统抽样抽取各约10%的样本，以Scott（1955）π值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由于有两个以上框架的媒体报导仅占3.4%，遂选取各则报导前两个主要框架及所呈现之核四案立场三个变项计算π值（分别为.81,.69及.76），平均后得出媒体内容的编码员间信度为.75。受众看法部分因持四个框架者不到1%，遂选取前三个主要框架计算π值（分别为.80,.57及.60），平均后得出受众框架的编码员间信度为.66。内容分析后的分析重点包括三报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媒介框架各时期的变化，以及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受众核四立场的关联性。

伍、研究结果

一、媒介框架

分析三报核四案媒体报导2,422则中，针对八项次事件计报导2,592次，使用框架数达3,733。以三报内容整体来看，表一显示，媒体在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许多框架使用比例接近，但仍可看出各框架间轻重之别。若以5%为切分点，使用次数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体制争议（24.9%）、「政治力介入争议（15.6%）、「经济影响（8.6%）、「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7.1%）以及「核四续停建损益（6.2%）。由于在2,422则报导中，有将近八成（79%）至少使用上述框架其中之一，因此本研究将此前五个媒体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称为「媒介主要框架。

三报个别视之，表一显示，不论中时、联合或自由，前五个最常使用的框架类别与三报加总后结果相同，其比例排序也大致雷同，各主要框架在三报的使用比例很接近。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在核四案的报导角度接近，均侧重从「体制争议、「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经济影响等宏观层面报导核四案。这也指出，受众即使阅读的主流报纸不同，所接触之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形塑的信息环境，将因三报呈现之观点相近而颇为雷同。

因此，后续分析将不个别比较三报的媒介框架与其读者的议题认知，而是在集体层次上（aggregatelevel）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异同。由于本文稍后将检验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与其政策立场的关联，在此亦针对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报导中呈现之核四立场的关联性进行卡方检定。交叉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该则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显著关联（χ2(2)=96.73，p<.001）。

在核四案1,913则（近八成）至少使用一媒介主要框架的报导中，有近半数（49.3%）赞成续建核四，持中立及反对者都在三成以下（分占23.2%及27.4%）。相对的，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的其它报导，则以反对续建核四居多（占50.6%），赞成与中立者较少（分占31.4%及18.4%）。这指出，受众是否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对其核四政策的立场可能有影响。进一步分析于第四小节讨论。

二、受众框架分析及与媒介框架之比较

在受众框架方面，479位受访者所论及的次事件计484次，使用的框架数为700。受众共使用14个不同框架评论核四案。表一最右栏显示，受众看核四案的观点亦呈多元状态，最常使用的框架（占总框架数20%以上者）为「核能安全问题（25.1%）及「经济影响（20.1%），其它框架的使用比例较接近。总计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核能安全问题（25.1%）、「经济影响（20.1%）、「国内电力需求（10.1%）、「核废料处理（10.0%）、「替代方案（8.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

与媒介框架相较，受众同样使用多种不同框架看核四案问题，部分框架类型也与媒介框架相同。两者在5%以上的框架中相同者有「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不过，受众较常使用的框架还包括「核能安全问题、「国内电力需求及「核废料处理，这三个框架则非媒体所使用之主要框架。有别于媒体对核四案在体制、政党冲突及倒阁、罢免法律程序等层面的关注，受众似较倾向从政策变更在微观生活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评论核四。他们较关注核四对生命安全与日常电力供应的影响，以及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指出，受众对于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有自我选择现象。不过，由于受众框架中占第二高比例的「经济影响亦为媒介主要框架之一，且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因此，虽然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未被全然局限在媒介所建构的核四「真实里，但仍有近半数受众可能因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启动内在相关构念，并据此认知核四。

以核四案而言，媒体报导的重要特性对受众能否产生近用性的机率约一半，近半数民众认为这些主要框架部分与其内在构念相应，可应用于建构核四的认知；但对另外半数民众而言，则缺乏此应用性，也因而无对应之构念被启动。至于媒介主要框架对此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时性作用，发挥影响其评估核四政策依据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作者将从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变化，及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对其政策立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page_break]三、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之媒介框架

如前所述，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的理论模式，一构念被启用与此构念对受众而言是否具近用性及应用性有关，而构念的「近用性指的是外界刺激的预设判准效应，「应用性则为框架作用。以核四案为例，媒介主要框架可视为外界刺激重要特性，由于近半数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与媒介主要框架有雷同处，显出媒介主要框架与这近五成受众知识仓储的构念相应，进而使相关构念在受众建构核四认知时被启用。因此，对这部分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实已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果。但这些效果是否为长期性的显现，须先考虑外界刺激，即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备实时性及强度两项要件。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要件之一为实时性，此须注意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事件时点应避免过长以免消减观察效应。

因本研究之受众调查是在核四争议落幕未久即进行，因此符合此一实时性条件。另一要件为媒介框架的强度，可透过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评估。若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时间重复使用，应能产生一定强度。为检验核四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一致性，作者将核四案发展分为五个时期，每一期依一重要事件区分，分别为「唐飞请辞、「宣布停建进行倡导、「大法官释宪、「立法院通过续建以及「宣布复工。此划分依据为各事件间隔均至少在两个星期或以上，适合观察媒介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及跨时期的变化趋势。

作者以单一样本比例检定（one-sampletestforproportions）（Loether&McTavish,1993）检测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在各时期是否占重要比例。先假设超过核四案所有相关媒体报导50%即为占重要比例，再检测五个主要框架在一个别时期的比例是否显著大于50%。若然，则可说媒介主要框架在该时期占显著重要比例。而此情况如持续在各时期发生，则媒介主要框架可谓具有一定强度。表二为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三报媒介框架的分布状态。第一期自2000年9月15日起至2000年10月4日止，媒介框架以「政治力介入（22.1%）最显著，「政院决策模式（12.7%）及「经济影响（12.4%）居次。「体制争议（8.3%）则因声请释宪声音尚未浮出台面而未成为主要讨论焦点，反之，「替代方案（11.5%）的讨论还占媒体较多比例。

此时期由于已透过成立再评估委员会为废核四铺路，媒体所谓政坛「核爆已揭开序幕，在野党也将批评火力集中在执政党以政治力干涉公共政策，因此媒体报导聚焦在政党间对此论点的辩驳。另外，有别于后来各期的是，再评估委员会关注的「替代方案及讨论行政院决策方式的「政院决策模式也是此时期的前五大框架。第一期五个媒介主要框架「体制争议（8.3%）、「政治力介入（22.1%）、「经济影响（12.4%）、「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2%）及「核四续停建损益（5.1%）占此期框架总数566之比例为48.1%。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并未显著大于50%（z=-.09，p>.05）。

因此，第一期媒介主要框架并未占重要比例。自第二期起，媒介框架的分布即较集中在最后加总呈现的前五个主要框架。第二期自2000年10月5日起至2000年11月1日止，重要事件包括行政院于10月27日扁连会后宣布停建核四，行政院并积极于媒体进行反核倡导，保证七年内不缺电，但在野党已开始运作罢免总统程序。此时期媒介前五个框架与最后统计的框架相同，「体制争议（20.4%）已凸显为最主要框架，其次为「政治力介入（14.7%）。较第一期明显不同的是，「政院决策模式与「替代方案的讨论已随再评估委员会阶段性任务结束及唐飞请辞而渐为媒体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宣布停建后引发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12.6%，占第三顺位）框架，及讨论「经济影响（9.2%）与「核四续停建损益（7.2%）的框架。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64.1%。

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9.59，p<.05），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已占重要比例。第三期自2000年11月2日起至2001年1月16日止，这段期间行政院于11月10日针对核四停建声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五二号释宪文于2001年1月15日出炉，行政院则发表「尊重体制声明。此时期媒体在政院声请释宪后对体制的报导大幅增加，「体制争议框架增至35.4%。此外，「政治责任框架也较前期增加，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占7.6%）。由于总统向连战及全民道歉，释宪文中又指出行政院的程序瑕疵，使探讨决策者政治责任的报导增加。第三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2.8%，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显著大于50%（z=15.51，p<.05），第三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第四期自2001年1月17日起至2001年1月31日止，重要事件为立法院于1月31日通过续建核四决议，但行政院不接受。此时罢免危机已解除，朝野聚焦在释宪后行政立法两院的互动，「体制争议框架仍占媒体报导篇幅最大比例（40.1%），「核四续停建损益（8.2%）则取代前一期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第四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1.4%，单一样本比例检定结果指出显著大于50%（z=14.56，p<.05）。因此，第四期媒介主要框架仍占重要比例。

最后一期自2001年2月1日起至2001年2月25日止，期间行政及立法两院几经协商，两院院长终于签署协议，行政院于2月14日宣布核四复工，反核团体则于2月24日举行废核大游行。此时期媒介框架与前期相较，较明显的变化是「公投立法成为第三大框架，另外「政治力介入争议也增加，「政院决策模式则再度浮现。公投立法于之前各时期均占极少比例，但此时期因反核团体再度提出此一诉求，并发动游行，因此形成媒体报导焦点；后两个框架的增加则反映媒体讨论朝野进行府院协调及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幅度增加。第五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56.2%，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3.67，p<.05），第五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

上述分析显示，核四案媒介框架出现的频率主要依该案重要事件的转折而变化。但整体而言，核四案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并不大。在三报集结后观察的五个主要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除第一期占该期框架总数比例较低外，其它各期所占比例，经统计检测都显著大于原先假设之重要比例起点50%。这些主要框架跨时期持续在媒体以显著比例出现，已具有一定强度，符合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要件。对部分受众而言，则可形成重复预示（repetitionpriming），继而成为习惯近用的认知框架；当他们进行核四政策相关评估时，也较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四、预测受众核四立场之变项

为检测媒介主要框架对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最后一部分的分析着重在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对受众政策立场的影响。首先分析赞成及反对续建核四案的受访者在各个受众变项上的异同，以推估包括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内，可能预测受众核四立场的因素。这次调查有447位民众对核四表达立场，其中，268位赞成续建，179位反对，呈比。

检验的受众变项除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外，还包括性别、年龄、省籍、教育程度、收入、社会意识型态、政党取向、核四议题关切度、媒体使用型态，及讨论核四议题频率等变项。在进行交叉分析前，上述变项中，属连续变项者皆以平均值区分成高低二组，属名目变项者，则依属性分组。受众当中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有227位，占总数47.4%，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者有252位，占52.6%。结果显示，与核四立场有显著相关的受众变项包括省籍（χ2(1)=9.36，p<.01）、政党取向（χ2(1)=81.55，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5.83，p<.05）、讨论核四案频率（χ2(1)=3.1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χ2(1)=77.39，p<.001）。各次级团体中，非闽南籍、非支持者、看较多核四案新闻、较常与人讨论核四案，以及采用媒体核四报导主要框架者，均较倾向赞成续建核四。

当使用此五个变项在logistic回归模式中预测受众核四政策立场时（见表三），省籍（B=-.706,p<.05）、政党取向（B=-2.111,p<.001）、看核四新闻频率（B=.124,p<.05）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B=2.055,p<.001）均可显著预测受众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表三显示，闽南籍受众倾向不赞成续建核四，闽南籍受众赞成核四的机率，是其它族群背景者（包括大陆各省、客家及原住民）的0.49倍。

支持者也较不倾向支持续建核四，支持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只有非支持者（包括、亲民党、新党及表示中立者）的0.12倍。由于反核为政策，支持者预期倾向反对续建核四案。而省籍背景由于与政党取向又有显著关联性（χ2(12)=38.273，p<.001），闽南籍受众支持的比例约三成，但已较其它个别政党多，因此，闽南籍受众较反对续建核四也符合预期。另外，受众在测量看核四新闻频率的量表上每增加一单位，其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也将乘以1.13倍。亦即，看愈多核四新闻报导者，愈易倾向支持续建核四。

至于本研究主要观察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与受众政策立场的关联性方面，结果则显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为不采用者的7.8倍左右。这指出，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可成为受众进行政策评估时的依据，因使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远大于不使用者。

省籍、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等变项均为虚拟变项，闽南籍、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三中另外须注意的是，预测核四案立场的重要变项中，包括政党取向及媒介框架采用的系数均超过2。根据Menard（1995），这表示预测变项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预测变项间与应变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由于过去实征研究曾指出，看愈多相关新闻可增加媒介预设判准效应（Pan&Kosicki,1997），而省籍及政党取向又属于较稳定的人口背景变项，因此，较可能的因果关系是，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影响受众媒介主要框架之采用，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则可能扮演预测变项与受众核四立场间的中介变项。这部分的检验先由分析各自变项与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的相关性着手。

交叉分析结果指出，仅政党取向（χ2(1)=19.73，p<.001）及看核四新闻频率（χ2(1)=6.90，p<.01）与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有关。非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与不采用者在其它自变项上则都无显著不同。因此，接续之分析只检验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是否分别于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发挥中介效用。根据Baron与Kenny（1986），中介变项的作用旨在说明主要自变项影响应变项的机制，而一变项之具备中介效果，须透过三次回归模式分别检验是否符合下列条件：一、预测变项须对此中介变项有影响；二、预测变项须对应变项有影响；三、同时将预测变项及中介变项输入回归方程式，而此中介变项对应变项有影响；此外，第三次回归方程式中预测变项对应变项之影响须小于第二次回归方程式。

依此程序，作者进行一系列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前述两项关系间（即政党取向与核四案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及核四案立场间）的中介效用。表四为三项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的回归分析结果。表四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政党取向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及核四续建立场，支持者较不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不赞成续建核四。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而政党取向之回归系数虽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但因仍可预测核四立场，因此，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的中介效果并不明显。

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均为虚拟变项，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表五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于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表五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看核四新闻频率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以及核四续建立场，看较多核四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有可能赞成续建核四。而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但看核四新闻频率则无法再预测核四立场，其系数也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

以上结果显示，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为核四新闻收看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并因此愈易赞成续建核四。陆、讨论与结论以实际案例核四争议检验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跨时期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并探讨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为本研究之目的。针对此提出的研究问题旨在了解核四媒介框架对受众建构核四认知的影响，以及此认知层次的效应是否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评估。

本研究首先比较集体层次的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结果指出，在媒介框架方面，国内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前五大框架占总框架数62.3%，其余则分属其它15个不同框架，但个别比例都低于总框架数5%。核四案的媒介框架有反映议题特性者，也有一般性的新闻框架。比如，主要框架中的「体制争议、「倒阁／罢免法律程序及「核四续停建损益，较属于针对核四案而发展的特定框架，而「经济影响及「政治力介入争议框架则较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核四案多元的媒介框架与议题本身不同的争议焦点应有关联。由于核四案是延宕多年、牵涉层面广及经济、环保、民生且具政治意涵的能源法案，因此媒体报导时可能因议题之多面向性质而呈现不同报导内涵。从实务操作面分析，议题本身若争议焦点清楚，即便有不同路线记者报导，切入角度也可能大同小异。

但一议题若牵涉不同层面且争议点多，而媒体又投入相当关注时，即可能有不同路线记者从不同角度报导，因而为其创造出多元框架的新闻环境，核四案即属此类。过去有关核四的框架研究也指出，路线本身可能是影响新闻内容的一项重要结构因素。比如，主跑台电路线的记者与主跑环保路线的记者，即因观点不同而对核能议题有不同诠释（臧国仁等，1997）。

因此，媒体对核四案所建构的多元新闻环境，与议题本身多元的争议性，及因而涉及的媒介组织路线分配之结构性因素应有关。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的框架较偏向宏观层次问题，比如「体制与「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倒阁法律程序问题，三者占总框架数近五成（47.6%）。这些框架虽各具不同内涵，但多少都涉及各政党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换言之，这些框架可谓共同隐含另一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的框架──冲突性框架。这似乎指出，主流平面媒体新闻工作者仍无法跳脱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倾向认为冲突性强的事件较能吸引阅听大众、较值得报导。只是，媒体大量从政治角度看核四问题，相对挤压其它面向的讨论空间。比如，核四案专业性的考虑与对民生的影响等层面，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即较不凸显，有关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的框架均低于5%。

在受众框架方面，一般大众在建构对核四案的认知时，倾向从较微观的层面考虑，包括「核能安全问题、「经济影响、「国内电力需求、「核废料处理及「替代方案等，均为民众可连系至一般民生及生命安全的课题。但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部分与媒介主要框架重迭，如「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

可能因两者皆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关，对国家及产业的宏观层面或对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均可产生连带效应，所以同为媒体及受众重视。至于其它受众较强调的框架，则为媒体边缘化。这指出，核能虽是一专业议题，但当受众找出该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结面向时，也能以不同于主流媒体呈现的图像特点，发展对该议题的认知。类似结果也见于Gamson（1992）的研究。Gamson观察焦点团体讨论不同公共议题时发现，议题本身的接近性（issueproximity）会影响框架作用。

对与自身较相关的议题，一般人倾向结合个人经验、常识及媒介论述来诠释议题，但对较无切身关系的议题，人们通常较依赖媒体提供的论述。以美国的核能议题而言，乍看虽与大众有段距离，但核能政策的任何异动却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观察此连系性后即能结合个人经验诠释该议题。本研究中之核四案虽同属国家理应订定的能源政策，但同时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加上国外核能事故的印象，民众很快能将核四与自身生活联结，因此在考虑核四案时，也就能从与切身生命安全、安定相关的角度考虑。不过，核四案的媒介框架对受众核四案的认知是否即无影响？并不尽然。除前述受众框架中，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经济影响（20.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与媒介主要框架相同外，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

这指出，对此近半数的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中有与其记忆网络既存构念相应者，这些构念被启动后为受众应用于建构对核四议题的认知。然而，媒介主要框架对另外半数受众则无此相应性，因此，他们以有别于媒介主要框架的方式认知核四。这说明媒介主要框架对受众议题认知的影响有其个殊性，一如Price与Tewksbury（1997）所言，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位受众所注意而使用，因为讯息的处理过程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而受众不同的选择，则可能与其本身不同之特质相关。交叉分析即指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者，在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方面，确有显著不同。非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建构对核四的认知。也由于受众因本身特质而产生对外在刺激的自我选择性，因此在观察媒介框架是否具有另一层次之预设判准效应时，有必要将受众区分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两组，并以此为变项，观察其是否可预测受众的核四政策立场。

在检测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前，本研究先就其要件，亦即核四案媒介框架是否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案结束后所得集体层次之媒介主要框架（即前五大框架），虽随该案重要事件的发展，于各时期中的分布略有不同；但综合观之，除第一期外，其后各期之比例均显著大于50%。此五大框架在第二至第五期间均占重要比例，因而具有跨时期之一致性。另外，因受众调查在核四案告一段落即执行，受众评估核四的时点与媒介主要框架出现时点在时间上接近，故本研究中作为预示刺激物的媒介主要框架实具备一定强度与实时性，符合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的条件。本研究最后分析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其核四立场的关联性，以检测媒介框架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作者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理论所修订的模式推论，当受众知识仓储中对一议题之认知框架因媒介主要框架长期刺激而发展出习惯近用性时，若这些框架又与进行的评估有关，一旦受众进行该评估时，这些框架即可被启动而使用于评估过程。本研究中受众对核四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即可说是受众判断其具应用性后，知识仓储中相关框架被启动的显现。这一部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亦指出，除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的频率外，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显著地影响受众核四政策立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的受众，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明显大于不采用者。亦即，核四案中，当足可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媒介主要框架进一步被受众应用于相关评估（在此为核四应否续建的政策）时，媒介主要框架也就产生了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测采用媒介主要框架是否为受众其它特性及其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表四及表五指出，媒介框架的采用对看核四新闻与核四立场间的因果关系具中介效果；但对政党取向及核四立场间则不具中介效果。

这指出，受众看核四相关新闻可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间接影响其赞成续建核四，但受众的政党取向对其核四立场的影响毋须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受众的政党取向可直接影响其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至于何以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倾向赞成续建核四，与框架所隐含的方向指涉有关。以核四案而言，三大报长期呈现的主要框架以从政治面考虑者居多，包括体制、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法律程序等政治性框架，都较易指向反对停建方向。其它两个经济性框架，包括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也易有相同指向。稍早分析也发现，媒介框架与媒体报导呈现的立场有显著关联，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主要框架与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关（χ2(2)=96.73，p<.001），采用主要框架报导者较倾向赞成核四。

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建构的「真实，较强调停建核四对政经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新闻环境下，虽有受众仍能以民生相关框架考虑核四，但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的受众即容易倾向反对停建核四。相较于国外许多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经常是正当化政府立场的重要机构（Herman&Chomsky,1988;Iyengar&Simon,1993;Reese&Buckalew,1995），以国内核四案观之，主流平面媒体则是替政府停建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综合上述，本文理论价值可分三点：

一、延展媒介预设判准效应的适用范畴。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政治人物的表现为检测媒介议题影响受众评估依据的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亦可应用于受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此外，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比较不同议题之评估与政治人物整体表现的相关性，检测是否经媒体大量报导的议题所占之评估比重较高。本研究指出，媒体针对一议题不同的框架方式，也能影响受众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为受众采用后，对受众相关评估也能产生预设判准效应。

二、说明媒介框架对个人层次的影响机制。过去框架研究较少分析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的政策立场，及受众认知框架在此过程的角色。本研究一则呼应过去相关推论，认为框架因牵涉如何呈现议题之过程而隐含方向，可影响受众立场（Dawes,1998;Pan&Kosicki,2001）。再则指出，针对一公共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在相关新闻收看频率与个人政策立场间具有中介作用。以核四案为例，政党取向虽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核四立场，但他们若看愈多核四新闻，将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并因此愈倾向赞成续建核四。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支持传统的媒体使用愈多效果愈大模式（increased-exposure-and-increased-effectmodel），只是此效果是透过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再进一步显现于受众政策立场的选择。

三、协助整合媒介效果研究。Price与Tewksbury（1997）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有助于统合媒介效果研究中，包括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甚至涵化等重要概念，但应用该模式的实征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以实例寻求与此模式对应的概念，并提供其实征基础，应有助于了解此重要模式的运作过程。另外，本研究也提出，原模式代表应用性的框架作用，与代表近用性的预设判准效应，在长期作用后，媒介主要框架也能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据此，本研究补充原模式中框架的角色，整合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关联，说明框架在应用性外，也可具备近用性作用。就现实层面的意涵而言，本研究结果指出，媒体是影响民意的重要机构，媒体框架一议题的型式，经长期积累，可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政策立场。而政府的政策若无民意奥援，则易因欠缺正当性而难以推动。以核四案而言，政府的反核四政策，不仅为在野党杯葛，也因媒体的报导而无法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支持续建之比例（81.5%）远大于反对者（18.5%），未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则反对者较多（59.3%）。另外，核四案媒体的报导似也未能符合民众需求。从另外半数受众对媒体报导进行自我选择的情况看，媒体对许多受众关切的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等问题都未充分讨论。一方面这虽与政府未作周延准备与民沟通，及各政党于政治角力有关，一方面也是媒体囿于新闻操作的窠臼，侧重政治冲突面的报导，才未能就此重要政策各种可能发展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逐一厘清。而民众在未被充分告知这些讯息情况下，不管是透过民调或公投，所表达的意见与较全面而理性思辨后的结果必然有段距离，这对公共政策形成的质量无可避免有负面影响。

欲提升新闻媒体作为民主社会公共论述平台的质量，新闻教育与实务工作者应共同深思传统新闻价值判断及新闻处理的适切性。而近年来兴起以公民关切层面为依，旨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讨论，以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公民新闻理念（publicorcivicjournalism）（Rosen,2000），则似指出一可行方向。

本研究未竟之处为，作者虽筛选出同样以主流平面媒体为主要新闻讯息来源的受众，以分析媒介框架与受众议题认知图像及立场的关联性，但此为受限于资源而实行的策略。若有足够资源，在分析一议题的新闻环境时，应了解受众吸收讯息型态纳入其它电子、平面或网络媒体，以观察阅听人所处多元而复杂的新闻环境中，议题面貌与其认知的互动。另外，有关受众框架与媒介框架集体层次上型态之不同，未来相关研究除应再探索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外，也应注意测量的问题，因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与问卷开放式问题的型式有关。由于此题设计目的是，在不引导受访者情况下，请对方就核四案表达看法。因此，受访者并未被要求针对核四任何次事件进行表述，可能因而使受访者倾向从自身需求与关切层面考虑核四。未来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时，若分析案例涵盖不同次事件，可考虑选取单一次事件，在指涉范畴一致的情况下，比较媒体与受访者对该次事件真实的建构，应更能掌握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对应关系。最后，受限于研究资源，本研究仅在核四案结束后，进行一次受众调查，因此，无法观察核四发展各时期，受众的核四认知及其核四政策立场是否有变化，也无法检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未来相关研究若能透过小样本多次调查法配合议题发展，搜集跨时期受众框架资料，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长期动态关系，以及此关系与受众相关评估的关联。

参考书目：

中华民国新闻局（2002）。英文版网站。TheRepublicofChinaYearbook-Taiwan2002.

臧国仁（1999）。《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

臧国仁、锺蔚文、黄懿慧（1997）。〈新闻媒体与公共关系（消息来源）互动：新闻框架理论的再省〉。

陈韬文等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页141-183。香港：胪锋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