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环境与和平崛起策论

超越战争：反战但绝不惧战，求和但绝不苟和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我们面临空前的外部压力，甚至是战争的挑衅

和平不是想当然的，和平只留给有准备的国家。我们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图谋，审慎处理好对美关系，做好a必要准备，反战但绝不惧战

打破日本的战略误判和错觉，在问题上决不退让，求和但绝不苟和

2012年以来，我国国家安全形势空前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菲“黄岩岛之争”尚未平息，中日“争端”又进一步加剧；美国国会高票通过国防授权法案，高调表明美日安保适用。早已习惯于和平环境的中国人突然感到战争幽灵的迫近，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似乎突然面临空前的战争压力。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战争与和平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如何？中国该如何超越战争而实现和平崛起呢？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回答上述问题。

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充斥着国际关系史的太多时间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状态，其中，战争状态时间似乎更长。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世界战争史，战争充斥着国际关系史的太多时间。所以，有人甚至认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中场休息”。例如，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国际社会冲突的最高体现，而且这一冲突只能由战争来了结。”出于对人类理性的悲观看法，克劳塞维茨对人类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并不总是诉诸战争以获得或推进某个政治目标，但是它们却总是面临战争的危险，因为国际环境总是变化莫测，国家之间绝对的力量均衡很难建立。因此，克劳塞维茨认为，两个武装敌对的国家之间所出现的和平，不能以均势原则来解释，唯一的解释是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行动时机，“和平只不过是战争的暂时缺失”。

如果有人问：“你喜欢战争吗？”我想大多数理性人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反战、厌战、求和平似乎应是共同人性。但实际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些时候，有些国家的人们甚至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他们认为战争可以磨砺民族的意志，战争可以使国家变得强大。

例如，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就是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对外战争，快速崛起为身居亚洲的“西方国家”。1894年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中国，获得天价的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白银造就了工业化的日本；1904年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诸多特权，跻身西方强国之列；1914年通过对德国宣战，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壮大了日本实力；1931年又通过炮制“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因此，在“二战”以前，包括许多普通日本人在内都觉得战争是个好东西，每打一仗国家就能强大一次，这很可能是日本国内至今始终有一股军国主义狂热的原因，其国内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绝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拨”。

这也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永久和平计划》中所写道的：“统治者总是贪得无厌，扩张领土和集权统治的欲望不断刺激着他们的野心，而民众被异化，歇斯底里地为统治者的征服与战争贡献财力和人力，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因此带来的痛苦，统治者的贪婪和民众的异化是相辅相成的。” 今天，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日本国内民众的这种“异化”。例如，据最新的日本媒体民调数据显示，约有六成的日本民众支持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是非常少见的，不能不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

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中国周边诸多不稳定因素能量集中释放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周边地缘安全问题突出；其二，海洋战略环境恶劣。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源于近代以来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这个演变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东亚“朝贡体系”崩溃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激烈动荡、激烈抗争的阶段，古老的中国终于突破西方的围堵，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重塑了东亚地缘战略环境结构；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91年冷战结束，这是一个调整的阶段，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努力调整其国际角色，较好地适应了美苏争霸的地缘战略环境，并在剧变之时成功转型生存下来；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至2030年左右，这是中国努力突破西方新的一轮围堵，实现和平崛起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将呈现从动荡渐趋于稳定的特点。当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的“时间中值”位置，也即由不稳定趋向稳定的时间节点上。这个节点在宏观上表现为当前中国和平崛起进程遭遇现存国际体系的空前挑战，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中国周边诸多不稳定因素能量的集中释放，周边安全问题频发。

从区域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周边地缘不稳定因素主要分布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等四个次区域，形成环绕中国的“地缘不稳定圈”。在这个圈内，又有众多的双边与多边因素，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其它中小国家。特殊的地缘特点与历史遗留问题决定了中国周边安全与争端呈现出范围广、多发性、复杂性等特点。此外，冷战后世界还出现了五条“地缘冲突带”：东欧与巴尔干半岛、中东、中亚、印巴地区以及亚太的第一岛链。其中，后四条冲突带都与中国的周边地缘安全息息相关，是危及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的蛰伏地带，与中国有较大利害关系的邻国多位于这些“地缘冲突带”上。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的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等是关键点。这些国家（地区）要么和我国有领土、领海纠纷，要么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而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在过去，这些矛盾基本属于双边性质，而在当前的特定时期，这四个次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却产生了“联动效应”： 要么不发生，要么是同时或连续发生并呈逐一蔓延之势，导致中国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到处冒烟”，而使得我国疲于应对，四处出击，战略安全处境较为被动。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当前我国所处的海洋战略环境。

中国以龙自诩，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称，龙本应属于海洋，但却搁浅于黄土高坡。近现代以来，中国饱受海洋屈辱，陷于某种战略困境与尴尬境地。这主要表现为：一、海权弱小，对海洋问题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严重不相称；二、海洋权益争端频发，任何国家似乎都敢欺负中国、挑衅中国，中国似乎总陷于被动应付、消极防御的状态。

造成这种尴尬的海洋战略困境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

从外部客观因素来看：第一，在当今世界大国中，中国的海洋地缘环境最为恶劣。美国最好，它不受阻隔地直接面对三个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大洋战略通道顺畅；其次是俄罗斯，直接面对两大洋（太平洋和北冰洋）；而中国仅一面向洋（太平洋），但却阻隔着许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可谓“有海无洋”。第二，历史遗留问题众多，矛盾涉及面广。且不说台湾当前还孤悬海外，成为我国东部海权的缺口；在东海，我国与日本有争端；在黄海，与韩国有苏岩礁争议；在南海，与多个国家存在岛礁争议；而且，这些岛礁争议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三，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体系的压力。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崛起的节奏“被加快”了，由此导致国际体系的压力也空前增加。

从内部主观因素来看：第一，我国整体海洋意识比较薄弱，海权观念淡薄。受传统的陆权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明清以来数百年的闭关锁国，我国国民对海洋生疏了，在许多中国人意识中，老觉得海洋离我们很远，海南三亚就已是“天涯海角”，殊不知我们还有遥远的曾母暗沙。海洋意识的薄弱，导致我们对海权的忽视，对海权的忽视又使得我们对海洋管控能力建设（比如海军建设）重视不够，而这是致命的。第二，某些战略时机没能很好地抓住。由于我国缺乏系统的海洋大战略，加上陆权思想严重，致使我国失去了某些战略良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目前的海洋困境。例如，在问题上，我们曾有机会利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造成的我国战略主动与优势，以当时日本当局在建交问题上有求于我的态势，适时提出归还我国的问题，如再辅以我国为了中日人民的长期友好而主动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款相交换，笔者认为1972年是解决问题的绝佳机会。又如，在南沙岛礁问题上，我国也有三次战略良机解决与越南的岛礁问题。这三次时机分别是1974年、1979年和1988年。第一次时机是指我们可挟“西沙海战”胜利之余威，南下收复南沙诸礁；第二次时机是我们可利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机，收回南沙；第三次时机是我们应适时扩大314海战的战果，狠击越南的挑衅气焰，多收回几个被侵占的岛礁。

关于中国的应对：反战但绝不惧战，求和但绝不苟和

当前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对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空前的外部压力，甚至是战争的压力。如何才能超越战争并突破困境呢？笔者认为，要“知彼知己”，努力做到三点：（一）看清美国，处理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反战但绝不惧战。（二）看透日本，可适度“矫枉过正”，求和但绝不苟和。（三）突破海洋战略困境，构建海洋强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才能真正赢得战略机遇期，实现和平崛起。

（一）看清美国是影响我国当前国家安全环境的最关键因素。

近年来，奉行“重返亚洲”战略的美国，把遏制中国过快崛起、管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作为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为此，美国首先大力破坏中国在东亚的地缘安全格局，“定向引爆”处在第一岛链上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并与这些国家“借美抑华”形成正向互动。因此，当中日、中韩、朝韩、中菲之间出现双边问题时，我们总会看到美国的身影。其次，拉拢印度、越南、缅甸，破坏中国的战略能源通道，阻断中国能源供应。利用与中国有领土与领海争端的背景，把印度、越南变成扼守中国能源战略通道的关键点。对缅甸政府软硬兼施，打破中国既定能源战略。2011年的“密松水电站事件”和近期的“克钦族事件”等都是信号。第三，破坏中国周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削弱中国地缘经济影响力。目前中日关系的“政冷经冷”局面也可看作是美国这个战略图谋的结果，此外TPP谈判也是一个手段。

另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可谓世界上最大的战争始作俑国，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都是美国的“杰作”。美国之所以如此好战，除了外部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那就是其国内存在一个影响巨大的军工利益复合体。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利益集团，包括各级政客、军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民间智库等。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统计，每10亿美元的军火消费，就可以创造约1万个就业机会，所以军工产业对美国经济举足轻重，其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超过23%，这在西方国家中是最高的。而军工产品属于“终极产品”，不像其他工业产品那样可以转化，它们只有被战争“消费”时，才能实现其价值。这样的宏观经济结构，就决定了美国有“好战”的经济利益动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是导致当前我国介入战争的最大因素。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揭露、反对美国的战争图谋，但同时不要惧怕战争，而要做好战争准备，包括心理准备，要克服长期和平的麻痹思想，不要以为和平就是理所应该的，是轻而易举的。

（二）我们还要看透此次日本政府“购岛行为”背后的因素。

除了上述美国战略介入背景外，日本政府本身的“战略误判”或“错觉”也是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我们在问题上的某些政策失误，才导致日本政府的“误判”或“错觉”。当年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指导方针，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国情与世情的。但后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时，片面重视了“韬光养晦”，而忽略了“有所作为”，在问题上过于消极、被动，以为不主动出击，不去惹事，就可以保持和平，争取发展时间。但客观上来说，虽然争取了一些时间，但后遗症很大，最大的后遗症就是让日本人觉得长期实际控制是“很自然”的，是“合理的”，久而久之他们就产生了没有争议的错觉，这是很危险的。这有些类似日本对待侵华历史问题。尽管近代以来日本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宽容的中国人民为了中日人民的长期友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可是，我们对日本人的宽厚仁慈，换来的却是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错觉，就像2012年日本名古屋市市长居然认为“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原因是因为当年中国人友好善待其作为战俘的爷爷，他没法理解中国人居然能够善待犯下滔天罪行的对手，因此他认为“历史有问题”。所以，目前在问题上，我们要吸取教训，求和但绝不苟和，必须采取“矫枉过正”政策，坚决主张完全归我，否则根本就回不到“中线”——承认问题有争议。

（三）中国应努力突破海洋战略困境，构建海洋强国。

首先，发挥国民在维护海洋权益中的作用。从现代外交实践来看，民间力量在国际争端中有时可以起到官方政府起不到的特殊作用。海洋权益争端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考虑对有争议的海洋国土采用官民结合的办法来诉争和维护。例如，可以考虑借鉴“希望工程”、“爱心工程”，设立“南沙工程”，充分发挥民间爱国力量，由民间捐款“认养”南沙的一些无人岛礁，并以各地名称冠名。比如，北京人认养的可以叫“北京礁”，广州人认养的可以叫“广州礁”。各地可定期组织捐款的国民到这些岛礁进行海洋环保活动或海洋科学考察。这种民间的维权活动方式符合当今世界通行的NGO参与国际事务方式，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而且，这种维权方式还可以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给民间的爱国之情找到寄托之处。

其次，大力培育海权，进一步加强海军建设。我们要建设远洋海军，未来中国海军的作战半径至少应扩大到第一岛链之外。我们要明确告诉外部世界：第一岛链不能是封锁中国的岛链，而是中国保卫东部国土安全的第一防线。因为东部国土集中了中国60%以上的财富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未来中国海军将经常在第一岛链附近活动，得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适应这个事实，不要老是惊呼“中国海军又一次穿过第一岛链了”！这不仅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需要。只有中国海军实力达到与其国力相称的地步，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想挑衅，不想打仗，但我们要有打大仗的实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只有当我国海军拥有绝对的优势时，与我国有争端的国家才不会冒险挑衅，如果优势不明显，则会激发他们军备竞赛的野心，试图靠购买几艘军舰的办法来挑战我国，继续侵占甚至扩大侵占我国的海洋国土，那样战争的可能性倒是增加了。

总之，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我们面临空前的外部压力，甚至是战争的挑衅。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要处理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和平不是想当然的，和平只留给有准备的国家。我们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图谋，审慎处理好对美关系，做好必要准备，反战但绝不惧战；打破日本的战略误判和错觉，在问题上决不退让，求和但绝不苟和。未来几年，中国仍将面临空前的周边安全压力，这种压力将一直持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中国已强大到“难以打倒”时才会自动消失，从而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主任、教授、博导）

责编/刘建 边文锋 美编/李祥峰