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题的意识形态批判力

【摘要】人的思想是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源泉，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批判力量是中国现代化思想自觉的重要议题。这一方面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在思想基础上重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需要拷问哲学的使命与边界，使哲学更好地驾驭意识形态。正是由于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追问与诘难，我们才不得不再一次重返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现代形态里寻找哲学的边界和意识形态的新动力。中国现代化要自觉驾驭和掌握意识形态，必须让哲学重新朝向思想，从思想中汲取养分，转而为意识形态提供思想养料并保持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监护。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中国议题 意识形态 思想自觉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议题的重要不仅针对生产力结构的改变，而且直指五百多年来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主导地位。当今世界范围内，学术和人文思考都很难摆脱这两种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某种程度上，作为“现代人”，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业已成为一切价值、思想、社会交往的标准。如果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在中世纪曾经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将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比拟成现代社会的“上帝”也并非言过其实。中国议题关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但它是否就是现代主义的？中国人追求理性的生活和社会关系，但这是否可以与西方以工具理性、概念思维、逻辑抽象为内容的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与理性主义衍生的普世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尝试以一种创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现代认识的重构，这种认识的重构对西方哲学的作用将会像中国生产力对世界生产力格局的积极影响一样，为哲学的理论转向提供崭新的助力。

中国议题的现代性批判

今天的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规模、形式推进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共赢互惠的姿态，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合作与交流中，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呈现出五千年未有之局面。中国议题就是在特定时期，由于中国的特殊作用引发的一系列的中国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议题是指人们如何认识中国目前所发生的变化，如何认识中国变化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它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议题是如何立足今天中国的发展状态来认识中国，反思和矫正对中国的过时认识和固有观念，立足中国曾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变革，认识和洞察中国作为世界的新角色和新力量、中国文明和思想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中的新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审视，从历史的高度去审视，人们才能真正认识中国议题的性质与意义。中国人需要以主体态度和主体气魄研究中国议题和建构今天的中国观。①

“现代”是个颇多歧义的概念。从最初欧洲为了与黑暗的中世纪相区别，这个概念就承载了很多的期许，因而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展现的各种矛盾，构成了当下思想价值认识的种种挑战。一方面，人们不得不接受“现代”作为社会存在的重要模式;另一方面，人们无法摆脱对现代的怀疑，因为这种认识与他们曾经的价值追求相违背。对现代性本质的批判，已经成为重构对人的自由自主发展的前提条件，更是对“现代”重新理解的起点。

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是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以及这种需要的社会化为基础的。正是人类为了满足物质需要，在物质生产的历史演进、组织管理、科技创新等问题上进行不断思考与实践，才有了现代化过程的认识与追求。

现代社会一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首先，社会经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转换，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被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所改变。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改变了人类以往的农耕生活，新型的集居模式和以物质为起点的社会存在演绎着现代社会以及它所代表的生产力规模。一种代表了幸福自由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与代表了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信仰。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既符合人的自然属性，又通过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合作，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现代社会成为人现实存在的唯一平台，并承诺给予人们幸福的未来。围绕现代交往建立的各种工具、手段、方法和形式巩固着这种理论预设，构成对现代社会的普遍认知。同时，这些认知又成为支持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两个维度却无法使人们从现代社会的诸多挑战和危机中释怀，悲情和虚无并没有因此稀释或消减。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允诺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如它们对GDP增长的承诺一样兑现，所有人获得幸福的假设也并没有因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让人们感到更加真实。

作为一种世界潮流，现代化的展开必然会具有一些普遍性的特征，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要求，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的客观尺度。同时，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国情不同、对制度否定和重构的历史轨迹不同，也会使不同国家和民族实施现代化的路径有所差别。这些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也必将影响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走向和趋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无疑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但它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又是相互提示的。②

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被设定为“引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历史特征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的现代性，虽然具有自己的历史具体性，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性也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这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间性”。

由于中西现代化过程的时间错位，中国对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和深刻反思比西方国家要晚得多。当西方后现代主义送走了“主体性黄昏”而又面临自身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经过启蒙理性的批判进一步走到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的时候，现代性问题才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重要议题。这其中既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动，同时也反映了对“西方中心论”迷思的觉醒。当然，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构建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涉及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和中国现代文明的走向。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哲学意义的敏锐让我们对现代主义有了更为警觉的认识。如何通过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如何借用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观察、如果通过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的认识重构来把握、总结历史经验，为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现代化理论提供说明，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时代任务。

中国议题不只发生在“现代化”这个概念上，因为“现代化”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性”的问题。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现代性是一种伟大的解放力量，使人类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现代性存在着历史局限性，现代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让人们逐步意识到其理论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从而引发了种种理论冲突和现实矛盾，进而导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弱化。变化和发展是任何时代的自然生态，任何僵化、固化的文明进程都是愚昧和落后的，现代化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呈现形式。“现代”不是人类终极的目标，更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现代性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具体规划，是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把握。它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反对愚昧、迷信、权威、专制，追求理性、科学、自由、民主为特征和口号，曾经是时展的思想路标。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展开和现实化了的现代性，也是现代主义的实践指引和具体说明。

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批判力量是中国现代化思想自觉的重要议题。它既需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固化藩篱，在思想基础上重构意识形态;又需要拷问哲学的使命与边界，从而使哲学更好地守护思想、驾驭意识形态。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与哲学的追问、反思与诘难，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重返中国思想，从中国思想的现代形态里寻找哲学的边界和意识形态的新动力。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是中国人为了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和民族性，合理保持思想、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手段。人的思想是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源泉。中国现代化要自觉驾驭和掌握意识形态，必须让哲学重新朝向思想，从思想中汲取养分，进而为意识形态提供思想养料并保持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监护。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以这样的审慎态度才能走出一条以中国文明和思想为基础、开放包容借鉴西方文化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中国议题的思想回归

中国崛起的理论阐释与理性主义的理论事实是背离的，不论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哲学的视角来审视都是如此。这就让源于中国崛起的中国议题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论土壤，在其理论基点上形成了与西方中心论的“背离”。当然，用“背离”的说法本身就是对意识形态化的、虚假的“西方中心论”话语的依附，似乎理性主义所代表的才是“正统”，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只是“另类”。中国议题应审慎对待这样的理论陷阱，它需要以世界文明和思想多元的事实，提出独立的、完整的、作用于世界文明和思想多元发展的中国现代思想。中国独特的文明和思想就是这种多元性的有力论据，中国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延展出它的思想意蕴。

哲学一开始就关注思想的源发性，表现出对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求知欲望。人既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动物性表现在对食物与生存的需要，社会性表现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及管理自己的社会存在。知识的获取与理智能力的提升是社会性得到发展的手段，哲学则是探索和研究理智能力的学问体系。哲学能更好地服务人的思想的发展，为人的思想进行健康的精神活动提供智力支撑。人对存在的要求是否就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叠加？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缺乏“活泼”的精神活动，人类文明就变得呆滞而迟缓，人的现实存在就变得单薄而片面。因此，哲学如何展开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服务于思想，鼓励健康的精神活动，就成为对哲学进行现代批判的主要目的。

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是为人提供理论服务的学术体系。它以人的社会实践和实践衍生出的精神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即是以思想作为对象不断进行能动认识的理论体系。由于受到科学标准对学术研究的普遍影响，哲学在苏格拉底时期就将自己局限在自然科学的标准之内，结果是自己的形而上学化，并与人的现实存在渐行渐远。哲学之所以会成为神学或意识形态的婢女，就是因为哲学将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现实世界的唯一方法，专注于寻找真理和上帝意义的绝对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和理性主义遮蔽了人，哲学被彻底异化，它不再以人的实践所衍生的精神存在作为研究对象。哲学必须将自己的视域复归于实践的人，也就是将服务的对象复归于人的思想，这样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③

当前主流的哲学形态是以西方哲学传统为内涵的，因而并不能称其为世界哲学，不能服务于全球化的世界，它只是通往世界哲学的一条路径。中国的崛起让这样的困局显得更加尖锐。在中国议题的视域里进行哲学反思就是要弥补这种哲学的缺陷，因为中国思想本身就是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它的存在说明了哲学必须重新认识自己。哲学的反思是对人的主体性如何发挥作用的反思，哲学的反思是为了将自己复归到对思想的服务，思想反映的是人的精神存在对现实世界所提出的要求。只有让哲学回归到思想，专注服务于思想的发展，哲学的作用才能重新确立。

哲学的形而上学或者意识形态转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哲学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中国议题的作用就是要重新掌握这样的能力，而且是以革命的魄力对哲学进行彻底改造。马克思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或许中国议题在哲学的批判中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哲学如何能够从彼岸回到此岸，中国议题对其提出的批判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中国道路孕育、阐发和代表的是中国思想的精髓。要成就中国的现代哲学就必须经过对中国思想的哲学反思。人的思想在现代社会里曾经被悬置，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和解放，思想才可以再次得到传播和发展，人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保证。简言之，哲学的反思就是要重新找到人在精神世界的位置，发挥人的实践作用，让思想取代对意识形态的盲目追随，让思想成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

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意识形态化的理性主义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普遍形式，中国议题将是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去意识形态化的动力和平台，是世界思想得以发展的新起点。这包括通过用“道”的认识消解宗教的意识形态，通过对“易”的掌握消解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以“象”来确立新的世界观的认识基础，通过“史”来挖掘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主体性，避免人类陷入短视和碎片化的、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观，通过重构“行”的理论来挖掘社会现实与精神世界的联动关系，不论以往不断的意识形态化是因为人的软弱还是人的视域被遮蔽。④意识形态将在思想自觉的环境里被批判和否定。对世界来说，这就是中国崛起为它做出的哲学贡献。

哲学的回归首先是人面向思想的回归，也就是摆脱抽象思辨、摆脱概念和逻辑思维，让形而上学无法统摄哲学，让实践与哲学重新建立关系，让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保证。哲学的回归可以从“象”的认识学体系中找到依据。在“象”的认识学基础上，世界不再是普遍的、理论不再是教条和僵化的、人不再是抽象和虚无的。在“象”的认识形式面前，人必然是能动的和具备主体性的。这样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桎梏。同样，“象”的认识是对变动世界的认识，它不是一般的变动，而是根据“易”所统摄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含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也包容着不为客观规律所支配的“偶然性”。哲学长时期被捆绑在不变和永恒的探索里，必须重新学习如何从变化和转换中寻找规律，让自身更多地包容能动性的实践存在，这是哲学与人再次建立联系的重要基点。当哲学能够重新与人结合，“行”自然就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对人的认识必然是以对实践和存在的认识为基础，对“行”缺乏全面研究的哲学不可能是现实意义的哲学，也不可能是为人的思想提供服务的哲学。

中国议题在这里实现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融合，是中国思想和它所包容的哲学成功作用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结果。只有对思想的掌握才是对人的主体存在的掌握。思想是主体性的呈现，就如同信仰是人展现其价值的重要手段。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就是凭借对“道”的承诺指出自己对信仰的坚持，将自己的思想全面呈现。同样，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历史作为思想的素材库，将哲学的探讨摆放到历史中进行时，就是要将人们的精神活动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更紧密地结合，让文明与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说明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内涵。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内容，对“史”的研究就是要说明其中的意蕴，而中国议题就是这种思想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延续。

思想构成人、社会、文明的核心和生命元素。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对象和内容。思想是否被关注，与人们对哲学研究的积极性密切相关。思想一旦不再是哲学关注的领域，人的精神世界就会受到漠视、抵制和控制，哲学和理性就会越来越抽象化、概念化和理念化。在历史演化进程中，人类的精神世界不断受到资本、权力、利益、宗教的主导、控制、宰制，从而沦为它们的附庸和代言人，失去哲学批判的本性和彻底性，从而演化成政治意识形态、资本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谱系已经僭越了人的思想空间，构成精神活动的主要内容，它占据了人们的思考，僭越了作为社会行为标准的伦理道德，改写了哲学研究的规程，让哲学退却、退步、退守。

哲学不再是人类思想王冠上的明珠。脱离了哲学指导的人文精神是否更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奴隶，是哲学必须反思的议题。对哲学的批判已经是哲学研究的主流，但社会对意识形态的觉醒还只是处在早春。哲学只有进一步展开自我批判和自身使命地省察，才能有所突破，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思想的现代重建只能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哲学的反思，中国议题就是这样的批判和反思的具体内容和现实实践。哲学的反思必须与对历史和传统的反思紧密结合，这样的要求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尤为重要。中国人对历史的依赖以及对文明的重视，是对此最好的证明⑤，这也将是中国议题哲学诠释的最佳例证。

中国议题催生思想自觉

中国思想曾经受到极大的质疑，这种质疑在特定的环境里自然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质疑并不否认其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更何况这种质疑或许只是西方强势话语对中国思想的偏见。就质疑的角度而言，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下风行的西方普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因为表面看来，它是西方现代社会成功发展的重要论据之一。其次，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尤其是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以及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现实上也是这种探索的延续，成果虽然不一样，但它还没有时间建立足够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抵御这种质疑。由此，以经济建设的成就来判断中国如何为世界思想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似乎显得为时尚早。

中国思想受到的质疑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澄清。中国的经济成就是重要的论据，但却不足以完成任务。“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理论的出现，说明中国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它们为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提供了理论说明，成为对中国传统思想质疑的有力驳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它的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文明进程中重要性的日益显现，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必然得到更为深刻的澄明。当前，中国思想的现代研究依然处于初步阶段，它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中国思想的现代和世界意义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和视域里被阐述和证明。

中国议题是对此进行研究的专设议题，它对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有其特殊的理论预设，这种预设能否实现有赖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全球化所产生的人文作用，以及西方意识形态自身的生命力。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以想象中国思想在这个世界可能产生的作用。全球化推动了中国议题的思想活力。当今的世界已经不是那个受制于地理局限、文化隔离、意识孤立的世界，知识和理论都必须重新接受全球化的检验。如果世界文明上一次的范式转移可以用“地理大发现”作为里程碑，那么正在进行中的“思想大发现”或许是推动另一次范式转移的断裂点;人的思想发现之旅显然比新大陆更具挑战性和多样性，中国议题代表的将是这个新发现的关键部分，它所蕴含的思想资源和新科学必将改变孤独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现代意识形态。

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中国议题能否成为西方哲学再一次范式转移的起点，将成为人们研究的时代课题。就像马克思的研究历程一样，他无法不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甚至人类学结合到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里，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哲学理论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中国议题，马克思的研究历程是重要的参照。将中国的经验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作为基础，吸收苏联的经验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对西方成功发展经验的批判继承，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发展的道路，逐步衍生出一种新型的发展理论。这样的新兴发展理论在与西方的发展经验进行激烈辩论之后，将产生更具世界意义的哲学理论，为人类的持续发展提供指引，为将要发生的范式转换提供动力。

哲学的转向曾经是意识形态得以自由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源头。哲学的批判能否成功，衡量的重要标准就是人们能否掌握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能否让意识形态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将曾经因为哲学的软弱而出现的意识形态转向复归到恰当的哲学与思想的关系上。

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争妍斗丽正是世界文明孕育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它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独大的状况，也预示了多元文明将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世界文明得以繁荣的基础。一种文明的出现必然是以其主体族群的能动性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文明需要人文思想在主体族群中先期产生，这提醒了我们世界文明只能在世界族群诞生后才可能出现。自认为是世界文明的普世价值显然不符合这种标准，它只能是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世界思想需要的是“世界人”而不是“现代人”。中华文明就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成长中诞生的。同样，西方文明也是在希腊文明的基础上经历各个族群之间斗争和历练的结果。从全球化已经展现的成果来看，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促使变化不断发生，这样的变化或许会让认知这个世界的标准和价值追求全面改变。曾经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以科技和现代经济的发展唤醒了人文相对保守的中华文明，而这次是高速崛起的中国以崭新的思想让西方发达国家反思西方与世界的关系，进而对约束西方哲学解放的意识形态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人类将在这种批判中找到追求幸福的理论提示。

中国议题不只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不是因为中国议题有任何优越性，只是由于中国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议题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含义，它更是哲学的，而且要说明中国思想。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不断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追求，理性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认知取向，资本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积极能动的意义，让人们在克服物质资源匮乏的过程中建立了自信，科学在此扮演着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角色，一切看来似乎都如此完美。然而，中国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这种看似完美的理论预设不仅有其积极的层面，也有其消极的层面。意识形态不断阻碍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考察，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就是这种消极层面的展现。中国议题也有其两面性，问题是如何掌握它。这就需要人的能动性，就好像尼采的给力意志⑥，将人从虚无主义的软弱中拯救出来。

人类文明是人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有机结果，人的思想是社会和现实世界实践过程的精神产物。人的思想创造需要哲学以及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历史为这样的经验提供了储备，人的思想成为存在的精神反映。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而是整个人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醒人们一个历史阶段必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做准备，或许中国议题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为下一个时期所做的准备。

不论是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国目前所处的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影响也将持续推动世界格局的演变。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六十多年前启动的民族复兴，还没有完成一百多年前启动的新文化建设，中国正处于继续以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来改变历史和国家文明的进程中。以世界历史发展轨迹作为参照，冷战时期倡议的两种不同世界观，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经济阵营作为基本结构的世界格局将继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带来的思想价值层面的意义，让曾经被两极和单极垄断的局面逐渐瓦解，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正从经济霸权和政治军事霸权的溃败中茁壮成长。如果西方社会曾被后现代哲学家形容为一种碎片化和需要从解构的角度去认识的存在，那么这股对世界进行多元化改造的精神将借助实践的能量重拾碎片，让其“破镜重圆”，并以一种崭新的启蒙魄力去重构社会的共识。《易经》的“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文明必将在中国思想的自觉、自信、自强中生生不息，为人类继续创造幸福生活而茁壮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①于品海：“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人民论坛》，2014年12月中期，第62页。

②[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47页。

④“道、易、象、史、行”是作者在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自觉》中提出的中国哲学体系，作者认为以这个哲学体系来研究中国思想能够有效掌握中国思想的整体和历史发展。

⑤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⑥尼采的哲学通常被放置到“超人”的概念框架里，而这个概念框架是以他对人的存在能动性作为基础，他称呼这种能动性为“The Will to Power”（德语：Der Willezur Macht）。陈鼓应老师将其译为“冲创意志”，而早期一些国内学者将其译为“权力意志”，也有一些人将其译为“强力意志”。对于另外两种译法，陈鼓应认为都不妥，前者甚至是错误的，是对尼采原意的“莫大的曲解”，可能是将尼采和希特勒的思想混为一谈的根源;而后者也可能带来误导。我原认为“强力意志”的翻译还可以，但拜读过陈老师的著作后，也发现这种翻译的误导性。“冲创意志”的译法有些拗口，而且隐含着一种价值取向。从近年的网络流行语“给力”一词中吸取灵感，我认为如果译为“给力意志”可能更为贴切和朴实，更容易在年轻人中传播，也回避了价值取向，更能还原尼采的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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